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宋儒之学

   上蔡之去矜，

    《近思录》曰：“谢子与伊川别一年，往见之。伊川曰：‘相别一年，做得甚工夫？’谢曰：‘也只去得个矜字。’曰：‘何故？’曰：‘子细检点得来，病痛尽在这里。’”

    延平之观喜怒哀乐未发前气象，

    《延平问答》曰：“罗先生令静中看喜怒哀乐未发时作何气象，此意不惟于进学有方，兼得养心之要。”

    南轩之辨义利，

    《张南轩行状后述》（朱熹）曰：“公之教人，必先使之有以察乎义利之间，而后明理居敬，以造其极。”[7]

    晦庵之格物致知，

    《补大学格物致知传》（朱熹）曰：“《大学》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

    象山之先立乎大，

    《象山语录》曰：“大凡为学须要有所立。《论语》云：‘己欲立而立人。’卓然有不为流俗所移，乃为有立。须思量天之所以与我者是甚底，为还是要做人否？理会得这个明白，然后方可谓之学问。”

    皆诸儒以其生平得力之处，示学者以正鹄。学者可由之以证入之法也。

    （二）教育之复兴也。自汉以后，学校教育，皆利禄之途，无所谓人格教育也。宋仁宗时，胡瑗倡教于苏州、湖州及太学，以经义、治事分斋，而以身教人之风始盛。周、张、二程，皆于私家讲学，而师道大兴。濂洛之学，遂成统系。朱、陆诸子，亦随在讲学，或设书院，或于家塾，虽为世所诋毁，而师生相从，讲习不倦[8]。观诸儒之教人，或随事指示，

    《近思录》（朱熹）：“程明道曰：昔受学于周茂叔，每令寻仲尼、颜子乐多，所乐何事。”“又曰：吾年十六七时，好田猎。既见茂叔，则自谓已无此好矣。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潜隐未发，一日萌动，复如初矣。后十二年，复见猎者，不觉有喜心，乃知果未也。”

    《宋元学案》：“明道先生与门人讲论有不合者，则曰更有商量。”“明道见谢子记问甚博，曰：‘贤却记得许多？’谢子不觉面赤身汗。先生曰：‘只此便是恻隐之心。’”“陆九渊始至行都，从游者甚众。先生能知其心术之微，言中其情，多至汗下。”“一生饭次交足，饭既，先生谓之口：‘汝适有过，知之乎？’生曰：‘已省。’其规矩之严又如此。”

    或订为教条学则，

    《白鹿洞书院教条》（朱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禄利而已也。今人之为学者，既反是矣。然圣贤所以教人之法，具存于经，有志之士，固当熟读深思而问辨之。苟知其理之当然，而责其身以必然，则夫规矩禁防之具，岂待他人设之，而后有所持循哉[9]！近世于学有规，其待学者为已浅矣。而其为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复以施于此堂，而特取凡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大端，条列如右。而揭之楣间，诸君其相与讲明遵守，而责之于身焉。则夫思虑云为之际，其所以戒谨而恐惧者，必有严于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于禁防之外，此言之所弃，则彼所谓规者，必将取之，固不得而略也。”

    《程董学则》[10]：“凡学于此者，必严朔望之仪，谨晨昏之令。居处必恭，步立必正，视听必端，言语必谨，容貌必庄，衣冠必整，饮食必节，出入必省，读书必专一，写字必楷敬，几案必整齐，堂室必洁净，相呼必以齿，接见必有定。修业有余功，游艺有适性，使人庄以恕，而必专所听。”[11]

    其所感化，自门弟子以至乡人异端，皆有征验。

    《宋史》：“侯师圣学于程颐。未悟，访周敦颐。敦颐曰：‘吾老矣，说不可不详。’留对榻夜谈，越三日乃还。颐惊异之曰：‘非从周茂叔来耶？’其善开发人类此。”“司马光兄事邵雍，而二人纯德，尤为乡里所慕向。父子昆弟每相饬曰：毋为不善，恐为司马端明、邵先生知。”

    《宋元学案》：“尹彦明先生穷居讲论，不肯少自贬屈。拱手敛足，即醉后未尝别移一处。在平江累年，所用止有一扇，用毕置架上，凡百严整有常。一僧见之曰：吾不知儒家所谓周、孔如何，恐亦只如此也。”

    第取《朱子语类》观之，当时学子对于其师之一话一言，皆谨录之，以为世法。录者九十九人，成书至一百四十卷，亦自古所未有也。所惜者，古代教育必兼礼乐，庄敬和乐，内外兼之。宋时礼乐均失传，故惟恃教者之躬行，示之模范，而以口语辅之，学者或有执滞于语言，

    《宋元学案》：“上蔡曰：‘昔伯淳先生教子，只管看他言语。’伯淳曰：‘与贤说话，却是扶醉汉，救得一边，倒了一边，只怕人执着一边。’”

    及病其拘苦者。

    《宋元学案》：“二程随侍太中知汉州，宿一僧寺。明道入门而右，从者皆随之；伊川入门而左，独行。至法堂上相会，伊川自谓此是某不及家兄处。盖明道和易，人皆亲近；先生严重，人不敢近也。”

    《宋史纪事本末》（陈邦瞻）：“胡纮未达时，尝谒朱熹于建安。熹待学士惟脱粟饭，遇纮不能异也。纮不悦，语人曰：‘此非人情，只鸡斗酒，山中未为乏也。’及为监察御史，乃锐然以击熹自任。”

    要之，人师之多，人格之高，蔑有过于宋者也。

    （三）哲学之大昌也。宋儒之哲学，大抵本于《周易》《洪范》，而各加以推阐之功。司马光作《潜虚》，立原荧本卝基之名象；邵雍作《皇极经世》，立太阴、太阳、少阴、少阳、太刚、太柔、少刚、少柔之名象。盖一则出于五行，一则出于八卦也。周敦颐作《太极图》及《说》，首曰“无极而太极”，其说更进于《系辞》。而儒家为此龂龂争辩，累世不休。

    《与朱熹书》（陆象山）曰：“梭山兄谓《太极图说》与《通书》不类，疑非周子所为。不然，或是其学未成时所作。不然，则或是传他人之文，后人不辨也。”“《易大传》曰：《易》有太极，圣人言有，今乃言无，何也？”“朱子发谓濂溪得太极图于穆伯长，伯长之传，出于陈希夷，其必有考。希夷之学，老氏之学也。无极二字，出于《老子》知其雄章，吾圣人之书所无有也。”

    朱熹《答书》曰：“伏羲作《易》自一画以下，文王演《易》自乾元以下，皆未尝言太极也，而孔子言之。孔子赞《易》，自太极以下，未尝言无极也，而周子言之。夫先圣后圣，岂不同条而共贯哉。”“若论‘无极’二字，乃是周子灼见道体，迥出常情，不顾旁人是非，不计自己得失，勇往直前，说出人不敢说底道理。今后之学者，晓然见得太极之妙，不属有无，不落方体。若于此看得破，方见此老真得千圣以来不传之秘。”“前书所谓不言无极，则太极同于一物，而不足为万化根本；不言太极，则无极沦于空寂，而不能为万化根本：乃是推本周子之意，以为当时若不如此两下说破，则读者错认语意，必有偏见之病。”“《老子》：‘复归于无极。’无极乃无穷之义，如庄生入无穷之门，以游无极之野云尔。非若周子所言之意也。”

    其实“无极”二字，即出于道家，亦无碍于学理。太极之先，自必有无极，周、朱皆见及此，而陆似执着于学派家法，而未求之于太极之先也。然诸儒公认太极以下诸说，而力争太极以上有无无极之义，其不囿于人生观，而必欲穷宇宙之原理，亦为前此儒家所未有矣。张子及二程子，虽不言无极、太极之理，而张载推本于太和。

    《正蒙》（张载）：“太和所谓道，中涵浮沉、升降、动静相感之性。”[12]

    明道推本于乾元一气，

    《二程全书》：“凡人类禽兽草木，莫非乾元一气所生。”[13]

    亦皆有意说明人物之本源。而程子谓“冲穆无朕，万象森然已具”，尤有契于此旨。

    《二程全书》：“冲穆无朕，万象森然已具，未应不是先，已应不是后。如百尺之木，自根本至枝叶，皆是一贯，不可道上面一段是无形无兆，却待人旋安排引出来，教入涂辙。既是涂辙，却只是一个涂辙。”

    盖宋之大儒，皆尝从静养中作工夫。故其所见所证，确然有以见万物一体，而有无朕无形、万化自具之妙。故或说性即理，

    《二程全书》：“性即理也，所谓理性是也。”

    朱熹《中庸注》：“性即理也。”

    或说天即理，

    《论语注》（朱熹）：“天即理也。”

    其名义尽自分立，其理性无不贯澈。大抵周、秦经子之书，已蕴其端，至宋始发挥透辟。世或斥其说为古人所未有，或谓其涉于异端，如戴震曰：“《大学》开卷说虚灵不昧，便涉异学。以具众理而应万事，非心字之旨。《论语》开卷说可以明善而复其初，出《庄严》，全非《孟子》扩充言学之意， 《中庸》开卷说性即理也，如何说性即是理。”要皆未尝亲证宋儒所造之境，惟就文字训诂测之耳。

    （四）本末之一贯也。自宋以前，儒者之学，仅注重于人伦日用之间，而不甚讲求玄远高深之原理。道、释二氏，则又外于伦纪，而为绝人出世之想。惟宋之诸儒，言心言性，务极其精微；而于人事，复各求其至当，所谓明体达用，本末兼赅，此尤宋儒之特色也。虽其中亦有偏于虚寂，颇近禅学者，而程、朱诸儒，则皆一天人，合内外，而无所不备。

    《宋元学案》：“唐一庵曰：明道之学，嫡衍周派，一天人，合内外，立于敬而行之以恕，明于庶物而察于人伦，务于穷神知化而能开物成务。”伊川曰：“学者不可不通世务。天下事譬如一家，非我为，则彼为，非甲为，则乙为。”“人恶多事，或人悯之；世事虽多，尽是人事。人事不教人做，更责谁做。”朱熹曰：“今也须如僧家行脚，接四方之贤士，察四方之事情，览山川之形势，观古今兴亡治乱得失之迹，这道理方见得周遍。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不是块然守定这物事，在一室闭户独坐便了，便可以为圣贤。自古无不晓事情底圣贤，亦无不通变底圣贤，亦无关门独坐的圣贤。圣贤无所不通，无所不能，那个事理会不得？如《中庸》，天下国家有九经，便要理会许多事物。如武王访箕子，陈《洪范》，自身之貌言视听思，极至于天人之际。以人事则有八政，以天时则有五纪。稽之于卜筮，验之于庶征，无所不备。如《周礼》一部书，载周公许多经国制度，便有国家当自家做，只是古圣贤许多规模大体也。要识得这道理，无所不该，无所不在，且如礼、乐、射、御、书、数，许多周旋升降、文章品节之繁，岂有妙道精义在？只是也要理会。理会得熟时，道理便在上面。又如律历、刑法、天文、地理、军旅、职官之类，都要理会，虽未能洞研其精微，然也要识个规模大概，道理方浃洽通透。若只守个些子，捉定在这里，把许多都做闲事，便都无事了，如此只理会得门内事，门外事便了不得。”

    即象山之学，亦以宇宙内事为己分内事，

    《宋元学案》：“陆九渊读古书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忽大省曰：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

    故其服官治政，治效卓然，亦非徒事玄虚、不务人事也。近人病宋学者，往往以为宋学虚而不实，或病其无用，或病其迂腐，要皆未知宋儒之实际也。观张载《西铭》，

    《西铭》：“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浑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茕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

    及《论语说》，

    《论语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其心量之广远，迥非区区囿于一个人、一家族、一社会、一国家、一时代者所可及。盖宋儒真知灼见人之心性，与天地同流。故所言所行，多彻上彻下，不以事功为止境，亦不以禅寂为指归。此其所以独成为中国唐、五代以后勃兴之学术也。

    * * *

    [1]　如司马光、欧阳修等，皆熟习唐、五代之史事，且深痛其时之人不知礼义廉耻，以致亡国。

    [2]　唐韩愈作《原道》排佛、老，李翱作《复性书》述《大学》《中庸》之说，皆宋儒之先声。近人谓程子始提倡《学》《庸》之说，不知本出于翱。

    [3]　如邵康节之《皇极经世》、司马光之《潜虚》之类。

    [4]　如薛季宣、陈傅良、叶適、陈亮之类，世所称永嘉、永康学派者是也。

    [5]　如张横渠之类。

    [6]　如蔡元定之类。

    [7]　《象山语录》亦曰：“凡欲为学，当先识义利公私之辨。”

    [8]　《宋史·朱熹传》：“刘德秀为谏官，首论留正引伪学之罪。右谏议大夫姚愈论道学权臣结为死党，窥伺神器。乃命直学士院高文虎草诏谕天下。于是攻伪学日急，而熹日与诸生讲学不休，或劝其谢遣生徒者，笑而不答。”

    [9]　此可见宋儒教人，专望人之自觉自动，并不取干涉主义。

    [10]　程端蒙、董铢，皆朱熹弟子。二人所定学则，世称《程董学则》。

    [11]　此与《白鹿洞教条》，似有初学与成人之分。《白鹿洞教条》示成人也，《程董学则》示初学也。两者皆从积极方面言，不专事消极也。

    [12]　此所谓太和，当即《易》所谓太极。

    [13]　此义亦是本于太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