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隋唐之制度

    三国以降，世乱如棼丝。凡百政治，苟且补苴，无所谓经制也。北朝元魏，颇有善制，孝文以后，复不能继续进步。嬖幸擅国，以至于亡。北周继魏，有志复古。苏绰、卢辩等，咸有制作。

    《周书·苏绰传》：“太祖召绰，拜大行台右丞，参典机密。绰始制文案程式，朱出墨入及计帐户籍之法。”“又为六条诏书，奏施行之。其一先治心，其二敦教化，其三尽地利，其四擢贤良，其五恤狱讼，其六均赋役。太祖令百司习诵之，其牧守、令长非通六条及计帐者，不得居官。”《卢辩传》：“除太常卿、太子少傅。孝武西迁，朝章礼度湮坠咸尽。辩因时制宜，皆合轨度。”“初，太祖欲行《周官》，命苏绰专掌其事。未几而绰卒，令辩成之。于是依《周礼》建六官，置公、卿、大夫、士，并撰次朝仪，车服器用多依古礼，革汉、魏之法。事并施行。”“辩所述六官，太祖以魏恭帝三年始命行之。自兹厥后，世有损益。宣帝嗣位，事不师古，官员班品，随意变革。”“于时虽行《周礼》，其内外众职又兼用秦、汉等官。”

    然徒务复古，而无古人之精神，又不能尽革时弊，未足语于善制也。惟隋承周而唐承隋，因革损益，亦当远溯其源焉。

    《隋书·经籍志》史部有旧事、官职、仪注、刑法四篇，皆六代之典制，惜其书多不传。然其纲要，则散见于五代史志中。

    《隋书考证》：“唐武德五年，起居舍人令狐德棻奏请修五代史。十二月，诏中书令封德彝、舍人颜师古修隋史。绵历数载，不就而罢。贞观三年，续诏秘书监魏徵修隋史。十年正月，徵等诣阙上之。”“十五年，又诏左仆射于志宁、太史令李淳风、著作郎韦安仁、符玺郎李延寿同修五代史志，凡勒成十志，三十卷。显庆元年上进，诏藏秘阁。后又编第入《隋书》，其实别行，亦呼为《五代史志》。”

    盖隋兼承南北，故南述梁、陈，北纪齐、周，以明其统系也。学者欲知自汉以来一切制度之变迁，当详览《隋志》，兹篇不能偻述，节录《百官志序》以见一斑：

    汉高祖除暴宁乱，轻刑约法，而职官之制，因于嬴氏。……光武中兴，聿遵前绪。唯废丞相与御史大夫，而以三司综理众务。洎于叔世，事归台阁。论道之官，备员而已。魏、晋继及，大抵略同。爰及宋、齐，亦无改作。梁武受终，多循齐旧。然而定诸卿之位，各配四时，置戎秩之官，百有余号。陈氏继梁，不失旧物；高齐创业，亦遵后魏。台省位号，与江左稍殊。……有周创据关右，日不暇给。洎乎克清江、汉，爰议宪章。酌酆镐之遗文，置六官以综务。详其典制，有可称焉。高祖践极，百度伊始。复废周官，还依汉、魏。唯以中书为内史、侍中为纳言，自余庶僚，颇有损益。炀帝嗣位，意存稽古，建官分职，率由旧章。大业三年，始行新令。于时三川定鼎，万国朝宗，衣冠文物，足为壮观。既而以人从欲，待下若仇；号令日改，官名月易。寻而南征不复，朝廷播迁，图籍注记，多从散佚。今之存录者，不能详备焉。

    唐之制度，亦多变迁。综其一代，未可概论。然欲考求有唐一代良法美意，莫若先治《唐六典》。盖《六典》成于开元中，正唐室全盛之时。弘纲巨旨，粲然明备，足与《周官》颉颃。而宋以后所行之法，亦多孕育于其中。

    《唐六典序》（王鏊）：“周之后莫善于唐，唐有《六典》可追仿《周礼》。”“国家官制，则象《周官》，于唐制固若未暇，而亦未尝遗之。盖唐以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参领天下之务，今六部虽分，顾犹尚书省之旧。而内阁则隐然中书，通政、给事则门下之遗也。其余寺监府院以分众职，品爵勋阶以叙群材，尚多唐旧。”

    虽书中所云，亦未尽使用。

    《四库全书提要》：“《唐六典》卅卷，其书以三师、三公、三省、九寺、五监、十二卫，列其职司官佐，叙其品秩，以拟《周礼》。《书录解题》引韦述《集贤记》注曰：开元十年，起居舍人陆坚被旨修是书。帝手写白麻纸六条曰：理、教、礼、政、刑、事，令以类相从。”“二十六年，奏草上，迄今在直院，亦不行用。程大昌《雍录》则曰：唐世制度，凡最皆在《六典》。”“草制之官，每入院必首索《六典》，则时制尽在故也。二说截然不同。考《吕温集》有《代郑相公请删定施行六典开元礼状》一篇，称‘宣示中外，星周六纪，未有明诏施行’……与韦述之言相合。唐人所说，当无讹误。……疑当时讨论典章，亦相引据，而公私科律，则未尝事事遵用，如明代之《会典》也云尔。”

    然考求吾国人立国之法，自《周官》外，无逾是书者矣。

    《周官》所重，体国经野。《唐六典》则惟重设官分职，而其体国经野之法，则具于户部职中。

    《唐六典》：“户部尚书、侍郎，掌天下户口井田之政令。”“郎中、员外郎，掌领天下州、县户口之事。凡天下十道，任土所出，而为贡赋之差，分十道以总之。一曰关内道，凡二十有二州，东距河，西抵陇坂，南据终南之山，北边沙漠。厥赋：绢、绵、布、麻，厥贡：岱赭盐、山角弓、龙须席、苁蓉、野马皮、麝香。二曰河南道，凡二十有八州，东尽于海，西距函谷，南濒于淮，北薄于河。厥赋：绢、絁、绵、布，厥贡：绸絁、文绫、丝葛、水葱、藨心席、瓷石之器。三曰河东道，凡十有九州，东距恒山，西据河，南抵首阳、太行，北边匈奴。厥赋：布，厥贡：扇、龙须席、墨蜡、石英、麝香、漆、人参。四曰河北道，凡二十有五州，东并于海，南迫于河，西距太行、恒山，北通渝关、蓟门。厥赋：绢、绵及丝，厥贡：罗绫、平绸、丝布、丝绸、凤翮、苇席、墨。五曰山南道，凡三十有三州，东接荆，西抵陇蜀，南控大江，北据商、华之山。厥赋：绢、布、绵、绸，厥贡：金、漆、蜜蜡、蜡烛、钢铁、芒硝、麝香、布、交梭、白縠、绸纻、绫葛、彩纶、兰干。六曰陇右道，凡二十有一州，东接秦，西逾流沙，南连蜀及吐蕃，北界朔漠。厥赋：布、麻，厥贡：麸金、砺石、碁石、蜜蜡、蜡烛、毛毼、麝香、白及鸟、兽之角、羽毛、皮革。七曰淮南道，凡一十有四州，东临海，西抵汉，南据江，北距淮。厥赋：絁、绢、绵、布，厥贡：交梭、纻、孔雀熟丝布、青铜镜。八曰江南道，凡五十有一州，东临海，西抵蜀，南极岭，北带江。厥赋：麻、纻，厥贡：纱编、绫纶、蕉葛、练麸金、犀角、鲛鱼、藤、朱砂、水银、零陵香。九曰剑南道，凡三十有三州。东连牂柯，西界吐蕃，南接群蛮，北通剑阁。厥赋：绢、绵、葛、纻，厥贡：麸金、罗绫、绵绸、交梭、弥牟布、丝葛、麝香，羚羊、犛牛角尾。十曰岭南道，凡七十州。东南际海，西极群蛮，北据五岭。厥赋：蕉纻、落麻，厥贡：金、银、沉香、甲香、水马、翡翠，孔雀、象牙、犀角、龟壳、鼊、丝、藤、竹布。”[1]

    其地方分州、县两级，其下有乡里村坊之别。

    《唐六典》：“四万户以上为上州，三万户以上为中州，不满为下州。六千户以上为上县，二千户以上为中县，一千户以上为中下县，不满一千户皆为下县。百户为里，五里为乡。两京及州县之廓内分为坊，郊外为村里及村坊，皆有正以司督察。四家为邻，五家为保，保有长，以相禁约。”

    其民有计帐、户籍，

    《唐六典》：“凡男女始生为黄，四岁为小，十六为中，二十有一为丁，六十为老。每一岁一造计帐，三年一造户籍。县以籍成于州，州成于省，户部总而领焉。”[2]

    分等而载之，计年而比之。

    《唐六典》：“凡天下之户，量其资产，定为九等。每定户以中年[3]，造籍以季年[4]。州县之籍，恒留五比，省籍留九比。”

    计口授田，度地之肥瘠宽狭而居之。

    《唐六典》：“凡天下之田，五尺为步，二百有四十步为亩，百亩为顷。度其肥瘠宽狭，以居其人。凡给田之制有差，丁男、中男以一顷[5]，老男、笃疾、废疾以四十亩，寡妻妾以三十亩，若为户者则减丁之半。凡分田为二等，一曰永业，一曰口分。丁之田，二为永业，八为口分。凡道士给田三十亩，女冠二十亩，僧尼亦如之。凡官户受田，减百姓口分之半。凡天下百姓给园宅地者，良口，三人以上给一亩，三口加一亩，贱口，五人给一亩，五口加一亩，其口分、永业不与焉。凡给口分田，皆从便近。居城之人本县无田者，则隔县给受。凡应收授之田，皆起十月，毕十二月。凡授田，先课后不课，先贫后富，先无后少。凡州县界内所部受田悉足者为宽乡，不足者为狭乡。”（按其法盖多沿魏、周及隋之制而变通之也。）

    《文献通考》：“隋代中男、丁男永业露田，皆遵后齐之制。”“开皇九年，任垦田千九百四十四万四千二百六十七顷。开皇十二年，文帝以天下户口岁增，京辅及三河地少而人众，衣食不给，议者咸欲徙就宽乡，帝乃发使四出，均天下之田。其狭乡每丁才至二十亩，老少又少焉。至大业中，天下垦田五千五百八十五万四千四十顷。”“隋文帝颁新令，男女三岁以下为黄，十岁为小，十七岁以下为中，十八岁以上为丁，以从课役。六十为老，乃免。开皇三年，乃令人以二十一成丁。炀帝即位，户口益多，男子以二十二为丁。高颎奏人间课税，虽有定分，年恒征纳，除注常多，长吏肆情，文帐出没，既无簿籍，难以推校，乃定输籍之样，请遍下诸州。每年正月五日，县令巡人各随近五党三党共为一团，依样定户上下。帝从之，自是奸无所容。”

    虽人户之数，隋、唐相等，

    《文献通考》：“炀帝大业二年，户八百九十万七千五百三十六，口四千六百一万九千九百五十六。”

    《通典》：“天宝十四载，管户总八百九十一万九千三百九，口五千二百九十万九千三百九。”

    尚未可以比于汉室，然论者颇称其法焉。

    《文献通考》载苏轼曰：“自汉以来，丁口之蕃息，与仓廪府库之盛，莫如隋。其贡赋输籍之法，必有可观者。然学者以其得天下不以道，又不过再世而亡，是以鄙之而无传焉。”

    唐之设官，大抵皆以隋故，

    《新唐书·百官志》：“唐之官制，其名号爵秩，虽因时增损，而大抵皆沿隋故。其官司之别，曰省、曰台、曰寺、曰监、曰卫、曰府，各统其属，以分职定位。其辨贵贱、叙劳能，则有品、有爵，有勋、有阶，以时考核而升降之。”

    其格令定于开元二十五年。

    《文献通考》：“开元二十五年，刊定职次，著为格令。尚书省以统会众务，举持绳目；门下省以侍从献替，规驳非宜；中书省以献纳制册，敷扬宣劳；秘书省以监录图书；殿中省以供修膳服；内侍省以承旨奉引；御史台以肃清僚庶；九寺[6]、五监[7]以分理群司；六军[8]、十六卫[9]以严其禁御。一詹事府，二春坊，三寺[10]，十率[11]，俾乂储宫，牧守督护，分临畿服。设官以经之，置使以纬之[12]，自六品以下，率由选曹，居官者以五岁为限。”

    论者谓门下省给事中之掌封驳，为一代极善之制。

    《唐六典》：“给事中侍奉左右，分制省事。凡百官奏钞，侍中审定，则先读而署之，以驳正违失。凡制敕宣行大事，则称扬德泽，褒美功业，复奏而请施行，小事则署而颁之。凡国之大狱，三司详决，若刑名不当，轻重或失，则援法例，退而裁之。凡文武六品以下授职，所司奏拟，则校其仕历深浅，功状殿最，访其德行，量其材艺。官若非其人，理失其事，则白侍中而退量焉。凡天下冤滞未申及官吏刻害者，必听其讼，与御史及中书舍人同计其事宜而申理之。”

    《日知录》卷九：“人主之所患，莫大乎唯言而莫予违。……汉哀帝封董贤，而丞相王嘉封还诏书。后汉钟离意为尚书仆射，数封还诏书。自是封驳之事，多见于史，而未以为专职也。唐制，凡诏敕皆经门下省，事有不便，得以封还，而给事中有驳正违失之掌，著于六典。如袁高、崔植、韦弘景、狄兼谟、郑肃、韩佽、韦温、郑公舆之辈，并以封还敕书，垂名史传。亦有召对慰谕，如德宗之于许孟容；中使嘉劳，如宪宗之于薛存诚者。而元和中，给事中李藩在门下，制敕有不可者，即于黄纸后批之。吏请别连白纸，藩曰：‘别以白纸，是文状也。何名批敕？’宣宗以右金吾大将军李燧为岭南节度使，已命中使赐之节。给事中萧倣封还制书，上方奏乐，不暇别召中使，使优人追之，节及燧门而返。人臣执法之正，人主听言之明，可以并见。五代废弛。宋太宗淳化四年，始复给事中封驳。而司马池犹谓门下虽有封驳之名，而诏书一切自中书以下，非所以防过举也。明代虽罢门下省长官，而独存六科给事中，以掌封驳之任。旨必下科，其有不便，给事中驳正到部，谓之科参。六部之官，无敢抗科参而自行者。故给事中之品卑而权特重。”

    盖汉代人主及大臣之于政务，多与群僚会议。自三国以降，君主及大臣之权漫无限制。故唐以门下省给事中掌封驳，使纠正其违失。沿及明、清，犹存其制之遗意，孰谓君主之世皆专制哉！

    魏、晋以来，国之人政，多总于中书。中书舍人掌撰制诰，其职尤重。唐代因之，诸官莫比。

    《文献通考》：“中书省自魏、晋始，梁、陈时，凡国之政事，并由中书省。隋初改为内史省，唐武德三年，复中书省。”“隋内史舍人专掌诏诰。武德三年，改为中书舍人，专掌诏诰，侍从署敕，宣旨劳问，授纳诉讼，敷奏文表，分制省事。自永淳以来，天下文章道盛，台阁髦彦，无不以文章达。故中书舍人为文士之极任，朝廷之盛选，诸官莫比焉。”

    而尚书省奉行政令，分立六部，后世多因此以分职，迄清末始改。盖自汉置五曹，至隋置六部，历经研究，始定此政务之大纲（隋置吏、礼、兵、刑、民、工六部尚书，唐与之同，惟民部曰户部），敛而行政之法，遂详备焉。六部行政，各有区别。就其总者言之，如官司之奏报，文牍之施行，皆有定式，是亦可觇唐制之善矣。

    《唐六典》：“尚书都省掌举诸司之纲纪，与其百僚之程式，以正邦理。凡内外百司所受之事，皆印其发日，为之程限。一日受，二日报。小事五日，中事十日，大事二十日，狱案三十日，其急务者不与焉。小事判句经三人以下者给一日，四人以上给二日；中事每经一人给二日，大事各加一日。内外诸司咸率此。若诸州计奏达于京师，量事之大小多少以为之节，二十条以上，二日；倍之，三日；又倍之，四日；又倍之，五日。虽多，不是过焉。凡制敕施行，京师诸司有符移关牒，诸下州者，必由于都省以遣之。凡文案既成，勾司行朱讫，皆书其上端，记年月日，纳诸库。凡施行公文应印者，监印之官考其事目，无或差谬，而后印之。必书于历，每月终，纳诸库。”“凡内外百僚，日出而视事，既午而退，有事则直官省之，其务繁不在此例。”

    天下大政，曰财，曰兵。其制度之变迁，则以唐为古今大判之枢。唐行授田之法，其赋役亦因以定制为租、调、庸、徭四目。

    《唐六典》：“凡赋役之制有四：一曰租，二曰调，三曰役，四曰杂徭。课户每丁租粟二石，其调随乡土所产绫、绢、絁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输绫、绢、絁者绵三两，输布者麻二斤，皆书印焉。凡丁岁役二旬，无事则收其庸，每日三尺。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调，三旬则租调俱免。凡庸、调之物，仲秋而敛之，季秋发于州。租则准上收获早晚，量事而敛之，仲秋起输，孟春而纳毕。”

    其取于民也均。开元以后，法度废弊，又经大乱，版籍难定，于是有杨炎两税之法。

    《文献通考》：“租庸调法以人丁为本。开元后，久不为版籍，法度废弊，丁口转死，田亩换易，贫富升降，悉非向时，而户部岁以空文上之。……天宝中，王为户口使，务聚敛，乃按旧籍，除当免者。积三十年，责其租庸，人苦无告，法遂大弊。至德后，天下兵起，人口凋耗，版图空虚。赋敛之司，莫相统摄，纲纪大坏。王赋所入无几，科敛凡数百名。……德宗时，杨炎为相，遂作两税法。夏输无过六月，秋输无过十一月，置两税使以总之。凡百役之费，先度其数而赋之于民，量出制入。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不居处而行商者，在所州县，税三十之一，度所取与居者均，使无侥利，其租、庸、杂徭悉省，而丁额不废。其田亩之税，以大历十四年垦田之数为定，而均收之。”

    后世专重田赋，分为夏、秋两税。又不计土壤高下，沿各地所收旧数而高下之，皆本杨炎之法，而古者均地均赋之义亡矣。

    唐之兵制，亦因周、隋设府兵。

    《文献通考》：“周太祖辅西魏时，用苏绰言，始仿周典置六军，籍六等之民。择魁健材力之士，以为之首。尽蠲租调，而刺史以农隙教之，合为百府。每府一郎将主之，分属二十四军，开府各领一军。”

    《新唐书·兵志》：“府兵之制，起自西魏、后周而备于隋，唐兴因之。”“诸府总曰折冲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号，而关内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隶诸卫。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为上，千人为中，八百人为下。”“凡民年二十为兵，六十而免。”“其隶于卫也，左右卫皆领六十府，诸卫领五十至四十。”“凡当宿卫者番上，兵部以远近给番。五百里为五番，千里为七番，千五百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为十二番，皆一月上。若简留直卫者，五百里为七番，千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为十二番，亦月上。”

    实即今日所谓征兵之制，亦即古者兵农不分之意。

    《文献通考》：“府兵平日皆安居田亩，每府有折冲领之。折冲以农隙教习战阵，国家有事征发，则以符契下其州及府，参验发之。”

    开元之后，改为募兵，而从来征兵之制不可复矣。

    《文献通考》：“自开元之末，张说始募长征兵，谓之‘彍骑’。其后益为六军。及李林甫为相，奏诸军皆募人为兵，兵不土著，又无宗族，不自重惜，忘身徇利，祸乱自生。”

    唐代京师学校，皆隶于国子监，沿隋制也。其学校有六：一曰国子，二曰太学，三曰四门，四曰律学，五曰书学，六曰算学。其学生以阶级分之。

    《唐六典》：“国子博士掌教文武官三品以上及国公子孙从二品以上曾孙之为生者……太学博士掌教文武官五品以上及郡县公子孙三品曾孙之为生者……四门博士掌教文武官七品以上及侯伯子男之为生者，若庶人子为俊士生者……律学博士、书学博士、算学博士掌教文武官八品以下及庶人子之为生者。”

    各有定额及专业年限。

    《新唐书·选举志》：“国子学，生三百人；太学，生五百人；四门学，生千三百人[13]；律学，生五十人；书学，生三十人；算学，生三十人。……凡生，限年十四以上、十九以下；律学十八以上、二十五以下。”

    《唐六典》：“国子生五分其经以为之业，习《周礼》《仪礼》《礼记》《毛诗》《春秋左氏传》，每经各六十人，余经亦兼习之。习《孝经》《论语》，限一年业成；《尚书》《春秋穀梁》《公羊》各一年半；《周易》《毛诗》《周礼》《仪礼》各二年；《礼记》《左氏春秋》各三年。其习经有暇者，命习隶书，并《国语》《说文》《字林》《三仓》《尔雅》。”“太学生五分其经以为之业，每经各百人。”“四门分经同太学。”“律学生以律令为专业，格式法例亦兼习之。”“书学生以《石经》《说文》《字林》为专业，余字书亦兼习之。《石经》三体书限三年业成，《说文》二年，《字林》一年。”“算学生二分其经以为之业，习《九章》《海岛》《孙子》《五曹》《张丘建》《夏侯阳》《周髀》十有五人，习《缀术》《缉古》十有五人。《孙子》《五曹》共限一年业成，《九章》《海岛》共三年，《张丘建》《夏侯阳》各一年，《周髀》《五经算》共一年，《缀术》四年，《缉古》三年。”

    入学有束脩，每旬有考试。

    《唐六典》：“其生初入，置束帛一篚、酒一壶、脩一案，号为束脩之礼。每旬前一日，则试其所习业。”

    业成者上于监，无成者免。

    《唐六典》：“凡六学生每岁有业成上于监者，丞以其业与司业祭酒试之。明经，帖经口试策经义；进士，帖一中经，试杂文策时务征事。其明法、明书算，亦各试所习业。登第者上于尚书，礼部主簿掌印句检监事。凡六学生有不率师教者，则举而免之。其频三年下第九年在学及律生六年无成者，亦如之。”[14]

    其地方之学校学生，亦有定额。

    《新唐书·选举志》：“京都学生八十人，大都督、中都督府、上州各六十人，下都督府、中州各五十人，下州四十人，京县五十人，上县四十人，中县、中下县各三十五人，下县二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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