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佛教之反动

    佛教入中国，而士、农、工、商之外，增一释氏之民：无家族，无君臣，翕然奉他国之宗教；衣食居处，举止声容，悉与吾国礼教风俗乖异，此社会一大变化也。社会当变化之际，必不能无所抵触；怀新者信其理想非吾所有，笃旧者诧其习惯为吾所无。则以观念之不同，而生事实之冲突，此势所必至也。魏、晋以来，佛教虽日盛兴，然社会中冲突之状，亦往往见于史策。约举之盖有数端。

    （一）则华夷之界也。佛教初来，其势微弱，故世不之异。至其浸盛，则排之者首在华夷之界。五胡之君，自以戎神为本，而当时犹有以此为言者。

    《高僧传》：“佛图澄道化既行，民多奉佛，皆营造寺庙，相竞出家，真伪混淆，多生愆过。虎下书问中书曰：‘佛号世尊，国家所奉，里闾小人无爵秩者，为应得事佛与不？又沙门皆应高洁贞正，行能精进，然后可谓道士。今沙门甚众，或有奸宄避役，多非其人，可料简详议真伪。’中书著作郎王度奏曰：‘夫王者郊祀天地，祭奉百神，载在祀典，礼有常飨。佛出西域，外国之神，功不施民，非天子诸华所应祀奉[1]。今大赵受命，率由旧章。华戎异制，人神流别；外不同内，飨祭殊礼；华夏服祀，不宜杂错。国家可断赵人悉不听诣寺烧香礼拜，以尊典礼。其百辟卿士，下逮众隶，例皆禁之。其有犯者，与淫祀同罪。其赵人为沙门者，还从四民之服。’伪中书令王波同度所奏。虎下书曰：‘度议云，佛是外国国神，非天子诸华所可宜奉。朕生自边壤，忝当期运，君临诸夏，至于飨祀，应兼从本俗，佛是戎神，正所应奉。夫制有上行，永世作则，苟事允无亏，何拘前代？其夷赵百蛮，有舍于淫祀乐事佛者，悉听为道。’”

    比及南朝，学者也抱此见。顾欢《夷夏论》力斥中夏之人效西戎之法。

    《南史·顾欢传》：“欢著《夷夏论》：……端委搢绅，诸华之容；剪发旷衣，群夷之服。擎跽罄折，侯甸之恭；狐蹲狗踞，荒流之肃。棺殡椁葬，中夏之风；火焚水沉，西戎之俗。全形守礼，继善之教；毁貌易性，绝恶之学。……今以中夏之性，效西戎之法，既不全同，又不全异。下弃妻孥，上绝宗祀。嗜欲之物，皆以礼伸，孝敬之典，独以法屈。悖礼犯顺，曾莫之觉。”

    而信佛者袁粲、谢镇之、朱昭之、朱广之及僧愍等，群起驳之[2]。或谓从道不从俗，

    《南史》：“袁粲托为道人通公驳之曰：‘……清信之士，容衣不改。息心之人，服貌必变。变本从道，不遵彼俗。俗风自殊，无患其乱。’”

    或谓华夷一轨，

    《难夷夏论》（朱昭之）云：“以国而观，则夷虐夏温。请问炮烙之苦，岂康、竺之刑；流血之悲，讵齐、晋之子？刳剔苦害，非左衽之心；秋露含垢，匪海滨之士。推检情性，华夷一轨。”

    或谓天竺即中国。

    《戎华论》（僧愍）：“君责以中夏之性，效西戎之法者，子自出自井坎之渊，未见江湖之望矣。如《经》曰：‘佛据天地之中，而清导十方。’故知天竺之土，是中国也。”

    可见顾之持论，甚中要害，不与力辩，则不能免用夷变夏之讥也。

    （二）则伦理之争也。出世法与世法殊科，其于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之伦，皆所割舍。而吾国素重伦理者也。魏、晋以来，虽多蔑弃礼法之士，而礼教之信条，深入人心，大多数之人，必不以背弃君父为然。故佛教与儒教之冲突，即因而生。晋世庾冰、桓玄等，均谓沙门宜敬王者。慧远著论释之，意谓佛教无妨于忠孝。

    《沙门不敬王者论·出家篇》（慧远）：“凡在出家，皆遁世以求其志，变俗以达其道。变俗则服章不得与世典同礼，遁世则宜高尚其迹。夫然者，故能拯溺俗于沉流，拔幽根于重劫。”“如令一夫全德，则道洽六亲，泽流天下，虽不处王侯之位，亦已协契皇极，在宥生民矣。是故内乖天属之重，而不违其孝；外阙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

    至梁世毁佛教者，造“三破论”，仍主伦理以破之。

    《灭惑论》（刘勰）：“或造三破论。第一破曰：入国而破国者。诳言说伪，兴造无费，苦克百姓，使国空民穷，不助国生人减损。况人不蚕而衣，不田而食，国灭人绝，由此为失。日用损费，无纤毫之益；五灾之害，不复过此。第二破曰：入家而破家者。使父子殊事，兄弟异法，遗弃二亲，孝道顿绝，优娱各异，歌哭不同，骨肉生仇，服属永弃，悖化犯顺，无昊天之报。五逆不孝，不复过此。第三破曰：入身而破身者。人生之体，一有毁伤之疾，二有髡头之苦，三有不孝之逆，四有绝种之罪，五有亡体从诫。唯学不孝，何故言哉！诫令不跪父母，便竞从之；儿先作沙弥，其母复作阿尼，则跪其儿：不礼之教，中国绝之，何可得从。”

    唐、宋诸儒，反对佛教，亦无非因此等根本不同，遂深恶而痛绝。比之夷夏之辩，为尤重矣。

    （三）则宗教之歧也。老子本非宗教，而自汉以来，即以黄、老与浮屠并称，且有老子入夷狄为浮屠之说。（《后汉书·襄楷传》即有“或言老子入夷为浮屠”之语。）晋世信天师道者多，而其教理不敌佛教。于是道士作《老子化胡经》，谓其出于道教。

    《高僧传》：“法祖与祭酒王浮每争邪正，浮屡屈，既瞋不自忍，乃作《老子化胡经》，以诬谤佛法。”

    其后南北朝之学道者，多扬其波而事争辩。

    《南史·顾欢传》：“文惠太子、竟陵王子良并好释法。吴兴孟景翼为道士，太子召入玄圃，众僧大会。子良使景翼礼佛，景翼不肯。子良送《十地经》与之，景翼造《正一论》，大略曰：《宝积》云：‘佛以一音广说法。’《老子》云：‘圣人抱一，以为天下式。’一之为妙，空玄绝于有境，神化赡于无穷。为万物而无为，处一数而无数。莫之能名，强号为一。在佛曰‘实相’，在道曰‘玄牝’。道之大象，即佛之法身。……旷劫诸圣，共遵斯一。老、释未始尝分，迷者分之而未合。”“司徒从事中郎张融作《门律》云：‘道之与佛，逗极无二。吾见道士与道人战儒墨，道人与道士辨是非。昔有鸿飞天首，积远难亮，越人以为凫，楚人以为乙。人自楚、越，鸿常一耳。’”《续高僧传·昙无最传》：“元魏正光元年，明帝加朝服大赦，请释、李两宗上殿。斋讫，侍中刘胜宣敕，请诸法师等与道士论义。时清通观道士姜斌与最对论。帝问：‘佛与老子同时不？’斌曰：‘老子西入化胡成佛。佛以为侍者，文出老子《开天经》，据此明是同时。’……帝遣尚书令元义宣敕，令斌下席；又议《开天经》是谁所说。中书侍郎魏收、尚书郎祖莹就观取经，太尉萧综等读讫，奏云：‘老子止著五千文，余无言说。’”

    此则因释排道，而道家欲援释以为重，虽似沟通教理，实则争持门户，此吾国历史上宗教之竞争也。

    佛教既盛，愚智同归，游食之徒，避役之氓，皆可假托以为生，是亦社会之变相也。晋世桓玄已主沙汰。

    《弘明集》（僧祐）：“桓玄与僚属沙汰僧众教。……京师竞其奢淫，荣观纷于朝市，天府以之倾匮，名器为之秽渎。避役钟于百里，逋逃盈于寺庙，乃至一县数千，猥成屯落。邑聚游食之群，境积不羁之众，伤治害政，尘滓佛教，彼此俱弊，实污风轨。便可严下在此诸沙门，有能伸述经诰、畅说义理者；或禁行修整、奉戒无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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