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佛教之盛兴

类别，有由僧尼营建者，如长干寺本吴时尼居，宋熙寺为天竺僧伽罗多哆所造之类；有由帝王创造者，如晋简文帝造波提寺，梁武帝立同泰寺等；有由个人舍宅而成者，如庄严寺为谢尚舍宅所造，平陆寺为宋平陆令许桑舍宅建刹，因以官名名之之类；有由僧徒启乞而立者，如瓦官寺本陶瓦处，沙门慧力启乞为寺之类。有专居一僧者，如佛驮什至京诸檀越立罽宾寺；求那跋陀罗译经，特立天竺寺；摩诃至都，建外国寺以居之之类。有为人求福者，如萧惠开为父思话造禅冈寺，宋孝武帝为殷贵妃立新安寺之类。有人民为帝王而立者，如宋泰始中，京师民为孝武帝立天保寺之类。有达官以寺为家者，如法轮寺为何点家寺，何点常居其中之类。一时风尚，波起云兴。而魏之寺塔，尤盛于南。

    《魏书·释老志》：“自兴光至此（太和），京城内寺新旧且百所，僧尼二千余人，四方诸寺六千四百七十八所，僧尼七万七千二百五十八人。”“至延昌中，天下州郡僧尼寺，积有一万三千七百二十七所。”“神龟中，寺至三万有余。”

    《洛阳伽蓝记》载永宁寺之壮丽，可见其时建筑之宏大焉：

    永宁寺，熙平元年灵太后胡氏所立。……中有九层浮图一所，架木为之，举高九十丈。有刹复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去京师百里遥已见之。……刹上有金宝瓶，容二十五石。宝瓶下有承露金盘三十重，周匝皆垂金铎。……浮图有九级，角角皆悬金铎，合上下有一百二十铎。浮图有四面，面有三户六窗，户皆朱漆。扉上有五行金钉，合有五千四百枚。……僧房楼观一千余间，雕梁粉壁，青璅绮疏，难得而言。波斯国胡人言，此寺精丽，遍阎浮所无也。

    佛教之兴，首由翻译，次即讲学。当时高僧，既聚徒众，旦夕讲贯。

    《高僧传》：“康法朗，在中山，门徒数百，讲法相系。”“支遁于沃洲小岭，立寺行道，僧众百余，常随禀学。”“竺法义，受业弟子常有百余。”“释道安，住受都寺，徒众数百。”“竺僧朗，立精舍于金舆谷，闻风而造者百有余人。朗孜孜训诱，劳不告倦。”“释法遇，止江宁长沙寺，讲说众经，受业者四百余人。”

    复时开讲席，兼教僧俗，

    《高僧传》：“竺法义，大开讲席，王导、孔敷并承风敬友。”“竺法汰形解过人，流名四远。开讲之日，黑白观听，士庶成群。及咨禀门徒，以次骈席，三吴负帙至者千数。”“释慧持，讲《法华》《毗昙》，四方云聚，千里遥集。”

    问难质疑，不惮往复。

    《高僧传》：“支遁晚出山阴，讲《维摩经》。遁为法师，许询为都讲。遁通一义，众人咸谓询无以厝难；询每设一难，亦谓遁不复能通。如此至竟，两家不竭。凡在听者，咸谓审得遁旨，回令自说，得两三反便乱。”“于法开，每与支道林争即色空义。庐江何默申明开难，高平郗超宣述林解，并传于世。……开有弟子法威，尝出都，经过山阴，支遁正讲《小品》。开语威言：‘道林讲，比汝至，当至某品中。’示语攻难数十番，云：‘此中旧难通。’威既至郡，正直遁讲，果如开言。往复多番，遁遂屈。”“道安事佛图澄为师。澄讲，安每复述，众未之惬。咸言须待后次，当难杀昆仑子。即安后更复讲，疑难锋起。安挫锐解纷，行有余力。人语曰：‘漆道人，惊四邻。’”

    每有胜义，讲者恒为敛服。

    《高僧传》：“沙门道恒，颇有才力，常执心无义，大行荆土。竺法汰曰：‘此是邪说，应须破之。’乃大集名僧，令弟子昙壹难之，据经引理，析驳纷纭。恒拔其口辩，不肯受屈。明日更集，慧远就席攻难数番，关责锋起；恒自觉义途差异，神色微动，麈尾扣案，未即有答。远曰：‘不疾而速，杼柚何为？’坐者皆笑。心无之义，于此而息。”“僧苞东下京师，正值祇洹寺发讲。乘驴往看，衣服垢弊，貌有风尘。堂内既迮，坐驴鞯于户外。高座举题适竟，苞致问数番，皆是先达思力所不逮。高座无以抗其辞，遂逊退而止。”

    故世族学子，闻而信奉，非徒以迷信也。

    《魏书·释老志》载魏世造像凿石之巨，

    “兴光元年，初……铸释迦立像五，各长一丈六尺，都用赤金二十五万斤。”“昙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显祖又于天宫寺，造释迦立像。高四十三尺，用赤金十万斤，黄金六百斤。”“景明初，世宗诏大长秋卿白整准代京灵岩寺石窟，于洛南伊阙山，为高祖、文昭皇太后营石窟二所。初建之始，窟顶去地三百一十尺；至正始二年中，始出，斩山二十三丈。……永平中，中尹刘腾奏为世宗复造石窟一，凡为三所。从景明元年至正光四年六月已前，用功八十万二千三百六十六。”

    及其度僧之多，

    《魏书·释老志》：“高宗制：诸州、郡、县于众居之所，各听建佛图一区，任其财用，不制会限。其好乐道法，欲为沙门，不问长幼，出于良家，性行素笃，无诸嫌秽，乡里所明者，听其出家。率大州五十，小州四十人，其郡遥远台者十人。”“太和十六年，诏：四月八日，七月十五日，听大州度一百人为僧尼，中州五十人，下州二十人，以为常准。”“熙平二年春，灵太后令曰：年常度僧，依限大州应百人者，州郡于前十日解送三百人，其中州二百人，小州一百人，州统、维那与官及精练简取充数。”“正光以后……僧尼大众，二百万矣。”

    多本于宗教之信仰，而其推行佛教之普遍，亦至可惊。君后倡于上，士民应于下。以今日所存造像推之，其奉佛之风之盛可想。

    《金石萃编》（王昶）：“造像立碑，始于北魏。迄于唐之中叶。大抵所造者，释迦、弥陀、弥勒及观音、势至为多。或刻山崖，或刻碑石，或造石窟，或造佛堪，或造浮图。其初不过刻石，其后或施以金涂彩绘，其形模之大小广狭、制作之精粗不等。造像或称一区，或称一堪，其后乃称一铺。造像必有记。凡造像人自称曰佛弟子、正信佛弟子、清信士、清信女、优婆塞、优婆夷。凡出资造像者，曰像主、副像主、东西南北四面像主、发心主、都开光明主、光明主、天宫主、南面北面上堪中堪像主、檀越主、大像主、释迦像主、开明像主、弥勒像主、弥勒开明主、观世音像主、无量寿佛主、都大檀越都像主、像斋主、左右葙斋主。造塔者曰塔主；造钟者曰钟主；造浮图者曰东面、西面、南面浮图主；造灯者曰登主、登明主、世石主。劝化者曰化主、教化主、东西南北面化主、左右葙化主、都化主、大都化主、大化主、都录主、坐主、高坐主。邑中助缘者曰邑主、大都邑主、东西面邑主、邑子、邑师、邑正、左右葙邑正、邑老、邑胥、邑谞、邑政、邑义、邑日、都邑忠正、邑中正、邑长乡正、邑平正。乡党治律，其寺职之称，曰和上、比丘、比丘尼、都维那、维那、典录、典坐、香火、沙弥、门师、都邑维那、邑维那、行维那、左右葙维那、左右葙香火，其名目之繁如此。”

    《语石》（叶昌炽）云：“造像莫先于元魏，道俗人等，同心发愿。余所见景明三年四人造像，其最少矣，递增而有廿三人[8]、卅二人[9]、卅五人[10]，又自四十[11]、五十[12]、六十[13]、七十[14]，以至二百[15]、三百余人[16]。”

    而佛经之刻石，亦相继而兴，若泰山《金刚经》、徂徕《般若经》、

    《语石》：“泰山有《金刚经》全部，徂徕山映佛岩有《大般若经》，钱竹汀谓皆齐武平中王子椿所刻，其字径尺。”

    风峪《华严经》等。

    《语石》：“风峪《华严经》，亦北齐刻。其地在太原西三里，砖甃一穴，方五丈，共石柱一百二十有六。”

    其写刻之多，几过于儒家之石经矣。

    * * *

    [1]　晋太元中渡江至庐山，隆安元年来游京师。

    [2]　其详见《梁任公近著》第一辑中卷《千五百年前之中国留学生》篇，商务印书馆出版。

    [3]　弗如檀亦西来之一僧，惟前表所举者多大师，此则转自中国西行僧徒之弟子耳。

    [4]　其实不止此数，当是但计主名。

    [5]　此可见嘉平以前，已以剪落为僧俗之别。

    [6]　晋初人。

    [7]　吴一，晋三十七，宋六十，齐二十六，梁九十六，陈十一。

    [8]　神龟元年杜迁等。

    [9]　景明三年高树、解伯都等。

    [10]　神龟三年赵阿欢等。

    [11]　孝昌三年临菑郡师僧达等。

    [12]　武平三年雹水村四部道俗邑义等。

    [13]　孝昌三年临菑邑仪。

    [14]　正始元年高洛周等。

    [15]　景明三年孙秋生等。

    [16]　武定二年王贰郎绾法义三百人造像，武平二年比丘僧道略三百余人造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