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清谈与讲学

汗交面。”

    时人至以此为南北之判。

    《世说新语》：“褚季野语孙安国云：‘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孙答曰：‘南人学问清通简要。’支道林闻之曰：‘圣贤固所忘言，自中人以还，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日。’”

    然自东晋以降，南方之人，实兼有南北各地之性质，不能以此断之。赵翼论六朝清谈之习，谓梁时讲经，亦染谈义之习。

    《廿二史札记》（赵翼）：“当时父兄师友之所讲求，专推究老、庄，以为口舌之助。《五经》中惟崇《易》理，其他尽阁束也。至梁武帝，始崇尚经学，儒术由之稍振。然谈义之习已成，所谓经学者，亦皆以为谈辩之资。”

    此则清谈与讲学，颇有连带之关系，虽讲经义与谈老、庄殊科，其为言语之进化，则事属一贯。研究三国、六朝之风气者，不可不于此注意焉。

    汉代有讲经之法，

    《汉书·宣帝纪》：“甘露三年三月，诏诸儒讲《五经》同异，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平奏其议，上亲称制临决焉。”

    《后汉书·章帝纪》：“建初四年，诏太常，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会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使五官中郎将魏应承制问，侍中淳于恭奏，帝亲称制临决，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议奏》。”

    魏沿其制，人主亦尝幸太学讲经。

    《魏志·高贵乡公传》：“帝幸太学……讲《易》毕，复命讲《尚书》、讲《礼记》。”[3]

    梁武之讲《孝经》，沿其例也。

    《陈书·岑之敬传》：“梁武帝令之敬升讲座，敕中书舍人朱异，执《孝经》，唱《士孝章》。武帝亲自论难，之敬剖释纵横，应对如响，左右莫不嗟服。”

    然后汉之时，师徒教授，有解说详富者，

    《后汉书·杨政传》：“善说经书，京师为之语曰：‘说经铿铿杨子行。’”

    有倚席不讲者，

    《后汉书·儒林传序》：“自安帝览政，薄于艺文，博士倚席不讲。”[4]

    魏晋人之谈《易》，亦复不尚多言。

    《管辂别传》：“邓飏问辂：‘君善《易》，而语初不及《易》中辞义，何也？’辂曰：‘夫善《易》者不论《易》也。’何晏含笑而赞之：‘可谓要言不烦也。’”《晋书·阮修传》：“王衍当时谈宗，自以论《易》略尽，然有所未了。……及与修谈，言寡而旨畅，衍乃叹服焉。”

    南渡以后，私庭讲习论难，犹病其多。

    《世说新语》：“孝武将讲《孝经》，谢公兄弟与诸人私庭讲习。车武子难苦问谢，谓袁羊曰：不问则德音有遗，多问则重劳二谢。”

    其后聚徒讲说者，乃盛见于史策。讲说之法，亦多标著于史。如：

    《南史·伏曼容传》：“宋明帝好《周易》，尝集朝臣于清暑殿讲学，诏曼容执经。……曼容宅在瓦官寺东，施高坐于厅事，有宾客，辄升高坐为讲说[5]，生徒常数十百人。”又《严植之传》：“兼五经博士，馆在潮沟，生徒常百数。讲说有区段次第，析理分明[6]。每当登讲，五馆生毕至，听者千余人。”又《崔灵恩传》：“灵恩聚徒讲授，听者常数百人。性拙朴，无风采，及解析经理，甚有精致。都下旧儒，咸称重之。”又《卢广传》：“为国子博士，遍讲《五经》。时北来人儒学者，有崔灵恩、孙详、蒋显，并聚徒讲说，而音辞鄙拙，惟广言论清雅，不类北人。”《沈峻传》：“《周官》一书，实为群经源本……孙详、蒋显亦经听习，而音革楚夏，故学徒不至。惟峻特精此书，比日时开讲肆，群儒……并执经下坐，北面受业。徐勉奏峻兼五经博士，于馆讲授，听者常数百人。”又《张讥传》：“梁武帝尝于文德殿释《乾》《坤》《文言》……讥整容而进，諮审循环，辞令温雅，帝甚异之。……陈天嘉中，为国子助教。时周弘正在国学，发《周易》题，弘正第四弟弘直亦在讲席。弘正屈于讥议，弘直危坐厉声，助其申理。讥……谓弘直曰：‘今日义集，辩正名理……不得有助。’弘直曰：‘仆助君师，何为不可？’弘正尝谓人曰：‘吾每登坐，见张讥在席，使人懔然。’”[7]

    《北史·刘献之传》：“献之善《春秋》《毛诗》，每讲《左氏》，尽隐公八年便止，云‘义例已了’，不复讲解。由是，弟子不能究竟其说。”[8]又《张吾贵传》：“曾在夏学，聚徒千数，而不讲《传》。生徒窃云：‘张生之于《左氏》，似不能说。’吾贵闻之曰：‘我今夏讲暂罢，后当说《传》，君等来日皆当持本。’[9]生徒怪之而已……三旬之中，吾贵兼读杜、服，隐括两家，异同悉举。诸生后集，便为讲之；义例无穷，皆多新异。”又《刘兰传》：“张吾贵以聪辩过人，其所解说，不本先儒之旨，惟兰推经传之由，本注者之意……甚为精悉。……瀛州刺史裴植，征兰讲书于州南馆，植为学主[10]。故生徒甚盛，海内称焉。”又《徐遵明传》：“教授门徒，每临讲坐，先持经执疏，然后敷讲。学徒至今，浸以成俗。”[11]又《权会传》：“性甚儒愞，似不能言，及临机答难，酬报如响，由是为诸儒所推。而贵游子弟，慕其德义者，或就其宅，或寄宿邻家，昼夜承间，受其学业。会欣然演说，未尝懈怠。”又《樊深传》：“深经学通赡，每解书，多引汉、魏以来诸家义而说之。故后生听其言者，不能晓悟，背而讥之曰：‘樊生讲书多门户，不可解。’”又《熊安生传》：“尹公正使齐，问所疑，安生皆为一一演说，咸究其根本，公正嗟服。”

    且南北风气相同，均以敷陈义旨，演述周析为尚，是亦学术之一大进步也。

    清谈所标，皆为玄理。晋、宋之际，遂有玄学之目，至立学校，以相教授。

    《宋书·何尚之传》：“上以尚之为丹阳尹，立宅南郭外，置玄学，聚生徒。东海徐秀，庐江何昙、黄回，颍川荀子华，太原孙宗昌、王延秀，鲁郡孔惠宣，并慕道来游，谓之南学。”

    《文献通考》：“宋文帝雅好艺文，使丹阳尹庐江何尚之立玄学，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散骑常侍雷次宗立儒学，为四学。”

    谈论者为玄言，著述者为玄部。

    《南史·张讥传》：“讥笃好玄言，讲《周易》《老》《庄》而教授焉。吴郡陆元朗、朱孟博、一乘寺沙门法才、法云寺沙门慧拔、至真观道士姚绥，皆传其业。讥所撰《周易义》三十卷……《老子义》十一卷，《庄子内篇义》十二卷，《外篇义》二十卷，《杂篇义》十卷，《玄部通义》十二卷，《游玄桂林》二十四卷。”

    欲精其学，亦至不易。

    《南齐书·王僧虔传》：“僧虔戒子书曰：往年有意于史，取《三国志》聚置床头，百日许，复徙业就玄，自当小差于史，犹未近仿佛。曼倩有云：谈何容易。见诸玄，志为之逸，肠为之抽。专一书，转通数十家注，自少至老，手不释卷，尚未敢轻言。汝开《老子》卷头五尺许，未知辅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说，马、郑何所异，《指》《例》何所明，而便盛于麈尾，自呼谈士，此最险事。”

    梁世盛加提倡，玄风遂尔广播。

    《颜氏家训·勉学篇》：“何晏、王弼，祖述玄宗，递相夸尚，景附草靡，皆以农、黄之化，在乎己身，周、孔之业，弃之度外。……洎于梁世，兹风复阐，《庄》《老》《周易》，总谓三玄。武皇、简文，躬自讲论。周弘正奉赞大猷，化行都邑，学徒千余，实为盛美。”

    稽其理论，多与释氏相通，故自晋以来，释子盛治《老》《庄》，

    《世说新语》：“支遁与许询、谢安共集王濛家。谢顾谓诸人：‘今日可谓彦会，时既不可留，此集固亦难常，当共言咏，以写其怀。’许乃问主人有《庄子》不？正得《渔父》一篇，谢看题，便各使四座通，支道林先通，作七百许语，叙致精丽，才藻奇拔，众咸称善。”

    《高僧传》：“释慧远博综六经，尤善《庄》《老》。”

    清谈者亦往往与释子周旋。

    《世说新语》：“僧意在瓦官寺中，王苟子来与共语，便使其唱理。意谓王曰：‘圣人有情不？’王曰：‘无。’重问曰：‘圣人如柱耶？’王曰：‘如筹算。虽无情，运之者有之。’僧意云：‘谁运圣人耶？’苟子不得答而去。”

    佛教之与吾国学说融合，由是也。梁、陈讲学，或在宫殿，或在僧寺，

    《南史·张讥传》：“后主在东宫……令于温文殿讲《庄》《老》，宣帝幸宫临听。……后主尝幸钟山开善寺，召从臣坐于寺西南松林下，敕讥竖义。”

    或以佛与儒道诸书并称。

    《陈书·马枢传》：“枢博极经史，尤善佛经及《周易》《老子》义。梁邵陵王纶为南徐州刺史，素闻其名，引为学士。纶时自讲《大品经》，令枢讲《维摩》《老子》《周易》，同日发题，道俗听者二千人……数家学者，各起问端，枢依次剖判，开其宗旨，然后枝分流别，转变无穷。论者拱默听受而已。”

    足见清谈讲学者，皆与佛教沟通，当时盛流，咸受缁衣熏染矣。

    * * *

    [1]　此在东汉初。

    [2]　《抱朴子》成于东晋成帝咸和五年，鲍生之文，成于其前。

    [3]　其词甚长不录。

    [4]　注：倚席，言不施讲坐也。

    [5]　古者讲学皆席于地，伏置之高坐，特异于众，故史著之。

    [6]　此可见其时讲书贵有条理。

    [7]　此可见当时讲经，听者亦多问难。

    [8]　此可见当时讲经，须毕全部，方为究竟。

    [9]　此可见讲经时，学生皆持本。

    [10]　此可见地方讲学者有学主。

    [11]　据此，似遵明之前凡讲书者不持疏解，至是始变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