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明儒之学

有江右之王学，

    《明儒学案》：“姚江之学，惟江右为得其传，东廓、念庵、两峰、双江，其选也。再传而为塘南思默，皆能推原阳明未尽之旨。是时越中流弊错出，挟师说以杜学者之口，而江右独能破之。阳明之道，赖以不坠。盖阳明一生精神，俱在江右，亦其感应之理宜也。”

    有南中之王学，

    《明儒学案》：“南中之名王氏学者，阳明在时，王心斋、黄五岳、朱得之、戚南玄、周道通、冯南江，其著也。阳明没后，绪山、龙溪所在讲学，于是泾县有水西会，宁国有同善会，江阴有君山会，贵池有光岳会，太平有九龙会，广德有复初会，江北有南谯精舍，新安有程氏世庙会，泰州复有心斋讲堂，几乎比户可封矣。”

    有楚中之王学，

    《明儒学案》：“楚学之盛，惟耿天台一派，自泰州流入。”

    有北方之王学，

    《明儒学案》：“北方之为王学者独少。……张后觉字志仁，号弘山，山东茌平人。早岁受业颜中溪、徐波石，深思力践，洞朗无碍。犹以取友未广，南结会于香山，西结会于丁块，北结会于大云，东结会于王遇，齐、鲁间遂多学者。”

    有粤、闽之王学，

    《明儒学案》：“岭海之士，学于文成者，自方西樵始，及文成开府赣州，从学者甚众。文成言潮在南海之涯，一郡耳；一郡之中，有薛氏之兄弟子侄，既足盛矣。而又有杨氏之昆季，其余聪明特达、毅然任道之器以数十。”

    其别出者，又有李材、王艮诸派，

    《明儒学案》：“李材字孟诚，别号见罗，丰城人，初学致良知之学，已稍变其说。”“王艮字汝止，号心斋，泰州之安丰场人。……闻阳明讲学江西，以古服进见，阳明出迎于门外，始入。先生据上坐，辨难久之，稍心折，移其坐于侧。论毕，乃叹曰：‘简易直截，艮不及也。’下拜自称弟子。……阳明卒于师，先生迎哭至桐庐，经纪其家而后反。开门授徒，远近皆至，同门会讲者，必请先生主席。”

    最后之东林、蕺山，亦皆出于王学，而求济其末流之弊。

    《明儒学案》：“有东林、蕺山二学案。东林者，顾宪成、高攀龙等讲学之书院；蕺山者，刘宗周讲学之书院也。”

    故明儒之学，一王阳明之学而已。

    宋、元诸儒，多务阐明经子，不专提倡数字以为讲学宗旨。明儒则一家有一家之宗旨，各标数字以为的。白沙之宗旨曰“静中养出端倪”，

    《明史·陈献章传》：“献章之学，以静为主。其教学者，但令端坐澄心，于静中养出端倪。”

    甘泉之宗旨曰“随处体验天理”，

    《明史·湛若水传》：“若水初与守仁同讲学，后各立宗旨。守仁以致良知为宗，若水以随处体验天理为宗。守仁言若水之学为求之于外，若水亦谓守仁格知之说不可信者四。又曰阳明与吾之心不同，阳明所谓心，指方寸而言；吾之所谓心者，体万物而不遗者也，故以吾之说为非。一时学者，遂分王、湛之学。”

    阳明之宗旨曰“致良知”，

    《明儒学案》：“阳明先生之学，始泛滥于词章，继而遍读考亭之书，循序格物，顾物理吾心终判为二，无所得入，于是出入于佛老者久之。及至居夷处困，动心忍性，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悟格物致知之旨。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其学凡三变而始得其门。自此以后，尽去枝叶，一意本原，以默坐澄心为学的。……江右以后，专提‘致良知’三字，默不假坐，心不待明，不习不虑，出之自有天则。”

    又曰“知行合一”。

    《明儒学案》：“先生以圣人之学，心学也，心即理也，故于致知格物之训，不得不言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夫以知识为知，则轻浮而不实，故必以力行为功。夫良知感应神速，无有等待，本心之明，即知不欺。本心之明，即行也，不得不言知行合一。此其立言之大旨，不出于是。”

    其后邹守益主“戒惧慎独”，

    《明史·邹守益传》：“穆孔晖自名王氏学，浸淫入于释氏，而守益于戒惧慎独，盖兢兢焉。”

    《明儒学案》：“东廓以独知为良知，以戒惧慎独为致良知之功，此是师门本旨。”

    罗洪先主“静无欲”，

    《明儒学案》：“王门惟心斋氏盛传其说，从不学不虑之旨，转而标之曰自然，曰学乐，末流衍蔓，浸为小人之无忌惮。罗先生复起，有忧之，特拈‘收摄保聚’四字为致良知符诀。故其学专求之未发一机，以主静无欲为宗旨。”

    李材主“止修”，

    《明儒学案》：“文成而后，李先生又自出手眼，谆谆以‘止修’二字，压倒良知。”

    王畿、周汝登主“无善无恶”，

    《明儒学案》：“王畿《天泉证道记》谓师门教法，每提四句：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明史·许孚远传》：“官南京，与尚宝司卿周汝登并主讲席。汝登以无善无恶为宗，孚远作‘九谛’以难之。”

    高攀龙主“静坐”，

    《明史》：“高攀龙与顾宪成同讲学东林书院，以静为主。”（《明儒学案》载高攀龙说静坐之语甚多。）

    刘宗周主“慎独”，

    《明儒学案》：“蕺山先生以慎独为宗，儒者人人言慎独，惟先生始得其真。”

    纷然如禅宗之传授衣钵、标举宗风者然。谓为由宋、元以来，讲求理学，渐从由书册直指人心，可；谓为堕入禅学，遁于虚无，亦可。要之明儒之学，与宋、元之学，固大不同也。

    阳明之学之最有益于世道者，即在主张知行合一之一语。自宋以来，书册日多，著述日富，讲求讨论，虽进于前，而人之立身行事，反与书册所言分而为二。充其弊必有学术日昌、人心日坏之象。阳明着眼此点，故劝人即知即行，使知不但徒腾口说无益，即冥心妙悟而不验之实事亦无益。此正当时科举中人口孔、孟而心跖、蹻之对证妙药，抑亦吾国从古以来圣哲真传。盖吾国自古相传之法，惟注重于实行，苟不实行，即读书万卷，著作等身，亦不过贩卖炫鬻之徒，于己于人，毫无实益，即不得谓之学问。使后之学者，咸准阳明之说而行，无知愚贤不肖，行事一本良心，则举世可以无一坏人，而政治风俗，亦无一不可以臻于尽善尽美之域。无如人心痼蔽，惟喜求知而惮实行，谈玄说妙者，务出新说以相胜，安于卑近者，转执其流弊以相訾謷，甚至在为人行己之外，别求一种学问以为能，研究此等文字者，方足为学，而其他皆空谈，是岂阳明所及料哉！

    《传习录》：“古人所以既说一个知，又说一个行者，只为世间有一种人，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察，也只是个冥行妄作。所以必说个知，方才行得是。又有一种人茫茫荡荡悬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实躬行，也只是个揣摸影响。所以必说一个行，方才知得真。此是古人不得已补偏救弊的说话，若见得这个意时，即一言为足。今人却就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我如今且去讲习讨论做知的功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功夫，故遂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其来已非一日矣。某今说个知行合一，正是对病的药，又不是某凿空杜撰。知行本体，原是如此，今若知得宗旨时，即说两个亦不妨，亦只是一个；若不会宗旨，便说一个，亦济得甚事，只是闲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