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政党政治

    自汉以来，君主政体无所变革。然政治之中心，往往不在君主本身，而旁及于女主、外戚、宦寺、嬖幸、宗王、强藩之手。有宋尽革其弊，虽间有女主垂帘、宦者得势之时，要皆视两汉、晋、唐为不侔。

    《宋史·后妃传》：“慈圣光献曹后拥佑两朝，宣仁圣烈高后垂帘听政，而有元祐之治。”“宋三百余年，外无汉王氏之患，内无唐武、韦之祸，岂不卓然而可尚哉。”《宦官传》：“宋世待宦者甚严。太祖初定天下，掖庭给事不过五十人，宦寺中年方许养子为后。又诏臣僚家毋私蓄阉人，民间有阉童孺为货鬻者论死。去唐未远，有所惩也。厥后太宗却宰相之请，不授王继恩宣徽。真宗欲以刘承规为节度使，宰相持不可而止，中更主幼母后听政者凡三朝。在于前代，岂非宦者用事之秋乎？祖宗之法严，宰相之权重，貂珰有怀奸慝，旋踵屏除，君臣相与防微杜渐之虑深矣。然而宣、政间童贯、梁师成之祸，亦岂细哉！南渡苗、刘之逆，亦宦者所激也。”

    盖宋之政治，士大夫之政治也。政治之纯出于士大夫之手者，惟宋为然。故惟宋无女主、外戚、宗王、强藩之祸。宦寺虽为祸而亦不多，而政党政治之风，亦开于宋。《论语》曰：“君子群而不党。”以党为不良之名词。故世多以党为戒，后汉始有党禁。

    《后汉书·灵帝纪》：“建宁二年冬十月丁亥，中常侍侯览讽有司奏前司空虞放、太仆杜密、长乐少府李膺、司隶校尉朱瑀、颍川太守巴肃、沛相荀翌、河内太守魏朗、山阳太守翟超，皆为钩党。下狱死者百余人，妻子徙边，诸附从者锢及五属。制诏州郡大举钩党，于是天下豪杰及儒学行谊者，一切结为党人。”“熹平五年闰月，永昌太守曹鸾坐讼党人弃市。诏党人门生、故吏、父兄、子弟在位者，皆免官禁锢。”“光和二年四月丁酉，大赦天下。诸党人禁锢，小功以下皆除之。”“中平元年三月壬子，大赦天下党人，还诸徙者。”

    唐代亦有牛、李之党，

    《通鉴目录》：“穆宗长庆元年，李德裕、李宗闵始为朋党。”

    《通鉴》：“长庆三年三月，以牛僧孺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时僧孺与李德裕皆有入相之望，德裕出为浙西观察使，八年不迁，以为李逢吉排己，引僧孺为相。由是牛、李之怨愈深。”“太和七年二月，以兵部尚书李德裕同平章事。德裕入谢，上与之论朋党事，对曰：方今朝士，三分之一为朋党。”“八年十一月，李宗闵言李德裕制命已行，不宜自便。乙亥，复以德裕为镇海节度使，不复兼平章事。时德裕、宗闵各有朋党，互相挤援。上患之，每叹曰：去河北贼易，去朝中朋党难。”

    其事虽不同，要皆不可目为政党。盖汉之党人，徒以反对宦官、自树名节为目的，固无政策之关系。其与之为难之宦官，更不成为敌党。唐之牛僧孺、李德裕虽似两党之魁，然所争者官位，所报者私怨，亦无政策可言。故虽号为党，而皆非政党也。

    宋仁宗时，始有朋党之议。

    《宋史纪事本末·庆历党议篇》（陈邦瞻）：“仁宗景祐三年，礼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判国子监范仲淹，以吕夷简执政，进用多出其门，上《百官图》指其次第。……为四论以献……大抵讥切时弊。……夷简诉仲淹越职言事，离间君臣，引用朋党。仲淹对益切，由是落职，知饶州。集贤校理余靖请改前命，坐落职，监筠州酒税。馆阁校勘尹洙上疏，自承是仲淹之党。夷简怒，斥监郢州酒税。馆阁校勘欧阳修责司谏高若讷不能谏，若讷怒，上其书，修坐贬夷陵令。馆阁校勘蔡襄作四贤一不肖诗，以誉仲淹、靖、洙、修而讥若讷，都人士相传写，鬻书者市之，得厚利。”“御史韩缜，希夷简旨，请以仲淹朋党榜朝堂，戒百官越职言事者。从之。”“宝元元年冬十月丙寅，诏戒百官朋党。”

    欧阳修著《朋党论》，谓惟君子有朋。

    《宋史纪事本末》：“庆历三年三月，以欧阳修、王素、蔡襄知谏院。”“自范仲淹贬饶州，修及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见逐。群邪目之曰党人，于是朋党之议遂起。修乃为《朋党论》以进曰：‘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

    盖已明于君子执政，必多集同志以行其政策，不必以朋党为讳矣。然庆历中虽有党论，而并无两党相对峙之形式。范仲淹、欧阳修等为党，而反对范、欧等之吕夷简、夏竦等并不能为党。吕虽反对范，后转为之画策，明与夏非党。

    《宋史纪事本末》：“夏竦怨石介斥己，欲因以倾富弼等。乃使女奴阴习介书……伪作介为富弼撰废立诏草，飞语上闻。帝虽不信，而弼与仲淹恐惧，不自安于朝，皆请出按西北边，不许。适闻契丹伐夏，仲淹固请行，乃独允之。仲淹将赴陕，过郑州。时吕夷简已老，居郑，仲淹往见之。夷简问：‘何事遽出？’仲淹对以暂往经抚两路，事毕即还。夷简曰：‘君此行正蹈危机，岂复再入？若欲经制西事，莫如在朝廷为便。’仲淹愕然。”

    范之无憾于吕，尤能分别公私之界。

    《宋史·范仲淹传》：“夷简再入相，帝谕仲淹使释前憾。仲淹顿首谢曰：臣乡论盖国家事，于夷简无憾也。”

    故仁宗时之党议，不得谓之政党，而君子之风有足多者。

    中国之有政党，殆自宋神宗时之新旧两党始。其后两党反复互争政权，讫北宋被灭于金始已。

    北宋新旧党政争表

    论史者恒以宋之党祸比于汉、唐，实则其性质大不相同。新旧两党各有政见，皆主于救国，而行其道特以方法不同，主张各异，遂致各走极端。纵其末流，不免于倾轧报复，未可纯以政争目之；而其党派分立之始，则固纯洁为国，初无私憾及利禄之见羼杂其间。此则士大夫与士大夫分党派以争政权，实吾国历史上仅有之事也。

    自唐、五代以降，因仍苟且，政法大敝。宋室区区，仅能谋政权之统一，图皇位之世袭，而于民生国计之要，初未能有大经大法，起积弊而垂之于无穷。故有识之士，咸思奋发有为。范仲淹、欧阳修等，皆尝持改革之论。

    《宋史·范仲淹传》：“帝方锐意太平，数问当世事。仲淹语人曰：上用我至矣，事有先后，久安之弊，非朝夕可革也。帝再赐手诏，又为之开天章阁，召二府条对。仲淹皇恐，退而上十事。”（其十事为：一曰明黜陟，二曰抑侥幸，三曰精贡举，四曰择长官，五曰均公田，六曰厚农桑，七曰修武备，八曰推恩信，九曰重命令，十曰减徭役。）“仲淹以天下为己任，裁削幸滥，考核官吏，日夜谋虑，兴致太平。然更张无渐，规模阔大，论者以为不可行。”[1]

    《本论》（欧阳修）：“今之务众矣，所当先者五也。其二者有司之所知，其三者则未之思也。足天下之用，莫先乎财；系天下之安危，莫先乎兵，此有司之所知也。然财丰矣，取之无限而用之无度，则下益屈而上益劳；兵强矣，而不知所以用之，则兵骄而生祸。所以节财用兵者，莫先乎立制。制已具备，兵已可使，财已足用，所以共守之者，莫先乎任人。……天下之势，有若敝庐，补其奥则隅坏，整其桷则栋倾，枝撑扶持，苟存而已。……是以兵无制，用无节，国家无法度，一切苟且而已。……今宋之为宋，八十年矣。天下为一，海内晏然。为国不为不久，天下不为不广也。然而财不足用于上而下已敝，兵不足威于外而敢骄于内，制度不可为万世法而日益丛杂，一切苟且，不异五代之时。此甚可叹也。”

    至神宗时，积弊愈甚。而王安石、吕惠卿等，以学者见信于神宗，遂力主改革旧弊，创立新法。十余年间，于理财讲武、恤民救灾、兴学育才、建官明法之要政，粗有图议，尚未能大树规模。而当时之守旧者，若司马光、富弼、韩琦、文彦博、范纯仁等，群起反对。致王、吕之事，未能展其六七。盖以其施行太骤，陈义太高，蚩蚩之民，相率咨怨。而奉行之官吏，又不能尽如立法者之意，有以贻反对者之口实也。今观其施行次第：

    《宋史·神宗纪》称：熙宁二年二月庚子，以王安石参知政事。甲子，陈升之、王安石创置三司条例，议行新法。三月乙酉，诏漕运盐铁等官，各具财用利害以闻。四月丁巳，遣使诸路，察农田水利赋役。七月辛巳，立淮、浙、江、湖六路均输法。九月丁卯，立常平给敛法。十一月乙丑，命韩绛制置三司条例。丙子，颁《农田水利约束》。闰月，差官提举诸路常平、广惠仓，兼管勾农田水利差役事。三年正月乙卯，诏诸路散青苗钱，禁抑配。十二月己未，立诸路更戍法，旧以他路兵杂戍者遣还。乙丑，立保甲法。丁卯，以韩绛、王安石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戊寅，初行免役法。四年正月壬辰，王安石请鬻天下广惠仓田，为三路及京东常平仓本，从之。二月丁巳朔，罢诗赋及明经诸科，以经义、论、策试进士。置京东西、陕西、河东、河北路学官，使之教导。辛酉，诏治吏沮青苗法者。三月庚寅，诏给诸路学田，增教官员。辛卯，遣使察奉行新法不职者。十月壬子朔，罢差役法，使民出钱募役。戊辰，立太学生内、外、上舍法。五年三月丙午，以内藏库钱置市易务。四月己未，括闲田，置弓箭手。六月乙亥，置武学。八月甲辰，颁方田均税法。六年三月庚戌，置经局，命王安石提举。己未，置诸路学官。丁卯，诏进士、诸科，并试明法注官。四月乙亥，置律学。戊戌，裁定在京吏禄。八月戊戌，复比闾族党之法。九月壬寅，置两浙和籴仓，立敛散法。戊申，诏兴水利。七年三月己未，行方田法。四月丙戌，王安石罢知江宁府。以韩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监修国史。翰林学士吕惠卿参知政事。十月庚辰，置三司会计司，以韩绛提举。八年二月癸酉，以王安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六月己酉，颁王安石《诗》《书》《周礼义》于学官。辛亥，以王安石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十月壬寅，罢手实法。九年十月丙午，王安石罢知江宁府。十年六月癸巳，王安石以使相为集禧观使。九月癸酉，立义仓。元丰元年正月乙卯，以王安石为尚书左仆射、舒国公、集禧观使。二年五月戊子，御史中丞蔡確参知政事。三年二月丙午，以翰林学士章惇参知政事。六月丙午，诏中书详定官制。九月乙亥，正官名。乙酉，以王安石为特进，改封荆国公。五年四月癸酉，官制成。以王珪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蔡確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甲戌，以太中大夫章惇为门下侍郎。五月辛巳朔，行官制。

    则安石初执政时，改革最锐。至再执政，仅颁行《三经新义》及罢手实法而已。元丰初政，惟改官制，余多循熙宁之法行之。则以反对者之烈，未能举旧制一一研索，扫地而更张也。

    神宗崩，高太后听政。元祐诸贤，力反王、吕、章、蔡所为。

    《宋史纪事本末·元祐更化篇》称：元丰八年五月，诏起司马光知陈州。光过阙入见，留为门下侍郎。七月，罢保甲法。十一月丙戌，罢方田。十二月壬戌，罢市易法。罢保马法。元祐元年三月，司马光请悉罢免役钱，复差役法。诸色役人，皆如旧制。光居政府，凡王安石、吕惠卿所建新法，刬革略尽。八月辛卯，诏复常平旧法，罢青苗钱。

    其势似颇专于守旧。然其于学校贡举，亦思多立新制以祛旧弊。

    《宋史纪事本末·学校科举之制篇》称：元祐元年四月辛亥，司马光请立经明行修科。五月戊辰，命程颐等修定学制。颐以为学校礼义相先之地，而月使之争，殊非教养之道。请改试为课，有所未至，则学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置尊贤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镌解额以去利诱。及置待宾吏师斋，立观光法，如是者亦数十条。七月癸酉，立十科举士法。一曰行义纯固，可为师表；二曰节操方正，可备献纳；三曰智勇过人，可备将帅；四曰公正聪明，可备监司；五曰经术精通，可备讲读；六曰学问该博，可备顾问；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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