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经济之变迁

嘉庆十七年，岁入银4 013万有奇，岁出银3 510有奇。”“道光二十二年，岁入地丁盐课关税共银3 714万，岁出3 150余万。”“同治末年，岁入6 000余万，岁出在7 000万上下。”

    宣统之末，增至三亿数千万元。

    《宣统四年岁入岁出预算表》：“岁入总计银350 859 982元”，“岁出总计银356 361 607元”，“出入相抵，共亏银5 501 625元”。

    至民国八年，增至五亿元。

    《民国八年岁入岁出预算表》：“岁入总计490 419 786元”，“岁出总计495 762 888元。”

    其支出之最巨者，厥惟军费，以光绪甲午以前额军饷干及勇饷之数，较之民国海陆军费之数，真有天壤之别。

    光绪会计表　出项总表

    民国元年及八年军费表

    盖民国一年中所用于陆海军之费，可以供同、光以前政府全部之经费三四倍而有余。即比之宣统末年之国用，亦已占其三分之二，而其他独立省份所用之军费，尚不在北京政府预算之内，此岂国民所能担负乎！

    国用增加，则恃内外债以救目前之急，而外资遂源源输入，一方则患其贫，一方则见其富。债款集中，而使用此债款者，任意挥霍，奢侈无艺。畸形之发达，乃以此十数年中为骤。居必洋房，行必汽车，赌博冶游，日支千万无吝色，问其来源，皆国债也。前清国债，自庚子赔款外，仅以中日战役之后所借七次外债为最巨[19]。

    《民国行政统计汇报》：“甲午以后，连借外债七次，统计债额银1 000万两。法金4万佛郎，英金3 700万镑。”

    其清末币制借款，仅付四十万镑，余未及交而革命事起。

    《国债辑要》：“1911年一千万镑之大借款，两方交涉，正在困难之中，忽辛亥之乱起，四国银行团仅交付四十万镑之前付金，其余均一时终止。”

    民国以来，政纲瓦解，中央政府不能节制地方，举凡到期之外债，急需之军费政费，举恃外债以应之。于是逐年以债累债，积至十二万万有奇。（民国十一年财政部公布外债数，有抵押品者，约共102 900余万元；无抵押品者，约20 040万元，合计约122 940余万元。）而各省单独所负之债及交通部之债额，尚不在内。

    《国债辑要》：“铁道外资总额，合计30 989 000镑。”

    此民国政府所以为世所诟病也。清季尝募昭信股票及爱国公债，是为内债之滥觞。

    《民国行政统计汇报》：“我国内债，滥觞于前清光绪甲午年昭信股票之发行，定额10 000万两，年息五厘，二十年还清。然其时人民鲜知运用公债之利，当道办理多未得法，以致购买无人，率归失败。辛亥事起，清政府复发行爱国公债，定额3 000万元，年息六厘，通共收数不满1 200万元。”

    民国以来，以外债之不能应手，累年发行国内公债，积至民国十一年，凡欠内债四亿五千万有奇。（民国十一年财政部公布内债数，有抵押品者，约共20 840余万元；无抵押品者，约24 900余万元，合计约45 740余万元。）论者谓国民之实力即此可觇。然以人民有限之财，供当局无厌之欲，要亦所谓“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耳。

    《全国银行公会建议案》：“民国发行内债，计元年公债12 000余万元，三年公债2 400万元，四年公债2 400万元，五年公债1 500余万元，七年长短期公债70余万元，八年公债1 900余万元，八厘军需公债570余万元。整理金融公债，截至最近止，已发行4 700余万元，共计票面30 000万余元。其间市价高低不一，以目下市价计之，约计现洋20 000万元左右，此皆募自民间者……年来变乱相乘，公私交困，而能吸收内债如此之巨，孰谓吾国民无实力乎。”

    经济之变迁，全视人口与物质之关系。清代人口，虽无精确之统计，然当道光中已达四百兆之数。太平军之后，人口锐减。同、光以来，生息又复其故。稽其约数，最近之人口，殆不下四亿三千余万。而近人之欲望与需要，远轶于前数十年，供求不相应，则时时现恐慌之状。道德之堕落因之，思想之激烈因之，是亦自然之趋势也。

    近数十年人口约数表

    [20][21]

    人口增加，而土地初未增拓，则生计自然日形困难。以民国五年农商部统计表观之，全国农田园圃凡十五万万余亩，以四百兆人分之，一人不足四亩，即以所列荒田合计，亦不过人得五亩，而常年灾歉之地，又占三分之一强，此所以常悬民食不足之问题也。

    《民国五年农商部统计表》：“各省田圃面积，1 578 347 925亩。荒地面积，578 867 296亩。灾歉田地面积，653 475 445亩。”

    吾国北方人民多食豆麦杂粮，南方人民则全食米，米价腾贵，则百物之价值随之而长。各地米价虽不一致，以上海近年米价腾贵推之，即可得其梗概。

    《民食问题》（《东方杂志》第十七卷第十五号）：“上海米价，在欧战以前，每担约五元。到去年十二月[22]已经涨到七元二角；今年四五月间，到了八元五角；六月初间，到了十一元；二十日后，居然涨到了十六七元。”

    吾国号称农业立国，然每年尚须购入食米数百万担或数十万担。列食米出入口表如后。

    民国元年至八年食米出入口统计表

    故遇大荒，或邻国荒歉，需购吾米之时，则食料不敷分配，而贫民有因以断炊者矣。

    近年世界各国，因经济之变迁，而致工人罢工者，所在皆是。吾国受其影响，以及国内经济之变迁，亦时有罢工之举，而劳工问题遂为社会最重要之一事。虽都会及商埠与内地情形迥殊，不可一概而论，然牵联钩贯，各地之工价随时增长，亦如潮流之澎渤。试就清末汉口工厂之工价与近年广州劳工之工价相较，即知其增长之趋势矣：

    《汉口》[23]：

    武昌织布厂工2 000人，工钱分上、中、下三等：上等一日一人200文，中等150文，下等100文。执业之时间，午前自六时至十二时，午后自一时至六时，夜晚七时至十一时……纺纱局职工一千五六百人，工钱分三等：上等400文，中等300文，下等100文以上。执业之时间，午前六时至十二时，午后一时至六时，目下虽不为夜业，若有夜业时，则给以一日分之工钱……官丝局职工470人，皆系女工，工钱上等180文，中等120文，下等90文。执业时间，午前自六时半至十一时半，正午自十二时至六时半……第一工场职工453人，男工一日最高15仙，最低7仙；女工最高13仙，最低6仙。执业时间，每日午前七时至午后六时……汉阳铁政局职工，男工400余人，女工1 000人以上。炉子房男工，月薪6元，押板房6元，脱板房4元，上药房6元，轧刀房6元，装盒房女工每日5仙，抽斗业5仙，成包房7仙。

    《广州劳工状况调查表》[24]（郑筹伯）：

    织布工厂内漂纱及上机用男工，月薪十余元。织布则多女工，每织布一丈，得工值5分，每日约得2——3角。织毛巾者多女工，每织一打，得工值3角，日可获4——5角。机器工人月薪可得20——30元。造木船工人月薪不过7——8元，造汽船者恒至20——30元。电灯工人，分修路线与厂内司机二种。厂内司机者，月薪数十元，工作时间分日夜班；每班约八时至十时；修理路线者，月薪仅8——10元耳。建筑工人，分泥水、造木两种，所业虽各不同，而工作必须互相联络。工值从前每日3角，近日已涨至7角。店主得1角，工人得6角。工作时间，如每日由六时开工，则至九时必休息一时或二时，至十一时后开工，至一时又必暂停，下午五时，则一日之工作完矣。人力车夫，日夜二人交替，合租一车。如遇旺时，日夜可得1元8角余，除车租外，实得一元二三角。二人均分，每人得6——7角。

    国内之地，不足以养其人，则必求食于国外。华人之移殖海外者，远起宋元，至明代而渐盛。清代严海禁，而冒禁出洋者殊夥，大抵皆闽、广人也。清季华工之出洋者益多，往往受外人之排斥，而政府初不保护之，任其自为谋。

    《中国五十年来之外交》：“同治十二年，古巴之夏湾拿（Havana）有虐待华工事，政府与日斯巴尼亚交涉，至光绪三年始议结。废同治三年招工之约，听华侨之自为谋。”“光绪六年《中美续约》，中国承认美国得有限定在美华工人数及华工居美年数之权。”“是后十余年，美国对于华工之取缔，逐渐加严。而欧工之中之爱尔兰人，仇视华工亦日以加厉。中国既承认美国之有权限制，则惟有听其所为而已。”“二十年，驻美公使杨儒与之订《中美保工条约》，中国允自禁华工之前往。”“从此，在美华工有减无增。”

    间思吸取华侨之金钱，则派员一巡视，而名为爱护侨民，

    《光绪政要》：“光绪三十四年，命农工商部右侍郎杨士琦，考察南洋华侨商业情形，历经美属之飞猎滨，法属之西贡，暹罗之曼谷和属爪哇之巴达维亚、三宝垄、泗水、日惹梭罗及附近苏门答腊之汶岛，英属之新加坡、槟榔屿，及附近之大小霹雳等埠。”

    而于外人之苛待，固无术以抵之。

    《中国五十年来之外交》：“英荷所属之马来半岛及东印度群岛，华商颇占势力，而侨民之数亦特多。英属各大埠，我国早设置领事，而荷兰属地则否，华侨深以为苦。光绪三十年以后，荷人对于华侨更设种种之苛例，侨民大窘，屡告急于政府。宣统三年，始设立领事条约。”

    论者谓吾国通商口岸输入恒超过输出，而其所恃以抵补者，在海外工商能以其工资及商业所得，输入祖国，然其数虽不能确定，大致亦甚微也。

    吾国之对外贸易总额，年有增加，自表面观之，亦可谓为经济之进步。

    《东方杂志》第二十卷第三号《三十年来之经济进展观》：“国际贸易之有统计，始于光绪三年之海关册。全国进出口总数，自光绪三年以至十三年，均在20 000万两以内，其后历年增加。光绪三十四年增至60 000万两左右，宣统年间增至80 000万两左右，民国五年增至90 000万两左右，迨及民国十年，则历年增进，竟达于150 000万两。”“在光绪十九年间，全国贸易进出口总数，共为27 000千余万两。今则十年度，上海一埠之贸易总额数，已有63 000千余万两之巨，殆两倍于当年之全国总数。苟就贸易统计以观察之，则三十年来国际贸易之趋势，固不能谓为无进展也。”

    然自通商以来，仅有光绪二年，出口之数超过入口，余均有绌无赢。

    《四十年来中国贸易统计》：“输出超过输入，仅最初光绪二年，计赢1 000余万两。自光绪三年起，无岁不绌。光绪六年，绌数最少，为140万余两。民国九年，绌数最多，为22 061万余两。民国三年，欧战发生，各国军事倥偬，无暇扩张商业，我国正宜利用时机，大兴实业，发展对外贸易，以求输出之增加。乃当民国四年欧战正烈之时，虽输入顿减，尚绌至3 561万余两之巨。”“此四十五年中共绌2 921 997 339两。除光绪二年，赢10 580 938两，实绌2 911 416 461两，平均每年约绌6 470万两。”

    故吾谓吸收散殊之各点，集中于新辟之地，新兴之业，与外人相竞争，而卒之仍为外人所操纵也。

    * * *

    [1]　按此书有宣统二年经济学会编译本，改名《中国经济全书》。

    [2]　后改为大清银行，民国元年改为中国银行。

    [3]　1853年立。

    [4]　1901年立。

    [5]　1902年立。

    [6]　1867年立。

    [7]　1891年立。

    [8]　未详。

    [9]　欧战中停办。

    [10]　1903年立。

    [11]　1875年立。

    [12]　1892年立。

    [13]　1844年立。

    [14]　1896年立，欧战中停办。

    [15]　除川厂所铸藏元不计。

    [16]　折合元数，以十角或千文合一元。

    [17]　二角者约占24 600余万。

    [18]　十文者实占28 500余万。

    [19]　同、光间借款，在甲午前后陆续还清。

    [20]　以上均据民国元年《世界年鉴》。

    [21]　以上据海关册。

    [22]　民国八年。

    [23]　日本水野幸吉著，光绪三十四年刘鸿枢译。

    [24]　《东方杂志》第十八卷第七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