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清初诸儒之思想

    明、清之交，士习之坏，前已言之。然其间亦未尝无殊尤卓绝之士，不为科举利禄所惑，而以道德经济、气节学术为士倡者。如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李颙、颜元等，皆以明之遗民，为清之大儒。其思想议论，皆有影响于后世。而世之论者，或多其反对明儒，或矜其昌明古学，且若其所就不迨乾、嘉诸子之盛者。实则清初诸儒之所诣，远非乾、嘉间人所可及。乾嘉间人仅得其考据之一部分，而于躬行及用世之术，皆远不迨。其风气实截然为二，不可并为一谈也。

    诸儒之学，其功夫皆在博学，

    《梨洲先生神道碑》（全祖望）：“忠端之被逮也，谓公曰：‘学者不可不通知史事，可读《献征录》。’公遂自明十三朝实录，上溯二十一史，靡不究心，而归宿于诸经。既治经，则旁求之九流百家，于书无所不窥者。……公谓明人讲学，袭《语录》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柢，束书而从事于游谈，故受业者必先穷经，经术所以经世，方不为迂儒之学，故兼令读史。又谓读书不多，无以证斯理之变化，多而不求于心，则为俗学。故凡受公之教者，不堕讲学之流弊。”

    《亭林先生神道表》：“于书无所不窥……晚益笃志《六经》，谓古今安得别有所谓理学者，经学即理学也，自有舍经学以言理学者，而邪说以起；不知舍经学，则其所谓理学者，禅学也……凡先生之游，以二马二骡载书自随。所至厄塞，即呼老兵退卒，询其曲折，或以平日所闻不合，则即坊肆中发书而对勘之；或径行平原大野，无足留意，则于鞍上嘿诵诸经注疏，偶有遗忘，则即坊肆中发书而熟复之。”

    《二曲先生窆石文》：“家无书，俱从人借之，其自经史之集，以至二氏之书，无不观。然非以资博览，其所自得，不滞于训故文义，旷然见其会通。……年四十以前，尝著《十三经纠缪》《二十一史纠缪》诸书，以及象数之学，无不有述。其学极博，既而以为近于口耳之学，无当于身心，不复示人。”

    《颜氏学记》（戴望）：“先生幼读书，二三过不忘。年二十余，好陆、王书，未几从事程、朱学，信之甚笃。……帅门弟子行孝弟，存忠信，日习礼习乐习射习书数，究兵农水火诸学，堂上琴竽弓矢筹管森列。……先生自幼学兵法、技击、驰射、阴阳、象纬，无不精。”

    《王先生夫之传》（余廷灿）：“自明统绝祀，先生著书凡四十年，其学深博无涯涘。”

    而学必见之躬行。

    《梨洲先生神道碑》：“公晚年益好聚书，所抄自鄞之天一阁范氏、歙之丛桂堂郑氏、禾中倦圃曹氏，最后则吴之传是楼徐氏。然尝戒学者曰：‘当以书明心，无玩物丧志也。’当事之豫于听讲者，即曰：‘诸公爱民尽职，即时习之学也。’”

    《与友人论学书》（顾炎武）：“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耻之于人大矣，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之不被其泽，故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呜呼！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

    《二曲先生窆石文》：“其论学曰：天下之大根本，人心而已矣；天下之大肯綮，提醒天下之人心而已矣。是故天下之治乱，由人心之邪正；人心之邪正，由学术之晦明。尝曰：古今名儒倡道者，或以主敬穷理为宗旨，或以先立乎大为宗旨，或以心之精神，或以自然，或以复性，或以致良知，或以随处体认，或以止修，愚则以悔过自新为宗旨。盖下愚之与圣人，本无以异，但气质蔽之，物欲诱之，积而为过，此其道在悔，知悔必改，改之必尽。夫尽，则吾之本原已复，复则圣矣；曷言乎日新，复其本原之谓也！悔过者，不于其身，于其心，则必于其念之动者求之，故《易》曰‘知几其神’。……其论朱、陆二家之学曰：学者当先观象山、慈湖、阳明、白沙之书，阐明心性，直指本初，熟读之，则可以洞斯道之大源。然后取二程、朱子以及康斋、敬轩、泾野、整庵之书玩索，以尽践履之功，收摄保任，由功夫以合本体，下学上达，内外本末，一以贯之。”

    《颜氏学记》：“先生之学，确守圣门旧章，与后儒新说别者，大致有三：其一，谓古人学习六艺以成其德行，而六艺不外一礼，犹四德之该乎仁。礼必习行而后见，非专恃书册诵读也。孔子不得已而周流，大不得已而删订。著书立说，乃圣贤之大不得已，奈何以章句为儒，举圣人参赞化育经纶天地之实事，一归于章句，而徒以读书纂注为功乎！”

    《船山遗书·俟解》（王夫之）：“读史亦博文之事，而程子斥谢上蔡为玩物丧志，所恶于丧志者玩也，玩者喜而弄之之谓。如《史记·项羽本纪》及《窦婴灌夫传》之类，淋漓痛快，读者流连不舍，则有代为悲喜，神飞魂荡，而不自恃。于斯时也，其素所志尚者不知何往，此之谓丧志。以其志气横发，无益于身心也。岂独读史为然哉！经也有可玩者，玩之亦有所丧。如玩《七月》之诗，则且沉溺于妇子生计米盐布帛之中；玩《东山》之诗，则且淫泆于室家嚅唲寒温拊摩之内。《春秋传》此类尤众，故必约之以礼，皆以肃然之心临之，一节一目，一字一句，皆引归身心求合于志之大者，则博可弗畔，而礼无不在矣。”

    盖诸儒之学虽不必同，而其以读书讲学为立身行己之基则一。其专务读书，不知治身者，且以玩物丧志讥之，不似乾、嘉间人不顾行检但事博涉也。亭林反对明人之空谈最力，

    《日知录》：“刘、石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遗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辞其末。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昔王衍将死，云：‘吾曹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今之君子，得不有愧乎其言！”

    然其言博学于文，必兼行己有耻言之，非谓反对空谈即不讲品节也。观其《与人书》，注重在人心风俗。

    《亭林文集·与人书九》：“目击世趋，方知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而所以转移人心，整顿风俗，则教化纲纪为不可阙矣。百年千世养之而不足，一朝一夕败之而有余。”

    《日知录》中《世风》一卷，尤反复言之，甚至谓务正人心急于抑洪水，

    《日知录》：“彼都人士为人说一事、置一物，未有不索其酬者；百官有司受朝廷一职事、一差遣，未有不计其获者。自府史胥徒，上而至于公卿大夫，真可谓之同心同德者矣。苟非返普天率土之人心，使之先义而后利，终不可以致太平。故愚以为今日之务正人心，急于抑洪水也。”

    此则清初诸大儒共有之精神，抑亦承宋、明诸儒之教，有见于人之本原，不随流俗为转移者，而不图其以反对空谈，使后之学者但骛于语言文字之末也。

    清初汉族诸儒，皆反对清室。不得已而姑认满人居位，亦思立一王之法，以待后世之兴。故船山有《黄书》，亭林有《郡县论》，皆极注意于法制。而梨洲之《明夷待访录》，则并专制之君主亦极力反对，不徒为种族所囿也。

    《明夷待访录·原君篇》：“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此其人之勤劳，必千万于天下之人。夫以千万倍之勤劳，而己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故古之人君，去之而不欲入者，许由、务光是也；入而又去之者，尧、舜是也；初不欲入而不得去者，禹是也。岂古之人有所异哉！好逸恶劳，亦犹夫人之情也。后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公。始而惭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汉高帝所谓‘某业所就，孰与仲多’者，其逐利之情，不觉溢之于辞矣。此无他，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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