第二十五章 孔 子

    贤智则过，愚不肖则不及，强为貌似，则又成为乡原，三者皆病，乃取其微偏者而救正焉。

    《论语·子路》：“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

    世人徒执后世乡原之儒者以病孔子，不知孔子固于此反复明辩，不容伪儒之矫饰也。论德之本曰“中”，论道之用曰“恕”，《周书》始言“恕”。

    《逸周书·程典篇》：“慎德必躬恕，恕以明德。”

    而未详言其法，至孔子始推演之，以为终身可行之道。

    《论语·卫灵公》：“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对于子臣弟友、上下左右，一以恕待之。

    《中庸》：“子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

    《大学》：“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絜矩之道。”

    盖人类之相处，最难各得其平。处处以责人之心责己，则平心静气。于人毫无怨望，而人之对我亦必出于和平，充其功效，岂惟一人可行于世，使举世行之，则举世之战争、奋斗、猜疑、欺诈，种种不德皆可蠲除，而全体之人类，咸相安而遂其生矣。曾子之告其门人，谓忠恕则一贯。

    《论语·里仁》：“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盖孔子所知所行，无不本于此，故以“而已矣”三字决之，明忠恕之外，无他道也。为人谋而不忠，亦由待人不恕。故曾子论一贯，犹兼言忠恕；孔子论终身可行之道，惟举一恕字，以恕可以赅忠也。忠恕之事，属行不属知，子贡问行，而孔子答以施；行与施皆指事为，非指一人独居讲学也。从来学者解释恕字，未有以为属于知识者，近人好为异论，乃以恕为推知。

    《订孔下》（章炳麟）：“心能推度曰恕，周以察物曰忠。故夫闻一以知十，举一隅而以三隅反者，恕之事也。夫彼是之辨，正处、正色、正味之位，其候度诚未可壹也。守恕者，善比类。诚令比类可以遍知者，是絜矩可以审方圆，物情之纷，非若方圆可以量度也。故用矩者困，而务比类者疑。周以察物，举其征符，而辨其骨理者，忠之事也。故疏通知远者恕，文理密察者忠。身观焉，忠也；方不障，恕也。上者寂焉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无有远近幽深，遂知来物，中之方人用法，察迩言也。下者至于原本山川，极命草木，合契比律，审曲面埶，莫不依是。《三朝记》：哀公欲学《小辨》，孔子对以力、忠、信。云：‘知忠必知中，知中必知恕，知恕必知外。内思毕心曰知中，中以应实曰知恕，内恕外度曰知外。’此言以忠恕为学，则无所不辨也。周以察物，疑其碎矣。物虽小别，非无会通。内思必心者，由异而观其同也。”

    夫闻一知十，举一反三，属于知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属于行为。二者各有分际，不可混为一谈。《大戴记·小辨篇》虽言忠有九知，然其上文明言行为：

    《小辩》：“明忠信之备而又能行之，则可立待也。君朝而行忠信，百官承事，忠满于中而发于外，刑于民而放于四海，天下其孰能患之？”“丘言之，君发之于朝，行之于国，一国之人莫不知，何一之强避？丘闻之，忠有九知。知忠必知中，知中必知恕，知恕必知外，知外必知德，知德必知政，知政必知官，知官必知事，知事必知患，知息必知备。若动而无备，患而弗知，死亡而不知，安与知忠信！内思毕心曰知中，中以应实曰知恕，内恕外度曰知外，外内参意曰知德，德以柔政曰知政，正义辨方曰知官，官治物则曰知事，事戒不虞曰知备，毋患曰乐，乐义曰终。”

    所谓明忠信之备者，知也；而又能行之者，行也。朝而行忠信，发之于朝，行之于国者，皆行也。徒明忠信而不行，得谓之忠信乎？知中、知恕、知外、知德、知政、知官、知事、知患、知备九者，皆须实行，故曰“动而无备，患而弗知，安与知忠信”？试思备患恃知乎？抑持行乎？章氏偏重知识，匪惟误解《论语》，抑亦误解《戴记》，断章取义，贻误后人，匪浅鲜也。

    孔子论治之书，以《春秋》为主，而《春秋》之学，为最难讲，当时门弟子已不能赞一辞。

    《史记·孔子世家》：“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

    孟子则推其惧乱贼之功：

    《孟子·滕文公》：“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庄子则称其为先王之志：

    《庄子·齐物论》：“《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

    班固则谓口受弟子，弟子退而异言。

    《汉书·艺文志》：“仲尼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藉朝聘以正礼乐。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皆形于传，是以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邹》《夹》之《传》。”

    自汉以来，三《传》传而《邹》《夹》不传。

    《汉书·艺文志》：“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于学官，邹氏无师，夹氏未有书。”

    于是说《春秋》者，各依传以为说，讫无定论。

    《春秋穀梁传序》（范宁）：“《春秋》之传有三，而为《经》之旨则一。臧否不同，褒贬殊致。盖九流分而微言隐，异端作而大义乖。《左传》以鬻拳兵谏为爱君，文公纳币为用礼。《穀梁》以卫辄拒父为尊祖，不纳子纠为内恶。《公羊》以祭仲废君为行权，妾母称夫人为合正。以兵谏为爱君，是人主可得而胁也。以纳币为用礼，是居丧可得而婚也。以拒父为尊祖，是为子可得而叛也。以不纳子纠为内恶，是仇仇可得而容也。以废君为行权，是神器可得而窥也；以妾母为夫人，是嫡庶可得而齐也。若此之类，伤教害义，不可强通者也。凡传以通经为主，经以必当为理。夫至当无二，而三传殊说，庸得不弃其所滞，择善而从乎！既不俱当，则固容俱失；若至言幽绝，择善靡从，庸得不并舍以求宗，据理以通经乎！……而汉兴以来，瑰望硕儒，各信所习，是非纷错，准裁靡定，故有父子异同之论，石渠分争之说。废兴由于好恶，盛衰继之辩讷，斯盖非通方之至理，诚君子之所叹息也！”

    大抵孔子当时属辞比事，自有其详细解释。今所存之经文，特其辞之大纲。而其详细解释者，不可得见。三《传》所传，各有其微言大义，亦有各安其意以成口说者，不能尽以为得孔子之意，亦不能尽以为非孔子之意也。

    《春秋》之义，在正名分，寓褒贬，其影响所及，有非他书可比者。观皮锡瑞之《春秋通论》可见：

    或曰：孟子言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何以《春秋》之后，乱臣贼子不绝于世？然则孔子作《春秋》之功安在？孟子之言，殆不足信乎？曰：孔子成《春秋》，不能使后世无乱臣贼子，而能使乱臣贼子不能全无所惧。自《春秋》大义昭著，人人有一《春秋》之义在其胸中，皆知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虽极凶悖之徒，亦有魂梦不安之隐；虽极饰辞巧说，以为涂人耳目之计，而耳目仍不能涂，邪说虽横，不足以蔽《春秋》大义。乱贼既惧当时义士声罪致讨，又惧后世史官据事直书，如王莽者，多方掩饰，穷极诈伪，以盖其篡弑者也；如曹丕、司马炎者，妄托禅让，褒封先代，篡而未敢弑者也；如萧衍者，已行篡弑，旋知愧憾，深悔为人所误者也；如朱温者，公行篡弑，犹畏人言，归罪于人以自解者也。他如王敦、桓温谋篡多年，而至死不敢；曹操、司马懿及身不篡，而留待子孙。凡此等固由人有天良，未尽泯灭，亦由《春秋》之义深入人心。故或迟之久而后发；或迟之又久而卒不敢发；即或冒然一逞，犯天下之不韪，终不能坦怀而自安。如萧衍见吴均作史，书其助萧道成篡逆，遂怒而摈吴均；燕王棣使方孝孺草诏，孝孺大书“燕贼篡位”，遂怒而族灭孝孺。其怒也，即其惧也，盖虽不惧国法，而不能不惧公论也。

    盖《春秋》之义，亦至难言，后世所执者，仅得其半，而尤严于乱臣。若以《左传凡例》论，则君臣相对，《春秋》未尝不责无道之君。

    《左传》宣公四年：“凡弑君称君，君无道也；称臣，臣之罪也。”杜预《释例》曰：“天生民而树之君，使司牧之，群物所以系命。若高亢自肆，群下绝望，情义圮隔，是谓路人，非君臣也。人心苟离，则位号虽有，无以自固。故《传例》曰：‘弑君称君，君无道；称臣，臣之罪。’称君者，唯书君命，而称国人以弑，众之所共绝也。”

    孔子对齐景公以君臣并言：

    《论语·颜渊》：“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又以忠、礼并举：

    《论语·八佾》：“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初非专责人臣也。又凡《春秋》褒贬之志，止以当时之事为断，而言外尚有微旨。如《公羊》家张三世之说，则借事明义，正以寓其理想，亦非专于事实也。

    《公羊传》隐公元年《解诂》曰：“于所传闻之世，见治起于衰乱之中，用心尚麄觕，故内其国而外诸夏，先详内而后治外。于所闻之世，见治升平，内诸夏而外夷狄。至所见之世，著治太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

    何氏之说，虽止一家之言，然与《礼记·礼运》之言大同者颇合，

    《礼运》：“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

    《礼运》正论历史事实，故由大同降而小康；《春秋》悬想文明世界，故由升平而至太平。顺逆虽殊，其为孔子所怀抱之宗旨一也。若专限于事实，则禄去公室，政逮大夫，陪臣执国命，每况愈下，尚何升平、太平可言哉！

    孔子理想之广大，随在可见。《论语》及《易》之言教育，皆其不分族类，不分疆域之证也。

    《论语·卫灵公》：“子曰：有教无类。”《易·临卦》：“象曰：君子以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

    而《中庸》之言化育，则尤进于是。

    《中庸》：“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教育之功，至于尽物性，参天地，则不独为一时一世之人群谋矣。极巨之效，由极简之法而生。所谓宇宙内事，皆性分内事也。吾国古代圣人之思想，常思以人力造天地，其功既见于此数千年之大国，而其义犹未罄万一。后人准此而行，则所谓范围天地，曲成万物者，无不可以实现，正不必以国家人类为界，而区区于知识技能，以为教育之大事者，抑又不足深论矣！

    古代学校，各有祀典。

    《礼记·文王世子》：“凡学，春官释奠于其先师，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学者，必释奠于先圣先师。”郑玄曰：“先圣周公若孔子。”

    郑氏举孔子为例，盖就汉以后而言，汉以前未祀孔子也。历代帝王之祀孔子者，自汉高祖始。

    《史记·孔子世家》：“高皇帝过鲁，以太牢祠焉。”

    《汉书·高帝纪》：“十二年十一月，行自淮南，还。过鲁，以太牢祠孔子。”

    而学校祀孔，自明帝始。

    《后汉书·礼仪志》：“永平二年……养三老五更于辟雍；郡、县、道行乡饮酒礼于学校，皆祀圣师周公、孔子。”

    然孔子与周公并祀，非特祀也。唐、宋以降，渐次尊崇，礼等帝王，制亦数易。

    《文献通考》：“唐制，国子学立周公、孔子庙各一所，四时致祭。其释奠之礼，初以周公为先圣，孔子配享。贞观二年，停祭周公，升孔子为先圣，以颜回配。开元二十年，追谥‘文宣王’，改西坐像为南面。诏曰：‘昔周公南面，夫子西坐，今位既有殊，岂宜依旧？’其两京国子监及天下诸州，夫子南面坐，十哲等东西行列侍。”

    《续通考》：“宋太宗追谥孔子曰‘先圣文宣王’，真宗时改谥‘至圣’，元武宗加封‘大成至圣文宣王’，明世宗嘉靖九年，改称‘至圣先师’，易塑像为木主。”

    盖自汉以来，虽已举国崇奉孔子之教，而立庙奉祀，近于宗教性质者，乃由人心渐演渐深，踵事增华之故。初非孔子欲创立一教，亦非仅一二帝王或学者，假孔子之教以愚民也。

    孔子后裔，代有封号。

    汉曰“褒成君”，魏曰“宗圣侯”，晋宋曰“奉圣侯”，后魏曰“崇圣大夫”，唐初曰“褒圣侯”，开元中改“文宣公”[9]。

    至宋始封孔子后为“衍圣公”：

    《续通考》：“宋仁宗至和二年，封孔子之后为‘衍圣公’。”

    迄今犹存其名，此亦无足深异。然自西周至今，奕叶相传，七十余世，谱牒统系，灼然无疑，则世所仅见也。自明以后，府县学皆祀孔子，外国如琉球、日本，亦立文庙，行释奠礼，高丽自宋时即祀文宣王，此虽不足为孔子重，而其为东方文化之祖，则举世所共信也。太史公立《孔子世家》而称“至圣”，有以哉！

    《史记·孔子世家》：“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 * *

    [1]　一九○八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

    [2]　加氏所著书名见下，兹所引之一段见《中国古代史》第二四二页。

    [3]　加氏之书，系德国Leipzig VF．A．Blockhaus书店出版。兹所引之一段见原书第四、第五页。又China Review第二十七卷第六十三页，有英文译本可参照。

    [4]　如鲁秉周礼之类。

    [5]　如子贡谓“君子居是邦，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仁者”之类。

    [6]　“读”者，卦爻之词，孔子所述也；“传”者，十翼之文，孔子所作也。

    [7]　庄公七年，曷为谓之如雨？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复。”君子修之曰：“星陨如雨。”

    [8]　杜预《春秋左氏传序》：“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则刊而正之，以示劝戒。其余则皆即用旧史，史有文质，辞有详略，不必改也。”

    [9]　均见《文献通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