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经济之变迁

    吾国历代虽有与各国通商互市之事，然在满清道、咸以前，大都锁国独立，其经济之变迁，要皆限于国内。自五口通商以后，门户洞开，海陆商埠，逐年增辟，加以交通之进步，机械之勃兴，而吾国之经济遂息息与世界各国相通。昔之荒陬僻壤，可变为最重要之都市；昔之家给人足者，多变为不平均之发展。语物力之开发，则为远轶于前；论财政之困难，又觉迥殊于古。而国民之思想道德，根于经济之变迁而变迁者，尤为治史者所当深究矣。

    经济之变迁无他，吸收散殊之各点，集中于新辟之地。新兴之业与外人相竞争，而卒之仍为外人所操纵，而吾国之巧黠者又袭取其术以操纵吾愚民，而愚民遂日随以颠倒而已。集中之法，第一在通商市埠。商埠之开，始多迫于条约，继则自保利权，轮舶走集，物货填委，其附近各地及与之关连者，罔不仰通商大埠之鼻息。而此通商大埠，又听命于世界各大商场，铜山东崩，洛钟西应，牵连钩贯，而盈亏消息，恒多不能自主。此数十年间经济变迁之主因也。

    各省商埠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其次则为公司。吾国商业，从来虽有独资合资之别，要皆无大规模。自与西人通商，震于其公司之财力雄厚，知非小商业所能抵制，则集小资本为大资本，而公司之制以兴。同、光之间，李鸿章创办轮船、织布等局，招商集股，尚未名为公司。

    《李文忠公奏稿·复陈招商局疏》：“轮船招商局之设，系由各商集股作本，按照贸易规程，自行经理，已于同治十一年十一月创办之初奏明，盈亏全归商认，与官无涉。”《试办织布局折》：“饬据郑观应等拟禀估需成本银四十万两，分招商股足数，议有合同条规，尚属周妥。当经批准，先在上海设局试办。”

    其后各省经营铁路，相率仿行公司之制。清廷修订商律，首颁公司法，分为合资公司、合资有限公司、股分公司、股分有限公司四种。

    《公司律》：“第一条，凡凑集资本共营贸易者，名为公司，共分四种：一合资公司，一合资有限公司，一股分公司，一股分有限公司。第四条，合资公司，系二人或二人以上集资营业，公取一名号者。第六条，合资有限公司，系二人或二人以上集资营业，声明以所集资本为限者。第十条，股分公司，系七人或七人以上创办，集资营业者。第十三条，股分有限公司，系七人或七人以上创办，集资营业，声明资本若干，以此为限。”

    民国初年，颁行公司条例，又为改定名称，

    《公司条例》：“第一条，本条例所称公司，谓以商行为业而设立之团体。第二条，公司共分为四种：一无限公司，二两合公司，三股分有限公司，四股分两合公司。”

    并定保息条例，以示提倡大规模商业之意，而公司之数乃日增。

    《第三次农商统计表》：“民国二年调查，五年印行。内载全国公司数凡一一一○家，资本金共九○五二二一七二元，公积金共一六七五二八七元。”

    然公司法律虽极严密，其权往往操之大股东及经理人之手，小资本之股东，目击其腐败而无可如何，惟有听其浪掷。久之而股分公司之信用堕落，已成者破产倒闭，未成者或积久而不能募集焉。民国十年，颁行《交易所条例》，买卖证券者，尤举国若狂。经济变迁，益趋激烈，因之贫困自杀者，时有所闻。盖经济集中，则影响孔巨，投机之业，尤以引人妄念。诈欺奢侈，相因而生，举凡从前俭勤谨信之德，率缘经济之潮流而变矣。

    其次则为银行。吾国昔之操金融权者，惟钱庄与票号。钱庄营业不巨，资本亦微。票号流通全国，为汇兑专业，其资本亦不过数十万两。

    《支那经济全书》（东亚同文会编）[1]：“第五编，山西票庄篇。票号为支那金融机关中最有势力者，其经营者多山西人，严守秘密，研究至难。”“山西票庄之组织，颇为严密，其取引之习惯规矩极严，故其基础坚固。所雇佣者，决不用他省人，而又赏罚严明，使彼等对于业务不倦不挠，且互守秘密不泄。”“自清初迄今，凡经二百数十年，日益繁荣增长。”“其资本大概，小则十万两，大至五六十万两，惟南邦义善源及源丰润，皆百万两。”

    甲午战后，讲求变法，始有倡设银行，以为通商惠工之本者。

    《光绪政要》二十二年十一月《总理衙门奏复四品京堂盛宣怀条陈自强大计请开设银行折》：“查原奏谓西人通商惠工之本，其枢纽皆在银行，中国亦宜仿行。及另片所奏，遴选各省公正殷实之绅商，举为总董，招集股本银五百万两，先在京都、上海设立中国银行，其余各省会口岸以次添设，由商董自行经理。”“奉旨，责成盛宣怀选择殷商，设立总董，招集股本，合力兴办。”

    盛宣怀首设中国通商银行，

    《民国元年世界年鉴·经济类》：“中国通商银行，为盛宣怀等发起。资本五百万两，创始于光绪二十四年，为股分有限公司之组织，是普通商业银行性质。”

    嗣由政府设立户部银行[2]及交通银行。

    《中国泉币沿革》：“光绪三十年正月，财政处户部奏由部试办银行。二月，又奏定试办银行章程三十二条。三十一年七月，始奏明在京师、天津、上海等处先行开设，是为户部银行。三十四年正月，度支部奏改户部银行为大清银行，并定则例二十四条。宣统三年，革命军起，上海大清银行改为中国银行。民国元年，各处均改为中国银行。二年四月十五日，公布《中国银行则例》三十条。”“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邮传部奏设交通银行，定章程三十八条。民国三年三月，公布《交通银行则例》二十三条。”

    《光绪政要》光绪三十三年《邮传部奏拟设交通银行绾合轮路电邮四政收回利权折》：“拟由臣部设一银行，官商合办，股本银五百万两，招募商股六成，由臣部认股四成，名曰交通银行，将轮路电邮各局存款，改由该行经理。就臣部各项借款，合而统计，以握其经画之权，一切经营，悉照各国普通商业银行办法。”

    《世界年鉴》：“中国银行，由中华民国政府设立，资本五千万两，总行在北京，各省均有分行。”“凡政府发行之期票、汇票及公债票等，皆可贴现及抵押借款，具中央银行性质。”“交通银行，资本五百万两，分为五万股。内百万两，由招商局、电报局及盛氏所承买，余招诸各地商人，照股份有限公司办理。总行在北京，其汉口、天津、上海、南京、香港、广东、芝罘、新加坡、卑南等处，均有分行。其内部组织，分为放款、存款、汇兑三课，系仿西制，具殖业银行之性质。”

    民国以来，银行猥多，中央及地方政府所设之银行，固为全国经济之枢纽，商民合资开设者，亦竞进而与官立银行争利，于是全国经济，又集中于银行或类似银行之银号钱局之类。

    《第三次农商统计表》：“银行类，民国三年，全国银行总数凡五十九家，资本金总额五六七一七二○六元，各户存款额共三四一○二八四一元，纸币发行额共一五八三一四六六元。”

    民国十一年银行年鉴简表

    （续表）

    （续表）

    于此有一连带之事，不可不并述者，即外人在华所设之银行是也。吾国未设银行之先，西商已在各商埠设立银行，经营中外汇兑兼存款放款之业，其力实足操纵吾国金融。

    《世界年鉴》：“通商以来，各埠外国银行之设立，日多一日，以补助其母国商人，攫夺远东商权。外商之能操纵金融者，惟银行是赖，且其资本金及公积金之雄厚，迥非我国银行所及。又能发行纸币，吸收我国现金，故一举手间，社会金融已隐在外人掌握。”“外国银行之在我国者，计十有三家：（一）麦加利银行[3]、（二）花旗银行[4]、（三）英国宝信银行[5]、（四）汇丰银行[6]、（五）中华汇理银行[7]、（六）义丰银行[8]、（七）德华银行[9]、（八）华比银行[10]、（九）东方汇理银行[11]、（十）有利银行[12]、（十一）荷兰银行[13]、（十二）华俄道胜银行[14]、（十三）横滨正金银行。”

    而清季贪墨官吏，惧以赃私获罪者，多存储于外国银行，辛亥以来尤甚。欧战之时，各国经济困难，其银行或倒闭，或停付，清之亲贵大僚，损失至巨。而近年之军阀，仍多以其盗取之金钱，辇致外国银行，外人乃取而贷之吾国政府，盘剥重利，干我主权，要我抵品，是至可痛之事也。民国元年，英、美、法、德四国组织银行团，专营借款，嗣又加入俄、日二国，而美国寻即退出。欧战时，银行团解散，至欧战既终，又组织新银行团以谋我，而共同管理财政之声，日有所闻。

    《借款团历史及改组新银行团经过》（《东方杂志》第十七卷第七号）：“借款团新名，在中国始见于1912年，为英、美、法、德所成立。第一次成立，为借给新中华民国建立共和之行政，及发展经济一切用途之经费。本借款，借款团有监督权，担保品为盐税。”“1913年，俄、日两国始新加入借款团，是年三月，美国退出借款团。”“1913年7月，英国提议，以后借款团不借给中国经济借款，只供给政治借款。”“1914年因大战，借款团机关解散。”“1918年6月，美国首发起组织新借款团，集英、法、日、美四国为团员，美国合三十一家银行，共派一财政家，赴中国专门调查。”“1919年5月12日，协商国各重要银行代表，在巴黎开一大会，拟定组织新借款团草案：（一）新团员为英、法、美、日四强国，借款团为借给中国必需借款；（二）新借款团，非徒供给中国政治借款，亦当供给经济借款；（三）新团员各国，因从前借款在中国所得之特权与优先权，当各放置于新借款团，或统还中国。”

    而吾国之业银行者，初不以保护国权为意，发行纸币，既极纷歧，经理借款，尤多弊窦。甚至以储蓄之款，为帝制之用；举赢余之利，供政党之事。其以纸币之兑换，价格之涨落，因之获利巨万者，更不足论矣。

    近数十年，物价日益腾贵，生计日益困难，推其原因，则货币之淆杂滥伪及价值低落，实为主因之一。观民国二年泉币司之调查，各省银铜货币之庞杂，已可概见。

    《中国泉币沿革》：“现行银铜币统计：据民国二年十二月十七日财政部泉币司所制之调查表，计天津、广东、武昌、四川、江南、奉天、云南、湖南、河南、福建、吉林、江苏、清江、安徽、山东、江西、浙江十七处银铜元局厂，自开办以来，截至是年报告之时为止[15]，其枚数及折合元数[16]，分列表如下。

    如表总计，合银元789 971 301.333，约言之可称79 000万元。其中一元银主币约占20 600万余，五角以下银辅币约占28 600万余[17]，铜辅币约占21 700万余[18]。银铜辅币合计约50 300万余，与一元主币之数相较，大约主币居一而辅币几居三。统计局厂十七处，惟津、粤、鄂、川、宁、奉、滇、吉八厂，银铜币并铸，其余湘、豫、闽、苏、皖、鲁、赣、浙、清江九厂，均只铸铜币。现在只留津、粤、鄂、川、宁、奉、滇、湘八厂，余均停撤。”

    清季及民国初年，均拟整顿钱币，颁行条例，皆不果行。

    《中国泉币沿革》：“宣统二年四月十六日，度支部奏厘定币制，酌拟则例，同日明谕内外大臣，遵照则例，切实奉行。”“民国三年二月八日，颁国币条例及施行细则。三月八日，特设币制局，监督进行，议借外债，克期办理。秋间欧战忽起，借款无望，年杪总裁辞职，撤局。”

    近年币制日益紊乱，发行兑换券之银行，既日出不穷，已经停铸之铜元局，又重行开铸，虽经人民之呼吁，而在位者竟无术以剂其敝焉。

    《全国银行公会建议案》（《东方杂志》第十八卷第三号）：“改革币制之条陈，裒然成帙，然民国币制破坏扰乱，甚于前清。即就兑换券一端言之，民国四年十月，政府曾拟订取缔条例，凡已经发行纸币之银钱行号，有特别规定者，于营业年限后，应即全数收回；无特别规定者，由财政部酌定期限，陆续收回；未发行者，概不得发行。乃三年来，凡称中外合办银行，无不特许发行纸币，即一二与政府当局有关系之银行，亦享此特权，致令市面纸币驳杂，商民疑惧……流弊所至，必至相率滥发，扰乱金融。一旦有停兑之事，全国将蒙其殃……至于停铸铜元，中国商民之吁请，外国商会之要求，至再至三，政府已允饬令各厂一律停铸。乃昨年以来，因筹款无法，向外商赊购生铜，密令南京、武昌等厂铸铜元，变售银元，以铸余利充行政经费。于是各省效尤，纷纷加铸。安庆、开封已奉部令裁撤之铜元局，均已开铸铜元。近闻天津总厂，至有以全厂押借外款，专铸铜元，并发行铜元券之说……图目前之少利，坏国家之大法，势必至以整理弊制之权，授之外人而后已。”

    清代国用，岁不过数千万两。

    《清财政考略》：“顺治七年以前，每岁入数14 859 000余两，出数15 734 000余两。”“康熙六十年，地丁银2 800余万两，盐课银370万两，关税杂税300万有奇，米麦690万担各有奇。”“雍正元年，岁入计共4 000余万。”“乾隆五十六年，各省实征岁入银4 359万，岁出3 177万，而漕粮兵粮不与。”“嘉庆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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