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 明之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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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濂溪书院，

    《王文成年谱》：“正德十三年在赣……九月修濂溪书院……四方学者辐辏，始寓射圃，至不能容，乃修濂溪书院居之。”

    若稽山书院，

    《王文成年谱》：“嘉靖三年，在越……辟稽山书院，聚八邑彦士，身率讲习以督之。于是萧璆、杨汝荣、杨绍芳等来自湖广，杨仕鸣、薛宗礼、黄梦星等来自广东，王艮、孟源、周衔等来自直隶，何秦、黄弘纲等来自南赣，刘邦来、刘文敏等来自安福，魏良政、魏良器等来自新建，曾忭来自泰和。宫刹卑隘，至不能容，盖环坐而听者三百余人。”

    若敷文书院，

    《王文成年谱》：“嘉靖七年，巡抚两广……兴南宁学校……委原任监察御史降揭阳县主簿季本主教敷文书院。”

    既皆随处经营，隐然以复古学校为己任。而同时如邹守益之筑复古书院，

    《王文成年谱》：“邹守益谪判广德州，筑复古书院以集生徒，刻《谕俗礼要》以风民俗。”

    湛若水之建白沙书院，

    《明史·湛若水传》：“若水生平所至，必建书院以祀献章。”

    又与阳明相应和。比阳明殁而建书院以祀之者尤夥，

    《王文成年谱》：“嘉靖四年十月，立阳明书院于越城。……门人为之也。在越城西郭门内光相桥之东。后十二年丁酉，巡按御史门人周汝贞建祠于楼前，匾曰‘阳明先生祠’。”“嘉靖九年，门人薛侃建精舍于天真山，祀先生。”“十三年，邹守益建复古书院于安福，祀先生。”[15]“十六年，佥事沈谧建书院于文湖，祀先生。”“十九年，周桐、应典等建书院于寿岩，祀先生。”“二十一年，范引年建混元书院于青田，祀先生。”“二十三年，徐珊建虎溪精舍于辰州，祀先生。”“二十七年，万安同志建云兴书院，祀先生。”“陈大伦建明经书院于韶，祀先生。”“二十九年，史际建嘉义书院于溧阳，祀先生。”“三十三年，刘起宗建水西书院，祀先生。”“三十五年，赵镗修复初书院，祀先生。沈宠建仰止祠于崇正书院，祀先生。”“四十二年，耿定、罗汝芳建志学书院于宣城，祀先生。”

    学校性质几变而为宗教性质，世宗因言者请毁书院而严禁之，殆以此故。

    《续通考》：“世宗嘉靖十七年四月，吏部尚书许讚请毁书院，从之。……十六年二月，御史游居敬疏斥南京吏部尚书湛若水倡其邪学，广收无赖，私创书院，乞戒谕以正人心。帝慰留若水，而令所司毁其书院。至是讚复言抚按司府多建书院，聚生徒，供亿科扰，亟宜撤毁，诏从其言。”

    然一方面撤毁，而一方面依旧建设[16]，是其时社会势力，固不下于政府也。万历间，张居正当国，再申严禁，亦未尽革。迄居正败，其事复兴。

    《野获编》（沈德符）：“书院之设，昉于宋之泰山、徂徕及白鹿洞，本朝旧无额设明例。自武宗朝，王新建以良知之学，行江浙、两广间，而罗念庵、唐荆川诸公继之，于是东南景附，书院顿盛。虽世宗力禁，而终不能止。嘉靖末年，徐华亭以首揆为主盟，一时趋鹜者，人人自托吾道。凡抚台莅镇，必立书院，以鸠集生徒，冀当路见知。其后间有他故，驻节其中，于时三吴间竟呼书院为中丞行台矣。今上初政，江陵公痛恨讲学，立意剪抑。适常州知州施观民以造书院科敛见纠，遂遍行天下拆毁，其威令之行，峻于世庙。江陵败，而建白者力攻，亦以此为权相大罪之一，请尽行修复，当事者以祖制所无折之，其议不果行。近年理学再盛，争以皋比相高，书院聿兴，不减往日。李见罗在郧阳，遂拆参将衙门改造，几为武夫所杀，于是人稍有戒心矣。至于林下诸君子相与切磋讲明，各立塾舍名书院者，又不入此例也。”

    明末书院之著者，曰首善，曰东林。以讲学者忤魏阉，遂并天下书院毁之。

    《续通考》：“神宗万历十年，阁臣张居正以言官之请，概行京省查革，然不能尽撤。后复稍稍建，其最著者，京师曰首善书院，江南曰东林书院。”

    《燕都游览志》：“首善书院在宣武门内左方，天启初，都御史邹元标、副都御史冯从吾为都人士讲学之所。大学士叶向高撰碑志，礼部尚书董其昌书。党祸起，魏忠贤矫旨毁天下书院，搥碎碑，嗣即其地开局修历。”

    《春明梦余录》（孙承泽）：“东林，无锡书院名也。宋儒杨时建，后废为僧寺。万历中，吏部考功郎顾宪成罢归，即其地建龟山祠，同志者为构精舍居焉。乃与行人高攀龙等开讲其中，及攀龙起为总宪，疏发御史崔呈秀之赃，呈秀遂父事魏忠贤，日嗾忠贤曰：‘东林欲杀我父子。’既而杨涟、左光斗交章劾忠贤，益信呈秀之言不虚也。于是遂首毁京师书院，而天下之书院俱毁矣。”

    魏阉败，儒者复立书院讲学。刘宗周之证人书院，其尤著者也。

    《明史·刘宗周传》：“宗周始受业于许孚远，已入东林书院，与高攀龙辈讲习。冯从吾首善书院之会，宗周亦与焉。越中自王守仁后，一传为王畿，再传为周汝登、陶望龄，三传为陶奭龄，皆杂于禅。奭龄讲学白马山，为因果说，去守仁益远。宗周忧之，筑证人书院，集同志讲肄。且死，谓门人曰：学之要，诚而已，主敬其功也。”

    明儒讲学之所，自书院之外，复有寺观祠宇之集会，月有定期，以相砥砺。

    《王文成年谱》：“嘉靖四年，先生归姚江，定会于龙泉寺之中天阁，每月以朔、望、初八、廿三为期。书壁以勉诸生曰：虽有天下易生之物，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承诸君之不鄙，每予来归，咸集于此，问学为事，甚盛意也。然不能旬日之留，而旬日之间，又不过三四会，一别之后，辄复离群索居，不相见者，动经年岁，然则岂惟十日之寒而已乎？若是而求萌蘖之畅茂条达，不可得矣。故予切望诸君勿以予之去留为聚散，或五六日，或八九日，虽有俗事相妨，亦须破冗一会于此，务在诱掖奖励，砥砺切磋，使道德仁义之习，日亲日近。则势利纷华之染，亦日远日疏，所谓相观为善，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者也。相会之时，尤须虚心逊志，相亲相敬。大抵朋友之交，以相下为益，或议论未合，要在从容涵育，相感以成。不得动气求胜，长傲遂非；务在默而成之，不言而信。”

    阳明门人，集会尤盛。

    《王文成年谱》：“嘉靖十一年正月，门人方献夫合同志会于京师。……欧阳德、方献夫等四十余人始定日会之期，聚于庆寿山房。”“十二年，门人欧阳德合同志会于南畿。……远方志士四集，类萃群趋。或讲于城南诸刹，或讲于国子鸡鸣，倡和相稽，疑辩相绎。”

    徐阶灵济宫之会，听者至数千人。

    《明史·罗汝芳传》：“汝芳为太湖知县，召诸生论学，公事多决于讲座。迁刑部主事，历宁国知府。民兄弟争产，汝芳对之泣，民亦泣，讼乃已。创开元会，罪囚亦令听讲。入觐，劝徐阶聚四方计吏讲学，阶遂大会于灵济宫，听者数千人。”

    《明儒学案·徐阶传》（黄宗羲）：“先生受业聂双江，故得名王氏学。及在政府，为讲会于灵济宫，使南野、双江、松溪分主之，学徒云集至千人。其时癸丑甲寅，为自来未有之盛。丙辰以后，诸公或殁或去，讲坛为之一空。戊午何吉阳自南京来，复推先生为主盟，仍为灵济之会，然不能及前矣。”

    当时讲学之巨子，所至集会开讲，至老不衰。

    《明史·钱德洪传》：“德洪既废，遂周游四方，讲良知学。时士大夫率务讲学为名高，而德洪、王畿以守仁高第弟子，尤为人所宗。”《陈时芳传》：“年八十余，犹徒步赴五峰讲会。”《王畿传》：“畿既废，益务讲学，足迹遍东南，吴、楚、闽、越皆有讲舍。年八十余，不肯已，善谈说，能动人。所至听者云集，每讲杂以禅机，亦不自讳也。”

    随时举示，亦无定法。

    《明儒学案·耿定理传》：“京师大会，举中义相质，在会各呈所见，先生默不语。忽从座中崛起拱立曰：‘请诸君观中。’因叹曰：‘舍当下言中，沾沾于书本上觅中，终身罔矣。’在会中因有省者。其机锋迅利如此。”

    樵夫、陶匠、农工、商贾，无人不可听讲，无人不可讲学。

    《明儒学案》：“樵夫朱恕，泰州草堰场人，听王心斋讲，浸浸有味，每樵必造阶下听之。饥则向都养乞浆，解裹饭以食，听毕则浩歌负薪而去。”“陶匠韩乐吾，兴化人，以陶瓦为业。慕朱樵而从之学，久之，觉有所得，遂以化俗为任，随机指点。农工商贾从之游者千余，秋成农隙，则聚徒谈学。一村既毕，又之一村，前歌后答，弦诵之声，洋洋然也。”

    斯实前世之所未有也。

    明人之集会讲学，盖本于文士之以诗文结社。自元季以来，东南士夫盛联诗社，

    《明史·张简传》：“当元季，浙东西士大夫以文墨相尚，每岁必联诗社，聘一二文章巨公主之。四方名士毕至，宴赏穷日夜。诗胜者辄有厚赠。”

    至明而其风不衰。

    《明史·林鸿传》：“闽中善诗者称十才子，鸿为之冠，闽人言诗者悉本于鸿。……无锡浦源，慕鸿名，逾岭访之。造其门，鸿弟子周元、王元请诵所作，曰：‘吾家诗也。’鸿延之入社。”《谢榛传》：“李攀龙、王世贞辈结诗社，榛为长，攀龙次之。”《李攀龙传》：“攀龙之始官刑曹也，与濮州李先芳、临清谢榛、孝丰吴维岳辈倡诗社。王世贞初释褐，先芳引入社，遂与攀龙定交，明年先芳出为外吏。又二年，宗臣、梁有誉入，是为五子。未几，徐中行、吴国伦亦至，乃改称七子。诸人多少年，才高气锐，互相标榜，视当世无人。七才子之名播天下。”《王世贞传》：“世贞好为诗古文，官京师，入王宗沐、李先芳、吴维岳等诗社。”《袁宏道传》：“宏道年十六，为诸生，即结社城南，为之长。”

    达官为之倡，而山人名士附之。

    《野获编》（沈德符）：“山人之名本重，如李邺侯仅得此称。不意数十年来，出游无籍辈，以诗卷遍贽达官，亦谓之山人。始于嘉靖初年，盛于今上之近岁，吴中人遂有作山人歌曲者，而情状著矣。”

    《明史·王稚登传》：“嘉隆、万历间，布衣、山人以诗名者十数，俞见文、王叔承、沈明臣辈，尤为世所称。然声华烜赫，稚登为最。”

    始则标榜风雅，交通声气，继则联结党朋，干预政事，至其季世之复社，且以嗣东林则帜。故文人之社与儒者之会，实有相互之关系焉。

    《明史·张溥传》：“溥集郡中名士相与复古学，名其文社曰复社。……四方啖名者争走其门，尽名为复社。溥亦倾身结纳，交游日广，声气通朝右。所品题甲乙，颇能为荣辱，诸奔走附丽者辄自矜曰：吾以嗣东林也。执政大僚由此恶之。里人陆文声者，输赀为监生，求入社，不许。文声诣阙言，风俗之弊，皆原于士子，溥、采为盟主，倡复社乱天下。”[17]

    明代诗文字画，均有名家，然无特创之体。其特创者，惟八股文，以王鏊、唐顺之、归有光、胡友信为最。

    《明史·归有光传》：“有光制举义，湛湛经术，卓然成大家。后德清胡友信与齐名，世并称归、胡。”“明代举子业最擅名者，前则王鏊、唐顺之，后则震川、思泉。思泉，友信别号也。”

    顺之、有光皆能为古文，然其古文亦有八股文气息。八股文既盛行，于是有汇选评点之本，而学者之治古书，往往亦用此法，故明代批评经史子集之书最多，是亦一时之风气也。

    《经史百家简编序》（曾国藩）：“自六籍燔于秦火，汉世掇拾残遗，征诸儒能通其读者，支分节解，于是有章句之学。刘向父子勘书秘阁，刊正脱误，稽合同异，于是有校雠之学。梁世刘勰、钟嵘之徒，品藻诗文，褒贬前哲，其后或以丹黄识别高下，于是有评点之学。三者皆文人所有事也。前明以《四书》经义取士，我朝因之，科场有句股点句之例，盖犹古者章句之遗意。试官评定甲乙，用朱墨旌别其旁，名曰圈点，后人不察，辄仿其法，以涂抹古书，大圈密点，狼藉行间。故章句者，古人治经之盛业也，而今专以施之时文。圈点者，科场时文之陋习也，而今反以施之古书。末流之迁变，何可胜道。”[18]

    时文之外，小说、戏曲颇有创制。今世所传《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等，皆明人所著。

    《交翠轩笔记》称《三国演义》为明人作，《郎潜纪闻》称《三国志》为罗贯中所作。《水浒传》相传为元施耐庵著，而《七修类稿》谓系罗贯中作，《茶香室续钞》亦称《水浒传》为洪武越人罗贯中作。《冷庐杂识》称《西游记》为嘉靖中淮安吴承恩作。《金瓶梅》则相传为王世贞作，以毒唐顺之者也。

    今人以小说为纯文学，则明代小说之盛，当轶于古文之价值矣。元代传奇以质朴胜，即最有名之《西厢》《琵琶》诸记，亦多质过于文。至明之汤显祖、阮大铖等所编传奇，则综各种文体，皆入于词曲中，尤可见文艺之进化。至魏良辅等以昆曲著，则又因传奇之盛兴，而自制新调也。

    《琵琶行》（吴伟业）：“百余年来操南风，《竹枝》《水调》讴吴依。里人度曲魏良辅，高士填词梁伯龙。”注引陈僖《客窗偶笔》：“昆有魏良辅者，造曲律，世所谓昆腔者自良辅始。”

    《静志居诗话》（朱彝尊）：“梁辰鱼字伯龙，昆山人，雅善词曲，所撰《江东白苎》，妙绝时人。时邑人魏良辅能喉啭音声，始变弋阳、海盐故调为昆腔，伯龙填《浣纱记》付之。”

    明太祖以僧为帝，其立国极重释教，明之诸儒讲心学者，又多出入于释氏。然禅门如沩仰、云门、法眼三宗，俱已失传，惟临济、曹洞蝉联不绝，

    《答汪魏美问济洞两宗争端书》（黄宗羲）：“今沩仰、云门、法眼三宗俱绝，存者惟曹洞、临济耳。”

    而隋、唐诸宗更无论矣。明僧之著者，仅万历间紫柏、雪浪、莲池、憨山诸僧，

    《列朝诗集·闰集》（钱谦益）有憨山大师德清、紫柏大师真可、莲池大师袾宏、雪浪法师洪恩等传。

    大抵以禅宗参净土，未能特创一宗也。明之佛教，较之历代，当以刻经之多，为其时之特色。考佛藏虽自北宋以来，已有官私诸本，

    《大藏经雕印考》（常盘大定）：“藏经种类：（一）宋朝官板蜀本；（二）宋朝私板福州本；（三）南宋私板思溪本；（四）元代私版普宁寺本；（五）元代官本。”

    而明代所刻最多，官刻者既有南北两藏及石藏，

    《续释氏稽古略》（幻轮）：“永乐十八年，旨刻大藏经，板二副，南京一藏，六行十七字；北京一藏，五行十五字。”[19]“旨石刻一藏，安置大石洞。圣旨：向后木的坏了，有石的正。”

    又有武林、径山二本。

    《大藏经雕印考》：“南北二藏刊刻之后，浙之武林，仰承德风，更造方册，历岁既久，其刻遂湮。……《缘山目录》称法珍尼为欲刻宏通简便的方册本，决意自断其臂，激发四方。由是海内感动，或破产鬻子以应之。至三十余年始告成功，此则方册之创制也。”[20]“《缘山目录》称万历十四年，有密藏禅师者，追悼珍尼藏板之归于乌有，欲继兴方册藏板，化缘时熟，经五六十年，藏板方成……《缩藏目录序》称，比时缁素，如响之应，紫柏、憨山等等硕德羽翼之，陆光祖、袁了凡、冯开之等赞成之，始刻于五台山。未几藏师没，幻余禅师代之，亦迁化。其初与藏师共事者四十人，至万历二十九年存没各半，其半之继续刊刻者，不知告终于何年。其辛苦勤劳，可谓至矣。尔来海内缁素，得以翻阅大藏，皆密藏师之赐也。”

    径山改梵夹为方册，于嘉兴楞严寺发售，无论僧俗，皆可按价购买，其功尤盛于从前之刻藏。

    《大藏经雕印考》：“宋、元诸藏，与明本所异者，实在根本目的。宋、元之刻藏，以藏经为法宝，欲藏之于名山大刹而崇拜之，明本则以普及于天下为事。”

    明末诸儒，多通内典，即缘佛藏流通之影响也。

    世讥明人之学多空疏，实亦不可概论。明之研究诗文心学者，固亦多博洽之士，他如李时珍之著《本草纲目》，

    《明史·方技传》：“李时珍字东璧，蕲州人，好读医书。医家《本草》，自神农所传，止三百六十五种，梁陶弘景所增亦如之。唐苏恭增一百一十四种，宋刘翰又增一百二十种，至掌禹锡、唐慎微辈先后增补，合一千五百五十八种，时称大备。然品类既繁，名称多杂，或一物而析为二三，或二物而混为一品。时珍病之，乃穷搜博采，芟烦补阙，历三十年，阅书八百余家，稿三易而成书，曰《本草纲目》。增药三百七十四种，厘为一十六部，合成五十二卷。首标正名为纲，余各附释为目，次以集解详其出产形色，又次以气味、主治附方。书成，将上之朝，时珍遽卒。未几，神宗诏修国史，购四方书籍。其子建元以父遗表及是书来献，天子嘉之，命刊行天下，自是士大夫家有其书。”

    宋应星之著《天工开物》，

    《重印天工开物记》（丁文江）：“宋应星，字长庚，江西奉新县北乡人，万历四十三年乙卯举人。崇祯七年，任分宜教谕，著《天工开物》。十年，刊行。书计十八卷九册，凡食物、被服、用器以及冶金、制器、丹青、珠玉之原料工作，无不具备。说明之外，各附以图。三百年前，言工业天产之书，如此其详且明者，世界之中，无与比伦。”

    方以智之著《物理小识》，

    《明末理学阐微》（钱嘉淦）：“当有明末造，爱新觉罗氏兴于满洲，国家运命，危在旦夕。山林隐逸者流，抱残守缺，从事著述，而理学亦起于此时。至崇祯十六年，即西历1643年，适彼理学界之双明星，意人卡利利（Galileo）逝，而英人奈端（Newton）生之翌年，有密山愚者方以智著《物理小识》六卷，公诸世。大别为十六门，即天、历、风雷雨旸、地、占候、人身、医要、医药、饮食、衣服、金石、器用、草木、鸟兽、神鬼方术、异事，搜罗綦广，时有精义。今中国若后于现世界文明数世纪，而当奈氏之前，已有此著，诚可引以自豪者矣。”

    今之讲博物及物理者，多盛称其书，正不得以“空疏”二字该明之一切学者也。又明之儒者多究心于武事，如王守仁、唐顺之等兼资文武，既见于史传，

    《王文成年谱》：“先生留情武事，凡兵家秘书，莫不精究。”

    《明史·唐顺之传》：“顺之于学无所不窥，自天文、乐律、地理、兵法、弧矢、句股、壬奇、禽乙，莫不究极原委。”

    至其末年，尚有陈元赟者，以拳术开日本之柔道。

    《陈元赟与柔道始祖》（下川潮）：“陈元赟字义都，明之虎林人，宽永十五年（崇祯十年）避乱来我国，以支那之拳法，传福野七郎右卫门等。”

    此明之风气与清不同者也。

    明代工艺之盛，有轶于前代者数事。一曰陶器，江西景德镇之磁器，莫盛于明，以诸帝之年号名其窑，而一朝有一朝之特色。

    《南村随笔》：“景德镇所造，永乐尚厚，成化尚薄，宣德青尚淡，嘉靖青尚浓。成青未若宣青，宜彩未若成彩。”“宣德祭红以西红宝石末入渤，凸起莹厚如堆脂。”

    《陶说》（朱琰）：“宣德窑选料制样，画器填款，无一不精。此明窑极盛时也。”

    宜兴陶器亦始于明，

    《阳羡名陶录》（吴骞）：“今吴中较茶者，壶必言宜兴瓷，云始万历间大朝山[21]寺僧，传供春。供春者，吴氏小史也。至时大彬以盛。”

    雅淡质素，与景德磁以浓彩胜者不同。盖明人讲求服用，务极风雅，故工艺因之以兴也。一曰漆器，亦多古所未有。

    《物理小识》：“漆器永乐果园厂制最精，有剔红、填漆、戗金、倭漆、螺钿诸种。近徽吴氏漆绢胎鹿角灰磨者，螺钿用金银粒杂蚌片成花者，皆绝，古未有此。”

    一曰铜器，宣德中以铜铸鼎、彝、炉、鬲等，是为宣德炉，其材料多选各国各地绝精之物为之，如暹罗国风磨铜、天方国硇砂、三佛齐国紫石、渤泥国胭脂石、琉球国安澜砂及辰州珠砂、云南棋子等。每铜一斤，炼十二次，仅存铜精四两，光色焕发。又以赤金、水银等物涂而熏之，故与寻常铜器迥异（详见《宣德鼎彝谱》）。是皆明代工艺美术之特色也。至若南京报恩寺塔，九级八面，咸覆以五色琉璃瓦，建筑经二十九年始成[22]，为中外人士所艳称。

    《陶庵梦忆》（张岱）：“中国之大古董，永乐之大窑器，则报恩塔是也。报恩塔成于永乐初年[23]，非成祖开国之精神、开国之物力、开国之功令，其胆智才略足以吞吐此塔者，不能成焉。塔上下金刚佛像千百亿金身，一金身，琉璃砖十数块凑成之。其衣褶不爽分，其面目不爽毫，其须眉不爽忽，斗笋合缝，信属鬼工。闻烧成时，具三塔相，成其一，埋其二，编号识之。今塔上损砖一块，以字号报工部，发一砖补之，如生成焉。夜必灯，岁费油若干斛。天日高霁，霏霏霭霭，摇摇曳曳，有光怪出其上，如香烟缭绕，半日方散。永乐时，海外夷蛮重译至者，百有余国，见报恩塔必顶礼赞叹而去，谓四大部洲所无也。”

    北京宫殿及曲阜孔、颜诸庙，雕刻石柱，咸精深华美，至今犹存，可以推见明之注重工艺矣。

    元以蒙古人入主中夏，其冠服车舆杂用宋、金之制，并存其族之旧俗，故天子有冕服，儒士有唐巾，皆沿中夏之法。惟常服之质孙，则为胡服。

    《元史·舆服志》：“质孙，汉言一色服也。天子质孙，冬服十有一等，夏服十有五等。百官质孙，冬服九等，夏服十四等。”“按其制有暖帽、钹笠、比肩等。暖帽、钹笠大致如满清之暖帽、凉帽，比肩则今所谓背心也。”

    明祖崛起濠上，驱逐胡人，爰诏衣冠悉如唐制。

    《明史·太祖本纪》：“洪武元年二月壬子，诏衣冠如唐制。”

    此实汉族战胜异族之标识，而《明史·舆服志》仅称其车服尚质，酌古通今，合乎礼意，

    《明史·舆服志》：“太祖甫有天下，考定邦礼，车服尚质。酌古通今，合乎礼意。”

    不言其取别胡元之意，盖讳之也。明之服制，虽与古礼亦不尽同，然上自衮冕，下至深衣，大抵皆周、汉以来相承之式。自满清入关，辫发胡服，而明人多抵死不从者，实亦文野之教殊也。

    明代阶级之制甚严，宫室服用，均有等差。

    《明史·舆服志》：“明初，禁官民房屋，不许雕刻古帝后、圣贤人物及日月、龙凤、狻猊、麒麟、犀象之形。凡官员任满致仕，与见任同。其父祖有官，身殁，子孙许居父祖房舍。洪武二十六年定制……公侯，前厅七间，两厦，九架。中堂七间，九架。后堂七间，七架。门三间，五架，用金漆及兽面锡环。家庙三间，五架，覆以黑板瓦，脊用花样瓦兽，梁、栋、斗栱、檐桷彩绘饰。门窗、枋柱金漆饰。廊、庑、庖、库从屋，不得过五间，七架。一品、二品，厅堂五间，九架，屋脊用瓦兽，梁、栋、斗栱、檐桷青碧绘饰。门三间，五架，绿油，兽面锡环。三品至五品，厅堂五间，七架，屋脊用瓦兽，梁、栋、檐桷青碧绘饰。门三间，三架，黑油，锡环。六品至九品，厅堂三间，七架，梁、栋饰以土黄。门一间，三架，黑门，铁环。品官房舍，门窗、户牖不得用丹漆。功臣宅舍之后，留空地十丈，左右皆五丈。不许那移军民居止，更不许于宅前后左右多占地，构亭馆，开池塘，以资游眺。”“庶民庐舍，洪武二十六年定制，不过三间，五架，不许用斗栱，饰彩色。三十五年，复申禁饬，不许造九五间数，房屋虽至一二十所，随其物力，但不许过三间。正统十二年，令稍变通之，庶民房屋架多而间少者，不在禁限。”“器用之禁：洪武二十六年定，公侯、一品、二品，酒注、酒盏金，余用银。三品至五品，酒注银，酒盏金。六品至九品，酒注、酒盏银，余皆瓷、漆。木器不许用朱红及抹金、描金、雕琢龙凤文。庶民，酒注锡，酒盏银，余用瓷、漆。百官，床面、屏风、槅子，杂色漆饰，不许雕刻龙文，并金饰朱漆。”“建文四年，申饬官民；不许僭用金酒爵，其椅棹木器亦不许朱红金饰。正德十六年定，一品、二品，器皿不用玉，止许用金。商贾、技艺家器皿不许用银。余与庶民同。”“明初，庶人婚，许假用九品服。洪武三年，庶人初戴四带巾，改四方平定巾，杂色盘领衣，不许用黄。又令男女衣服，不得僭用金绣、锦绮、纻丝、绫罗，止许绸、绢、素纱，其靴不得裁制花样、金线装饰。首饰、钗、镯不许用金玉、珠翠，止用银。六年，令庶人巾环不得用金玉、玛瑙、珊瑚、琥珀。未入流品者同。庶人帽，不得用顶，帽珠止许水晶、香木。十四年，令农衣绸、纱、绢、布，商贾止衣绢、布。农家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得衣绸、纱。”“二十三年，令耆民衣制，袖长过手，复回不及肘三寸；庶人衣长，去地五寸，袖长过手六寸，袖桩广一尺，袖口五寸。……正德元年，禁商贩、仆役、倡优、下贱不许服用貂裘。”

    即平居相见，官民亦有分别。

    《明史·礼志》：“洪武五年令，凡乡党序齿，民间士农工商人等平居相见，及岁时宴会谒拜之礼，幼者先施。坐次之列，长者居上。十二年令，内外官致仕居乡，惟于宗族及外祖妻家序尊卑如家人礼。若筵宴，则设别席，不许坐于无官者之下。与同致仕官会，则序爵；爵同序齿。其与异姓无官者相见，不须答礼。庶民则以官礼谒见。凌侮者论如律。凡民间子孙弟侄甥婿见尊长，生徒见其师，奴婢见家长，久别行四拜礼，近别行揖礼。其余亲戚长幼悉依等第，久别行两拜礼，近别行揖礼，平交同。”

    然明初甚重耆民，其粮长至京者，得朝见。其老人得听断乡间狱讼，

    《日知录》：“明初以大户为粮长，掌其乡之赋税，或多至十余万石。运粮至京，得朝见天子。洪武中或以人材授官。”“洪熙元年，巡按四川监察御史何文渊言：太祖令天下州县设立老人，必选年高有德、众所信服者，使劝民为善，乡闾争讼，亦使理断。”“《太祖实录》载洪武二十七年四月壬午，命有司择民间年高老人公正可任事者，理其乡之词讼。若户婚田宅斗殴者，则会里胥决之。事涉重者，始白于官。若不由里老处分，而径诉县官谓之越诉。”

    其儒者莅官，亦有以乡约辅官治者。

    《王文成全书·南赣乡约》：“同约中推年高有德为众所敬服者一人为约长，二人为约副。又推公直果断者四人为约正，通达明察者四人为约史，精健廉干者四人为知约，礼仪习熟者二人为约赞。置文簿三扇，其一扇备写同约姓名，及日逐出入所为，知约司之；其二扇一书彰善，一书纠过，约长司之。”“同约之人，每一会，人出银三分，送知约，具饮食。”“会期以月之望，立约所于道里平均之处，择寺观宽大者为之。彰善者其辞显而决，纠过者其辞隐而婉。不能改者，纠而书之。又不能改，然后白之官。又不能改，同约之人执送之官，明正其罪。势不能执，戮力协谋官府请兵灭之。”“通约之人，凡有危疑难处之事，皆须约长会同约之人，与人裁处区画，必当于理、济于事而后已。不得坐视推托，陷人于恶，罪坐约长约正诸人。”“亲族乡里，一应斗殴不平之事，鸣之约长等，公论是非。”

    盖虽官治极盛之时，亦时时思以民治为基本，第未能一切决于民治，而使之荡然平等耳。

    * * *

    [1]　名循吉，吴人。

    [2]　即世贞，太仓人。

    [3]　此据虞稷自称。

    [4]　按元代刻史，多分路雕刻。若建昌路刊《南北史》，瑞州路刊《隋书》之类，不能举十七史而同在一处刊刻。至明汇集其板，始有汇刻全史之举。

    [5]　以上俱见《明实录》。

    [6]　事见明赵友同《存轩集》。

    [7]　见《旧京词林志》。

    [8]　文楼即今之宏义阁。

    [9]　事见《明实录》。

    [10]　见《旧京词林志》。

    [11]　事见《春明梦余录》。

    [12]　清翰林院书。

    [13]　原注：洪武三年开科，以《大学》“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二节，《孟子》“道在迩而求诸远”一节，合为一题，问二书所言平天下大指同异，此即宋时之法。

    [14]　按《明史·选举志》：“洪武初，择年少举人赵惟一等及贡生董等入学读书，赐以衣帐。命于诸司先习吏事，谓之历事监生。取其中尤英敏者李扩等入文华、武英堂说书，谓之小秀才。其才学优赡、聪明俊伟之士，使之博极群书，讲明道德经济之学，以期大用，谓之老秀才。”故《续考》举李扩等为言。

    [15]　按复古书院之建已见前，此时特祀之耳。

    [16]　如混元、云兴等书院，皆建于嘉靖十七年以后。

    [17]　张采，溥同里人，号娄东二张。

    [18]　按宋吕祖谦选《文章关键》、谢枋得选《文章轨范》，始创评点选本，然于古人全书未有评点者。明代选本之加评点者不可胜记，而古书如《尚书》《左传》《史记》《庄子》等皆有详圈密点之本。归有光、钟惺等皆可称评文家。

    [19]　据常盘大定《大藏经雕印考》，南藏为太祖时所刻。

    [20]　旧刻藏经皆梵夹本，故方册本为创制。

    [21]　当是金沙寺。

    [22]　自永乐十年至宣德六年。

    [23]　此说误，据《江宁府志》，永乐十年敕工部造九级琉璃塔，至宣德六年，凡二十九年始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