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三国以降文物之进步

    三国以降，学术风俗，均日衰替。

    《三国志·董昭传》：“窃见当今年少，不复以学问为本，专更以交游为业。国士不以孝弟清秀为首，乃以趋势游利为先。”

    《魏略》（鱼豢）：“正始中，有诏议圜丘，普延学士。是时郎官及史徒领吏二万余人，而应书与议者，略无几人。又，是时朝堂公卿以下四百余人，其能操笔者未有十人，多皆饱食相从而退。嗟夫！学业沉陨，乃至于此。”

    《晋纪》（干宝）：“论曰：朝寡纯德之人，乡乏不贰之老，风俗淫僻，耻尚失所。学者以《老》《庄》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荡为辩而贱名检，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进士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由是毁誉乱于善恶之实，情慝奔于货欲之涂。选者为人择官，官者为身择利。世族贵戚之子弟，陵迈超越，不拘资次。悠悠风尘，皆奔竞之士；列官千百，无让贤之举。其妇女装栉织纴，皆取成于婢仆，未尝知女工丝枲之业，中馈酒食之事也。先时而婚，任情而动，故皆不耻淫佚之过，不拘妒忌之恶。父兄不之罪也，天下莫知非也。又况责之闻四教于古，修贞顺于今，以辅佐君子者哉！礼法刑政，于是大坏。”

    然治经之人，亦赓续不绝，

    《经学历史》（皮锡瑞）：“世传《十三经注》，除《孝经》为唐明皇御注外，汉人与魏、晋人各居其半。郑君笺《毛诗》，注《周礼》《仪礼》《礼记》，何休注《公羊传》，赵岐注《孟子》，凡六经，皆汉人注。孔安国《尚书传》王肃伪作，王弼《易注》，何晏《论语集解》，凡三经，皆魏人注。杜预《左传集解》，范宁《穀梁集解》，郭璞《尔雅注》，凡三经，皆晋人注。……当汉学已往，唐学未来，绝续之交，诸儒倡为义疏之学，有功于后世甚大。南如崔灵恩《三礼义宗》《左氏经传义》，沈文阿《春秋》《礼记》《孝经》《论语》义疏，皇侃《论语》《礼记》义，戚衮《礼记义》，张讥《周易》《尚书》《毛诗》《孝经》《论语》义，顾越《丧服》《毛诗》《孝经》《论语》义，王元规《春秋》《孝经》义记；北如刘献之《三礼大义》，徐遵明《春秋义章》，李铉撰定《孝经》《论语》《毛诗》三《礼》义疏，沈重《周礼》《仪礼》《礼记》《毛诗》《丧服》经义，熊安生《周礼》《礼记》义疏、《孝经义》；皆见《南北史·儒林传》。今自皇、熊二家见采于《礼记疏》外，其余书皆亡逸。然渊源有自，唐人五经之疏，未必无本于诸家者。论先河后海之义，亦岂可忘筚路蓝缕之功乎！”

    研究诸子者，亦时有之。

    《魏志·杜恕传》：“疏曰：今之学者，师商、韩而上法术，竞以儒家为迂阔。”《蜀志》：“先主遗诏曰：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意智。闻丞相为写《申》《韩》《管子》《六韬》一通已毕。”

    《晋书·鲁胜传》：“其著述为世所称，遭乱遗失，惟注《墨辩》，存其叙曰：名者所以别同异，明是非，道义之门，政化之准绳也。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不正则事不成。’墨子著书，作《辩经》以立名本，惠施、公孙龙祖述其学，以正别名显于世。孟子非墨子，其辩言正辞，则与墨同。荀卿、庄周等皆非毁名家，而不能易其论也。名必有形，察形莫如别色，故有坚白之辩。名必有分明，分明莫如有无，故有无序之辩。是有不是，可有不可，是名两可。同而有异，异而有同，是之谓辩同异。至同无不同，至异无不异，是谓辩同辩异。同异生是非，是非生吉凶，取辩于一物，而原极天下之污隆，名之至也。自邓析至秦时名家者，世有篇籍，率颇难知，后学莫复传习，于今五百余岁，遂亡绝。《墨辩》有上下《经》，《经》各有《说》，凡四篇，与其书众篇连第，故独存。今引《说》就《经》，各附其章，疑者阙之。又采诸众杂集为《刑》《名》二篇，略解指归，以俟君子。”

    论者甚至谓江左有愈于汉。

    《五朝学》（章炳麟）：“魏、晋者，俗本之汉。陂陀从迹以至，非能骤溃。济江而东，民有甘节，清劭中伦，无曩时中原偷薄之德，乃度越汉时也。……尝试论之，汉之纯德，在下吏诸生间，虽魏、晋不独失也。魏、晋之侈德，下在都市，上即王侯贵人，虽汉不独亡也。……粤晋之东，下讫陈，尽五朝三百年。往恶日湔，而纯美不忒，此为江左有愈于汉。”

    盖历史现象，变化繁赜，有退化者，有进化者，有蝉嫣不绝者，有中断或突兴者，固不可以一概而论也。

    天算之学，后盛于前，三国以降，算书特多。今世所传《算经十书》《九章算术》，魏刘徽所注也，

    《九章算术注序》：“徽幼习《九章》，长再详览，观阴阳之割裂，总算术之根源，探赜之暇，遂悟其意。是以敢竭顽鲁，采其所见，为之作注。”

    《海岛算经》，徽所著也，

    《隋书·经籍志》：“《九章重差图》一卷，刘徽撰。”

    《海岛算经跋》（戴震）：“徽之书本名《重差》，初无‘海岛’之目。《隋志·九章十卷》下云‘刘徽撰’，盖以《九章》九卷，合此为十也。而《隋志》《唐志》又皆有《九章重差图》一卷。盖图本单出，故别著于录。《唐·选举志》称算学生，《九章》《海岛》共限习三年。试《九章》三条、《海岛》一条，则改题《海岛》，自唐初已然矣。”

    《孙子算经》，亦汉以后人所辑。

    《四库全书总目》：“《孙子算经》三卷，朱彝尊《曝书亭集》有《孙子算经跋》……以为确出于孙武。今考书内设问，有云‘长安、洛阳相去九百里’，又云‘《佛书》二十九章，章六十三字’。则后汉明帝以后人语。孙武，春秋末人，安有是语乎？”

    晋有《夏侯阳算经》《张丘建算经》，

    《夏侯阳算经跋》（戴震）：“《隋书·经籍志》有《夏侯阳算经》二卷，不言阳为何代人。《宋书·礼志》载《算学祀典》有云：‘封魏刘徽淄川男，晋姜岌成纪男，张丘建信成男，夏侯阳平陆男，后周甄鸾无极男。’又《张丘建算经序》云：‘夏侯阳之方仓。’则阳为晋人。”

    《四库全书总目》：“《张丘建算经》三卷，原本不题撰人时代；《唐志》载：‘《张丘建算经》一卷，甄鸾注。’则当在甄鸾之前。书首丘建自序，引及夏侯阳、孙子之术，则当在夏侯阳之后也。”

    北周甄鸾撰《五经算术》，又注《孙子算经》及《五曹算经》。

    《四库全书提要》：“《五经算术》二卷，北周甄鸾撰。鸾精于步算，仕北周，为司隶校尉汉中郡守。尝释《周髀》等算经，不闻其有是书。而《隋书·经籍志》有《五经算术》一卷，《五经算术录遗》一卷，皆不著撰人姓名。《唐书·艺文志》则有李淳风注《五经算术》二卷，亦不言其书为谁人所撰。今考是书举《尚书》《孝经》《诗》《易》《论语》、“三礼”、《春秋》之待算方明者列之，而推算之术，悉加‘甄鸾案’三字于上，则是书当即鸾所撰。”

    则自《周髀》及唐王孝通所撰之《缉古算经》外，皆此时期之人所著也[1]。所奇者南北朝对峙，各出算学大家，北有甄鸾，南有祖冲之，先后相望[2]。而祖氏所发明尤为卓绝。

    《南齐书·祖冲之传》：“有机思……又特善算，注《九章》，造《缀述》数十篇。”

    《中国圆周率略史》（茅以昇）（《科学》杂志第三卷第四期）：“周三径一之率，荒古已有其说。后汉有张衡率，魏有刘徽，吴有王蕃，各求新率。徽率之精约，已无间言；至祖冲之圆率，则精丽罕俦，千古独绝。《隋书·律历志》曰：‘宋末，南徐州从事史祖冲之，更开密率法。以圆径一亿为一丈，圆周盈数三丈一尺四寸一分五厘九毫二秒七忽，朒数三丈一尺四寸一分五厘九毫二秒六忽，正数在盈朒二限之间，密率圆径一百一十三，周三百五十五，约率圆径七，周二十三。’此第五世纪世界最精之圆率也。其时印度仅有三一四一六，欧人亦才至三一四一五五二之率，视此自有愧色。祖率睥睨天下，九原有知亦自豪矣。”

    孰谓南朝尚空谈，而无研究实学者乎！

    算术与制造有密切之关系。汉、魏时人多治算术，故新奇之著作，亦相因而起。诸葛亮作连弩、木牛流马，世已奇其术。

    《蜀志·诸葛亮传》：“亮性长于巧思，损益连弩，木牛流马，皆出其意。”

    《魏氏春秋》（孙盛）：“亮损益连弩，谓之‘元戎’，以铁为矢，矢长八寸，一弩十矢俱发。……《亮集》载木牛流马法曰：木牛者，方腹曲头，一脚四足，头入领中，舌著于腹。载多而行少，宜可大用，不可小使；特行者数十里，群行者二十里也。曲者为牛头，双者为牛脚，横者为牛领，转者为牛足，覆者为牛背，方者为牛腹，垂者为牛舌，曲者为牛肋，刻者为牛齿，立者为牛角，细者为牛鞅，摄者为牛鞦轴。牛仰双辕，人行六尺，牛行四步。载一岁粮，日行二十里，而人不大劳。流马尺寸之数，肋长三尺五寸，广三寸，厚二寸二分，左右同。前轴孔分墨去头四寸，径中二寸。前脚孔分墨二寸，去前轴孔四寸五分，广一寸。前杠孔去前脚孔分墨二寸七分，孔长二寸，广一寸。后轴孔去前杠分墨一尺五分，大小与前同。后脚孔分墨去后轴孔三寸五分，大小与前同。后杠孔去后脚孔分墨二寸七分。后载克去后杠孔分墨四寸五分。前杠长一尺八寸，广二寸，厚一寸五分。后杠与等板方囊二枚，厚八分，长二尺七寸，高一尺六寸五分，广一尺六寸，每枚受米二斛三斗。从上杠孔去肋下七寸，前后同。上杠孔去下杠孔分墨一尺三寸，孔长一寸五分，广七分，八孔同。前后四脚广二寸，厚一寸五分。形制如象，靬长四寸，径面四寸三分。孔径中三脚杠，长二尺一寸，广一寸五分，厚一寸四分，同杠耳。”

    而马钧之巧过之，

    《魏志·杜夔传注》：“时有扶风马钧，巧思绝世。傅玄序之曰：马先生，天下之名巧也。……为博士，居贫，乃思绫机之变。不言而世人知其巧矣。旧绫机五十综者五十蹑，六十综者六十蹑，先生患其丧功费日，乃皆易以十二蹑。其奇文异变，因感而作者，犹自然之成形，阴阳之无穷。……居京都，城内有地，可以为园，患无水以灌之，乃作翻车，令童儿转之，而灌水自覆，更入更出，其巧百倍于常。此二异也。其后人有上百戏者，能设而不能动也……受诏作之。以大木雕构，使其形若轮，平地施之，潜以水发焉；设为女乐舞象，至令木人击鼓吹箫；作山岳，使木人跳丸掷剑，缘絙倒立，出入自在。百官行署，舂磨斗鸡，变巧百端。此三异也。先生见诸葛亮连弩，曰：‘巧则巧矣，未尽善也。’言作之可令加五倍。又患发石车，敌人之于楼边悬湿牛皮，中之则堕，石不能连属而至。欲作一轮，悬大石数十，以机鼓轮为常，则以断悬石飞击敌城，使首尾电至。尝试以车轮悬瓴甓数十，飞至数百步矣。”

    祖冲之之巧又过之。

    《南齐书·祖冲之传》：“初，宋武平关中，得姚兴指南车，有外形而无机巧，每行，使人于内转之。昇明中，太祖辅政，使冲之追修古法。冲之改造铜机，圆转不穷，而司方如一马钧以来未有也。……冲之以诸葛亮有木牛流马，乃造一器，不因风水，施机自运，不劳人力。又造千里船，于新亭江试之，日行百余里。”

    此虽间世一出，未足为普遍之征，然即史策所传观之，亦可见吾国人创造之能，无论何时，皆有所表现也。

    三国以来，学者之务实用，不独精于算数、创制奇器已也，其于规天法地之事，亦时时推陈出新，以期致用。如王蕃、陆绩等之制浑天仪象。

    《晋书·天文志》：“顺帝时，张衡制浑天仪象……其后陆绩亦造浑象。至吴时，中常侍庐江王蕃善数术，传刘洪《乾象历》，依其法而制浑仪。……古旧浑象，以二分为一度，凡周七尺三寸半分。张衡更制，以四分为一度，凡周一丈四尺六寸一分。蕃以古制局小，星辰稠穊，衡器伤大，难可转移。更制浑象，以三分为一度，凡周天一丈九寸五分四分分之三也。”

    《隋书·天文志》：“梁华林重云殿前所置铜仪，其制则有双环规相并，间相去三寸许。正竖当子午。其子午之间，应南北极之衡，各合而为孔，以象南北枢。植楗于前后以属焉。又有单横规，高下正当浑之半。皆周匝分为度数，署以维辰之位，以象地。又有单规，斜带南北之中，与春秋二分之日道相应。亦周匝分为度数，而署以维辰，并相连著。属楗植而不动。其里又有双规相并，如外双规，内径八尺，周二丈四尺，而属双轴。轴两头，出规外各二寸许，合两为一。内有孔，圆径二寸许，南头入地下，注于外双规南枢孔中，以象南极。北头出地上，入于外双规规北枢孔中，以象北极。其运动得东西转，以象天行。其双轴之间，则置衡，长八尺，通中有孔，圆径一寸，当衡之半，两边有关，各注著双轴。衡既随天象东西转运，又自于双轴间，得南北低仰。所以准验辰历，分考次度，其于揆测，唯所欲为之者也。检其镌题，是伪刘曜光初六年，史官丞南阳孔挺所造，则古之浑仪之法者也。”“宋文帝以元嘉十三年诏太史更造浑仪。太史令钱乐之依案旧说，采效仪象，铸铜为之。五分为一度，径六尺八分少，周一丈八尺二寸六分少。地在天内，不动。立黄、赤二道之规，南北二极之规，布列二十八宿、北斗极星，置日月五星于黄道上。为之杠轴，以象天运。昏明中星，与天相符。梁末，置于文德殿前……吴时，又有葛衡，明达天官，能为机巧。改作浑天，使地居于天中。以机动之，天动而地上，以上应晷度，则乐之之所放述也。到元嘉十七年，又作小浑天，二分为一度，径二尺二寸，周六尺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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