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满清之制度

之制，

    《清会典》：“大朝，王公百官行三跪九叩礼，其他朝仪亦如之。”

    明代大臣得侍坐，

    《明史·礼志》：“早朝行礼毕，四品以上官入侍殿内。”“凡百官于御前侍坐，有官奏事，必起立。奏毕，复坐。”

    清则奏对无不跪于地者，盖满人惟恐汉人之不尊之，故因前代帝王之制而益重耳。明代六曹答诏皆称卿。

    《野获编》（沈德符）：“从来六尚书与左右都御史一切谢恩乞休之类，旨下皆称卿，以示重，不论南北也。嘉靖之末，以至今上初年[2]，凡南六卿一切叱名，识者以为非体。万历己亥大计，南六卿自陈，旨下有得称卿者，一时以为荣遇。自后渐复旧制。”

    清则率斥为尔，而满、蒙大吏之于折奏，咸自称奴才。以奴才而为大吏，其国之政治可知矣。

    清代有一事，为清人所极口称诵者，曰丁赋摊入地粮。自康熙五十年以后，永不加赋是也。

    《石渠余纪》：“我朝初抚方夏，丁徭之法，悉沿明旧。有丁则有赋，时除其逃缺者，以户口消长，定州县吏之殿最。顺治十八年编审，直省人丁二千一百六万有奇。至康熙五十年编审，二千四百六十二万有奇，尝疑圣祖深仁厚泽，休养五十年间，滋生不过十分之二。盖各省未以加增之丁，尽数造报也。先是巡幸所至，询民疾苦，或言户有五六丁，止纳一丁；或言户有九丁十丁，止纳二三丁。于是五十一年，定丁额，谕曰：‘海宇承平日久，户口日增，地亩并未加广，应将现今丁数勿增勿减，永为定额。自后所生人丁，不必征收钱粮，编审时，止将实数察明造报。’廷议：五十年以后，谓之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惟五年一编审如故。雍正初，定丁随地起之法，直省丁赋，以次摊入地粮[3]。于是丁徭口赋，取之田亩，而编审之法愈宽。”

    乾隆以降，编审虽停，而户日增。

    《石渠余纪》：“明初因赋定役，丁夫出于田亩，迨黄册成，而役出于丁。凡役三等：曰里甲，曰均徭，曰杂派。其间累经更制，有银差、力差、十段锦、一条鞭之法。厥后工役繁兴，加派无艺，编审轻重无法。里甲之弊，遂与有明一代相终始。国初，革里正加派诸弊，赋役之法，载在全书，悉沿万历条鞭旧制。初定三年一编审，后改为五年[4]，凡里百有十户，推丁多者十人为长；余百户为十甲。届期坊、厢、里长[5]，造册送州县。由是而府而司，达于部，皆有册。凡载籍之丁，六十以上开除，十六以上添注，丁增而赋随之。有市民、乡民、富民、佃民、客民之分。丁之外，有军匠灶屯站土丁名。凡丁赋，均合徭里甲言之，曰徭里银。凡征丁赋，有分三等九则者，有一条编征者，有丁随丁起者，有丁随地派者，率因其地之旧，不必尽同。都直省徭里银三百余万两，间征米豆，其科则轻自每丁一分数厘，重则山西之丁有四两者，巩昌有八九两者。自康熙五十年，定丁额，于是户部议缺额人丁，以本户新添者抵补。不足，以亲戚丁多者抵补，又不足，以同甲粮多丁顶补。编审时所谓擦除擦补者，大略如此。顾有司于民，非能家至而日见，科则既不可强齐，除补且易滋流弊，于是雍正间以次摊入地粮，为均徭银。自丁归地粮，乾隆五年，遂并停编审，以保甲顶丁额造册。三十七年上谕：‘李瀚奏请编审造册，所见甚是。旧例原恐漏户逃差，是以五年编造。今丁既摊入地粮，滋生人丁又不加赋，则编审不过虚文，况各省民谷数，具经督抚年终奏报，更无籍五年查造，嗣后停止。’自是惟有漕卫所军丁四年一编审而已。”

    “乾隆十四年，总计直省人丁一万七千七百四十九万有奇，距定额方三十余年，所增七八倍。盖自丁随地起，无编审之扰，自无减匿之弊。二男三女，皆乐以其数上闻。又是时更定保甲之法，奉行者惟谨，户口之数，大致得其实矣。又三十余岁，为乾隆四十八年，其数二万八千四百有三万有奇。又十岁，五十八年，各省奏报民数三万七百四十六万。又二十岁，嘉庆十七年，会典载各省册报丁口三万六千一百六十九万有奇。而京师满、蒙、汉丁档，掌于八旗俸饷处，外藩札萨克丁档，掌于理藩院者，尚不在此数云。”

    是固历代所无之盛事。然无地之人丁不纳国赋，遂不复知人民对于国家之义务，且执永不加赋之说，而国用恒苦不足，遂不得不开捐纳，

    《清稗类钞》：“捐输，秕政也，开国即行之。顺治己丑，户部奏军旅繁兴，岁入不给，议开监生吏典等援纳，并给僧道度牒，准徒杖折赎。康熙丁巳，侍郎宋德宜奏称，捐输三载，所入二百余万，知县最多，计五百余人，与吏治有碍，请停。未几，噶尔丹战事起，又开，且加捐免保举各例。御史陈菁奏请删捐免保举一条，增捐应升先用，陆陇其亦以为言，部议不允。乾隆丙辰，下诏停止，又留户部捐监一条。壬辰，川督文绶奏请暂开，奉旨申饬。嘉、道以后，接踵又开，始而军务，甚而河工振务，亦借口开捐，一若舍此无以生利者。贪官墨吏，投赀一倍而来，挟赀百倍而去，吏治愈不可问矣。”“捐纳一途，至同、光之际，流品益杂。朝入缗钱，暮膺章服，舆台厮养无择也。小康子弟，不事诗、书，则积资捐职，以为将来啖饭计。至若富商巨室，拥有多金者，襁褓中乳臭物，莫不红顶翠翎，捐候选道，加二品顶戴并花翎也。”

    征厘金，

    《清稗类钞》：“厘金之起，由副都御史雷以帮办扬州军务时，江北大营都统琦善为钦差大臣，所支军饷，皆部解省协，雷部分拨甚寡，无计请益，乃立匣捐局，抽收百货，奏明专供本军之用。行数月，较大营支饷为优，运使金安清继之，总理江北筹饷局，为法益密，各省亦起而仿之。然上不在军，下不在民，利归中饱。”“行之既久，官吏待缺者，视为利薮。设局日多，立法日密，胥吏仆役，一局数十人，大者官侵，小者吏蚀，甚至石米束布，搜括无遗。”

    又不足，则借洋债，

    《清稗类钞》：“光绪初年，新疆用兵，左文襄公倡议借用洋债，此为政府募集外债之始。”

    至今为国之大害。而国民犹以加赋为戒，但愿政府间接骗取，而不肯直接任赋役之责，此则清之制度所造成也。

    自元、明以来，以生银为货币，后虽用铜钱，纳税仍以银计，而银有火耗焉。又自明都燕，岁运东南之粮以漕于京师，而兑运有耗米焉。明之官俸最薄，

    《廿二史劄记》：“明初，百官之俸，皆取给于江南官田，其后令还田给禄。洪武十三年，已定文官……官禄，正一品月俸米八十七石，从一品至正三递减十三石，从三品二十六石，正四品二十四石，从四品二十一石，正五品十六石，从五品十四石，正六品十石，从六品八石，正七品至从九递减五斗，至五石而止，自后为永制。洪武时，官全给米，间以钱钞兼给。钱一千，钞一贯，抵一石。官高者支米十之四五，卑者支米十之七八，九品以下全支米。后折钞者每米一石给钞十贯[6]。又凡折色俸，上半年给钞，下半年给苏木胡椒。成化七年，户部钞少，乃以布估给。布一匹，当钞二百贯。是时钞一贯仅值钱二三文，而米一石折钞十贯，是一石米仅值二三十钱也。布一匹亦仅值二三百钱，而折米二十石，是一石米仅值十四五钱也。《明史·食货志》谓自古官俸之薄，未有若此者。”

    清代因之，虽兼支钱米，亦不敷生活。

    《清会典》：“文职官，一品岁支银一百八十两，二品一百五十两，三品一百三十两，四品一百五两，五品八十两，六品六十两，七品四十五两，八品四十两，正九品三十三两有奇，从九品未入流，三十一两有奇。”“京员例支双俸，以所列各数为正俸，复照数添给恩俸。又每正俸银一两兼支米一斛，大学士、六部尚书、侍郎俸米复加倍支给。”

    故官吏皆须得非分之财，而养成贪污之习。京官则恃外官之馈送，外官则取之于耗羡。自雍正间耗羡归公，而耗羡之外，仍有额外之收，所谓耗羡之外，更添耗羡也。

    《清稗类钞》：“雍正间，耗羡归公，定直省各官养廉，其端则发于山西巡抚诺岷、布政司高成龄。盖先是州县征收火耗，借资日用，上司所需，取给州县，不无贪吏借口、上司容隐之弊。雍正甲辰，诺岷请将山西一年所得耗银，提解司库，除抵补无著亏空外，分给各官养廉；而成龄复请仿山西例，通行直省。上以剔除弊窦，必更良法，耗羡必宜归公，养廉须有定额，诏王大臣九卿会议，会各省皆望风奏请，议遂定。”“沈端恪公（近思）尝争耗羡，力言今日正项之外，更添正项，他日必于耗羡之外，更添耗羡。他人或不知，臣起家县令，故知其必不可行。世宗曰：‘汝为令，亦私耗羡乎？’沈曰：‘非私也，非是且无以养妻子。’”

    当时不知改革币制，清厘赋法，徒沿积弊，而兴一加赋之方，而官吏之贪墨，初不因之而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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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部院督抚本章，已经奉旨，如确有未便施行之处，许该科封还执奏。如内阁票签批本错误，及部院督抚本内事理未协，并听驳正。

    [2]　此书成于万历时。

    [3]　康熙末年，广东、四川两省丁随地起，雍正元年以后，通行各省。惟奉天及山西阳曲等十九州县，广西之融县、贵州贵阳等四十三处，仍另编丁银。又山西平定等二十五州县，有编丁之乡。

    [4]　顺治十三年。

    [5]　城中曰坊，近城曰厢，在乡曰里。

    [6]　时以钞贱，故十贯抵一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