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宋元间之文物

bsp;后世志乘之广，远轶前代，以备史料，以觇文化，信而有征，不得谓非宋人启之也。宋人志地者，既多附图，或曰图经，或曰图志[12]，而各种地图著于史籍者尤夥。

    《宋史·艺文志》载地理图一卷者二，皆不知作者。又有《南北对镜图》《混一图》《指掌图》《西南蛮夷朝贡图》《契丹疆宇图》《契丹地理图》《交广图》《福建地理》《益州地理图》等。

    以今所传《契丹国志》之图观之，道里准望，殊未正确，不足称重。然齐刘豫时所刻《禹迹》《华夷》二图，迄今犹为中外人所称道。

    《金石萃编》（王昶）：“《禹迹图》，高广各三尺四寸二分，在西安府。……图刘豫时刻，考豫以宋绍兴元年为金所立，则是年当丁巳，亦金天会之十五年也。每折地方百里，所载山川，多与古合，唐、宋以来，地图之存，惟此而已。”[13]“《华夷图》，高广各三尺四寸二分，在西安府。”“有《华夷图》，不著刻人名氏，题云‘阜昌七年十月朔岐学上石’，盖刘豫时所刻。其年十一月，豫为金人所废，阜昌之号，终于此矣。唐贞元中，贾耽图《海内华夷》，广三丈，纵三丈三尺，以寸为百里。斯图盖仿其制，而方幅缩其什之九，京府州军之名，皆用宋制。”[14]

    《语石》（叶昌炽）：“齐阜昌之《禹迹图》《华夷图》，开方记里虽简，实舆图之鼻祖也。山西稷山县有摹本，在保真观，石横二尺五寸，为方七十一，竖三尺，为方八十一，共方五千七百五十一。每方折地百里，志《禹贡》山川古今州郡山水地名极精。阜昌图方广各三尺余，此石旁閷，非得墨本，不能别其同异。”

    英伦皇家地理学会《地理月刊》称西元十一二世纪顷，中国测绘之术，有卓越之进步。其地图现存于西安府之石碑者，精致远过于西洋后出之图，即指阜昌《禹迹》《华夷》二图而言。则宋人在地理上之成绩，亦非无历史上之价值也。元有《元大一统志》，

    《补辽金元艺文志》：“《元大一统志》，一千卷。集贤大学士孛兰肸、昭文馆大学士岳铉等进本。”

    《四库全书总目》：“舆志之书，出自官撰者，自唐《元和郡县志》、宋《元丰九域志》外，惟元岳璘等所修《元大一统志》最称繁博。《国史经籍志》载其目共为一千卷，今已散佚无传。虽《永乐大典》中各韵中颇见其文，而割裂丛碎，又多漏脱，不复能排比成帙。惟浙江汪氏所献书内尚存原刊本二卷，颇可以考见其体制。明代修《一统志》，其义例一仍《元志》之旧，故书名亦沿用之。”

    其纂修原委，具见于《元秘书志》。

    《元秘书志》卷四：“至元乙酉，欲实著作之职，乃命大集万方图志而一之，以表皇元疆理无外之大。诏大臣近侍提其纲，聘鸿生硕士，立局置属庀其事，凡九年而成书。续得云南、辽阳等书，又纂修九年而始就。今秘府所藏《大一统志》是也。”

    其中有中国各地之图，兼有回回等地图，

    《元秘书志》：“至元二十三年，秘书监札马剌丁奏过下项事理：一奏在先汉儿田地些小有来，那地理的文字册子四五十册有来。如今日头出来处，日头没处，都是咱每的。有的图子有也者，那远的他每怎生般理会。回回图子我根底有，都总做一个图子呵，怎生么道奏呵，那般者么道圣旨了也。”

    每路卷首，必有地理小图，

    《元秘书志》：“至元三十一年八月，本监移准中书兵部关编写《至元大一统志》，每路卷首，必用地理小图。”

    各地至上都、大都里数，一一详载，

    《元秘书志》：“元贞二年十一月初二日，著作郎呈粘连到《大一统志凡例》：（一）某路，所辖几州开，本路亲管几县开。 （一）建置沿革，《禹贡》州域、天象分野、历代废置，周、秦、汉、后汉、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金、大元。 （一）各州县建置沿革，依上开。 （一）本路亲管坊郭乡镇，依上开。 （一）本路至上都、大都并里至。 （一）各县至上都、大都并里至。 （一）名山大川。 （一）土山。 （一）风俗形势。 （一）古迹。 （一）寺观祠庙。 （一）宦迹。 （一）人物。”

    其书凡六百册，一千三百卷。

    《元秘书监志》：“大德七年五月初二日，集贤大学士卜兰禧、昭文馆大学士秘书监岳铉等奏，秘书监修撰《大一统志》。元领奉世祖皇帝圣旨编集，始自至元二十三年，至今才方成书，以是缮写，总计六百册，一千三百卷。”

    实地志之巨观，惜乎其不存也。

    宋代有一最著之美术工艺，为历朝所不及者，曰磁器。江西景德镇之磁器，虽源于唐，而大著宋真宗之世。

    《景德镇陶录》（蓝浦）：“景德窑，宋景德年间烧造。土白壤而埴，质薄腻，色滋润。真宗命进御瓷器，底书‘景德年制’四字。其器尤光致茂美，当时则效，著行海内。于是天下咸称景德镇瓷器，而南昌之名遂微。”

    然宋代陶瓷之美者，尚不数景镇，而以定、汝、官、哥为最有名。

    《景德镇陶录》：“定窑，宋时所烧。出直隶定州，有南定器、北定器，土脉细腻，质薄，有光素凸花、画花、印花、绣花诸种。多牡丹、萱草、飞凤花式，以白色而滋润为正，白骨而加以泑水有如泪痕者佳，俗呼‘粉定’，又称‘白定’。其质粗而微黄者低，俗呼‘土定’。东坡《试院煎茶》诗云：‘定州花瓷琢红玉。’蒋记云：‘景德镇陶器有饶玉之称，视真定红瓷，足相竞。’则定器又有红者。间造紫黑定，然惟红白二种，当时尚之。《唐氏肆考》云：古定器以政和、宣和间窑为最好。色有竹丝刷纹，其出南渡后者，为南定，北贵于南。汝窑，汝亦汴京所辖。宋以定州白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建青器窑，土细润如铜，体有厚薄，色近雨过天青，汁水莹厚若堆脂，有铜骨无纹、铜骨釉子纹二种。官窑，宋大观、政和间，汴京自置窑烧造，命曰官窑。土脉细润，体薄色青，带粉红，浓淡不一，有蟹爪纹，紫口铁足。大观中，釉尚月白、粉青、大绿三种。政和以后，惟青分浓淡耳。龙泉窑，宋初处州府龙泉县琉田市所烧。土细墡，质颇粗厚，色甚葱翠，亦分浅深，无纹片。哥窑，宋代所烧。本龙泉琉田窑，处州人章姓兄弟分造，兄名生一，当时别其所陶曰哥窑。土脉细紫，质颇薄，色青，浓淡不一。有紫口铁足，多断纹，隐裂如鱼子釉。惟米色、粉青二种汁纯粹者贵。章龙泉窑，即生一之弟章生二所陶者，仍龙泉之旧，又号章窑，或曰处器青器。土脉细腻，质薄，亦有粉青色、翠青色，深浅不一，足亦铁色，但少纹片。”

    外此复有吉州、均州、磁州诸窑，及象窑、东窑、建窑、湘湖窑、碎器窑等，盖自唐以来，陶瓷之业，日见发达。五代时，柴窑已为古来诸窑之冠。

    《陶录》：“柴窑，五代周显德所烧。出北地河南之郑州，其地本宜于陶，以世宗姓柴，故名。然当时亦称御窑，入宋始以柴窑别之。其瓷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滋润细媚，有细纹，制精色异，为古来诸窑之冠，但足多粗黄土耳。”

    《唐氏肆考》云：“柴窑起于汴，相传当日请器式，世宗批其状曰：‘雨过天青云破处，者般颜色作将来。’”

    至于北宋诸帝，皆精研美术，士大夫复提倡品茶绘画诸事，故陶瓷工艺，因之尽美极妍。世称宋代为陶业完成而大放光彩之时代，非虚誉也。

    《支那陶磁全书》（大西林五郎）：“霍布孙氏（R. L. Hobson，著Chinese Pottery and Porcelain）目宋代为支那陶业之成功时代。盖通计支那古今陶瓷隆盛之时代，惟宋、明二代。就中宋承唐代勃兴之机运，集其大成，更加一段之创意与发明，有华有实，可为陶磁史上特笔大书之时代。”“又唐代陶工者之品位，已渐增高。出其佳品良作，受王室及贵绅之待遇，然尚未达于十全之域。及入宋代，陶业咸受王室之保护，彼之定、汝、官、哥诸窑，皆在敕命之下而经营者，于是陶工遂占享受世人崇敬之地步。此宋代陶磁业发达之因由也。”

    元有浮梁磁局[15]，专掌景德镇磁器，世称为枢府窑。而民间所造者，则有宣州、临州、南丰诸窑[16]，然其成绩不能超过两宋也。

    西人之知有火器，始于1354年[17]。相传其法得自东方，盖吾国久有火药，

    《格致镜原》（清陈元龙）引《物源》云：“轩辕作炮，吕望作铳，魏马钧制爆仗，隋炀帝益以火药杂戏。”[18]

    至宋而以火药制炮为战具，

    《海鰌船赋序》（杨万里）：“绍兴辛巳，逆亮至江北，掠民船欲济。虞允文伏舟七宝山后，舟中发一霹雳炮，盖以纸为之，而实以石灰硫黄，炮自空而下，坠水中。硫黄得水，而火自跳出，其声如雷，纸裂而石灰散为烟雾，眯其人马之目，遂压虏舟，人马皆溺，大败之。”

    《陔余丛考》（赵翼）：“宋史虞允文采石之战，发霹雳炮，以纸为之，实以石灰硫磺，投水中，而火自水跳出，纸裂而石灰散为烟雾，眯其人马，遂败之。又魏胜创炮车，施火石，可二百步。其火药用硝石、硫磺、柳炭为之，此近代用火具之始。”[19]

    蒙古得回回人制造大炮，其法益精。

    《元史·工艺传》：“阿喇卜丹，回回氏，西域茂萨里人也。至元八年，世祖遣使征炮匠于宗王额哷布格，王以阿喇卜丹、伊斯玛音应诏。二人举家驰驿至京师，给以官舍，首造大炮，竖于五门前。帝命试之，赐衣段。十一年，国兵渡江，平章阿尔哈雅遣使求炮手匠，命阿喇卜丹往，破潭州、静江等郡，悉赖其力。十五年，授宣武将军、管军总管。二十二年，改元帅府为回回炮手军匠上万户府，以阿喇卜丹为副万户。”“伊斯玛音，回回氏，西域实喇人也，善造炮。至元八年，与阿喇卜丹至京师。十年，从国兵攻襄阳未下，伊斯玛音相地势，置炮于城东南隅，重一百五十斤。机发，声震天地，所击无不摧陷，入地七尺。宋安抚吕文焕惧，以城降。……十一年，以疾卒。子本布袭职，时国兵渡江，宋兵陈于南岸，拥舟师迎战。本布于北岸竖炮以击之，舟悉沉没，后每战用之，皆有功。”

    元代与欧洲常通使命，故其法流传彼土，而开后来世界火器大兴之局。故论利用炮火以为战争利器者，不得不首推吾国也。

    西人之制航海磁针盘，始于1302年[20]，其法尤后于我国。我国历史相传，自古已有指南车。

    《宋书·礼志》：“指南车，其始周公所作，以送荒外远使。地域平漫，迷于东西，造立此车，使常知南北。《鬼谷子》云：郑人取玉，必载司南，为其不惑也。至于秦、汉，其制无闻，后汉张衡始复制造。汉末丧乱，其器不存。魏高堂隆、秦朗皆博闻之士，争论于朝，云无指南车，记者虚说。明帝青龙中，令博士马钧更造之。而车成，晋乱，复亡。石虎使解飞、姚兴使令狐生又造焉。安帝义熙十三年，宋武帝平长安，始得此车。其制如鼓车，设木人于车上，举手指南。车虽回转，所指不移，大驾卤簿，最先启行。范阳人祖冲之有巧思，常谓宜更构造。宋顺帝升明末，齐王为相，命造之焉。车成，使抚军丹阳尹王僧虔、御史中丞刘休试之，其制甚精。百屈千回，未尝移变。晋代又有指南舟，索虏拓跋焘使工人郭善明造指南车，弥年不就。扶风人马岳又造，垂成，善明鸩杀之。”[21]

    其用磁针与否，虽未能定，惟宋人著述，恒称磁石指南之事。

    《梦溪笔谈》（沈括）：“方家以磁石磨针锋则能指南，然常微偏东，不全南也。水浮多荡摇，指爪及碗唇上皆可为之，运转尤速。但坚滑易坠，不若缕悬为最善。其法取新纩中独茧缕，以芥子许蜡缀于针腰，无风处悬之，则针常指南。其中有磨而指北者，予家指南北者皆有之，磁石之指南，犹柏之指西，莫可原其理。”

    其时海商多用指南针以定方向，

    《萍洲可谈》（朱彧）：“海舶大者数百人，小者百余人，以巨商为纲首杂事，市舶司给朱记，许用笞治其徒，有死亡者，籍其财。舶船去以十一月、十二月就北风，来以五月、六月就南风，船方正，若一木斛，非风不能动。其樯直立，而帆侧挂，以一头就樯柱，如门扇，谓之加突，方言也。海中不惟使顺风，开岸就岸风皆可使，惟风逆则倒退，须用碇石使不行。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22]。或以十丈绳，钩取海底泥嗅之，便知所至。海中无雨，凡有雨则近山矣。”[23]

    固自早于欧人也。夏德（F. Hirth）《支那古代史》考我国用指南针之事甚详，谓中国之知有磁针，固在最古时代；其用以航海，则由阿剌伯商人之发见。然其所举例证，第以沈括为杭州人推之。

    《支那古代史》（夏德）：“沈括，杭州人。杭州为当时阿剌伯及波斯之商贾盛行通商之处，其人不惟知悉磁针，且当时一般之方士，为卜方角，恒使用之。故支那人由此而得其制法，进而应用于航海。”

    括之祖籍在杭州，然括固常居镇江，未可以此为断也。

    宋元之间，工商发达，而以木棉织布，亦以其时始盛行于各地。

    《大学衍义补》（邱濬）：“汉、唐之世，木棉虽入贡，中国未有其种，民未以为服。宋、元间传其种，关、陕、闽、广首得其利，盖闽、广海船通商，关、陕接壤西域故也。”

    元代特设专官，提举木棉。

    《元史·世祖纪》：“至元二十六年，置浙东、江东、江西、湖广、福建木棉提举司，责民岁输木棉十万匹，以都提举司总之。”

    观其地域，当以浙东、江东、江西、湖广、福建为产棉最多之区，或其地初未有棉，惟以气燠宜种，故设官以教民耳。《辍耕录》载黄道婆自崖州来松江，始教民以纺织。知元初江苏各地织棉之业，尚未大盛矣。

    《辍耕录》：“松江乌泥泾，土田硗瘠，谋食不给，乃觅木棉种于闽、广。初无踏车椎弓之制，率用手去其子，线弦竹弧振掉而成，其功甚艰。有黄道婆自崖州来，教以纺织，人遂大获其利。未几道婆卒，乃立祠祀之。三十年祠毁，乡人赵愚轩重立云。”

    唐人之创飞钱，虽为纸币之权舆，而其性质，尚非完全之纸币，实始于宋初蜀中之交子。

    《宋会要》：“蜀人以铁钱重，始为券，谓之交子，以便贸易。诸豪富以时聚首，同用一色纸印造，印文用屋木人物，铺户押字，各自隐密题号，朱墨间错，以为私记。填贯不限多少，收入人户见钱便给交子，无远近行用，动及万百贯。其后富人资稍衰，不能偿所负，争讼数起。寇瑊守蜀，乞禁之。转运使薛田议废交子则贸易不便，请官为置务，禁民造。诏从其请，置交子务于益州。”

    其后又有钱引、会子、关子等名，皆纸币也。

    《文献通考》（马端临）：“大观元年，改四川交子为钱引。”“绍兴十三年，户部侍郎钱端礼被旨造会子，椿见钱于城内外流转，其合发官钱，并许兑会子，赴左藏库送纳。”“会子初止行于两浙，后又诏通行于淮浙、湖北、京西。除亭户盐本并用见钱外，其不通水路去处，上供等钱，许尽用会子解发。其沿流州军钱会中半，民间典卖田宅牛畜车船等如之，或全用会子者听。”“隆兴元年，诏官印会子，以隆兴尚书户部官印会子之印为文，更造五百文会，又造二百、三百文会。”“绍兴二十九年，印给公据关子，赴三路总领所，淮西、湖广各关子八十万缗，淮东公据四十万缗，自十千至百千凡五等。内关子作三年行使，公据二年，许钱银中半入纳。”

    金入宋后，置局于汴京，造官会，谓之交钞，与钱并行。

    《续文献通考》：“海陵贞元二年五月，始置交钞库。”“户部尚书蔡松年请行钞引法，遂设印造钞引库及交钞库，印一贯、二贯、三贯、五贯、十贯五等，谓之大钞；一百、二百、三百、五百、七百五等，谓之小钞，与钱并行，以七年为限。”

    章宗时，铸造银锭，而以生银造为元宝之制以兴。

    《续文献通考》：“章宗承安二年十一月，铸承安宝货。”“尚书省议，官俸军需，皆以银钞兼给。旧例，银每锭五十两，其直百贯。民间或有截凿之者，其价亦随低昂，遂改铸银，名承安宝货，一两至十两，分五等。每两折钱二贯，公私同见钱用。”（按元宝每锭五十两之数，始见于此。其名则元初所命也。）

    降及元代，遂银钞并用。

    《续文献通考》：“至元三年，始铸元宝。”

    《辍耕录》：“银锭上字号扬州元宝，乃至元十三年平宋回至扬州，丞相巴延令搜检将士行李，所得撒花银子，销铸作锭，每重五十两，归朝献纳。世祖宴会，从而颁赐，或用货卖，所以民间有此锭也。后朝廷亦自铸，至元十四年者，重四十九两，十五年者，重四十八两。辽阳元宝，乃至元二十三四年征辽东所得银子铸者。”

    《元史》：“世祖中统元年，始造交钞，以丝为本。每银五十两，易丝钞一千两。诸物之直，并从丝例。是年十月，又造中统元宝钞，其文以十计者四：曰一十文、二十文、三十文、五十文。以百计者三：曰一百文、二百文、五百文。以贯计者二：曰一贯文、二贯文。每一贯同交钞一两，两贯同白银一两。又至元十二年添造厘钞，其例有三：曰二文、三文、五文。”“初钞印用木为板，十三年铸铜易之。”“二十四年，改造至元钞，自二贯至五文，凡十有一等，与中统钞通行，每一贯当中统钞五贯文。”“至大二年，武宗复以物重钞轻，改造至大银钞，自二两至二厘，定为一十三等。每一两准至元钞五贯，白银一两，赤金一钱。元之钞法，至是盖三变也。”

    然钞法不善，价值与所定者恒不相合，故其时仍多用银。观《元史》所载用银之多，几可称之为专用生银时代。

    《元史·世祖本纪》：“中统元年七月，以史天泽扈从先帝有功，赐银万五千两。”“十二月，赐亲王穆哥银二千五百两。诸王按只带、忽剌忽儿、合丹忽剌、出胜纳合儿，银各千两。”（以后逐年均有赐银，不备载。）

    盖宋、元之人，只知钞可代钱，而不知储积准备及操纵维持之法，故屡用纸币，而屡致失败。虽别定价值，改立名目，行之不久，其法即敝，仍不得不用现货也。中国各地，习用钱钞，而元代云南尚用贝为钱，不识钞法。

    《续文献通考》：“至元十三年正月，云南行交会子。”“云南民以贝代钱。时初行钞法，民不便之。行省赛音谔德齐言：‘云南不谙钞法，莫若以交会子公私通行为便。’从之。至十九年九月，定云南税赋，用金为则，以贝子折纳。每金一钱，直贝子二十索。”“王圻曰：云南以一为庄，四庄为手，四手为苗，四苗为索。”

    降及明代犹然。

    《涌幢小品》（朱国祯）：“南人用贝一枚曰庄，四庄曰手，四手曰苗，五苗曰索。贝之为索，犹钱之为缗也。”

    是则最古之风之流行于近世者矣。

    宋代风俗，具见于吴自牧《梦粱录》。如社会、团行等：

    《梦粱录》：“文士有西湖诗社，此乃行都搢绅之士及四方流寓儒人，寄兴适情赋咏，脍炙人口，流传四方，非其他社集之比。武士有射弓踏弩社，皆能攀弓射弩。武艺精熟，射放娴习，方可入此社耳。更有蹴鞠、打球、射水弩社，则非仕宦者为之，盖一等富室郎君、风流子弟与闲人所习也。奉道者有灵宝会。”“诸寨建立圣殿者，俱有社会，诸行亦有献供之社。”“诸行市户俱有社会，迎献不一。如府第内官以马为社，七宝行献七宝玩具为社，又有锦绣社、台阁社、穷富赌钱社、遏云社、女童清音社、苏家巷傀儡社、青果行献时果社、东西马塍献异松怪桧奇花社，鱼儿活行以异样龟鱼呈献豪富子弟及绯绿清音社、十间等社。”“奉佛者，有上天竺寺光明会。”“又有善女人，皆府室宅舍内司之府第娘子夫人等，建庚申会，诵《圆觉经》，俱带珠翠珍宝首饰赴会，人呼曰斗宝会。更有城东、城北善友道者，建茶汤会，遇诸山寺院建会设斋，又神圣诞日，助缘设茶汤供众。”[24]“市肆谓之团行者，盖因官府回买而立此名。不以物之大小，皆置为团行。虽医卜工役，亦有差使，则与当行同也。其中亦有不当行者，如酒行、食饭行而借此名；有名为团者，如城西花团、泥路青菜团、后市街柑子团、浑水闸鲞团；又有名为行者，如官巷方梳行、销金行、冠子行、城北鱼行、城东蟹行、姜行、菱行、北猪行、候潮门外南猪行、南上北土门菜行、坝子桥鲜鱼行、横河头布行、鸡鹅行；更有名为市者，如炭桥药市、官巷花市、融和市、南坊珠子市、修义坊肉市、城北米市。”“或名为作分者，如碾玉作、钻卷作、篦刀作、腰带作、金银打鈒作、裹贴作、铺翠作、裱褙作、装銮作、油作、木作、砖瓦作、泥水作、石作、竹作、漆作、钉铰作、箍桶作、裁缝作、修香浇烛作、打纸作、冥器作等分；又有异名行者，如买卖七宝者谓之骨董行，钻珠子者名曰散儿行，做靴鞋者名双线行，开浴室者名曰香水行。”

    皆可考见其时士农工商集合团体共同生活之状况。其慈善事业，如米场、柴场、药局及慈幼局、养济院之类，亦详记其施行之法：

    《梦粱录》：“或年岁荒歉，米价顿穷，官司置立米场，以官米赈济，或量收价钱，务在实惠及民。更因荧惑为灾，延烧民屋，官司差官吏于火场上具抄被灾之家，各家老小，随口数分大小，给散钱米。官置柴场，城内外共设二十一场，许百司官厅及百姓从便收买，价钱官司量收，与市价大有饶润。民有疾病，州府置施药局于戒子桥西，委官监督，依方修制丸散咀。来者诊视，详其病源，给药医治。朝家拨钱一十万贯下局，令帅府多方措置，行以赏罚，课督医员。月以其数上于州家，备申朝省。或民以病状投局，则畀之药，必奏更生之效。局侧有局名慈幼，官给钱典顾乳妇，养在局中。如陋巷贫穷之家，或男女幼而失母，或无力抚养，抛弃于街坊，官收归局养之。月给钱米绢布，使饱暖，养育成人，听其自便生理，官无所拘。若民间之人愿收养者听，官仍月给钱一贯、米三斗，以三年住支。更有老疾孤寡贫乏不能自存及丐者等人，州县陈请于朝，即委钱塘、仁和县官，以病坊改作养济院，籍家姓名，每名官给钱米赡之。”

    盖北宋时，已有安济坊、居养院等，以济贫病无告之人。

    《续通鉴》：“崇宁元年八月辛未，置安济坊，养民之贫病者，仍令诸州县并置。”“九月戊子，京师置居养院以处鳏寡孤独，仍以户绝财产给养。”

    至南宋又推广之，后世相承，自政府及平民，靡不认慈善事业为公共事业之最要者，其风实自宋启之。是亦宜著之史策，以明吾国人非徒致重于贵族之文艺美术，其于救济社会、扶助贫弱之法，亦远有渊源也。

    * * *

    [1]　连前代总计。

    [2]　据此，是有宋一代集部，较之战国至唐之集部，增加二倍有奇也。

    [3]　辽、金集部不多，大宗皆元代之作。《旧唐书》记唐代仅一百一十二家，则元代较之约多五倍矣。

    [4]　世称唐宋八大家，欧、曾、王、苏占八分之六。

    [5]　此即后世《三国演义》之始。

    [6]　见《宋元戏曲史》。

    [7]　阿你哥即阿尔尼格之异译。

    [8]　据此知珠算作于宋时。

    [9]　《元史·天文志》详载守敬所制简仪、仰仪、正方案、圭表、景符、窥几诸器制度。

    [10]　《元史·天文志》载四海测验处，曰南海、衡岳、岳台、和林、铁勒、北海、大都、上都、益都、高丽、太原、兴元、凉州、大名、河南府、鄂州、雷州、北京、登州、西京、安西府、成都、东平、南京、扬州、吉州、琼州。

    [11]　按志称其制以木为圆球，七分为水，其色绿；三分为土地，其色白。画江河湖海，脉络贯串，于其中画作小方井，以计幅员之广袤，道里之远近。是即今日地球仪，非地理志书也。

    [12]　如朱长文《吴郡图经》、王招《芜湖图志》之类。

    [13]　《关中金石记》。

    [14]　《潜研堂金石文跋尾》。

    [15]　见《元史·职官志》。

    [16]　均见《景德镇陶录》。

    [17]　元顺帝至正十四年。

    [18]　按古所谓炮，仅用机发石，非后世之火炮。所谓马钧制爆仗，隋炀帝益以火药，殆尚可信。

    [19]　按允文之炮，不过今日爆竹之类。魏胜之炮车，则枪炮之始。胜字彦成，宿迁人。其炮车之制尝上于朝。孝宗诏诸军遵其式制造。孝宗当西历十一世纪，距西人之制火药，殆一百三十余年矣。

    [20]　元成宗大德六年。

    [21]　《宋史·舆服志》亦载指南车为仁宗天圣五年工部郎中燕肃造。

    [22]　此即宋时海商用磁针盘之确证。

    [23]　宋时舟师具知天文地理，其航海之术，不专恃磁针，惟阴晦始观磁针。而西人以发明指南针为一大事，其智不皆出宋代舟师之下哉。

    [24]　按《宋史·程颢传》，乡民为社会，为立条旌别善恶，使有劝有耻。知北宋时已有各种社会，今人称地方团体为社会，盖本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