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政党政治

顾问；七曰文章典丽，可备著述；八曰善听狱讼，尽公得实；九曰善治财赋，公私俱便；十曰练习法令，能断请谳。

    使温公等执政稍久，未必不别有所建设。惟其建设之法，必有鉴于王、吕等，不期急进，而务得民心。且即王、吕之所创置，亦未尝不可采用。如差役之法，苏轼、范纯仁等皆以为不如免役。足证守旧者未必不知新法之孰长孰短。即温公一概抹杀，而苏、范且抗颜力争矣。

    宋之新党近于管、商，旧党近于黄、老。其根本观念不同，故政策亦各有所蔽。第以司马温公与王荆公辩论之书观之，即可知其政策之原本。

    《司马光与王介甫书》：“窃见介甫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才高而学富，难进而易退。远近之士，识与不识，咸谓介甫不起则已，起则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泽矣。天子用此起介甫于不可起之中，引参大政，岂非欲望众人之所望于介甫邪？今介甫从政始期年，而士大夫在朝廷及自四方来者，莫不非议介甫如出一口。下至闾阎细民、小吏、走卒，亦切切怨叹，人人归咎于介甫，不知介甫亦尝闻其言而知其故乎？”“今天下之人，恶介甫之甚者，诋毁无所不至，光独知其不然。介甫固大贤，其失在于用心太过、自信太厚而已。何以言之？自古圣贤所以治国者，不过使百官各称其职，委任而责成功也。其所以养民者，不过轻租税、薄赋敛、已逋责也。介甫以为此皆腐儒之常谈，不足为，思得古人所未尝为者而为之。于是财利不以委三司而自治之，更立制置三司条例司，聚文章之士及晓财利之人，使之讲利。”“又置提举句当常平广惠仓使者四十余人，使行新法于四方。先散青苗钱，次欲使比户出助役钱，次又欲更搜求农田水利而行之。”“所遣者虽皆选择才俊，然其中亦有轻佻狂躁之人，陵轹州县、骚扰百姓者。于是士大夫不服，农商丧业，故谤议沸腾，怨嗟盈路。迹其本原，或以此也。”“夫侵官者，乱政也，介甫更以为治术而先施之；贷息钱，鄙事也，介甫更以为王政而力行之；繇役自古皆从民出，介甫更欲敛民钱雇市佣而使之。此三者，常人皆知其不可，而介甫独以为可。非介甫之智不及常人也，直欲求非常之功，而忽常人之所知耳。”“介甫素刚直，每议事于人主前，如与朋友争辨于私室，不少降辞气，视斧钺鼎镬无如也。及宾客僚属谒见论事，则唯希意迎合、曲从如流者，亲而礼之；或所见小异、微言新令之不便者，介甫辄艴然加怒，或诟骂以辱之，或言于上而逐之，不待其辞之毕也。明主宽容如此，而介甫拒谏乃尔，无乃不足于恕乎！”“光昔从介甫游，于诸书无不观，而特好《孟子》与《老子》之言，今得君得位而行其道，是宜先其所美，必不先其所不美也。《孟子》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又曰：‘为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将终岁勤动，不得以养其父母，又称贷而益之，恶在其为民父母也。’今介甫为政，首制置条例，大讲财利之事；又命薛向行均输法于江淮，欲尽夺商贾之利；又分遣使者散青苗钱于天下而收其息，使人人愁痛，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此岂孟子之志乎？《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又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又曰：‘治大国若烹小鲜。’今介甫为政，尽变更祖宗旧法，先者后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成者毁之，弃者取之，矻矻焉穷日力，继之以夜而不得息。使上自朝廷，下及田野，内起京师，外周四海，士吏兵农工商僧道无一人得袭故而守常者，纷纷扰乱，莫安其居者，岂老氏之志乎？何介甫总角读书，白头秉政，乃尽弃其所学，而从今世浅丈夫之谋乎！”“观介甫之意，必欲力战天下之人，与之一决胜负，不复顾义理之是非、生民之忧乐、国家之安危，光窃为介甫不取也。”“光今所言，正逆介甫之意，明知其不合也。然光与介甫趣向虽殊，大归则同，介甫方欲得位以行我道，泽天下之民；光方欲辞位以行其志，救天下之民者：所谓和而不同者也。故敢一陈其志，以自达于介甫，以终益友之义。其舍之取之，则在介甫矣。”

    《王安石答司马谏议书》：“某启：昨日蒙教，窃以为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而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虽欲强聒，终必不蒙见察，故略上报，不复一一自辨。重念蒙君实视遇厚，于反复不宜卤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实或见恕也。盖儒者所争，尤在于名实。名实已明者，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实所以见教者，以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也。某则以谓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至于怨诽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上乃欲变此，而某不量敌之众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盘庚之迁，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盘庚不为怨者故改其度，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故也。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无由会晤，不任区区向往之至。”

    惟旧者偏徇俗见，新者间杂意气，则皆不免为贤者之累。其后新党为众论所排，不得不用政见相同之人，而小人乃乘而为利。旧党当元祐中虽暂得势，寻复分裂，而有洛、蜀、朔党之别。而两方始不以政策为重，而以党派为争矣。

    《宋史纪事本末》：“元祐二年，吕公著独当国，群贤咸在朝，不能不以类相从，遂有洛党、蜀党、朔党之语。洛党以程颐为首，而朱光庭、贾易为辅。蜀党以苏轼为首，而吕陶为辅。朔党以刘挚、梁焘、王岩叟、刘安世为首，而辅之者尤众。”

    熙、丰、元祐之分党，最为纯洁。其于异党之人，虽亦排斥，然未尝明著党籍，诬加罪状也。其后绍述调停反覆不已，而蔡京当国，遂至仇异党而刻石示众。

    《宋史纪事本末·蔡京擅国篇》：“（崇宁元年）秋七月戊子，以蔡京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九月己亥，立党人碑于端礼门，籍元符末上书人，分邪、正等黜陟之。时元祐、元符末群贤贬窜死徙者略尽，蔡京犹未惬意，乃与其客强浚明、叶梦得籍宰执司马光、文彦博、吕公著、吕公亮、吕大防、刘挚、范纯仁、韩忠彦、王珪、梁焘、王岩叟、王存、郑雍、傅尧俞、赵瞻、韩维、孙固、范百禄、胡宗愈、李清臣、苏辙、刘奉世、范纯礼、安焘、陆佃，曾任待制以上官苏轼、范祖禹、王钦臣、姚勔、顾临、赵君锡、马默、王汾、孔文仲、孔武仲、朱光庭、孙觉、吴安持、钱勰、李之纯、赵彦若、赵禼、孙升、李周、刘安世、韩川、吕希纯、曾肇、王觌、范纯粹、杨畏、吕陶、王古、陈次升、丰稷、谢文瓘、鲜于侁、贾易、邹浩、张舜民，余官程颐、谢良佐、吕希哲、吕希绩、晁补之、黄庭坚、毕仲游、常安民、孔平仲、司马康、吴安诗、张耒、欧阳棐、陈瓘、郑侠、秦观、徐常、汤馘、杜纯、宋保国、刘唐老、黄隐、王巩、张保源、汪衍、余爽、常立、唐义问、余卞、李格非、商倚、张廷坚、李祉、陈佑、任伯雨、朱光裔、陈郛、苏嘉、龚夬、欧阳中立、吴俦、吕仲甫、刘当时、马琮、陈彦、刘昱、鲁君贶、韩跋，内臣张士良、曾焘、赵约、谭扆、王偁、陈询、张琳、裴彦臣，武臣王献可、张巽、李备、胡田，凡百二十人，等其罪状，谓之奸党，请御书刻石于端礼门。京等复请下诏，籍元符末日食求言章疏及熙宁、绍圣之政者，付中书，定为正上、正中、正下三等，邪上、邪中、邪下三等。于是钟世美以下四十一人为正等，悉加旌擢；范柔中以下五百余人为邪等，降责有差。”

    《金石萃编·元祐党籍碑》（王昶）：“碑有二本。一是装本，正书隶额，有饶跋，在静江府。一碑高六尺，广三尺一寸五分，行字多寡不等，正书。额题‘元祐党籍碑’五字，亦正书，有沈跋，在融县……《元祐党籍碑》，徽宗朝原有两本。崇宁元年九月己亥，御书刻石于端礼门者，初本也。三年六月戊午，重定一籍，通三百九人，御书刊石置文德殿门东壁，又诏蔡京书之，颁之州县，令皆刻石者，再刻本也。五年正月，以星变除毁朝堂石刻，如外处有石刻亦令除毁，而原刻无有存者。今世所传，乃南宋人所翻三百九人之本……玩碑文先立于宫学，次及太学辟雍，又次及天下郡邑，则宫学在太学之上矣。此碑今存者，山左较多，河南次之。”

    此则政党史之污点也。蔡京与王安石有连，然当王、吕时，未尝得志。元祐初，且以复差役为司马光所赏。

    《宋史纪事本末·元祐更化篇》：“初，差役之复，为期五日。同列病其太迫，知开封府蔡京独如约，悉改畿县雇役，无一违者。诣政事堂白光。光喜曰：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

    则徽宗时之斥逐奸党，直元祐叛党所为，而无与于熙、丰之党也。

    熙、丰、元祐之政党，败坏于蔡京。经宣和、靖康之变，而新党无所容喙。观崔之疏，可知当日群议之归向。

    《宋史纪事本末·群奸之窜篇》：“宣和七年十二月，右正言崔上疏曰：‘数十年来，王公卿相皆自蔡京出，要使一门生死则一门生用，一故吏逐则一故吏来，更持政柄，无一人害己者。……王安石除异己之人，著《三经》之说以取士，天下靡然雷同，陵夷至于大乱。……京又以学校之法驭士人，如军法之驭卒伍，一有异论，累及学官。若苏轼、黄庭坚之文章，范缜、沈括之杂说，悉以严刑重赏，禁其收藏，其苛锢多士，亦已密矣。……仁宗、英宗选敦朴敢言之士，以遗子孙。安石目为流俗，一切逐去，司马光复起而用之，元祐之治，天下安于泰山。及章惇、蔡京倡为绍述之论以欺人主，绍述一道德而天下一于谄佞，绍述同风俗而天下同于欺罔，绍述理财而公私竭，绍述造士而人才衰，绍述开边而塞尘犯阙矣。……京奸邪之计大类王莽，而朋党之众则又过之。愿斩之以谢天下。’累章极论，时议归重焉。”

    建炎仓猝之际，首诏停散青苗钱，及还元祐党籍及上书人恩数。

    《宋史·高宗本纪》：“建炎元年五月庚寅朔，帝即位，改元建炎。”“罢天下神霄宫，住散青苗钱。”“六月辛未，还元祐党籍及上书人恩数。”

    而洛、蜀诸人之学术，复重于世，荆公之新说衰矣。然朱熹所订《社仓事目》，实本熙宁青苗之法。

    《史传今义》（梁启超）：“后此有阴窃青苗法之实而阳避其名者，则朱子之《社仓》是也。其法取息十二，夏放而冬收之，此与青苗何异？朱子行之于崇安而效，而欲以施之天下，亦犹荆公行之于鄞而效，而欲以施之天下也。朱子平日痛诋荆公，谓其汲汲财利，使天下嚣然丧其乐生之心。及倡《社仓》议，有诘之者，则奋然曰：介甫独散青苗一事是耳。”[2]

    是洛党学者，亦未尝不用新法之善者也。

    宋代党论，历时最久。元祐党案甫衰，庆元党案复起（《宋元学案》有《元祐党案》《庆元党案》两表）。然伪学之禁，虽亦由执政者之分党相攻，而韩侂胄、京镗等初无政策可言，赵、留、朱、蔡等亦未尝标榜政策，反对异党。其事止类于后汉之党锢，与北宋之党争不同也。自是而后，惟学有党，而政无党。明之东林党议虽亦以政权相倾轧，历时至五十年。

    《明史纪事本末·东林党议篇》：“顾宪成既谪归，讲学于东林，故杨时书院也。孙丕扬、邹元标、赵南星之流，謇谔自负，与政府每相持。其附阁臣沈一贯者，科道亦有人，而宪成讲学，天下趋之。一贯持权求胜，受黜者身去而名益高，此东林浙党所自始也。其后更相倾轧，垂五十年。”

    然反对东林者，亦复不足齿数。上下数千年，惟北宋卓然有政党，岂不异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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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据此，是范文正实首倡改革者。然以其知久安之弊非朝夕可革，故持论尚取其近而易行者。而当时之人，已以为更张无渐，规模阔大，而不可行矣。

    [2]　俱见《朱子语类》。《社仓事目》见《朱子集》卷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