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河流漕运及水利

    吾国各地河流，自《禹贡》以来多有迁徙，而黄河之溃决迁徙为最剧。自周、汉以迄元、明，黄河决溢之事，无虑百数。

    《全河备考》（叶方恒）：“周定王五年，河徙砱砾，始失故道。汉文帝时，决酸枣，东溃金堤（在河南延津、荥阳诸县至大名、清丰一带，延亘千里）。武帝时溢平原（属德州），徙顿丘（今清丰县），又决濮阳（瓠子口开州界），注巨野（即大野，属济宁州），通淮泗，盖河始与淮通，尚未入淮也。元帝时，决馆陶（属临清，汉灵鸣犊口，今高唐州）。成帝时，决东郡金堤，决平原，溢渤海、清河、高唐州一带。唐玄宗时，决博州（今东昌），溢魏州（今大名）、冀州。五代时，决郓州（今郓城县）、博之杨刘（今东平之东阿县杨刘镇）、滑之鱼池。宋太祖时，决东平之竹村，开封之阳武，大名之灵河、澶渊。太宗时，决温县、荥泽、顿丘，泛于澶、濮、曹、济诸州，东南流至彭城界（即今徐州），入于淮，自此为河入淮之始。真宗时，决郓及武定州，寻溢滑、澶、濮、曹、郓诸州邑，浮于徐、济而东入淮。仁宗时，决开州、馆陶。神宗时，决冀州、枣强、大名州邑，一合南清河以入淮，一合北清河以入海。南渡后，河上流诸郡为金所据，独受河患。其亡也，始自开封北卫州决而入涡河，南直寿、亳、蒙城、怀远之间。元初，决卫辉之新乡、开封之阳武、杞县之蒲口、荥泽之塔海庄（归德、封丘诸界）。其时专议疏塞而已。自至元二十六年，开会通河以通运道，而河遂与运相终始。”

    要其大者，周定王五年一徙，王莽始建国三年再徙，宋仁宗庆历八年三徙，金章宗明昌五年四徙，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五徙。自宋以前其患疏，自宋以降其患数。

    《禹贡锥指》（胡渭）：“周定王五年，河徙。初，大禹导河，自积石、孟津，过洛、汭，及至大伾，乃酾二渠。北过降水，至于大陆，又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帝尧八十载，告厥成功。至是凡一千六百七十六年，河始决宿胥口，东徙漯川，径长寿津，与漯别行；东北至成平，复合于禹故河。此黄河大徙之始。”“自定王五年己未，下逮王莽始建国三年辛未，而北渎遂空，凡六百七十二岁。自王莽始建国三年辛未，河徙由千乘入海，后五十九岁，为后汉明帝永平十三年庚午，王景治河功成。下逮宋仁宗景祐元年甲戌，有横陇之决。又十四岁，为庆历八年戊子，复决于商胡，而汉、唐之河遂废，凡九百七十七岁。”“自仁宗庆历八年戊子，逮金章宗明昌五年甲寅，实宋光宗之绍熙五年，而河决阳武，出胙城南，南北分流入海，凡一百四十六岁。”“自金明昌甲寅之徙，河水大半入淮，而北清河之流犹未绝也。下逮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己丑，会通河成，于是始以一淮受全河之水，凡九十五岁。”

    降及明代，全河注于一淮。

    《禹贡锥指》：“元末河复北徙，自东明曹濮下及济宁，而运道坏。明洪武初，命徐达自曹州东引河自鱼台入泗，以通运。永乐九年，又命宋礼自黄疏河经濮州东北入会通河，是北流犹未绝也。迨迁都之后，仰给于会通者重，始畏河之北，北即塞之。弘治中，两决金龙口，直冲张秋，议者为漕计，遂筑断黄陵冈支渠，而北流于是永绝，始以清口一线，受万里长河之水。”

    而河、淮间之工程，几为全国之一大事，治河之法，惟以堰闸为务。

    《禹贡锥指》：“黄淮既合，则惟以堰闸为务。堰者高家堰，闸者淮南诸湖闸口也。堰闸以时修固，则淮不南分，助河冲刷黄沙，使海口无壅。”

    东南之人，受其害者数百年。至清咸丰五年，河决铜瓦厢[1]，由大清河入海，东南始无河患。

    宋都大梁，恃汴河为运道，以黄河、惠民河、广济河辅之。

    《宋史·食货志》：“宋都大梁，有四河以通漕运：曰汴河，曰黄河，曰惠民河，曰广济河，而汴河所漕为多。”

    靖康以后，南北分立，河、淮之间，墟为战场，故无取其交通也。元、明都燕，以北方控制东南，聚南方之金帛粟米，供给北方之政府，而漕运乃为国之大事。至元二十六年，开会通河，

    《元史纪事本末》（陈邦瞻）：“至元二十六年，开会通河。从寿张县尹韩仲晖等言，开河以通运道，起须城县安山渠西南，由寿张西北至东昌，又西北至临清，引汶水以达御河，长二百五十余里，中建闸三十有一，以时蓄泄。河成，渠官张礼孙等言:‘开魏博之渠，通江、淮之运，古所未闻。’诏赐名会通河。 ”

    二十九年，开通惠河。而江淮之粟，直达燕都。

    《元史纪事本末》：“至元二十九年，开通惠河。以郭守敬领都水监事……导昌平县白浮村神山泉过双塔榆河，引一亩、玉泉诸水入京城，汇于积水潭，逾年毕工……自是免都民陆挽之劳，公私便之。”

    明代复修会通河，运道益便。

    《大学衍义补》（邱濬）：“会通河初开，岸狭水浅，不能负重。每岁之运，不过数十万石。洪武二十四年，河决原武，漫过安山湖，而会通河遂淤，往来者悉由陆以至德州下河。永乐初，运粮由江入淮，由淮入黄河，运至阳武，发山西、河南二处丁夫由陆运至卫辉下御河，水运至北京。厥后济宁州同知潘叔正因州夫递运之难，请开会通旧河。朝廷命工部尚书宋礼发丁夫十余万疏凿，以复故道，又命刑部侍郎金纯自汴城北金龙口开黄河故道，分水下达鱼台县塌场口，以益漕河。十年，宋尚书请从会通河通运。十三年，始罢海运，而专事河运。明年，平江伯陈瑄又请复淮安、庄闸一带沙河，自淮以北，沿河立浅铺，筑牵路，树柳木，穿井泉，自是漕法通便。”

    盖自隋炀开通济、永济二渠，虽已使南北之舟可以直达，然其运道迂远，自修武至馆陶，皆偏于西方，而临清、东昌以南之路未通也。自元、明开此一途，而南北之运河始联络而成一线。论者徒谓隋炀开掘运河，盖未详其始末也。

    漕运之道，即通商之路。运河开通，商业自因之发达。观元代商贾多造大船以运货物，即可推见其概。

    《元史纪事本末》：“仁宗延祐二年二月，省臣言：江南行省起运诸物，由会通河以达于都，多逾期不至。诘其故，皆言始开河时，止许行百五十料船，近来权势之人，并富商大贾贪嗜货利，造三四百料或五百料船于此河行驾，以致阻滞往来舟楫。今宜于沽头、临清二处，各置小石闸一，禁约二百料以上之船不许入河，违者罪之。”

    由明迄清，运漕之卒，又多带货物，以供给南北人之需要。

    《明史·食货志》：“自英宗后，漕政日弛，军以耗米易私物，道售稽程。比至，反买仓米补纳，多不足数。”

    《田漕弊议》（清姚文）：“从前运道深通，督漕诸臣，只求重运如期到通，一切并不苛察。各丁于开运时，多带南物，至通售卖，复易北货，沿途销售，即水手人等携带梨枣、蔬菜之类，亦为归邦时糊口之用。”“又如以前商力充裕，军船回空，过淮时，往往私带盐斤。众意以每年不过一次，不甚穷搜。”

    盖商业兴而关征重，商民所运之货，必有因捐税而增加价值者。而漕卒则夹带私货，无捐税之累，其价廉而利厚，执政者亦姑息而不问，故始则以为私弊者，继则公然承认之矣。

    《明史·食货志》：“宣德四年设钞关，税商船，于是有漷县、济宁、徐州、淮安、扬州、上新河、浒墅、九江、金沙洲、临清、北新诸钞关，量舟大小修广而差其额，谓之船料，不税其货。惟临清、北新则兼收货税，各差御史及户部主事监收。自南京至通州，经淮安、济宁、徐州、临清，每船百料，纳钞百贯。”[2]

    吾国东南滨海，故自陆路交通外，多有海上往来者。

    《日知录》（顾炎武）：“海道用师，古人盖屡行之矣。吴徐承率舟师自海入齐，此苏州下海至山东之路；越王勾践命范蠡、舌庸率师沿海溯淮以绝吴路，此浙东下海至淮上之路；唐太宗遣强伟于剑南伐木造舟舰，自巫峡抵江扬趋莱州，此广陵下海至山东之路；汉武帝遣楼船将军杨仆从齐浮渤海击朝鲜，魏明帝遣汝南太守田豫督青州诸军自海道讨公孙渊，秦苻坚遣石越率骑一万，自东莱出右径袭和龙，唐太宗伐高丽，命张亮率舟师自东莱渡海趋平壤，薛万彻率甲士三万自东莱渡海入鸭绿水，此山东下海至辽东之路；汉武帝遣中大夫严助发会稽兵浮海救东瓯，横海将军韩说自句章浮海击东越，此浙江下海至福建之路；刘裕遣孙处、沈田子自海道袭番禺，此京口下海至广东之路；隋伐陈，吴州刺史萧遣燕荣以舟师自东海至吴，此又淮北下海至苏州也；公孙度越海攻东莱诸县，侯希逸自平卢浮海据青州，此又辽东下海而至山东也；宋李宝自江阴率舟师败金兵于胶西之石臼岛，此又江南下海而至山东也。”

    战时借海道以运兵，平时亦资海舟以转饷。

    《日知录》：“唐时海运之事，不详于史。盖柳城陷没之后，至开元之初，新立治所，乃转东南之粟以饷之耳。及其树艺已成，则不复资于转运，非若元时以此为恒制也。”“《旧唐书·懿宗纪》，咸通三年，南蛮陷交趾，征诸道兵赴岭南。时湘、漓溯运，功役艰难，军屯广州乏食，润州人陈磻石诣阙上书，言江西、湖南溯流运粮，不济军师，士卒食尽则散，此宜深虑，臣有奇计，以馈南军。天子召见，磻石因奏臣弟听思曾任雷州刺史，家人随海船至福建，往来大船一只，可致千石，自福建装船，不一月至广州。得船数十艘，便可致三万石至广府，又引刘裕海路破卢循故事。执政是之，以磻石为盐铁巡官，往扬子院专督海运，于是康承训之军皆不阙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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