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明儒之学

    宋儒学派最多，元承其绪，光焰渐衰。许衡、刘因、吴澄诸儒之学，不能出南宋朱、陆之范围。故论学术者，以元儒附于宋儒学案，明其仅为宋之余波而已。有明一代，或谓理学极盛，

    《明儒学案·发凡》（黄宗羲）：“尝谓有明文章事功，皆不及前代，独于理学，前代之所不及也。牛毛茧丝，无不辨晰，真能发先儒之所未发。程、朱之辟释氏，其说虽繁，总是只在迹上，其弥近理而乱真者，总是指他不出。明儒于毫厘之际，使无遁影。”

    或谓儒术式微。

    《明史·儒林传序》：“有明诸儒，衍伊、雒之绪言，探性命之奥旨，锱铢或爽，遂启岐趋，袭谬承讹，指归弥远。至专门经训，授受源流，则二百七十余年，未闻以此名家者。经学非汉、唐之精专，性理袭宋、元之糟粕，论者谓科举盛而儒术微，殆其然乎！”

    平心论之，明儒风气，亦自成为一派。固与汉、唐不同，亦与宋、元有别，盖合唐、宋以来禅学、理学而别开一种心性之学，分茅设蕝，与国相终，此论史者所宜注意者也。

    明人之崇心性之学，始于帝王之提倡及科举之统一。盖自宋儒尊崇《四书》，代有阐释，然于学术尚未能统一也。自元仁宗皇庆中定制，专以宋儒《四书》注及《经》注试士，

    《元史·选举志》：“仁宗皇庆三年，考试程式，蒙古、色目人第一场经问五条，《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设问，用朱氏章句集注，其义理精明、文辞典雅者为中选。汉人、南人第一场明经、经疑二问，《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出题，并用朱氏章句集注，复以己意结之，限三百字以上。经义一道，各治一经。《诗》以朱氏为主；《尚书》以蔡氏为主；《周易》以程氏、朱氏为主，已上三经兼用古注疏。《春秋》许用三《传》及胡氏《传》，《礼记》用古注疏，限五百字以上，不拘格律。”

    宋儒之说，始夺汉、唐诸儒之席而代之。明以制义试士，亦专主宋儒之书。

    《明史·选举志》：“科目者，沿唐宋之旧，而稍变其试士之法，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盖太祖与刘基所定。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科举定式，初场试《四书》义三道，经义四道。《四书》主朱子《集注》，《易》主程《传》、朱子《本义》，《书》主蔡氏《传》及古注疏，《诗》主朱子《集传》，《春秋》主《左氏》《公羊》《穀梁》三传及胡安国、张洽《传》，《礼记》主古注疏。永乐间，颁《五经四书大全》，废注疏不用。其后《春秋》亦不用张洽《传》，《礼记》止用陈澔《集说》。”

    而永乐所定之“三《大全》”尤为造成一代学术思想之根柢。

    《四库全书总目》：“《周易大全》二十四卷，明胡广等奉敕撰。考《明成祖实录》，永乐十二年十一月甲寅，命行在翰林院学士胡广、侍讲杨荣、金幼孜修《五经四书大全》。十三年九月，告成。成祖亲制序，弁之卷首，命礼部刊赐天下，赐胡广等钞币有差，仍赐宴于礼部。同时预纂修者，自广、荣、幼孜外，尚有翰林编修叶时中等三十九人，此其《五经》之首也。朱彝尊《经义考》谓广等就前儒成编，杂为抄录，而去其姓名。”“二百余年以此取士，一代之令甲在焉。录存其书，见有明儒者之经学，其初之不敢放轶者，由于此；其后之不免固陋者，亦由于此。郑晓《今言》曰：洪武开科，《五经》皆主古注疏，及宋儒《易》程、朱，《书》蔡，《诗》朱，《春秋》《左》《公羊》《穀梁》程、胡、张，《礼记》陈，后乃尽弃注疏，不知始于何时。或曰始于颁《五经大全》时，以为诸家说优者采入故耳。”“《四书大全》三十六卷，明永乐十三年，翰林学士胡广等奉敕撰。成祖御制序文，颁行天下。二百余年尊为取士之制者也……初与《五经大全》并颁，然当时程式以《四书》义为重，故《五经》率皆庋阁，所研究者惟《四书》，所辨订者亦惟《四书》。后来《四书》讲章浩如烟海，皆是编为之滥觞。盖由汉至宋之经术，于是始尽变矣。特录存之，以著有明一代士大夫学问根柢具在于斯，亦足以资考镜焉。”“《性理大全》七十卷，明胡广等奉敕撰。是书与《五经四书大全》同以永乐十三年九月告成奏进，故成祖御制序文，称二百二十九卷，统七部而计之也。”“广等所采宋儒之说凡一百二十家，其中自为卷帙者，为周子《太极图说》一卷、《通书》二卷，张子《西铭》一卷、《正蒙》二卷，邵子《皇极经世书》七卷，朱子《易学启蒙》四卷、《家礼》四卷，蔡元定《律吕新书》二卷，蔡沈《洪范皇极内篇》二卷，共二十六卷。自二十七卷以下，摭拾群言，分为十三目：曰理气，曰鬼神，曰性理，曰道统，曰圣贤，曰诸儒，曰学，曰诸子，曰历代，曰君道，曰治道，曰诗，曰文。”

    以帝王之尊崇，及科举之需要，故凡向风慕化者，无不濡染浸渍于身心性命之说。而其蔚然成为儒宗者，则由科举之学，进而表示人格，创造学说，而超出于八股之生活者也。

    然而以帝王科举之力，造成一世之风气，固亦绝大之关系，而人心之演进，常无一成不变之局，故其趋势绝不为最初提倡者所囿。明儒之学之墨守程、朱之传者，固出于科举及“三《大全》”之影响，而其后学派一变，有显与朱子背驰者，则非科举及“三《大全》”所预必也。

    《明史·儒林传序》：“原夫明初诸儒，皆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师承有自，矩矱秩然。曹端、胡居仁笃践履，谨绳墨，守儒先之正传，无敢改错。学术之分，则自陈献章、王守仁始。宗献章者曰江门之学，孤行独诣，其传不远；宗守仁者曰姚江之学，别立宗旨，显与朱子背驰，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其教大行，其弊滋甚。嘉、隆以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

    明儒之谨守程、朱学派者，以吴与弼、薛瑄为最。

    《明儒学案》：“吴与弼字子传，号康斋，抚州之崇仁人，从洗马杨溥学。读《伊洛渊源录》，慨然有志于道。……身体力验，只在走趋语默之间，出作入息，刻刻不忘，久之自成片段，所谓敬义夹持，诚明两进者也。一切玄远之言，绝口不道，学者依之，真有途辙可循。”“薛瑄字德温，号敬轩，山西河津人。……讲习濂、洛诸书，叹曰：‘此问学正路也。’前辈论一代理学之儒，惟先生无间言。……阅先生《读书录》，多兢兢检点言行间，所谓学贵践履，意盖如此。”

    黄宗羲特标之为《崇仁河东学案》，而于其他谨守笃信之儒，则汇立为《诸儒学案》，明其不足独成一派也。与弼传娄谅，谅传王守仁，而开阳明学派。陈献章亦受业于与弼，而别开白沙学派。湛若水受业于献章，而别开甘泉学派。三派之学，皆与吴氏不同，而以阳明之派为最广。

    《明儒学案》：“娄谅字克贞，别号一斋，广信上饶人，少有志于圣学，闻康斋在临川，乃往从之。……凡康斋不以语门人者，于先生无所不尽。”“王守仁字伯安，学者称为阳明先生，余姚人也。十八岁过广信，谒娄一斋，慨然以圣人可学而至。登弘治己未进士第，授刑部主事，改兵部。刘瑾矫旨逮南京科道官，先生抗疏救之，下诏狱，廷杖四十，谪贵州龙场驿丞。瑾诛，知庐陵县，历吏部主事、员外郎、郎中，升南京太仆寺少卿、鸿胪寺卿，以左佥都御史巡抚南赣，平漳南、横水、桶冈、大帽俐头诸寇。闻宸濠反，遂还吉安，起兵讨之。遇于樵舍，三战俘濠，升南京兵部尚书，封新建伯。嘉靖丁亥征思田，以归师袭八寨断藤峡，破之，卒年五十七。”“陈献章字公甫，新会之白沙里人。……至崇仁受学于康斋先生，归即绝意科举，筑春阳台，静坐其中，屡荐不起。”“湛若水字元明，号甘泉，广东增城人，从学于白沙。”

    语其派别，则有浙中之王学，

    《明儒学案》：“姚江之教，自近而远。其最初学者，不过郡邑之士耳。龙场而后，四方弟子始益进焉，郡邑之以学鸣者，亦仅仅绪山、龙溪，此外则椎轮积水耳。然一时之盛，吾越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

    有江右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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