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明季之腐败及满清之勃兴

    朱明之亡，亡于李闯及满清，此尽人所知也。然李闯及满清所以能亡明者，实由于明室朝野上下之腐败，不此之责，第归咎于李闯及满清，无当也。当明之中叶，士气已坏，观宗臣《报刘一丈书》，即可知其时士大夫之无耻，

    《报刘一丈书》：“今之所谓孚者，何哉？日夕策马候权者之门，门者故不入，则甘言媚词，作妇人状，袖金以私之。即门者将刺入，而主人又不即出见，立厩中仆马之间，恶气袭衣袖，即饥寒毒热不可忍，不去也。抵暮，则前所受赠金者出，报客曰：相公倦矣，谢客矣，客请明日来。即明日，又不敢不来，夜披衣坐，闻鸡鸣即起，盥栉，走马抵门，门者怒曰：为谁？则曰：昨日之客来。则又怒曰：何客之勤也，岂有相公此时出见客乎？客心耻之，强忍而与言曰：亡奈何矣。姑容我入。门者又得所赠金，则起而入之，又立向所立厩中。幸主者出，南面召见，即惊走，匍匐阶下。主者曰进，则再拜，故迟不起，起则上所寿金。主者故不受，则固请，主者故固不受，则又固请，然后命吏纳之，则又再拜，又故迟不起，起则五六揖，始出。出揖门者曰：官人幸顾我，他日来，幸无阻我也。门者答揖，大喜，奔出，马上遇所交识，即扬鞭语曰：‘适自相公家来，相公厚我，厚我。’且虚言状。即所交识，亦心畏相公厚之矣。”

    至其末造，腐败益甚。官府坏于吏胥，

    《明夷待访录》（黄宗羲）：“吏胥之害天下不可枚举，而大要有四：其一，今之吏胥，以徒隶为之，所谓皇皇求利者，而当可以为利之处，则亦何所不至。创为文网，以济其私，凡今之所设施之科条，皆出于吏，是以天下有吏之法，无朝廷之法。其二，天下吏既为无赖子所据，而佐贰又为吏之出身，士人目为异途，羞与为伍也。其三，各衙门之佐贰，不自其长辟召，一一铨之吏部，即其名姓且不能遍知，况其人之贤不肖乎！故铨部化为签部，贻笑千古。其四，京师权要之吏，顶首皆数千金。父传之子，兄传之弟，其一人丽于法，后而继一人焉，则其子若弟也。不然，则其传衣钵者也。是以今天下无封建之国，有封建之吏。”

    地方坏于乡绅。明代绅权最重，赵翼《廿二史劄记》“明乡官虐民之害”一则，已详言之。观《虞阳说苑》载张汉儒攻讦钱谦益、瞿式耜之疏，可见晚明风气一斑。其略曰：

    谦益以卖举人钱千秋事露，廷鞫问杖回籍矣。式耜以受贿滥荐胡平表冒功升荫，奉旨削夺为民矣。无奈两人性同虎狼，行若禽兽，平日暗布私书，潜托神棍，久住京师，探听朝廷举动，不时飞报，钻谋起废。及至居乡，俨然以原官自待，倚恃抚按有司，或门生，或故旧，或同年，或相知，每遇岁科两考，说入学科举遗才帮补数十余名，不得四五千金不止。遇有富豪假命，不诈三四千金不厌。更有同类缙绅，或势衰，或物故，毋论宗党，毋论姻亲，乘机挟诈，不得万余金不止。一遇抚按复命，挥金贿属，呈县呈学，巧砌艳语，朦胧引荐。……钱谦益、瞿式耜两人，主使腹仆腹干如邹日升、安如磐、周宪昌、刘时升、张永祚等，充粮吏库吏，出放在手，侵没惟命。一遇派兑，先将官户名下积勺成合，积合成升，通计合县四十八万之仓粮一笔勾销矣。至于解放钱粮，则又贪婪加二加三之解头，嘱托县官，先将应缓钱粮放出，而京边金花兵饷积侵至崇祯七八九年数万余两，不顾也。甚至一班奸胥，狐朋狗党，包妇买娼，昼夜呼卢，或假印，或假牌，或以千计，或以万计，起批挂号，瓜分浪用。现今侵欺事露，拼贿赂主，虽经宪提宪捉，究竟免责免比。

    兵不教练而肆抢掠，

    《寄园寄所寄》（赵吉士）引《忆记》：“永乐既都北京，令山东、河南、江北诸郡卫所各军，春秋两班赴京部科点验。发京营一体操练，以习军士之劳，省征调之烦，壮京师之卫，备边隘之防，法甚善也。其后分发近边筑工，折其半纳班价矣。又其后皇亲驸马侯伯有坟工，辄乞恩请班军以数千计，皆折价入橐矣。领班官岁敛军士金钱入京，募人应点，本军遂不赴京，大失祖宗之意。”“御史王孙蕃疏曰：臣闻贼破张秋，止住二日。刘元斌兵住三十七日，掘地拆墙，细细搜掠，凡民间埋藏之物，尽数获之。东省有‘贼如梳，兵如篦’之谣。一家有银钱，即掳杀一家，一村有富室，则掳杀一村。玉石俱焚，惨烈于贼。”

    将无学术而务欺诈，

    《明夷待访录》：“毅宗专任大帅，不使文臣节制，不二三年，武臣拥众，与贼相望，同事卤略。李贼入京师，三辅至于青、齐，诸镇栉比而营，天子封公侯，结其欢心，终莫肯以一矢入援……是故与毅宗从死者，皆文臣也；……建义于郡县者，皆文臣及儒生也。……彼武人之为大帅者，方且飙浮云起……以其众幸富贵矣。”“万历以来之将，掩败饰功，所以欺其君父者，何所不至……乃只能施之君父，不能施之寇敌。”

    贪鄙奢淫者相望于社会。

    《日知录》（顾炎武）：“自万历季年，搢绅之士，不知以礼饬躬，而声气及于宵人，诗字颁于舆皂。至于公卿上寿，宰执称儿，而神州陆沉，中原涂炭，夫有以致之矣。”“今日士大夫，才任一官，即以教戏唱曲为事，官方民隐，置之不讲，国安得不亡，身安得不败？”

    《廿二史劄记》：“嘉、隆以后，吏部考察之法，徒为具文。而人皆不自顾惜，抚按之权太重，举劾惟贿是亲，而人皆贪墨以奉上司，于是吏治日偷，民生日蹙，而国亦以亡矣。”[1]

    而所谓清流名士者，亦惟是树党相攻，各立门户，至国亡而不已。

    《明史·吕大器等传赞》：“明自神宗而后，浸微浸灭，不可复振。揆厥所由，国是纷呶，朝端水火，宁坐视社稷之沦胥，而不能破除门户之角立。故至桂林播越，旦夕不支，而吴、楚之树党相倾，犹仍南都翻案之故态也。”

    《廿二史劄记》：“万历末年，廷臣务为危言激论，以自标异。于是部党角立，另成一门户攻击之局……高攀龙、顾宪成讲学东林书院，士大夫多附之。既而梃击、红丸、移宫三案，纷如聚讼。与东林忤者，众共指为邪党，天启初，赵南星等柄政，废斥殆尽。及魏忠贤势盛，被斥者咸欲倚之以倾东林，于是如蛾赴火，如蚁集膻，而科道转为其鹰犬。周宗建谓汪直、刘瑾时，言路清明，故不久即败，今则权珰反借言官为报复，言官又借权珰为声势，此言路之又一变，而风斯下矣。崇祯帝登极，阉党虽尽除，而各立门户、互攻争胜之习，则已牢不可破。是非蜂起，叫呶噂沓，以至于亡。”

    此毫无文化之满洲人，所由乘其隙而入主中国也。

    满洲之兴，固无所谓盛德大业，徒以部落褊小，上下一心，事多公开，不得欺隐。

    《清开国方略》：“太祖以议政王大臣参决机密，以理事十大臣分任庶务，国人有诉讼，先由理事大臣听断，仍告之议政大臣，复加审问，然后言于诸贝勒。众议既定，犹恐或有冤抑，令讼者跪上前，更详问之，明核是非。故臣下不敢欺隐，民情皆得上达。国内大治，奸宄不生。遗物于道，无或隐匿，必归其主。求其主不得，则悬之公署，俾识而取之。刈获既毕，始纵牧群于山野，毋敢窃害者。每行军，队伍整肃，节制严明，克城破敌之后，察核将士功罪，当罚者虽亲不贷，当赏者虽疏不遗。是以将士效命奋勇，所向无敌。”“太祖谕贝勒大臣曰：凡事不可一人独断，如一人独断，必致生乱。国人有事，当诉于公所，毋得诉于诸臣之家。前以大臣额亦都有私诉于家者不执送，已论罚。兹播告国中：自贝勒大臣以下，有罪，当静听公断；执拗不服者，加等治罪。凡事俱五日一听断于公所，其私诉于家者，即当执送；不执送而私断者，治罪弗贷。”

    无明人之腐败气习，故能乘明之弊，力征经营，不三十年，遂窃神器。观其初兴之时，尚无文字，第借蒙古字以创满文。

    《清开国方略》：“己亥年[2]，创制国书，时国中文移往来，皆习蒙古字，译蒙古语。太祖命巴克什额尔德尼、噶盖以蒙古字改制国书。二臣辞曰：‘蒙古字，臣等习而知之，相传久矣，未能改制也。’太祖曰：‘汉人读汉文，凡习汉字与未习汉字者皆知之；蒙古人读蒙古文，虽未习蒙古字者亦知之；今我国之语，必译为蒙古语读之，则未习蒙古语者不能知也。如何以我国之语制字为难，反以习他国之语为易耶？’二臣对曰：‘以我国语制字最善，但臣等未明其法，故难耳。’太祖曰：‘无难也，但以蒙古字合我国之语音，联缀成句，即可因文见义矣。’太祖遂以蒙古字合之国语，创立满文，颁行国中。”

    虽经达海之增益，亦未能造成一国之学术，仅可借以翻译汉籍，

    《盛京通志》：“达海，姓觉尔察，隶正蓝旗满洲。九岁即通满、汉文义[3]，弱冠，赐居内院，司文翰，正订国书。更为对音，切字谐声，文义周密，译《明会典》《素书》《三略》诸书，莫不称善。天聪四年，译书成，授三等轻车都尉世职，命曰‘巴克什’。六年，详定国书字体，酌加圈点。六月，病卒。”

    《清通志》：“太宗命达海巴克什等翻译书籍，库尔禅等记注政事，谕达海增加圈点。”

    《四库提要》：“太祖命巴克什额尔德尼以蒙古字联缀国语成句，尚未别为书体。太宗始命巴克什库尔禅创造国书，以十二字头贯一切音，因音而立字，合字而成语。今内阁所贮旧籍，即其初体。厥后增加圈点，音义益详。”[4]

    其人之鄙塞可知。凭借运会，及得汉人之指导，始知所谓官制朝仪。

    《清开国方略》：“天聪五年七月，始设六部[5]。六年，集分掌六部贝勒谕曰：国家初设六部承政、参政等官，即定有班次。近见朝会之时，坐立无序，尊卑紊越，将何以肃礼统？尔等宜传令满、汉、蒙古诸臣，按次就班，各加整饬。”“天聪六年正月，行新定朝仪。”“自太宗即位以来，凡朝会行礼，大贝勒代善、三贝勒莽古尔泰并随上南面坐受，诸贝勒率大臣朝见，不论旗分，惟以年齿为序。五年十二月，礼部参政李伯龙奏：朝贺时，每有逾越班次，不辨官职大小，随意排列者，请酌定仪制。诸贝勒因言莽古尔泰不当与上并坐。太宗曰：‘曩与并坐，今不与坐，恐他国闻之，不知彼过，反疑前后互异。以可否仍令并坐及李伯龙所奏，命大贝勒代善与众共议。大贝勒代善曰：‘我等并奉上居大位，又与上并列而坐，甚非此心所安。自今以后，上南面中坐，我与莽古尔泰侍坐于侧，外国诸蒙古坐于我等之下，方为允协。’”[6]

    入关以后，惟以兵力、刑力劫制汉人使不得逞，他无所建设也。

    清代官制，满、汉之人并用，汉官悉无实权，满官又无知识，故其立国，仍沿用明弊而任胥吏。观清季陈壁《请除各衙门积弊疏》[7]，可知胥吏之弊，自明至清，未之革除。

    国家定制，以六曹总理庶务，若网在纲，天下大政，咸受成于是。法非不尽善，然行之既久而百弊丛生者，何也？官不亲其事，而吏乃攘臂纵横而出于其间也。夫所谓大政者，铨选也，处分也，财赋也，典礼也，人命也，讼狱也，工程也。以吏为之，铨选可疾可滞，处分可轻可重，财赋可侵可蚀，典礼可举可废，人命可出可入，讼狱可上可下，工程可增可减。使费既赢，则援案以准之；求贷不遂，则援案以驳之，人人愤怨，而不能指其非。天下之乱，恒必由之。然而公卿大夫不惟不能摈除，且倚若左右手，而听其指挥者，何也？官非不欲亲其事，而例案太繁，不肖者与吏分肥，任其弄法舞文，无所不至。二百余年以来，名臣魁儒，慷慨忧时之士，痛心扼腕，大声疾呼，以求去其积弊而不能胜。

    凡清之政治，皆胥吏之政治也。至于兵制，则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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