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明季之腐败及满清之勃兴

，则以猜忌汉人故，列置满、蒙之兵，以守各地，名曰驻防。

    《清会典·兵部》：“驻防则受治于将军、都统、副都统、城守尉、防守尉，而以达于部。皆专城，各统其同城驻防官，以饬旗务。凡将军十有三人[8]，都统二人[9]，副都统三十有三人[10]，城守尉十有六人，协领一百五十有六人，防守尉十有八人，佐领七百五十有五人，防御六百二十有五人，骁骑校九百一十有二人。”

    而汉人之兵，别为绿营，任其窳败，以免叛乱。

    《石渠余纪》（王庆云）：“康熙四十二年，以各省营员借亲丁食粮之名，任意虚冒，多寡不等，令廷臣集议，提督以下，千把以上，各定亲丁名粮数目，以为养育家口仆从之需。五十一年，左都御史赵申乔奏《虚名冒饷疏》言册上有兵，伍内无兵；纸上有饷，军中无饷，其咎固在于侵饷之官，其弊总起于顶名之兵。盖自召募悉用旧名，于是新收开除无从稽核，凡入侵饷之囊者，虽查点摘发，亦不可究诘矣。”

    当其盛时，征伐四裔，率恃旗兵；及其衰也，旗、绿俱敝，无以御侮，乃恃所谓团练勇丁焉。故清代兵将之腐败，自驻防练勇外，亦无异于明也。

    清之所异于明者，在摧挫士气，抑制绅权。自明之亡，学士大夫起兵死义者，相望于东南，经数十年始定。故清之治术，一面诱以名位利禄，一面胁以刑罚杀戮，而后各地帖伏，无复明代绅士嚣张之势矣。清之入关，既以圈地、剃发等事肆毒，

    《石渠余纪·纪圈地》：“顺治元年，谕户部：凡近京各州县无主荒田，尔部清厘，分给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于是巡按御史柳寅东，条上满、汉分居五便。二年，令民地为旗人指圈者，速以他处补给，美恶务令均平。十年，停止圈拨，然旗下退出荒地，与游牧投来人丁，皆复行圈补，又有因圈补而并圈接壤民地者。”

    《东华录》：“顺治元年五月庚寅，摄政睿亲王谕兵部：各处城堡，着遣人持檄招抚。檄文到日，剃发归顺者，地方官各升一级，军民免其迁徙。有虽称归顺而不剃发者，定行问罪。”“戊戌，谕故明官员军民人等，谕到俱即剃发，改行安业，毋怙前非。倘有故违，即行诛剿。”“辛亥，谕兵部：前因归顺之民无所分别，故令其剃发，以别顺逆。今闻甚拂民愿，自兹以后，天下臣民照旧蓄发。”“二年六月丙辰，谕豫亲王多铎等：各郡邑投诚官员，俱开明履历，分别注册。各处文武军民，尽令剃发，倘有不从，以军法从事。”“丙寅，谕礼部：向来剃发之制不即画一，姑听自便者，欲俟天下大定，始行此制耳。今中外一家，岂可违异，若不画一，终属二心。自今布告之后，京城内外，限旬日；直隶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尽令剃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民之寇，必置重罪。若规避惜发，巧辞争辩，决不轻贷。该地方文武各官皆当严行察验，若有复为此事渎进章奏，欲将已定地方人民仍存明制，不随本朝制度者，杀无赦。其衣帽装束，许从容更易，悉从本朝制度，不得违异。该部即行传谕京城内外并直隶各省、府、县、卫所、城堡等处，俾文武衙门官吏师生，一应军民人等，一体遵行。”

    而惩治绅士尤严，

    《东华录》：“顺治三年四月壬寅，谕户部：运属鼎新，法当革故。前朝宗姓，已比齐民，旧日乡绅，岂容冒滥。闻直隶及各省地方在籍文武，未经本朝录用者，仍以向来品级名色，擅用新颁帽顶束带，交结官府，武断乡曲，冒免徭赋，累害小民，甚至赀郎粟监，动以见朝赴监为名，妄言复用，藐玩有司，不当差役。且有闽、广、蜀、滇等处地方见任伪官，阻兵抗顺，而父子兄弟仍依恃绅衿，肆行无忌，种种不法，蠹国殃民，深为可恨。自今谕示之后，将前代乡宦监生名色尽行革去，一应地丁钱粮杂汛差役，与民一体均当，蒙混冒免者治以重罪。”

    如江南奏销之祸，

    《三冈识略》（董含）：“江南赋役百倍他省，而苏、松尤重。迩来役外之征，有兑役、里役、该年、催办、捆头等名，杂派有钻夫、水夫、牛税、马豆、马草、大树、钉麻、油铁、箭竹、铝弹、火药、造仓等项，又有黄册人丁、三捆军田、壮丁逃兵等册，大约旧账未清，新饷已近，积逋常数十万。时司农告匮，始十年并征，民力已竭，而逋欠如故。巡抚朱国治强愎自用，造册达部，悉列江南绅衿一万三千余人，号曰抗粮。既而尽行褫革，发本处枷责，鞭扑纷纭，衣冠扫地。如某探花欠一钱，亦被黜，民间有‘探花不值一文钱’之谣。”

    《研堂见闻杂记》：“吴下钱粮拖欠，莫如练川。一青衿寄籍其间，即终身无半镪入县官者，至甲科孝廉之属，其所饱更不可胜计，以故数郡之内，闻风猬至。大僚以及诸生，纷纷寄冒，正供之欠数十万。天子震怒，特差满官一员，至练川勘实，取其名籍，造册以报，奉旨按籍追擒。凡欠百金以上者一百七十余人，绅衿俱在其中；其百金以下者，则千计。”

    以及各省科场之状，

    《心史丛刊》（孟森）：“明一代迷信八股、迷信科举，至亡国时为极盛，余毒所蕴，假清代而尽泄之。盖满人旁观极清，笼络中国之秀民，莫妙于中其所迷信。始入关，则连岁开科，以慰蹭蹬者之心；继而严刑峻法，俾忮求之士称快。丁酉之狱，主司房考及中式之士子，诛戮及遣戍者无数。其时发难者汉人，受祸者亦汉人，陷溺于科举，至深且酷。不惜假满人屠戮同胞，以泄多数侥幸未遂之人年年被摈之忿。此所谓‘天下英雄入我彀中’者也。丁酉狱蔓延几及全国，以顺天、江南两省为巨，次则河南，又次则山东、山西，共五闱。明时江南与顺天俱有国子监，俱为全国士子所萃，非一省之关系而已也。清兵下江南，虽已改应天府为江宁，废去南雍，然士子耳目，尚以顺天、江南为观瞻所系。是年科场大狱，即以此两闱为最惨。同时并举，以耸动迷信科举之汉儿，用意至为明显。”

    《研堂见闻杂记》：“科场之事，明季即有以关节进者。每科五六月之间，分房就聘之期，则先为道地，或伏谒，或为之行金，购于诸上台，使得棘闱之聘后，分房验取，如握券而得也。每榜发不下数十人，至本朝而益甚。顺治丁酉壬子间，营求者猬集，各分房之所许，两座师之心约，以及京中贵人之所密属，如麻如粟，已及千百人，闱中无以为计，各开张姓名，择其必不可已者登之，而间取一二孤贫，以塞人口，然晨星稀点而已。至北闱尤甚，北闱分房诸公及两座主，大率皆辇下贵人，未入场已得按图挨次，知某人必入，故营求者先期定券，万不失一。不若各省分房必司理邑宰，茫然不可知，暗中摸索也。甲午一榜，无不以关节得幸，于是阴躁者走北如鹜，各入成均，若倾江南而去之矣。至丁酉，辇金载宝，辐辏都下，而若京堂三品以上子弟，则不名一钱，无不获也。若善为声名游公卿者，亦然。惟富人子，或以金不及额，或以价忽骤溢，逊去，盖榜发无此中人矣。于是蜚语上闻，天子赫怒，逮系诸房官举子，株及者亦皆严刑榜掠，三木囊头。南闱发榜后，众大哗，于是连逮十八房官及两主司，凡南北举子，皆另复试。兵番杂沓以旁逻之，如是者三试而后已。是役也，师生牵连就逮，或立就械，或于数千里外锒铛提锁，家业化为灰尘，妻子流难，更波及二三大臣，皆居间者，血肉狼藉，长流万里。”

    皆明之积弊，至清而始发者。虽以惩创贪猾，抑制豪强，而士气熸然矣。

    清之学者，有谨守卧碑之语。卧碑者，顺治朝所颁，以诰诫学校生员者也。

    《清会典》：“明伦堂之左，刊立世祖章皇帝钦定卧碑，晓示生员。其文曰：朝廷建立学校，选取生员，免其丁粮，厚以廪膳，设学院、学道、学官以教之，各衙门官以礼相待，全要养成贤才，以供朝廷之用。诸生皆当上报国恩，下立人品。所有教条，开列于后：（一）生员之家，父母贤智者，子当受教；父母愚鲁，或有非为者，子既读书明理，当再三恳告，使父母不陷于危亡。（一）生员立志，当学为忠臣清官，书史所载忠清事迹，务须互相讲究；凡利国爱民之事，更宜留心。（一）生员居心忠厚正直，读书方有实用。出仕必作良吏，若心行邪刻，读书必无成就，为官必取祸患。行害人之事者，往往自杀其身，常宜思省。（一）生员不可干求官长，交结势要，希图进身。若果心善德全，上天知之，必加以福。（一）生员当爱身忍性，凡有官司衙门，不可轻入，即有切己之事，止许家人代告，不许干与他人词讼，亦不许牵连生员作证。（一）为学当尊敬先生，若讲说皆须诚心听受，如有未明，从容再问，毋妄行辨难；为师者亦当尽心教训，勿致怠惰。（一）军民一切利病，不许生员上书陈言；如有一言建白，以违制论，黜革治罪。（一）生员不许纠党多人，立盟结社，把持官府，武断乡曲；所作文字，不许妄行刊刻，违者听提调官治罪。”[11]

    盖明季学校中人，结社立盟，其权势往往足以劫制官吏。清初以卧碑禁止，而后官权日尊，惟所欲为，为士者一言建白，即以违制论，无知小民，更不敢自陈其利病矣。故吾国国无民治，自清始；清之摧挫民治，自士始。今日束身自好之士，漠视地方利病不敢一谋公益之事者，其风皆卧碑养成。论者不察，动以学者不知社会国家之事，归咎于古代之圣贤，岂知言哉！

    * * *

    [1]　此是约举《明史·循吏传》序语，而文与史序不同。

    [2]　明万历二十七年。

    [3]　按达海以天聪六年卒，年三十八岁。则其九岁为明万历三十一年，时满字甫造成四年也。

    [4]　按二书所言不同。据康熙八年圣祖谕达海巴克什通满汉文字，于满书加圈点，俾得分明。又照汉字增造字样，于今赖之。是造字体加圈点者皆达海，非库尔禅也。

    [5]　时吏部有李廷庚，户部有吴守进，礼部有金玉和，兵部有金砺，刑部有高鸿中、孟乔芳，工部有祝世荫等，均为汉承政。

    [6]　据此知满洲初兴，并无所谓君臣上下。一切礼制，皆由汉人指导而后仿行耳。

    [7]　光绪二十七年，载《光绪政要》。

    [8]　盛京、吉林、黑龙江、绥远城、江宁、福州、杭州、荆州、西安、宁夏、伊犁、成都、广州。

    [9]　张家口、热河。

    [10]　副都统专城者：密云、山海关、兴京、金州、锦州、宁古塔、伯都讷阿、勒楚喀、珲春、三姓、墨尔根城、黑龙江城、呼兰城、青州、京口、凉州，各一人；其与将军同城者：盛京、吉林、齐齐哈尔、江宁、福州、杭州、乍浦、成都、宁夏，各一人；荆州、西安、伊犁、广州，各二人。

    [11]　卧碑之制，始于明。《明史·选举志》：“洪武十五年，颁禁例十二条于天下，镌立卧碑，置明伦堂之左。其不遵者，以违制论。正统以后，教官之黜降，生员之充发，皆废格不行，即卧碑亦具文矣。”《续通考》：“洪武十五年五月，颁禁例于天下学校，镌勒卧碑，置明伦堂左，不遵者，以违制论。卧碑禁例：（一）府州县生员，有大事干己者，许父兄弟陈诉，非大事毋轻出门。（一）生员父母欲行非为，必再三恳告，不陷父母于危亡。（一）一切军民利病，农工商贾皆可言之；惟生员不许建言。（一）生员学优才赡，年及三十，愿出仕者，提调正官奏闻，考试录用。（一）生员听师讲说，毋恃己长，妄行辩难，或置之不问。（一）师长当竭诚训导愚蒙，毋致懈惰。（一）提调正官务常加考校，敦厚勤敏者进之，懈怠顽诈者斥之。（一）在野贤人，有练达治礼，敷陈王道者，许所在有司给引赴京陈奏，不许在家实封入递。”观其条文，并不禁止立盟结社，此明、清之别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