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河流漕运及水利

。”

    然其事不恒，至元始以海运为常事。

    《元史纪事本末》：“（至元）十九年十二月，始海运。初，朝廷粮运仰给江南者，或自浙西涉江入淮，由黄河逆流至中滦，陆运至淇门，入御河，以至京师。又或自利津河，或由胶莱河入海，劳费无成。初，宋季有海盗朱清者，尝为富家佣，杀人亡命入海岛，与其徒张瑄乘舟抄掠海上，备知海道曲折，寻就招为防海义民。伯颜平宋时，遣清等载宋库藏等物，从海道入京师，授金符千户。二人遂言海运可通。乃命总管罗璧暨瑄等造平底船六十艘，运粮四万六千余石，由海道入京。然创行海洋，沿山求岙，风信失时，逾年始至。朝廷未知其利，仍旧通运，立京畿、江淮都漕运二司，各置分司，以督纲运。二十年，复事海运。……二十四年，始立行泉府司，专掌海运。……（成宗大德）八年，增海运米为百四十五万石。”

    其岁运粮数，详载《元史》及《大元海运记》。其漕运水程，亦具见《海运记》中：

    至元十九年，创开海运，每岁粮船于平江路、刘家港等处聚，经由扬州路通州海门县、黄连沙头万里长滩开洋，沿山捉屿，使于淮安路盐城县历西海州、海宁府东海县、密州、胶州界，放云山洋，投东北，取成山路，多有浅沙。行月余才抵成山，罗璧、朱清、张瑄讲究水程，自上海等处开洋，至扬村马头下御处，经过地名山川经直多少迂回，计一万三千三百五十里。

    此在今日视之，固至平常之事，然元时则诧为盛举，固前此历代之所无也。明初犹行海运，至会通河通利始罢，

    《大学衍义补》（邱濬）：“洪武三十年，海运粮七十万石，给辽东军饷。永乐初，海运七十万石至北京。至十三年，会通河通利，始罢海运。”

    隆庆中复试行之。

    《野获编》（沈德符）：“隆庆五年，山东巡抚梁梦龙等上海运议曰：‘今漕河多故，言者争献开胶河之说，此非臣等所敢任。第考海道南自淮安至胶州，北自天津至海仓，各有商贩往来，中间自胶州海仓一带，亦有岛人商贾出入其间。臣等因遣官自淮安运米二千石，自胶州运麦一千五百石，各入海，出天津，以试海道，无不利。此其淮安至天津以道计三千三百里，风便两旬可达，况舟皆由近洋，洋中岛屿联络，遇风可依，非如横海而渡，风波难测。’事下部复，海运法废已久，难以尽复。乞敕漕司量拨漕粮十二万自淮入海，工部即发节省银万五千两，雇募海舟，淮扬局税亦许暂支万五千两，充备召水手。诏从之。”

    然明清运道，专主于河，虽知海运之利，终惮行之。至清道光中，始复用海运（详见魏源《道光丙戌海运记》）。初用帆船，至通商后，乃改轮运焉。

    三代之时，田有沟洫，无所谓水利。战国以降，沟洫之制度，则视地方官吏治水之善否，以为农业兴废之征。观胡渭论关中土质，即知昔之膏腴复为瘠土之故。

    《禹贡锥指》（胡渭）：“或问：‘《汉书》云：自郑渠成，溉舄卤之地四万余顷，关中始为沃野，无凶年。’然则前此未有渠时，渭北之地皆舄卤也，雍田何以称上上乎！曰此地之为舄卤，以沟洫废也。沟洫之制废，则水泉泻去，其地为咸卤，五谷不殖，秦人患之，此郑国之策所以行也。然渠成之后，舄卤仍不少，兒宽所谓郑国旁高卬之田，严熊所谓重泉以东故恶地，是也。故又有辅渠、白渠、龙首渠之役，及后汉都雒，诸渠渐废。杜佑云，秦、汉时郑渠溉田四万顷，白渠溉田四千五百余顷。唐永徽中，所溉惟万许顷。洎大历初，又减至六千顷。则两渠之利，至唐而益微矣。宋人以郑渠久废，不可复兴，惟修三白渠。其所溉者，泾阳、富平等六县田三千八百余顷而已。熙宁中，于仲山旁更穿丰利渠，溉田二万五千余顷。元至正初，以新渠堰坏，乃复治旧渠口，溉田四万五千余顷，其数不减于汉，然未几亦废。”

    大抵宋以前，西北各地，农田水利尚多修举，故富力不偏于南方。

    《日知录》：“欧阳永叔作《唐书·地理志》，凡一渠之开，一堰之立，无不记之其县之下，实兼河渠一志，亦可谓详而有体矣。盖唐时为令者，犹得以用一方之财，兴期月之役。而《志》之所书，大抵在天宝以前者，居什之七。”“至于河朔用兵之后，则以催科为急，而农工水道，有不暇讲求者欤！”

    自宋以降，西北水利不修；而南方圩田大兴，于是南北之饶瘠迥殊。

    《宋史·食货志》：“大抵南渡后，水田之利，富于中原，故水利大兴。”

    《文献通考》（马端临）：“江东水乡，堤河两涯，田其中，谓之圩。农家云圩者围也，内以围田，外以围水。盖河高而田在水下，沿田通斗门，每门疏港以溉田，故有丰年而无水患。”

    论者虽谓围湖为田，易致水旱，

    《文献通考》：“圩田、湖田多起于政和以来，其在浙间者，隶应奉局；其在江东者，蔡京、秦桧相继得之。大概今之田，昔之湖，徒知湖中之水可涸以垦田，而不知湖外之田将胥而为水也。”

    然其利究过于害，此研究宋、元以来经济变迁者所当知也。

    自宋熙宁中遣使察农田水利，议兴修塘堰圩堤。

    《文献通考》：“神宗熙宁元年，遣使察农田水利，程颢等八人充使。王明言保州塘泊以西，可筑堤植木，凡十九里。堤内可引水处即种稻，水不及处，并为方田。又因出土作沟，以限戎马。从之。中书言诸州县古迹陂塘，异时皆蓄水溉田，民利数倍，近岁多所湮废。诏诸路监司访寻州县可兴复水利，如能设法劝诱兴修塘堰圩堤，功利有实，当议旌宠。”

    元亦置都水庸田使司，掌种植稻田之事。

    《元史·百官志》：“都水庸田使司，至元二年置。”“至正十二年，因海运不通，诏河南洼下水泊之地，置屯田八处，于汴梁添立都水庸田使司，正三品，掌种植稻田之事。”

    明初复广遣国子生集吏民修治水利。

    《日知录》：“洪武末，遣国子生人才分诣天下郡县，集吏民乘农隙修治水利。二十八年，奏开天下郡县塘堰凡四万九百八十七处，河四千一百六十二处，陂渠堤岸五千四十八处。”

    似历代政府皆注意于水利，各地之水利，宜皆随时修举而无所歧异矣。然观明周用《理河事宜疏》，则山东、河南之困于水旱，殊非他省之比。

    《理河事宜疏》：“臣窃见河南府州县，密迩黄河地方，历年亲被冲决之患。民间地决裂破坏，不成陇亩，耕者不得种，种者不得收，徒费工力，无裨饥饿，加以额办税粮，催科如故，中土之民，困于河患，实不聊生。至于运河以东，山东济南、东昌、兖州三府州县地方，虽有汶、沂、洸、泗等河，然与民间田地支节脉络，不相贯通。每年泰山、徂徕诸山水发之时，漫为巨浸，溃决城郭，漂没庐舍，耕种失业，亦与河南河患相同。或不幸而值旱暵，又并无自来修缮陂塘渠堰蓄水以待雨泽，遂致齐、鲁之间，一望赤地。于时蝗蝻四起，草谷俱尽，东南西北，横亘千里。天灾流行，往往有之。”

    盖黄河之患，至宋而剧；绵历元、明，不时溃决。民无久计，官无经图，故其现象若此也。其后徐贞明著《潞水客谈》，亦曰西北之地，旱则赤地千里，潦则洪流万顷，惟雨旸时若，庶乐岁无饥。则明季西北诸省水利亦均不修，不独河南、山东为然矣。

    《明史·徐贞明传》：“贞明为给事中，上水利议，谓：‘神京雄据上游，兵食宜取之畿甸，今皆仰给东南，岂西北古称富强地，不足以实廪而练卒乎？夫赋税所括，括民脂膏，而军船夫役之费，常以数石致一石，东南之力竭矣。又河流多变，运道多梗，窃有隐忧，闻陕西、河南故渠废堰，在在有之。山东诸泉，引之率可成田，而畿辅诸郡，或支河所经，或涧泉自出，皆足以资灌溉。北人未习水利，惟苦水害，不知水害未除，正由水利未兴也。……元虞集欲于京东滨海地筑塘捍水以成稻田，若仿集意，招徕南人，俾之耕艺。北起辽海，南滨青齐，皆良田也。’”“贞明被谪至潞河，著《潞水客谈》，以毕其说。其略曰：西北之地旱则赤地千里，潦则洪流万顷，惟雨旸时若，庶乐岁无饥，此可常恃哉？惟水利兴而后旱潦有备。”“谭纶见而美之曰：‘我历塞上久，知其必可行也。’”

    贞明小试其说，而未竟其功。

    《明史·徐贞明传》：“户部尚书毕锵等力赞之，因采贞明疏议为六事：请郡县有司以垦田勤惰为殿最，听贞明举劾；地宜稻者，以渐劝率，宜黍宜粟者如故，不遽责其成；召募南人，给衣食农具，俾以一教十，能垦田百亩以上者，即为世业，子弟得寄籍入学；其卓有明效者，仿古孝弟力田科，量授乡遂都鄙之长；垦荒无力者，贷以谷，秋成还官，旱潦则免；郡县民壮，役止三月，使疏河芟草，而垦田则募专工。帝悉从之。……贞明领垦田使，已垦至三万九千余亩。……御史王之栋，畿辅人也。言水田必不可行，帝乃谕令停役。……贞明识敏才练，慨然有经世志。京东水田实百世利，事初兴，即为浮议所挠，论者惜之。”

    清雍正中，设营田水利府，经营京畿水田，亦仅成数千顷而罢（详《清通考·田赋考》），迄今河、淮以北之水利，仍不及江南之修备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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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兰仪县。

    [2]　淮安、临清等处，皆因运河开通，商旅幅辏，故设关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