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国文化中衰及印度文化东来之故

    自太古至秦、汉，为吾国人创造文化及继续发达之时期。自汉以降，则为吾国文化中衰之时期。虽政治教育仍多沿古代之法而继续演进，且社会事物，亦时有创造发明，足以证人民之进化者。然自全体观之，则政教大纲不能出古代之范围，种族衰弱，时呈扰乱分割之状。虽吾民亦能以固有之文化，使异族同化于吾，要其发荣滋长之精神，较之太古及三代、秦、汉相去远矣。于此时期，有一大事足纪者，即印度之文化输入于吾国，而使吾国社会思想以及文艺、美术、建筑等皆生种种之变化。且吾民吸收之力，能使印度文化变为中国文化，传播发扬，且盛于其发源之地，是亦不可谓非吾民族之精神也。

    治此期之历史，所当致疑者二事：吾国文化何以中衰乎？印度文化何故东来乎？欲解此二疑问，当就种种方面推究其原因。兹举其大者数端以明之。

    （一）则坏于盗贼无赖也。秦以前，创业开国者多圣哲；秦以后，起事革命者多盗贼。盗贼无赖之徒，成则为帝王，固不识治国御世之道；败则肆焚掠，尤不解保护文化之谊。故自汉以来，增进文化之力，恒不及摧毁凿削之力之强。观隋牛弘论书之“五厄”，即可推知其故。

    《隋书·牛弘传》：“弘以典籍遗逸，上表请开献书之路，曰：尧称至圣，犹考古道而言；舜其大智，尚观古人之象。《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及四方之志。武王问黄帝、颛顼之道，太公曰：‘在《丹书》。’是知握符御历，有国有家者，曷尝不以《诗》《书》而为教，因礼乐而成功也。昔周德既衰……及秦皇驭宇……事不师古，始下焚书之令，行偶语之刑。先王坟籍，扫地皆尽，本既先亡，从而颠覆。……此则书之一厄也[1]。……及王莽之末，长安兵起，宫室图书，并从焚烬。此则书之二厄也。……及孝献移都，吏民扰乱，图书缣帛，皆取为帷囊。所收而西，裁七十余乘，属西京大乱，一时燔荡。此则书之三厄也。……属刘、石凭陵，京华覆灭，朝章国典，从而失坠。此则书之四厄也。……及侯景渡江，破灭梁室，秘省经籍，虽从兵火，其文德殿内书史，宛然犹存。萧绎……平侯景，收文德之书及公私典籍，重本七万余卷，悉送荆州。故江表图书，因斯尽萃于绎矣。及周师入郢，绎悉焚之于外城，所收十才一二。此则书之五厄也。”

    以官书例私家，以文籍例他事，则武人暴客，烈火利兵，实文化之大仇敌。民之憔悴呻吟于疮痍水火者，非从容休养，不能增益其文教。从容休养数百年或百数十年，即加以一大劫。如

    《隋书·牛弘传》载：“牛弘曰：‘仲尼以后，迄于当今，年逾千载，数遭五厄。’”[2]

    此其所以不但不能进步，而且日见退化之故也。

    （二）则坏于科举利禄也。科举之制，为此时期之产物，发源于汉，而大备于唐。而其为弊亦即累积而不可返，史策所载，当时之人，论列其弊者夥矣。

    《后汉书·左周黄列传》：“论曰：汉初诏举贤良方正，州郡察孝廉秀才，斯亦贡士之方也。中兴以后，复增敦朴、有道、贤能、直言、独行、高节、质直、清白、敦厚之属，荣路既广，觖望难裁。自是窃名伪服，浸以流竞。权门贵仕，请谒繁兴。”[3]

    《旧唐书》薛登《论举人疏》：“今之举人，有乖事实。……或明制才出，试遣搜扬，驱驰府寺之门，出入王公之第。上启陈诗，唯希咳唾之泽；摩顶至足，冀荷提携之恩。故俗号举人，皆称觅举。觅为自求之称，未是人知之辞。……故选司补署，喧然于礼闱，州贡宾王，争讼于阶闼。谤议纷合，浸以成风。”

    又赵匡《举选议》：“国朝举选，用隋氏之制，岁月既久，其法益讹。夫才智因习就，固然之理。进士者时共贵之。主司褒贬，实在诗赋，务求巧丽，以此为贤……溺于所习，悉昧本原。欲以启导性灵，奖成后进，斯亦难矣。故士林鲜体国之论，其弊一也。又人之心智，盖有涯分，而九流七略，书籍无穷。主司征问，不立程限，故修习之时，但务钞略。比及就试，偶中是期，业无所成，固由于此。故当代寡人师之学，其弊二也。疏以释经，盖筌蹄耳。明经读书，勤劳已甚，既口问义，又诵疏文，徒竭其精华，习不急之业。而当代礼法，无不面墙，及临人决事，取辨胥吏之口而已。所谓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习者也。故当官少称职之吏，其弊三也。”

    虽科举考试，可以泯贵族平民之阶级，然以利禄诱人，奖竞召伪，大损人格，实与古代教育之义相反。夫人民止知尚利禄，而不尚道义，非独科举为害也，即行学校之制，亦足为害。班固论汉代学校，已斥其禄利劝人。

    《汉书·儒林传赞》：“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

    宋代尝有意于学校，然亦无非以利禄诱之。

    《文献通考》：“宋熙、丰后立三舍之法，则不过试之以浮靡之文，而诱之以利禄之途。……为士者，内耻于习业之未精，外诱于荣途之可慕，其坐学之日，自不容不久。”

    是学校科举，名二而实一也。论者徒谓汉以后学校科举，一本儒术，故以国家社会之不进步，归咎儒家。实则教育之根本既歧，无论崇尚何种学术，皆不能免于腐败也。

    （三）则宗教信仰之缺乏也。吾国国民脱离初民之迷信最早。唐、虞、三代之圣哲，专以人事言天道，即殷人尚鬼，有似于宗教性质，然其祭祀仍专重人鬼，无宗教家荒诞之说也。后之立国者，于政治教育不能尽餍人望，又无宗教以资其维系，则人心之饥渴，乃甚于原有宗教之国家。战国以来，神仙方士之说，因之以盛。

    《史记·封禅书》：“自齐威、宣之时，驺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而宋毋忌、正伯侨、充尚、羡门高最后皆燕人，为方仙道，形解销化，依于鬼神之事。驺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而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然则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此兴，不可胜数也。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传在渤海中，去人不远；患且至，则船风引而去。盖尝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其物禽兽尽白，而黄金银为宫阙。未至，望之如云；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临之，风辄引去，终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

    而其效不可睹。

    《史记·封禅书》：“方士之候祠神人，入海求蓬莱，终无有验。而公孙卿之候神者，犹以大人之迹为解，无有效。天子益怠厌方士之怪迂语矣。然羁縻不绝，冀遇其真。自此以后，方士之言神祠者弥众。然其效可睹矣。”

    东汉图谶、占候之学，与神仙、方技之说相混。《后汉书·方术列传》所载，有学星占图谶者[4]，有治神仙方技者[5]。而张角、张陵、张鲁之徒出。

    《后汉书·皇甫嵩传》：“巨鹿张角，自称‘大贤良师’，奉事黄、老道，畜养子弟，跪拜首过，符水咒说以疗病，病者颇愈，百姓信向之。角因遣弟子八人，使于四方，以善道教化天下，转相诳惑。十余年间，众徒数十万，连结郡国，自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之人，莫不毕应。遂置三十六方……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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