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也里可温与景教之异同

不可考矣。

    据至顺《镇江志》卷九寺院类，云山、聚明、四渎安、甘泉等寺外，尚有大光明寺，在丹阳馆南，元贞元年安马吉思建；大法兴寺，在通吴门外福田山，亦也里可温寺。

    铁瓮门为吴大帝所筑，洪武元年改建砖城。西津竖土山，当时已改呼为银山，以与金山相对。也里可温义阡者，系教中人墓地，潘昂霄碑所谓“营隙为侪类葬区”者即指此也。未识此七百年前之义阡，当日十字墓碑林立者，今地下犹有遗迹否？论理则不能无也。夫景教碑之沈霾，亦千载而始出，未出以前，固无人知景教流行中国如此之盛也。

    完泽丞相谓公以好心建七寺奏闻，玺书护持，仍拨赐江南官田三十顷，又益置浙西民田三十四顷，为七寺常住。公任镇江五年，连兴土木之役，秋毫无扰于民。家之人口受戒者，悉为也里可温，迎礼佛国，马里哈昔牙、麻儿失理河、必思忽八，阐扬妙义，安奉经文，而七寺道扬，始为大备。且敕子孙流水住持，舍利八世业也，谨不可废。条示训诫，为似续无穷计，益可见公之用心矣。因缉其所闻为记。（续前完）

    梁相系一儒学教授，于也里可温之教义，未必了然，故其所为文，习用佛国道场诸词，然已明言“与天竺寂灭之教不同”矣。

    抑有疑者：万历《镇江志》本修于利玛窦东来之后，主其事者为知府王应麟。王于万历十九、二十年间，曾任南雄知州，与利子往还甚密。其后利子卒于京邸，王适为顺天府尹，利子墓记，即王所著。以此关系，十字之说，当必饫闻。顾何以王修《镇江志》时，对于旧《志》“十字”诸文，竟削而不载？意者，王未见旧《志》耶？（阮元言此书自明以来藏书家绝无著录之者，洵为罕觏之秘笈云） 抑太守名总其成，实未暇检校旧《志》耶？不然，以利子辈考古之勤，闻人言汴梁昔有十字教，尚即遣人千里驰访；（见艾儒略著《利玛窦行实》） 岂方志有述，而不共相追求者？幸丹徒包氏汇刻宋元旧志，而也里可温之为基督教，乃多一铁证也。

    关于《大兴国寺记》一事，夙闻马相伯丈言，镇江有十字碑，中多音译，三十年前曾见有拓本，忘其名矣。询以是否即洪钧所云之镇江北固山下残碑，不敢断也。年前因丹徒柳君肇嘉以询陈先生善馀，得其覆书，附录于左，以供参考：

    圆庵先生大鉴：戊午秋间，友人章厥生君寄示大著《也里可温考》，展读再三，如获惊人秘笈，无任佩仰。今年夏，柳贡和表侄南旋，又以从者增订三版见示，索隐钩沈，博学详说，得未曾有。朱子诗所云“旧学商量加邃密”者，执事允足当之矣。至尊说所疑洪书一节，屡得贡禾书，称述台端垂询盛意，兹谨以所知者言之。记光绪庚寅，洪文卿在欧洲为《〈元史〉译文证补》，于西史中知镇江有十字寺碑，因函询镇江训导汪和卿。汪征其事于周子如先生，子如名伯义，敝邑之宿儒也。彼时，子如检得旧录未完碑文，由汪和卿寄欧；并据子如面称，曾于北固山下见此碑石云云，以告洪使。洪书于《元世各教名考》云：“也里可温之为天主教，有镇江北固山下残碑可证。”其说之所从来，即由于此。弟曾见其所录碑文，自“薛迷思贤”句起，至“公世精其法”句止，以至顺《志》大兴国寺梁相碑校之，一字不差。周子如所作《北固山志》卷二，于“大兴国寺”下注云“检有梁相碑文遗缺，附录其略”云云；于碑文下按语云：“此碑旧卧山后，今山后滩尽入江，碑亦坍没。”是洪书所谓北固山下残碑者，确系大兴国寺碑，无可致疑也。惜未将此碑略举其文，不能使人昭昭耳。惟弟尚有疑者：大兴国寺在夹道巷，当即今之惠安寺巷，故至顺《志》有“惠安寺在夹道巷”之文。其地在镇江城内药师庵后，属于北固前峰西麓之区域，有大城为之限隔。征诸嘉庆《丹徒县志》碑目中，即不载其名。此碑究以何时越中峰北峰而至于濒江之山后耶？此甚不可知者也。梁相之《记》，载于至顺《志》者，明有“其略曰”三字，是非全文甚明。校以碑石，当必有刊落之语。如子如先生录寄洪使与附注《山志》者，系抄自原石，何以校之元志，语句既毫无增减，文字又一无异同耶？惜此老久归道山，末由袪此未寤矣！弟陈庆年敬启。九月三十日。

    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城内胜迹，三太傅祠，在荐桥东，旧十方寺基也。当熙春桥西，元僧也里可温建，久废。喜靖二十一年，吏部侍郎谢丕建祠以奉晋赠太傅谢安、宋赠太傅谢深甫、皇明赠太傅谢迁者。（卷十六）

    寺在杭州荐桥东，即梁相《大兴国寺记》之“样宜忽木剌大普兴寺”，为马薛里吉思所建七寺之一。此云“旧十方寺基”，当为“旧十字寺基”之误。谓也里可温为僧者，犹《景教碑》例也。《马可游记》谓杭州之犹太人及基督教徒住第二市区，当即此寺之附近一带。

    康熙《钱塘志》卷十三《祠庙》：“谢三太傅祠，在荐桥东，旧十方寺址。嘉靖间吏部侍郎余姚谢丕建。祠址旧颇广阔，规模宏敞。明末兵燹后，没归他姓。裔孙州同谢秉公捐赀赎还，虽不敌昔时什一，而榱桷聿新，时论称之。中有题额，长洲文徵明书。”

    观此，则原寺颇伟观，后为谢氏所有。今谢祠亦久废矣。近且改建为菜场，场有纪念塔，题曰：“谢三太傅祠故址，中华民国七年九月省会警察厅立。”其裔孙名远涵者，为之记曰“谢三太傅祠，始于明嘉靖间，载在《杭州府志》。兹以警厅改建菜场，将旗营地对换，别建新祠，并就原祠基立纪念塔，以谂来者”云云。孰知其为也里可温之遗迹也？

    杨文杰《东城记余》，采至顺《镇江志·大兴国寺记》，证明杭城原有大普兴寺。俞樾序之曰：枌园杨君，著《东城记余》二卷，继樊榭而作。丁修甫孝廉拟刻入《武林丛书》，乞余为序。余读其中《大普兴寺》一条，称其奉乃也里可温之教，有十字者，乃其祖师麻儿也里牙之灵迹，上下四方以是为准，与《景教流行中国碑》所云“判十字以定四方”者，其说相合。惟所叙源流不同，而称其地“薛迷思贤在中原西北十万余里”，则与今欧罗巴道路远近正复相合。岂利玛窦之徒，、果出于此欤？若景教流行，兴于大秦，大秦国古谓之梨靬，本朝《职方会览》名如德亚，去欧罗巴绝远，转与利玛窦踪迹不甚合矣。异说支离，不可究诘。然寺建于元至元十八年，亦杭郡一大古迹，鉴古者所宜知矣。而樊榭之书竟未之及，此亦见杨君拾遗补缺之功云。

    也里可温之与景教相合，俞樾亦言之，而未敢断定其为景教，说至不可通处，则以“异说支离，不可究诘”二语塞责，此为有清以来儒者批评异教之一种习惯。自纪昀撰利玛窦诸人著述提要时，已开其风矣。

    《元通制条格》：元贞元年七月二十三日，中书省奏：“也里可温马昔思（当是里之误） 乞思，江南自己气力里盖寺来，系官地内要了合纳的租子，并买来的田地的税不纳官，寺里做香烛么道。教爱薛那的每奏呵，教俺商量了奏者么道圣旨有来。俺商量来，为和尚、先生每，也里可温、答失蛮每的商税地税，久远定体行的上头，皇帝根底奏了，一概遍行圣旨来，若免了他的呵，比那遍行的圣旨相违者，有别个人每指例去，也依体例，教纳粮者。若他的气力不敷呵，别对付着奏也者，奏呵，是也那般者。”圣旨了也，钦此。（卷二十九）

    马昔思乞思，上“思”字当为“里”字，写本讹也。曰“也里可温马昔里乞思”，与梁相《碑》称马薛里吉思为也里可温之说符。曰以自己气力盖寺，与梁相《碑》称“任镇江五年，连兴土木，秋毫无扰”之说符。寺在江南，并有官地，与梁相《碑》“拨赐江南官田三十顷”之说符。中书省所奏，系在元贞元年，与马薛里吉思建寺及梁相立碑之时，并无冲突；覆奏者为爱薛，与爱薛为崇福使之年代，亦适相同。则马昔思乞思之为马薛里吉思，其说至确。马薛里吉思，《元史》无传；至顺《镇江志》外，姓氏事迹不概见，得此益彰矣。马可谓彼为聂斯托尔派人，今中书省奏及梁相《碑》均称为也里可温，可见当时朝野之对于基督教，果无论何派，统称也里可温也。由是易言之，则凡本书所引之也里可温各条，亦必含有基督教之各派人在内（如罗马派、希腊派、聂斯托尔派等） ，不能专指为一派，并不能复辨其孰为甲派，孰为乙派也。美犹有憾哉！然尚赖有马薛里吉思一事，以著其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