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工商进步之特征

    唐代工商进步之特征有四：其一曰飞钱。飞钱者，纸币及汇兑之滥觞也。欲知其制之发生，当先知唐以前货币行使之沿革。秦、汉币制，黄金与铜钱并用。汉武、新莽广为货币，率未尽行[1]。东汉以降，各地自为风气，不尽用钱。王莽乱后，货币杂用布帛金粟。至建武十六年，始行五铢钱。三国时，吴、蜀均用钱，而魏文帝罢五铢钱，使百姓以谷帛为市。晋太始中，河西荒废不用钱，裂匹以为货。安帝元兴中，桓玄辅政，议欲废钱，用谷帛，朝议以为不可，乃止。宋、齐两代，皆尝铸钱。梁初惟京师及三吴、荆、郢、江、襄、梁、益用钱，其余州郡则杂以谷帛交易。交广之域，则全以金银为货。后魏孝文帝时，始诏天下用钱，而河北诸州犹以他物交易，钱略不入市[2]。盖执政者率不知钱币之原理，随时补苴而已。隋、唐之时，天下统一，悉行当时官铸之钱。而人口日增，商业日盛，行铸之钱，往往不周于用。唐开元中，屡敕禁民用钱。

    《唐会要》（王溥）：“开元十三年，敕绫罗、绢布、杂货等皆令通用。如闻市肆，必须见钱，深非通理。自今后与钱货并用，违者准法罪之。”“开元廿二年，敕货物兼通，将以利用。自今以后，所有庄宅交易，并先用绢布、绫罗、丝绵等，其余市价至一千以上，亦令钱物兼用，违者科罪。”

    德宗、宪宗时，迭申钱禁，而飞钱之制以兴。

    《新唐书·食货志》：“贞元初，骆谷、散关禁行人以一钱出者。”“民间钱益少，缯帛价轻，州县禁钱不出境，商贾皆绝，浙西观察使李若初请通钱往来。而京师商贾，赍钱四方贸易者，不可胜计，诏复禁之。二十年，命市井交易以绫罗、绢布、杂货与钱兼用。”“宪宗以钱少，复禁用铜器。时商贾至京师，委钱诸道进奏院及诸军、诸使富家，以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号飞钱。京兆尹裴武请禁与商贾飞钱者，廋索诸坊，十人为保。”

    嗣因商民之利，遂准其于官府飞钱。

    《新唐书·食货志》：“自京师禁飞钱，家有滞藏，物价浸轻。判度支卢坦、兵部尚书判户部事王绍、盐铁使王播，请许商人于户部、度支、盐铁三司飞钱，每千钱增给百钱。然商人无至者，复许与商人敌贯而易之，然钱重帛轻如故。宪宗为之出内库钱五十万缗市布帛……而富家钱过五千贯者死，王公重贬，没入于官，以五之一赏告者。”

    盖钱币专重流通，流通则其数虽少而若多，不通则虽多而若少。然苟明于汇兑之理，则一纸即可代钱，视挟赀以远行为便。当时政府不知研究钱币与商业之关系，创立新法，而商贾独能发明此理，则唐时商贾之智，高于政府中人多矣。

    其二曰瓷器。唐、虞之时，即有陶器。不过今之盆、盎之类，无细瓷也。日用饮食之物，大都用竹木，后又进而用铜。至唐禁铜器，而陶器之业以盛。

    《新唐书·食货志》：“开元十一年，诏所在禁卖铜锡及造铜器者。”[3]“文宗病币轻钱重，诏方镇纵钱谷交易。时虽禁铜为器，而江淮岭南列肆鬻之，铸千钱为器，售利数倍，宰相李珏请加炉铸钱。于是禁铜器，官一切为市之。”

    瓷之兴，盖自晋至北魏而渐多。

    《景德镇陶录》：“东瓯陶。瓯，越也。昔属闽地，今为浙江温州府。自晋已陶，其瓷青，当时著尚。杜育《荈赋》所谓‘器泽陶简，出自东瓯’者也。”“关中窑。元魏时所烧。出关中，即今西安府咸阳等处，陶以供御。”“洛京陶。亦元魏烧造，即今河南洛阳县也。初都云中，后迁都此，故亦曰洛京所陶，皆供御物。”

    其见于史策者，则自隋之何稠始。

    《隋书·何稠传》：“稠性极巧，有智思，览博古图，多识旧物。时中国久绝琉璃之作，匠人无敢厝意。稠以绿瓷为之，与真不异。”

    唐时制瓷之地，如河南邢州、豫章等处，既见于史志，

    《新唐书·地理志》：“河南府贡埏埴盎缶。”“邢州贡瓷器。”

    《唐六典》：“河南府贡瓷器。”“邢州贡瓷器。”

    《新唐书·韦坚传》：“豫章瓷饮器、茗铛、釜。”

    而寿州、洪州、越州、鼎州、婺州、岳州、邛州，均产名陶，

    《景德镇陶录》：“寿窑、洪州窑、越窑、鼎窑、婺窑、岳窑、蜀窑，均唐代所烧造。”

    其品第见于陆羽《茶经》。

    《茶经》：“碗，越州为上。其瓷类玉类冰，青而益茶，茶色绿，邢瓷不如也。鼎州瓷碗次于越器，婺器次于鼎，岳器次于婺，寿瓷色黄最下。洪州瓷褐，令茶色黑，品更次寿州。”

    其昌南镇之瓷，则今之景德镇瓷器之祖也。

    《景德镇陶录》：“陶窑，唐初器也。土惟白壤，体稍薄，色素润。镇钟秀里人陶氏所烧造。邑志云：唐武德中，镇民陶玉者，载瓷入关中，称为假玉器，且贡于朝，于是昌南镇瓷名天下。”

    综历代之用器观之，竹笾、木豆、瓦簋、铜槃，渐变而为瓷碗、瓷盂，而精美轻细，不止于适用而已。此非化学工艺之进步乎？迄今世界各国，犹推吾国之瓷为首。故自隋、唐迄今，直可谓之瓷器时代。

    其三曰茶盐。茶之兴，后于盐。而言唐之征商者，多以茶、盐并举，是二者皆唐之大商业也。古无茶字，故《孟子》称冬日则饮汤，夏日则饮水，未尝言饮茶也。茶、茗之称，始于三国。

    《吴志·孙皓传》：“韦曜素饮酒，不过三升，初见礼异时，常易裁减，或密赐茶茗以当酒。”

    至晋而饮者犹少，

    《世说新语》：“王濛好饮茶，人至辄饮之。士大夫每往，必云今日有水厄。”

    《唐书·陆羽传》称其时尚茶成风，且以之与外国市易。

    《新唐书·陆羽传》：“羽嗜茶，著《茶经》三篇，言茶之原，茶之法，茶之具尤备。天下益知饮茶矣。时鬻茶者，至陶羽形置炀突间，祀为茶神。其后尚茶成风，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

    知饮茶之风，至唐始盛，而茶可为商品，则产之多可知矣。白居易《琵琶行》称茶商重利，而《唐书》载其时茶税特重。

    《新唐书·食货志》：“初，德宗纳户部侍郎赵赞议，税天下茶、漆、竹、木，十取一，以为常平本钱。及出奉天，乃悼悔，下诏罢之。”“贞元八年，以水灾减税。明年，诸道盐铁使张滂奏：出茶州县若山，及商人要路，以三等定估，十税其一。自是岁得钱四十万缗。”“穆宗即位，盐铁使王播图宠以自幸，乃增天下茶税，率百钱增五十。江、淮、浙东西、岭南、福建、荆襄茶，播自领之，两川以户部领之。天下茶加斤至二十两，播又奏加取焉。其后王涯判二使，置榷茶使，徙民茶树于官场，焚其旧积者，天下大怨。”“武宗即位，盐铁转运使崔珙，又增江淮茶税。是时茶商所过州县有重税，或掠夺舟车，露积雨中，诸道置邸以收税，谓之‘拓地钱’，故私贩益起。大中初，盐铁转运使裴休著条约：私鬻三犯皆三百斤，乃论死；长行群旅，茶虽少皆死；雇载三犯至五百斤，居舍侩保四犯至千斤者，皆死；园户私鬻百斤以上，杖背，三犯，加重徭；伐园失业者，刺史、县令以纵私盐论。庐、寿、淮南皆加半税，私商给自首之帖，天下税茶增倍贞元。江淮茶为大摸，一斤至五十两。诸道盐铁使于悰每斤增税钱五，谓之‘剩茶钱’，自是斤两复旧。”

    官税愈严，私贩愈夥，知茶为利溥矣。今日国货之销于域外者，尚以茶为大宗。溯其权舆，固当详稽唐之茶法也。

    吾国自唐、虞以来，久知食盐之利。其后太公、管子及汉之刘濞、孔仅等，多以盐为富国之本。

    《史记·齐太公世家》：“太公至国……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

    《管子·海王篇》：“海王之国，谨正盐策。十口之家，十人食盐，百口之家，百人食盐。终月大男食盐五升少半，大女食盐三升少半，吾子食盐二升少半，此其大历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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