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工商进步之特征

大历也。盐百升而釜，令盐之重升加分强。釜五十也，升加一强；釜百也，升加二强；釜二百也，钟二千。十钟二万，百钟二十万，千钟二百万，万乘之国，人数开口千万也。禺策之商，日二百万，十日二千万，一月六千万，万乘之国，正九百万也。月人三十钱之籍，为钱三千万，今吾非籍之诸君吾子，遂有二国之籍者六千万。”

    《汉书·吴王濞传》：“吴有豫章郡铜山，即招致天下亡命盗铸钱，东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用饶足。”《汉书·食货志》；“东郭咸阳、孔仅为大农丞，领盐铁事。……元狩五年，仅、咸阳言：‘山海、天地之藏，宜属少府，陛下弗私，以属大农佐赋。愿募民自给费，因官器作鬻盐，官与牢盆。浮食奇民，欲擅斡山海之货，以致富羡，役利细民。其阻事之议，不可胜听。敢私铸铁器鬻盐者，釱左趾，没入其器物。’使仅、咸阳乘传举行天下盐铁，作官府，除故盐铁家富者为吏，吏益多贾人矣。”

    而言盐法者，多推刘晏。

    《新唐书·食货志》：“乾元元年，盐铁铸钱使第五琦初变盐法，就山海井灶近利之地置监院，游民业盐者为亭户，免杂徭。盗鬻者论以法。及琦为诸州榷盐铁使，尽榷天下盐，斗加时价百钱而出之，为钱一百一十。自兵起，流庸未复，税赋不足供费，盐铁使刘晏以为因民所急而税之，则国足用。于是上盐法轻重之宜，以盐吏多则州县扰，出盐乡因旧监置吏，亭户粜商人，纵其所之。江、岭去盐远者，有常平盐，每商人不至，则减价以粜民，官收厚利，而人不知贵。”

    盖管子、孔仅及第五琦等，皆用官专卖法。而晏则用就场征税之法，视盐与其他商货相等。粜之商人，听其所之，故盐商之业甚盛。天下之赋，盐利居半。

    《新唐书·食货志》：“晏之始至也，盐利岁才四十万缗。至大历末，六百余万缗。天下之赋，盐利居半。宫闱服御、军饷、百官禄俸皆仰给焉。”

    而淮、浙之盐利，迄今远过于齐、鲁、晋、蜀者，亦自晏开之焉。

    《新唐书·食货志》：“（晏）随时为令，遣吏晓导，倍于劝农。吴、越、扬、楚盐廪至数千，积盐二万余石。有涟水、湖州、越州、杭州四场，嘉兴、海陵、盐城、新亭、临平、兰亭、永嘉、大昌、侯官、富都十监，岁得钱百余万缗，以当百余州之赋。”

    其四曰互市。自汉以降，久与外国通商。

    《汉书·地理志》：“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

    《后汉书·西域传》：“大秦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彩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至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

    《梁书·诸夷传》：“孙权黄武五年，有大秦贾人字秦伦，来到交趾。太守吴邈遣使送诣权……权差吏会稽刘咸送伦，咸于道物故，伦乃径返本国。”

    交、广诸州最称富饶者，以有互市之利也。然其商市率掌于地方官吏，未有专官司其事者，至隋始有互市专官。

    《唐六典》：“汉、魏以降，缘边郡国，皆有互市，与诸蕃交易。致其物产也，并郡县主之，而不别置官吏，至隋诸缘边州置交市监。”

    《隋书·职官志》称四夷使者各一，掌其方国及互市事。其属有监置、互市监、参军事等。监置掌安置其驼马车船，并纠察非违；互市监掌互市；参军事掌出入交易。唐亦设互市监，掌诸蕃交易。

    《唐六典》：“诸互市监各掌诸蕃交易之事，丞为之贰。凡互市所得马、驼、驴、牛等，各别其色，具齿岁、肤第以言于所隶州府。”

    而广州复有市舶使，

    《国史补》（李肇）：“南海舶外国船也，每岁至安南、广州。师子国舶最大，梯上下数丈，皆积宝货。至则本道奏报，郡邑为之喧阗。有蕃长为主，领市舶使籍其各物，纳舶价，禁珍异。”

    《文献通考》：“唐有市舶使，以右威卫中郎将周泽为之。”[4]“唐代宗广德元年，有广州市舶使吕太一。”

    知岭南商业尤盛于诸边矣。西历九世纪，阿剌伯人伊宾戈尔他特宾（Ibn Khordabeh）著一书，曰《道程及郡国志》，中述唐代商港凡四。

    《伊宾戈尔他特宾所述支那贸易港考》（桑原骘藏）：“唐时支那与大食之间，海上之交通，极其繁盛。当时模哈麦特教徒之来航于支那之贸易港者尤多。西历九世纪之半顷，阿剌伯地理学者伊宾戈尔他特宾尝记之于《道程及郡国志》。此书之著作年代，颇多异说。英国学者认为西历八百六十四年顷之作，德国学者认为西历八百四十六年之作，法人认为西历八百四十四年乃至四十八年之作，要之必在西历九世纪之半顷也。……其书之关于支那之贸易港者，略曰：支那之最初贸易港曰龙编[5]，有支那上等之铁器、瓷器及米谷等。次则广府，距龙编海程约四日，陆行约二十日。此地所产果实及野菜、小麦、大麦、米及甘蔗等甚夥。自广府行八日而达胶府[6]。其地之物产，亦同于广府。自胶府行六日至扬州，其产物亦与前两地相同。此等支那之贸易港，外人皆得航行，其城市皆临大河之口，而河水通流，亦不受潮水涨落之影响。河中多鹅、鸭及其他之鸟类云。”

    今人所拟定者，曰广州，曰扬州。于广州，则知其地有犹太、波斯人等十余万。

    《中国历史研究法》（梁启超）：“九世纪时，阿剌伯人所著《中国见闻录》[7]中一节云，有广府Gonfu者，为商舶荟萃地。纪元二百六十四年[8]，叛贼黄巢Punzo陷广府，杀回、耶教徒及犹太、波斯人等十二万。其后有五朝争立之乱，贸易中绝。”

    于扬州，则以文宗德音证之。知南海蕃舶，可直达扬州也。

    《全唐文》卷七十五“文宗大和八年疾愈德音”：“南海蕃舶，本以慕化而来，固在接以恩仁，使其感悦。其岭南、福建及扬州蕃客，宜委节度观察使常加存问。除舶脚收市进奉外，任其往来通流，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

    然《唐书》称边境走集最要者七：

    《新唐书·地理志》：“入四夷之路与关戍走集最要者七：一曰营州，入安东道。二曰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三曰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道。四曰中受降城，入回鹘道。五曰安西，入西域道。六曰安南，通天竺道。七曰广州，通海夷道。”

    则中外之商业，亦不仅广东番舶一途。唐之京师，贾胡荟萃。

    《通鉴》：“大历十四年，诏回纥诸胡在京师者，各服其服，无得效华人。先是回纥留京师者常千人，商胡伪服而杂居者又倍之。县官日给饔饩，殖产赀，开第舍，市肆美利皆归之。日纵贪横，吏不敢问。或衣华服，夸取妻妾，故禁之。”

    怀柔远人，至给饔饩，使殖赀产，不徒官吏存问仅收市脚而已。盖当时之政见，以天朝上国自居，不屑与外夷较利害。故待之极宽大，不似今之讲国际商业者，以国家为商贾之行为，而外商遂辐辏于吾国之通都大市，迄今犹称中国人曰唐人，知唐人所以来远人者，感之深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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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其详见《汉书·食货志》。

    [2]　参诸史及《文献通考》。

    [3]　以钱少之故。

    [4]　见柳泽《劾庆立疏》。

    [5]　即安南之河内。

    [6]　此译音，尚不知何地。

    [7]　即桑原氏所译《道程及郡国志》。

    [8]　此回教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