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佛教之盛兴

    汉魏以降，佛教盛兴，西域僧徒之来华者，后先相望。兹依《高僧传》略表于下：

    （续表）

    [1]

    （续表）

    其他弘法之士，殆尚不止于此。《隋书·经籍志》称：“姚苌时，鸠摩罗什至长安，大译经论。时胡僧至长安者数十辈，惟罗什才德最优。”是仅姚秦一时，胡僧已数十辈。《高僧传》所载，特其著者耳。稽其踪迹，大抵自西域入关中，至洛阳邺中者居多。其南来者，或抵青州，或届南海，随缘所至，亦无定方焉。

    当此之时，中土僧俗，亦多锐意西行求法[2]。自朱士行，

    《高僧传》（释慧皎）：“朱士行，颍川人。少怀远悟，脱落尘俗。出家以后，专务经典。昔汉灵之时，竺佛朔译出《道行经》，文句简略，意义未周。士行尝于洛阳讲《道行经》，觉文意隐质，诸未尽善。每叹曰：‘此经大乘之要，而译理不尽。’誓志捐身，远求大本。遂以魏甘露五年发迹雍州，西渡流沙，既至于阗，果得梵书正本，凡九十卷。遣弟子弗如檀（此言法饶），送经梵本，还归洛阳。土行遂终于阗。”[3]

    至宋云、

    《洛阳伽蓝记》（杨衒之）：“城北闻义里有敦煌人宋云宅。云与惠生……向西域取经，凡得一百七十部，皆是大乘妙典。”《魏书·嚈哒传》：“熙平中，明帝遣王伏子统宋云、沙门法力等，往西域求访佛经。时有沙门慧生者亦与偕行，正光中还。”

    宝暹等，殆不下六七十人。

    《续高僧传》（释道宣）：“齐僧宝暹、道邃、僧昙等十人，以武平六年相结同行，采经西域，往返七载。将事东归，凡获梵本二百六十部。”

    其最著者，为江陵辛寺释法显。

    《高僧传》：“释法显，姓龚，平阳武阳人。三岁便为沙弥。及受大戒，志行明敏，常慨经律舛阙，誓志寻求。以晋隆安三年，与同学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发自长安，西度流沙，凡所经历三十余国。后至中天竺，于摩竭提波连弗邑阿育王塔南天王寺，得《摩诃僧祇律》，又得《萨婆多律》，抄《杂阿毗昙心线经》《方等泥洹经》等。显留三年，学梵经、梵书，方躬自书写。于是持经像寄附商客到师子国，同旅十余，或留或亡。停二年，复得《弥沙塞律》《长杂二含》及《杂藏》，并汉土所无。既而附商人大舶，循海而还。经十余日，达耶婆提国，停五月，复随他商东适广州。举帆二十余日，夜忽大风，合舶震惧，任风随流，忽至青州长广郡牢山南岸，遂南造京师，就外国禅师佛驮跋陀于道场寺，译出《摩诃僧祇律》《方等泥洹经》《杂阿毗昙心论》，垂有百余万言。后至荆州，卒于辛寺。春秋八十有六。”

    而月支之僧，如竺昙摩罗刹者，先由吾国而西，既乃还归中夏，则兼两方之事而一之焉。

    《高僧传》：“竺昙摩罗刹，此云法护，其先月支人。本姓支氏，世居敦煌郡。年八岁出家，事外国沙门竺高座为师。是时晋武之世，寺庙图像，虽崇京邑，而《方等》深经，蕴在葱外。护乃慨然发愤，志弘大道。遂随师至西域，游历诸国。外国异言三十六种，书亦如之，护皆遍学，贯综诂训，音义字体，无不备识。遂大赍梵经，还归中夏，自敦煌至长安，沿路传译，写为晋文。所获《贤劫》《正法华》《光赞》等一百六十五部，孜孜所务，惟以弘通为业，终身写译，劳不告倦。经法所以广流中华者，护之力也。”

    弘法之事，莫重于翻译。汉开其端，而后累朝列国踵其事，译业之盛，殆无过于此时。兹据《开元释教录》表之如下：

    翻译之法，多据梵本，间凭口诵。近人谓初期译业，率无原本，但凭译人背诵。按《高僧传》：“汉灵之时，天竺沙门竺佛朔赍《道行经》来适雒阳，即转梵为汉。”又：“沙门昙果，于迦维罗卫国得梵本，康孟详与竺大力译为汉文。”又：“支谦以大教虽行，而经多梵文，未尽翻译。己妙善方言，乃以集众本，译为汉语。”是汉、魏时译经明有梵本之证。至朱士行等求经，则梵本输入更多。译人之兼释华梵者，众共推之。

    《高僧传》：“竺佛念，凉州人。讽习众经，粗涉外典。其《仓》《雅》训诂，尤所明达。少好游方，备贯风俗，家世西河，洞晓方语，华梵音义，莫不兼释。苻氏建元中，有僧伽跋澄、昙摩难提等入长安，赵正请出诸经，当时名德，莫能传译，众咸推念。于是澄执梵文，念译为晋，质疑断义，音字方明。自苻、姚二代，为译人之宗。故关中僧众，咸共嘉焉。”

    至法显、法勇等，直诣西域，专学梵书梵语，

    《高僧传》：“昙无竭，此云法勇。姓李，幽州黄龙人。以宋永初元年，招集同志沙门僧猛、昙朗之徒二十五人，远适西方，至罽宾国，礼拜佛钵。停岁余，学梵书梵语。”“宝云，凉州人。以晋隆安之初，远适西域，与法显、智严先后相随，遂历于阗、天竺诸国。云在外域遍学梵书，天竺诸国音字诂训，悉皆备解。晚出诸经，多云所治定。华梵兼通，音训允正，云之所定，众咸信服。”

    则直接读书，胜于仅凭展转之移译矣。

    魏黄初中，中国人始依佛戒，剃发为僧。

    《隋书·经籍志》：“魏黄初中，中国人始依佛戒，剃发为僧。”《高僧传》：“昙柯迦罗，以魏嘉平中，来至雒阳。于时魏境虽有佛法，而道风讹替，亦有众僧未禀归戒，正以剪落殊俗耳[5]。迦罗既至，立羯磨法，受戒。中夏戒律，始自乎此。”

    于是四民之外，别有出家之民。至道安时，复定以释命氏。

    《高僧传》：“初，魏、晋沙门，依师为姓，故姓各不同。安以为大师之本，莫尊释迦，乃以释命氏。复获《增一阿含》，果称四河入海，无复河名。四姓为沙门，皆称释种，既悬与经符，遂为永式。”

    姚兴命僧为僧主，爰有僧正等秩。

    《高僧传》：“姚兴下书曰：‘大法东迁，于今为盛。僧尼已多，应须纲领，宣授远规，以济颓绪。僧学优早年，德芳暮齿，可为国内僧主。僧迁禅慧兼修，即为悦众。法钦、慧斌共掌僧录，给车舆、吏力。资侍中秩。’传诏羊车各二人，迁等并有厚给。僧正之兴，之始也。”

    魏道武帝以法果为道人统，绾摄僧徒，

    《魏书·释老志》：“皇始中，赵郡有沙门法果，诫行精至，开演法籍。太祖闻其名，诏以礼征赴京师。后以为道人统，绾摄僧徒。”

    后改为沙门统。

    《魏书·释老志》：“高宗时，京师沙门师贤……为道人统。……和平初，师贤卒，昙曜代之，更名沙门统。”

    又立监福曹，以断僧务。

    《魏书·释老志》：“先是，立监福曹，又改为昭玄，备有官属，以断僧务。”

    其寺宇则有维那、都维那等职。

    《金石萃编·孙秋生等造像记跋》（王昶）：“《魏书·释老志》：‘若为三宝巡民教化者，在外赍州镇维那文移，在台者赍都维那等印牒。然后听行，违者加罪。’又《翻译名义》南山之声论：‘翻为次第，谓知僧事之次第。’《寄归传》云：‘华梵兼举也，维是纲维，华言也；那，是梵语，删去羯磨陀三字也。’《僧史略》云：‘梵语羯磨陀那，译为知事，亦云悦众。谓知其事，悦其众也。’《音义指归》云：‘僧如网，借有德之人为纲绳也。’《隋书·智琳传》：‘润州刺史李海游命琳为断事纲维，尔后寺立三纲：上座、维那、典座也。’此碑称维那，因附详于此。”

    则宗教而兼有政治之性质矣。

    僧、尼衣住均与俗殊。初服赤衣，后改杂色。

    《魏书·释老志》：“汉世沙门皆衣赤布，后乃易以杂色。”

    袈裟梵服，虽犯嘲讥，不顾也。

    《高僧传》：“或嘲支孝龙[6]曰：‘大晋龙兴，天下为家，沙门何不全发肤，去袈裟，释梵服，被绫罗？’龙曰：‘剪发毁容，改服变形，彼谓我辱，我弃彼荣。’”

    东汉之季，已有浮图，至于晋世，洛中益盛。

    《后汉书·陶谦传》：“笮融聚众数百，往依于谦。谦使督广陵、下邳、彭城运粮。遂断三郡委输，大起浮图寺。上累金盘，下为重楼，又堂阁周回，可容三千许人，作黄金涂像，衣以锦彩。每浴佛辄多设饮饭，布席于路，其有就食及观者且万余人。”《魏书·释老志》：“自洛中构白马寺，盛饰佛图，画迹甚妙，为四方式。凡宫塔制度，犹依天竺旧状而重构之，从一级至三、五、七、九。世人相承，谓之‘浮图’，或云‘佛图’。晋世，洛中佛图有四十二所矣。”

    吾国建筑之式，遂增入印度制度。南北相望，竞事营构。唐杜牧诗云“南朝四百八十寺”，以金陵一地而论，已有四百八十寺之多，他可知矣。近人辑《南朝佛寺志》，博考诸书，约有二百三十有一寺[7]，未能语其全也。其立寺之类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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