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三国以降文物之进步

周六尺六寸。安二十八宿中外官星备足。以白、青、黄等三色珠为三家星。其日月五星，悉居黄道。亦象天运，而地在其中。宋元嘉中所造仪象器，开皇九年平陈后，并入长安。大业初，移于东都观象殿。”

    裴秀、谢庄等之制地图，

    《晋书·裴秀传》：“以《禹贡》山川地名，从来久远，多有变易。后世说者或强索引，渐以暗昧。于是甄擿旧文，疑是则阙，古有名而今无者，随事注列，作《禹贡地域图》十八篇奏之，藏于秘府。其序曰：制图之体有六焉。一曰分率，所以辨广轮之度也。二曰准望，所以正彼此之体也。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数也。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而制宜，所以校夷险之异也。”《宋书·谢庄传》：“作《左氏经传方丈图》，随国立篇，制木为图，山川土地，各有分理。离之则州郡殊别，合之则宇内为一。”

    皆注重实际，非徒尚空谈也。虽有制或不精密，且其物亦都不传，无由考其法度，然亦可见其时有一部分之人，崇尚虚玄，犹有一部分之人，殚精实学矣。（按《隋书·经籍志》载天文图书凡九十七部、六百七十五卷，其大宗皆三国、六朝时人所制。中有《婆罗门天文经》二十一卷，《婆罗门竭伽仙人天文说》三十卷，《婆罗门天文》一卷，《摩登伽经说星图》一卷。盖六朝时，不但继续秦、汉以来天文家之言，兼采及印度测验天文之书也。其地理类载汉以后地图，有《洛阳图》一卷，《湘州图副记》一卷，《江图》三卷，《周地图记》一百九卷，《冀州图经》一卷，《齐州图经》一卷，《幽州图经》一卷。而挚虞、陆澄等地理书，实为研究地理之巨制，隋代因之有《区宇图志》及《诸州图经》等书焉[3]。）

    魏、晋之世，有一最大之憾事，即古乐亡于是时也。秦、汉之际，古乐虽已失传，然制氏犹能记其铿锵鼓舞，雅乐四曲至魏犹存。永嘉之乱，始殄灭无余焉。

    《隋书·音乐志》：“董卓之乱，正声咸荡。汉雅乐郎杜夔，能晓乐事，八音七始，靡不兼该。魏武平荆州，得夔，使其刊定雅律。魏有先代古乐，自夔始也。自此迄晋，用相因循，永嘉之寇，尽沦胡羯。”《晋书·乐志》：“杜夔传旧雅乐四曲，一曰《鹿鸣》，二曰《驺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声辞。及太和中，左延年改夔《驺虞》《伐檀》《文王》三曲，更自作声节，其名虽存，而声实异。唯因夔《鹿鸣》，全不改易。每正旦大会，太尉奉璧，群后行礼，东厢雅乐常作者是也。……永嘉之乱，海内分崩，伶官乐器，皆没于刘、石。”

    魏得晋乐，不知采用，后平河西，杂以秦声。

    《隋书·音乐志》：“道武帝皇始元年，破慕容宝于中山，获晋乐器，不知采用，皆委弃之。……太武帝平河西，得沮渠蒙逊之伎，宾嘉大礼，皆杂用焉。此声所兴，盖苻坚之末，吕光出平西域，得胡戎之乐，因又改变，杂以秦声，所谓《秦汉乐》也。”

    降至周、隋，礼崩乐坏，所用雅乐，皆胡声也。

    《隋书·音乐志》：“开皇二年，齐黄门侍郎颜之推上言：‘礼崩乐坏，其来自久。今太常雅乐，并用胡声，请冯梁国旧事，考寻古典。’高祖不从。……俄而柱国、沛公郑译奏上，请更修正。……又诏求知音之士，集尚书，参定音乐。译云：考寻乐府钟石律吕，皆有宫、商、角、徵、羽、变宫、变徵之名。七声之内，三声乖应，每恒求访，终莫能通。先是周武帝时，有龟兹人曰苏祗婆，从突厥皇后入国，善胡琵琶。听其所奏，一均之中间有七声，因而问之。答云：‘父在西域，称为知音。代相传习，调有七种。’以其七调，勘校七声，冥若合符。一曰‘娑陁力’，华言平声，即宫声也。二曰‘鸡识’，华言长声，即商声也。三曰‘沙识’，华言质直声，即角声也。四曰‘沙侯加滥’，华言应声，即变徵声也。五曰‘沙腊’，华言应和声，即徵声也。六曰‘般赡’，华言五声，即羽声也。七曰‘俟利’，华言斛牛声，即变宫声也。’译因习而弹之，始得七声之正。”

    盖乐之不传，由律之不明。晋荀勖等校魏钟律，已多不谐。

    《晋书·律历志》：“武帝泰始九年，中书监荀勖校太乐，八音不和，始知后汉至魏，尺长于古四分有余。勖乃部著作郎刘恭依《周礼》制尺，所谓古尺也。依古尺更铸铜律吕以调声韵。……时人称其精密，惟陈留阮咸，讥其声高。”

    梁武帝自制四通，与古法迥异。

    《隋书·音乐志》称武帝自制定礼乐，立为四器，名之为通，皆施三弦。一曰玄英通，二曰青阳通，三曰朱明通，四曰白藏通。

    盖当时所谓知音者，仅知当时之音，不能深解古乐之本原矣。

    古乐亡而音韵之学兴，语言文字之用，因以益精。是亦三国以降，异于两汉以前之一特点也。汉以前人不知反切，魏世反切始大行。

    《颜氏家训》：“郑玄注六经，高诱解《吕览》《淮南》，许慎造《说文》，刘熙制《释名》，始有譬况假借，以证音字耳。而古语与今殊别，其间轻重清浊，犹未可晓；加以内言外言、急言徐言、读若之类，益使人疑。孙叔然创《尔雅音义》，是汉末人独知反语。至于魏世，此事大行。高贵乡公不解反语，以为怪异。自兹厥后，音韵锋出。”

    《经典释文》（陆德明）：“古人音书，止为譬况之说，孙炎始为翻语，魏朝以降渐繁。”

    既乃分别五声，

    《韵纂序》（隋潘徽）：“《三仓》《急就》之流，微存章句；《说文》《字林》之作，唯别体形。至于寻声推韵，良为疑混。末有李登《声类》，吕静《韵集》，始别清浊，才分宫羽。”

    《封氏闻见记》（封演）：“魏时有李登者，撰《声类》十卷，凡一万一千五百二十字。以五声命字，不立诸部。”

    又分平、上、去、入四声，

    《南史·庾肩吾传》：“齐永明中，王融、谢朓、沈约，文章始用四声。”《陆厥传》：“时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邪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彦伦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将平、上、去、入四声，以此制韵。有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五字之中，音韵悉异；两句之内，角徵不同。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周颙传》：“始著《四声切韵》行于时。”《沈约传》：“撰《四声谱》，以为在昔词人，累千载而未悟，而独得胸衿，穷其妙旨，自谓入神之作。”

    而音韵之学兴矣。汉、魏之际，文章已趋于排偶，至晋、宋而益盛，至齐、梁而骈文之式大成，五言诗亦开后来律诗之端，是皆与声韵之学进步相关者也。世谓吾国之有字母传自西域。

    《通志·七音略》（郑樵）：“切韵之学，起自西域。旧所传十四字，贯一切音，文省而音博，谓之婆罗门书。其后又得三十六字母，而音韵之道始备。”

    其法始于《大般涅槃经》，

    《十驾斋养新录》（钱大昕）：“《大般涅槃经》文字品，字音十四字，、阿、壹、伊、坞、理、厘、鹥、蔼、污、暗、奥、庵、恶。比声二十五字，迦、呿、伽、、俄，舌根声；遮、车、阇、膳、若，舌齿声；吒、咃、茶、咤、孥，上颚声；多、他、陀、、那，舌头声；婆、颇、婆、婆、摩，唇吻声。虵、逻、罗、縳、奢、沙、婆、呵，此八字超声。此见于《一切经音义》者也，与今《华严经》四十二母殊不合。玄应《音义》首载《华严经》，终于五十八卷，初无字母之说。今所传八十一卷者，乃实叉难陀所译，玄应未及见也。然《涅槃》所载比声二十五字，与今所传见溪群疑之谱，小异而大同。前所引字音十四字，即影、喻、来诸母。然则唐人所撰三十六字母，实采《涅槃》之文，参以《中华音韵》而去取之，谓出于《华严》则妄矣。”

    《大藏目录》：“《大般涅槃经》四十卷，北凉昙无谶译。”“《大般涅槃经》三十六卷，宋慧严等依《泥洹经》加之。”

    则音韵之学，亦受佛教东来之影响也。

    古无所谓文集，自东汉以降始有之。于是有别集、总集之目。

    《隋书·经籍志》：“别集之名，盖汉东京之所创也。自灵均以降，属文之士众矣，然其志尚不同，风流殊别。后之君子，欲观其体势，而见其心灵，故别聚焉，名之谓集。辞人景慕，并自记载，以成书部。年代迁徙，亦颇遗散。其高唱绝俗者，略皆俱存。”“总集者，以建安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擿孔翠，芟翦繁芜，自诗赋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之‘流别’。是后文集总钞，作者继轨，属辞之士，以为覃奥，而取则焉。”

    盖古之学者以学为文，未尝以文为学。汉、魏而下，经子之学衰，而文章之术盛，作者如林，不可殚述。专就文学论，实以斯时为进化之极轨，色泽声调，均由朴拙而日趋于工丽，无间南北，翕然同声。（《北史》称：“永明、天监之际，太和、天保之间，洛阳、江左，文雅尤盛，彼此好尚，雅有异同。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盖就文章气骨细晰言之，南北固有区别，而一时风气，亦未尝大相悬绝。庾信南人，仕于北朝，骈俪之文，实集大成。亦可见南北好尚之同矣。）于是有评论文章之书。

    《梁书·钟嵘传》：“嵘尝品古今五言诗，论其优劣，名为诗评。”又《刘勰传》：“勰撰《文心雕龙》五十篇，论古今文体，引而次之。沈约取读，大重之，谓为深得文理。”

    有选录文章之书，

    《梁书·昭明太子统传》：“撰古今典诰文言，为《正序》十卷，五言诗之善者，为《文章英华》二十卷，《文选》三十卷。”

    世且传为选学焉。

    《旧唐书·曹宪传》：“宪所撰《文选音义》，甚为当时所重。初，江、淮间为《文选》学者，本之于宪。又有许淹、李善、公孙罗复相继以《文选》教授，由是其学大兴于代。”

    汉代隶、草始兴，

    《书断》（张怀瓘）：“章草，汉黄门史游所作也。王愔云：汉元帝时，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隶体，汉俗简惰，遂以行之。”

    后渐变隶为楷，

    《流沙坠简释文》（罗振玉）：“永和以降之竹简，楷七隶三；魏景元四年简，则全为楷书。”

    而钟繇、王羲之等遂以书名。观《晋书》称羲之善隶书，知晋、唐时人犹呼楷字为隶矣。

    《晋书·王羲之传》：“羲之尤善隶书，为古今之冠。子凝之亦工草隶。献之工草隶，尝书壁为方丈大字，羲之甚以为能。”

    晋时石刻之字，笔画多方整，及宋初犹然。如《任城太守孙夫人碑》《齐太公吕望表》及《宁州刺史爨龙颜碑》，皆汉隶体也。《爨碑》间有楷法。而阁帖所载晋人笺帖，则多圆美。碑帖之歧，自此始矣。齐、梁碑版，传者不多。北魏、周、齐石刻极夥，其字画往往工妙。

    《集古录》（欧阳修）：“南朝士气卑弱，书法以清媚为佳；北朝碑志之文，辞多浅陋，又多言浮屠，其字画则往往工妙。”

    近世学书者，多宗北碑，论书法之进化，自秦、汉来，当推北朝矣。北朝书家，著于史者，有张景仁、冀俊、赵文深等。

    《北史·张景仁传》：“幼孤，家贫，以学书为业，遂工草隶。选补内书生……及立文林馆，总判馆事。除侍中，封建安王。……自仓颉以来，八体取进，一人而已。”又《冀俊传》：“善隶书，特工模写。”又《赵文深传》：“少学楷隶……雅有钟、王之则，笔势可观。当时碑榜，唯文深、冀俊而已。”

    而不称郑道昭能书。

    《魏书》及《北史》均有《郑道昭传》，仅称其“综览群言，好为诗赋，凡数十篇”。

    以今日碑刻言之，则北人之书，无过于道昭者。

    《语石》(叶昌炽)：“郑道昭《云峰山上下碑》及《论经诗》诸刻，上承分篆，其笔力之健，可以剸犀兕，搏龙蛇，而游刃于虚，全以神运。不独北朝书家第一，自有真书以来，一人而已。举世啖名，称右军为‘书圣’，其实右军书碑无可见，余谓道昭，书中之圣也。”

    千秋论定，不在史传之赞否，可知史传之不足凭。而人之自立，但有一才一艺，独造其极，绝不患其湮没无闻也。

    * * *

    [1]　《周髀注》亦甄鸾重述。

    [2]　祖先于甄约五十年。

    [3]　《志》曰：“晋世，挚虞依《禹贡》《周官》作《畿服经》，其州郡及县、分野、封略事业、国邑、山陵、水泉、乡亭城、道里、土田、民物风俗、先贤旧好，靡不具悉。凡一百七十卷，今亡。而学者因其经历，并有记载，然不能成一家之体。齐时陆澄聚一百六十家之说，依其前后远近，编而为部，谓之《地理书》。任昉又增陆澄之书八十四家，谓之《地记》。陈时顾野王抄撰众家之言，作《舆地志》。隋大业中，普诏天下诸郡，条其风俗物产地图，上于尚书。”故隋代有《诸郡物产土俗记》一百五十一卷，《区宇图志》一百二十九卷，《诸州图经集》一百卷。其余注记甚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