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辽夏金之文化

    自后梁开平元年，辽太祖安巴坚称帝，而契丹立国于吾国之东北，传九世，二百一十九年。宋仁宗宝元元年[1]，夏景宗曩霄称帝，而西夏立国于吾国之西北，传十世，百九十年。宋徽宗政和五年[2]，金太祖阿古达称帝，而女真遂灭辽而与宋平分中夏，传九世，百二十年。宋宁宗开禧二年[3]，蒙古太祖铁木真称成吉思汗，而其后遂灭夏、金，入主中国，国号曰元，传十四世，一百六十二年。故自五代迄元末，为汉族式微，西北诸族崛兴之时[4]，其祸且甚于晋、隋之际。观于宋人之衰弱，几疑中国之文化实足为国家种族之害，反不若野蛮人种之尚武，可以凌驾文明国人之上。然试考诸国之历史，则其事殊不尽然。凡异族之以武力兴者，率多同化于汉人之文教，即其文字有特创者，亦多出于华文，此则文化不以种族而分之证也。蒙古之事，具于后篇。兹先述辽、夏及金之梗概。

    契丹虽兴于元魏之时，而进化甚迟，至唐季始有城邑。

    《辽史·太祖本纪赞》：“懿祖生匀德实，始教民稼穑，善畜牧，国以殷富，是为玄祖。玄祖生撒剌的，仁民爱物，始置铁冶，教民鼓铸，是为德祖，即太祖之父也。世为契丹遥辇氏之夷离堇，执其政柄。德祖之弟述澜，北征于厥、室韦，南略易、定、奚、霫，始兴板筑，置城邑，教民种桑麻，习织组，已有广土众民之志。而太祖受可汗之禅，遂建国。”

    太祖之立，实本汉人之教。

    《新五代史·四夷附录》：“契丹部族之大者曰大贺氏，后分为八部。……部之长号大人，而常推一大人建旗鼓，以统八部。至其岁久，或其国有灾疾而畜牧衰，则八部聚议，以旗鼓立其次而代之。”“某部大人遥辇次立时，八部之人，以为遥辇不任事，选于其众，以阿保机代之。”“是时刘守光暴虐，幽、涿之人多亡入契丹。阿保机乘间入塞，攻陷城邑，俘其人民，依唐州县置城以居之。汉人教阿保机曰：‘中国之王，无代立者。’由是阿保机益以威制诸部，而不肯代。其立九年，诸部以其久不代，共责诮之。阿保机不得已，传其旗鼓而谓诸部曰：吾立九年，所得汉人多矣，吾欲自为一部，以治汉城，可乎？”“汉城在炭山东南滦河上，有盐铁之利，其地可植五谷。阿保机率汉人耕种，为治城郭邑屋廛市如幽州制度，汉人安之，不复思归。”

    用兵四方，恒用汉字刻石纪功，

    《辽史·太祖纪》：“三年夏四月乙卯，诏左仆射韩知古，建碑龙化州大广寺，以纪功德。”“五年三月，次滦州，刻石纪功。”“神册元年八月，拔朔州，擒节度使李嗣本，勒石纪功于奇冢南。”[5]

    且自矜其能汉语。

    《新五代史·四夷附录》：阿保机谓姚坤曰：“吾能汉语，然绝口不道于部人，惧其效汉而怯弱也。”

    则其机智绝伦，所以能弹压诸部者，自有吾国文教之关系矣。据《辽史·本纪》，当时三教并崇，

    《辽史·太祖纪》：“神册三年五月乙亥，诏建孔子庙、佛寺、道观。”

    然以《义宗传》证之，则太祖实独尊孔教。

    《辽史·义宗列传》：“太祖常问侍臣曰：‘受命之君，当事天敬神。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何先？’皆以佛对。太祖曰：‘佛非中国教。’倍曰：‘孔子大圣，万世所尊，宜先。’太祖大悦。即建孔子庙，命倍春秋释奠。”

    义宗既好汉籍，

    《新五代史·四夷附录》：“突欲好饮酒，工画，颇知书。其自契丹归中国，载书数千卷。枢密使赵延寿每假其异书、医经，皆中国所无。”

    其立国东丹，一用汉法。

    《辽史·义宗传》：“太祖改渤海国曰东丹，名其城曰天福，以倍为人皇王主之。仍赐天子冠服，建元甘露，称制，置左右大次四相及百官，一用汉法。”“太宗既立，见疑，以东平为南京，徙倍居之。倍既归国，起书楼于西宫。”

    自后辽室诸帝，皆通汉学，

    《辽史·圣宗纪》：“帝幼喜书翰，十岁能诗。既长，精射法，晓音律，好绘画。”《兴宗纪》：“善骑射，好儒术，通音律。”《道宗纪》：“咸雍九年十月丁丑，诏有司颁行《史记》《汉书》。”“大安二年正月癸丑，召权翰林学士赵孝严、知制诰王师儒等，讲《五经》大义。”“四年四月癸卯，召枢密直学士耶律俨讲《尚书·洪范》。五月辛亥，命燕国王延禧写《五子之歌》。”

    不独太宗置宫立制，皆依中国也。

    《新五代史·四夷附录》：“契丹以幽州为燕京，改天显十一年为会同元年，更其国号大辽。置百官，皆依中国，参用中国之人。”

    五代之时，中国多有契丹人，

    《新五代史·四夷附录》：“德光遣秃馁、萴剌等，以五千骑救王都。又遣惕隐赫邈，益秃馁以骑七千。”“明宗斩秃馁等六百余人，而赦赫邈，选其壮健者五千余人，为契丹直。”“长兴元年，突欲自扶余泛海奔于唐。明宗因赐其姓为东丹，而更其名曰慕华。”“其部曲五人，皆赐姓名。罕只曰罕友通，穆葛曰穆顺义，撒罗曰罗宾德，易密曰易师仁，盖礼曰盖来宾，以为归化、归德将军郎将。又赐前所获赫邈姓名曰狄怀惠，捏列曰列知思，萴剌曰原知感，福郎曰服怀造，竭矢讫曰讫怀宥。其余为契丹直者，皆赐姓名。”

    而契丹尤喜用中国人。

    《新五代史·四夷附录》：“当阿保机时，有韩延徽者，幽州人也，为刘守光参军，守光遣延徽聘于契丹，阿保机奇之，遂用以为谋主。阿保机攻党项、室韦，服诸小国，皆延徽谋也。”“阿保机僭号，以延徽为相，号政事令，契丹谓之崇文令公。”“张砺，明宗时翰林学士。德光重其文学，仍以为翰林学士。砺常思归，逃至境上，为追者所得。德光责之，砺曰：‘臣本汉人，衣服饮食言语不同，今思归而不得，生不如死。’德光顾其通事高唐英曰：‘吾戒尔辈善待此人，致其逃去，过在尔也。’因笞唐英一百，而待砺如故。”

    太宗之入晋，尤乐晋之仪制。

    《新五代史·四夷附录》：“德光胡服视朝于广政殿。”“被中国冠服，百官常参起居，如晋仪。”“德光服靴袍御崇元殿，百官入阁，德光大悦。顾其左右曰：汉家仪物，其盛如此，我得于此殿坐，岂非真天子耶！”

    故辽之制度，有国制、汉制之别。

    《辽史·百官志》：“太祖神册六年，诏正班爵。至于太宗，兼制中国。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国制简朴，汉制则沿名之风固存也。”

    用以招徕中国之人，

    《辽史·百官志》：“辽有北面朝官矣。既得燕代十有六州，乃用唐制，复设南面三省、六部、台、院、寺、监、诸卫、东宫之官，诚有志帝王之盛制，亦以招徕中国之人也。”

    甚至以汉人、汉儿名其职务。

    《辽史·百官志》：“汉人枢密院，本兵部之职。”“太祖初有汉儿司，韩知古总知汉儿司事。太宗入汴，因晋置枢密院，掌汉人兵马之政。”“汉儿行宫都部署院，亦曰南面行宫都部署司。圣宗开泰九年，改左仆射。某宫汉人行宫都部署，某宫同知汉人都部署。”

    其南面军官大抵用宋人。

    《辽史·百官志》：“南面军官。”“《传》曰：‘虽楚有材，晋实用之。’辽自太祖以来，攻掠五代、宋境，得其人则就用之。东北二鄙，以农以工，有事则从军政，计之善者也。”

    盖纯用契丹之人、契丹之法，决不足以为国也。《辽史》诸志，备详汉制。

    《辽史·礼志》：“太宗克晋，稍用汉礼。今国史院有金陈大任《辽礼仪志》，皆其国俗之故，又有《辽朝杂礼》，汉仪为多。”《乐志》：“辽有国乐，犹先王之风；其诸国乐，犹诸侯之风，故志其略。”“自汉以后，相承雅乐，有古《颂》焉，有古《大雅》焉。辽阙郊庙礼，无颂乐。大同元年，太宗自汴将还，得晋太常乐谱、宫悬、乐架，委所司先赴中京。”“自汉以来，因秦、楚之声置乐府。至隋得西域七声，由是雅俗之乐皆用之。晋高祖使冯道、刘煦册应天太后、太宗皇帝，其声器、工官与法驾，同归于辽。”“今之散乐，俳优、歌舞杂进，往往汉乐府之遗声。晋天福三年，遣刘煦以伶官来归，辽有散乐，盖由此矣。”《仪卫志》：“辽国自太宗入晋之后，皇帝与南班汉官用汉服；太后与北班契丹臣僚用国服。其汉服，即五代晋之遗制也。”“太宗皇帝会同元年，晋使冯道、刘煦等备车辂法物，上皇帝、皇太后尊号册礼。自此天子车服，昉见于辽。太平中行汉册礼，乘黄令陈车辂，尚辇奉御陈舆辇。盛唐辇辂尽在辽廷矣。”

    至谓辽之所重，以汉仗为大端。

    《辽史·仪卫志》：“金吾、黄麾六军之仗，辽受之晋，晋受之后唐，后唐受之梁、唐，其来也有自。”“大贺失活入朝于唐，娑固兄弟继之，尚主封王，饫观上国。开元东封，邵固扈从，又览太平之盛。自是朝贡岁至于唐。辽始祖涅里立遥辇氏，世为国相，目见耳闻，歆企帝王之容辉有年矣。遥辇致鼓纛于太祖帐前，曾何足以副其雄心霸气之所睥睨哉。厥后交梁聘唐，不惮劳勚。至于太宗，立晋以要册礼，入汴而收法物，然后累世之所愿欲者，一举而得之。太原擅命，力非不敌，席卷法物，先致中京，蹝弃山河，不少顾虑，志可知矣。于是秦汉以来帝王文物，尽入于辽。周、宋按图更制，乃非故物。辽之所重，此其大端，故特著焉。”

    中原文物，为异族所歆羡如此，非惟可以觇辽国之风化，抑亦可以见元代修《辽史》者之心理焉。

    契丹太祖时，尝制契丹大字，

    《辽史·太祖纪》：“神册五年正月乙丑，始制契丹大字。”“九月壬寅，大字成，诏颁行之。”

    突吕不实赞其事，

    《辽史·列传第五》：“突吕不，字铎衮，幼聪敏嗜学。事太祖，见器重。及制契丹大字，突吕不赞成为多。”

    字体亦本汉文，

    《书史会要》（陶宗仪）：“辽太祖用汉人，以隶书之半增损之，制契丹字数千，以代刻木之约。”

    字数虽不多，然已敷翻译汉籍之用。且自成其为辽文。

    《辽史·义宗传》：“工辽、汉文章，尝译《阴符经》。”又《萧韩家奴传》：“欲帝知古今成败，译《通历》《贞观政要》《五代史》。”

    是契丹亦能食中国之文化而自成其文化矣。第辽族以文学著者，多以工汉文得名。

    《廿二史劄记》（赵翼）：“辽太祖起朔漠，而长子人皇王倍已工诗善画……藏书于医巫闾山绝顶。……其浮海适唐也，刻诗海上，曰：‘小山压大山，大山全无力。羞见故乡人，从此投外国。’情调凄惋，言短意长，已深有合于风人之旨矣。平王隆先，亦博学能诗，有《阆苑集》行世。其他宗室内亦多以文学著称，如耶律国留，善属文。坐罪在狱，赋《寤寐歌》，世竞称之。其弟资忠，亦能诗。使高丽被留，有所著，号《西亭集》。耶律庶成，善辽、汉文，尤工诗。耶律富鲁，为牌印郎君，应诏赋诗，立成以进。其父庶箴，尝寄《戒谕诗》，富鲁答以赋，时称典雅。耶律韩留，工诗。重熙中，诏进《述怀诗》，帝嘉叹。耶律辰嘉努，遇太后生辰进诗，太后嘉奖。耶律良，重熙中，从猎秋山，进《秋猎赋》。清宁中，上幸鸭子河，良作《捕鱼赋》。尝请编御制诗文曰《清宁集》，上亦命良诗为《庆会集》，亲制序赐之。耶律孟简，六岁能赋《晓天星月诗》，后以太子浚无辜被害，以诗伤之，无意仕进，作《放怀诗》二十首。耶律古裕，工文章，兴宗命为诗友。此皆宗室之能文者。按道宗长子浚，幼而能言，好学知书。铎卢斡，好学，喜属文，尝作《古诗》三章见志。当时名士，称其高情雅韵，不减古人。萧韩家奴，博览经史，通辽、汉文字。耶律昭，博学善属文。萧文，笃志力学，喜愠不形。皆辽人之以文学著者。若耶律俨，好学，有诗名，则汉人之入辽赐国姓者也。”

    其以工辽文著者，仅义宗及萧韩家奴、耶律庶成三数人耳。《辽史》无艺文志，清卢文弨《补辽金元三史艺文志》，载辽人著作，寥寥无几，仅僧行均《龙龛手镜》四卷；耶律俨《皇朝实录》七十卷；萧韩家奴、耶律庶成同撰《遥辇可汗至重熙以来事迹》二十卷；王鼎《焚椒录》一卷；耶律庶成、萧韩家奴《礼书》《辽朝杂礼》，无卷数；无名氏《七贤传》；王白《百中歌》，亦无卷数；耶律纯《星命秘诀》五卷[6]。

    叶氏《语石》，统计辽碑不过数十通，且谓其绝无佳迹：

    《语石》（叶昌炽）：“辽碑文字，皆出自释子及村学究，绝无佳迹。”“余著录辽幢五十余通，中多唐、梵两体。惟刘李河白氏两幢，结构尚可观。”“此外行列整齐者，如今刻书之宋体字；潦草者，如市中计簿。满幅题名，皆某儿某郎妇之类，北伧乔野之风，于此可见。”

    则契丹所得于中国之文化之成绩，亦至鲜矣。惟涿州刻经，远续隋、唐之绪。

    《金石萃编》（王昶）：“涿州白带山云居寺东峰，续镌成四大部经记。幽州沙门释静琬，精有学识，于隋大业中，发心造石经一藏，以备法灭。遂于幽州西南白带山上，凿为石室。以石勒经，藏诸室内，满即用石塞户，以铁锢之。其后虽成其志，未满其愿。以唐贞观十三年奄化归真，门人导公继焉，导公殁，有仪公继焉，仪公殁，有暹公继焉，暹公殁，有法公继焉。自琬至法，凡五代焉，不绝其志。”“圣宗皇帝委故瑜伽大师法讳可元提点镌修，勘讹刊谬，补缺续新。兴宗皇帝重熙七年，出御府钱委官吏贮之，岁析轻利，俾供书经镌碑之价。自太平七年至清宁三年，中间续镌造到《大般若经》八十卷，计碑二百四十条，以全其部也。又镌写到《大宝积经》一部，合一百二十卷，计碑三百六十条，以成四大部数也。都总合经碑二千七百三十条。”

    虽非创造，亦不可谓非文字之巨工也。

    西夏出于拓跋氏，世为唐、宋官，故亦通汉文。元昊之兴，尤以兼通内外典籍，始能创制物始。

    《宋史·西夏传》：“曩霄本名元昊……性雄毅，多大略，善绘画，能创制物始……晓浮屠学，通蕃、汉文字。”“案上置法律，常携《野战歌》《太乙金鉴诀》。”

    设官置吏，亦多本于唐、宋。

    《宋史·西夏传》：“其官分文武班。曰中书，曰枢密，曰三司，曰御史台，曰开封府，曰翊卫司，曰官计司，曰受纳司，曰农田司，曰群牧司，曰飞龙院，曰磨勘司，曰文思院，曰蕃学，曰汉学。自中书令宰相、枢使、大夫、侍中、太尉已下，皆分命蕃、汉人为之。”

    谅祚继世，慕向中国，易服求书，益重文治。

    《宋史·西夏传》：“谅祚，景宗长子也。”“嘉祐六年，上书自言慕中国衣冠，明年当以此迎使者，诏许之。”“表求太宗御制诗章隶书石本，且进马五十匹，求《九经》《唐史》《册府元龟》及宋正至朝贺仪。诏赐《九经》，还所献马。”

    乾顺以降，兴学养贤，崇祀孔子，奕世不衰。

    《宋史·西夏传》：“建中靖国元年，乾顺始建国学，设弟子员三百，立养贤务，以廪食之。”“绍兴十三年，夏改元人庆，始建学校于国中，立小学于禁中，亲为训导。”“十五年八月，夏重大汉太学，亲释奠，弟子员赐予有差。十六年，尊孔子为文宣帝。十七年，改元天盛，策举人始立唱名法。十八年，复建内学，选名儒主之，增修律成，赐名鼎新。”

    盖夏虽以武力背宋，其于文化，未尝背宋也。即其创制之文字，形式虽殊，仍不出汉字系统。

    《宋史·西夏传》：“元昊自制蕃书，命野利仁荣演绎之，成十二卷。字形体方整类八分，而画颇重复。教国人纪事用蕃书，而译《孝经》《尔雅》《四言杂字》为蕃语。”

    以今世所传西夏书考之，其字之分行、楷、篆各体，亦犹汉字之有行、隶、篆诸种也。

    《西夏国书略说》（罗福苌）：“西夏国有楷书，有行书，有篆书。”“《宋史》蕃书字体方整，类八分，而画颇重复，此谓楷书也。今传世石刻及《掌中珠佛经》等，皆是。”“西夏之有行书，前籍所未载。日本西本愿寺所得西夏人书残经数纸，书迹至草率，与石刻及他写经不同。以汉字之名定之，则为行书，无可疑也。”“《宋史》但言元昊制蕃书，方整类八分，不言有篆书。《金史·西夏传》与《宋史》同，而云又若符篆，《隆平集》亦称元昊自为番书十二卷，文类符篆，均似谓西夏蕃字，既若隶书，又若符篆者。惟《辽史·西夏传》，则言之颇明析，曰李继迁子德明[7]，制番书十二卷。又制字如符篆，盖如隶书者谓楷书，如符篆者谓篆书也。今其传世篆书，有《感通塔记碑》额，盖就其楷书略变为婉曲，可以其楷书推知。惟又有传世西夏铜印，其文则填委屈迭，与其楷书甚远，与《感通塔记》之额亦迥殊。是西夏篆书，亦有二种，殆犹篆书中有模印诸体之别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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