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中国政治无办法

    ————国家权力建立不起

    中国旧社会组织构造破坏，让中国政治无办法；中国政治无办法，让中国旧社会组织构造更加崩溃。最近二三十年来的情形，用这两句话就可以概括。

    所谓政治无办法，即国家权力之不能建立，也即平常所说之不能统一。中国国家权力不能建立，是中国社会崩溃之因，也是中国社会崩溃之果。那末，中国国家权力为什么建立不起？如果大家回看以上所讲的话，也不难明白。现在更分析言之；国家权力所以不能建立之故约有五层：

    甲　消极无力的政治

    第一层：中国近几十年来的乱，是因违反历史过于用国家权力的缘故。我们几千年来的政治，都是消极无为的，————我尝言中国原来是不像国家的国家，没有政治的政治；国家权力是收起来不用的，政治是消极无为的。中国向来是有统治者，而无统治阶级；无统治阶级，所以没有力量；没有力量，所以不敢用力量；没有力量统治，所以只能敷衍。 国家与人民无干涉，人民与国家无干涉，老是这样疏远客气的局面，像一根无力的线串成的一个国家，把线扯断，则国家崩裂。以这样消极无力的政治，至清末忽然举办许多新政，如：开学堂，兴实业，练海陆军等等，拿许多钱办许多事，本身无力而过于用力，所以非崩溃不可！清廷皇室之倒，即倒于办新政。现在也有许多人将一切的事情，都希望政府一手包办，不顾于历史矛盾与否，如：把人民的衣、食、住、行等事，梦想着完全靠国家来包办；所期于国家者如是其重，此完全违背历史，简直是在做梦，中国从来就没有那末一回事。这好像一个人的腿，多久不曾走路，忽然要他加步快跑，则非摔倒不可。再如：民国十七年党军北伐成功，张学良也易帜归党，此时仿佛是国权统一了，苟当时审慎而善用之，不认真去走集权的路，对地方一切军、财、民政等权稍放松一些，则不至破裂到那样不堪收拾的地步。盖各方与中央之关系，并非实在的，不认真还可以维持，一认真非两裂不可。天下事没有可以与过去历史绝不相符的，没有能从消极无为的政治，一旦骤变为积极的政治者。

    乙　思想分歧

    第二层：在此刻人类历史大转变的时代，人们的思想，自然要复杂分歧。此刻的中国，尤其是一个文化转变，社会改造的时期，国人的思想自然更为复杂分歧。因中国社会原有他的风气，自西洋近代风气进来，已让他矛盾了；正在矛盾中，又来一个反西洋近代的风气，于是更陷于一个左右来回双重的矛盾中，让中国人的意见主张分歧动摇得不能说！一个人就不定得很，今天左倾，明天右倾，自己都不能作主。一个人是分歧的，多数人更要分歧。从纵的时间来说是动荡不定，从横的空间来说是分歧不一。环境相同、感情极洽的朋友，思想竟可绝对相反，这是其他社会所不会有的。这种思想的分歧，也可说是方向的分 歧。————此刻的中国人就是往八下里走。这样就让中国政治无办法，国家权力建立不起。换言之：中国社会大体上如能有一个有力的方向，则中国政治也许有办法，但是没有！比较有力的方向，也可以说曾经几度有过，如辛亥革命，是一个有力的方向，故能推倒清廷，建立民国；十五年的北伐以及民六年倒袁运动，都能形成一个有力的方向；然皆为时甚暂。现在已看不见一个有力的方向；这个往东，那个往西，或乃无所适从，不知往东好？抑往西好？前两天《大公报》载丁文江一篇文章《公共信仰与统一》，大意即说：不能统一的原因，是缺乏公共的信仰。与我的话有些相近，大家可作一参考。

    丙　没有阶级

    第三层：真正让中国国家权力建立不起的原因，还是没有阶级。譬如讲思想分歧，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如此，固不独中国为然；可是中国人的思想格外分歧。此即因没有阶级之故，否则思想纵纷歧，也必不如此之甚！思想本非完全主观的东西，在有阶级的社会里，因阶级背景不同，可使其思想各有所归，虽然间有例外，大概总是如此。中国则因无阶级，大家的思想乃自由奔放而无拘束，上天下地，像没拴着的猴子一样。再加上中国人理性开发最早，爱讲道理，其思想往往与他实际所站的地位相远，自己矛盾。前面的二点：消极无力的政治和思想的分歧，都从没有阶级而来。我们单从无阶级上看，很直接的让中国国家权力建立不起来。

    我们有两度努力于国家权力之建立：一是辛亥革命，民国的建造；一是十五年北伐，党国的建造。两次努力，都归失败；而这两度的失败，统统因为没有阶级。民治与阶级统治本是相反的；但民治之成功，必先靠有阶级作过渡。兹先讲何谓阶级统治？

    一切国家都是阶级统治。兹先讲“统治”作何解：我们一说到“统 治”的时候，必包含两面：统治的一面，被统治的一面。统治与自治不同。自治是治人与被治合而为一的意思。为什么不落到自治而落到统治与被统治的两面呢？这是因为武力强制是不可少的。武力强制为什么不可少呢？因为人类生活离不开社会，而社会生活必然要靠有秩序，否则无法进行。秩序从什么地方来的呢？秩序的产生，不外两种力量：一是理性，一是武力强制。这两种力量，都可以产生秩序。而事实上秩序的产生，多不是单靠一种力量，大半是由于两方面合成的。————有单靠理性的秩序，也须到后来才能有，现在尚无。在文化较高，有知识，有头脑，理性较开发而人数又很少的地方，理性的路可以走得通。譬如我们这个屋子里，有几十个人，人数既少，又都受过教育，彼此之间，话可以说得通（道理可以讲得通），大家心里很清楚的承认有这么一个秩序最合适，所以才有这么一个秩序。假使一万人在此地，秩序便难以维持。说到国家，何止万人？百万，千万，万万也多。在多数人中，群众心理易于冲动，已不易与之讲理；若再加以教育不普及，程度低，脑筋简单，性情粗暴，那末，一定无理可讲。无理可讲，则秩序的维持，非藉武力强制不可。

    刚才说人类生活靠社会，社会靠秩序；的确，人类对于秩序的要求极切，即令是一个不好的不平等的秩序，也容易接受；他总觉得有一种秩序就好过没有秩序。强制的秩序之易为建立，即源于此。那个以武力强制维持秩序的就是政府，就算代表大团体的国家，代表公家；他须以公家的名义及实在的力量（武力），两者合起来才能维持秩序。名义差不多都是冒称的，事实上谁有武力谁可以取得名义，名义天然以武力为转移。中国有句老话：“胜者王侯，败者贼”是不错的。当以公家名义强制来维持社会秩序时，即谓之统治。一面来维持秩序，一面向大家征敛赋税养活自己，这个时候，他诚然是尽了一份义务于社会；可是他所取之于众人的总比那为生产而劳力的人要优厚一点（很优厚也说不定）。 优厚是很容易的事，除非他特别矫正，如俄国共产党他们自己特别刻苦，或中国从前的士人居官尚廉洁等。否则，总要优厚一点。这个用名义力量取之于众人，而所取又较优厚，俗谓之剥削。凡是社会上经济构造没到十分进步，没有给人腾出来多量的闲空，没有给多数人或全数人有受教育机会时，对于这样的事情，是没有办法的。换言之，除非经济更进步，我们闲空更多，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机会，那时事事乃可以靠理性安排。否则，对于以武力统治和剥削的事情是无可奈何的。既为强制，天然要落到强制和被强制的两面；强制人的人，天然要占便宜，此占便宜（剥削）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不能怪他。说到这里，我们知道现在有许多知识简单的青年，对于中国此刻的军阀，非常愤慨，欲起而打倒之，这是无用的！我们对于军阀，也不是不愤慨，不过要紧的要记清那句话：“我们要了解事实，承认事实。”所谓打倒封建军阀，姑无论封建二字之为妥当与否；就以军阀说，万不是他要如此就能如此，而是社会需要他如此。打倒这个，一定要另外再来一个他，没法脱开。如果他自己要这样干，就能干得到，那末，这人本事未免太大了！实际上不是如此，而是社会方方面面造成的；既造成这种局面，他也在此局面中而不能自主。

    我们可以推想阶级的必要：阶级的所从来，就是因为武力这个东西天然不能操于一人之手。我曾与大家说过：只有在两军对垒的时候，为应付对方，很怕错过机会，很怕人多自乱，不得不听一个军事领袖的话；及至形势缓和，对垒取消，外无压迫，则马上没有听一人指挥的必要。自然此一人的智力本领，也许比较能够控制众人；然而不能限定当时只生一个聪明人，也许另外又有一个聪明人。其聪明纵或稍差于他，但已非他所能控制得了，故不能将武力操于一人之手。更以中国现在的情形说，地面这么大，军队这么多，又各有其来历，实无法统于一人之手。武力天然不能操于一人之手，同时也不能普遍的操于人人之手，这 两极端都是天然的不可能，现在常说“民众武力”这句话，这话不是说民众人人有一杆枪，或民众能够约束控制此武力。人人有杆枪————民众即武力，武力即民众的事情固无；民众能控制武力，武力为民众所有的事情也不会有。为什么武力不能为民众所控制呢？即因“民众”二字太为宽泛，人数太多无所不包；这种宽泛到分不出界限的多数人，便不能构成一个力量来控制武力。所以“民众武力”这句话，只能说那个武力从其主观上能尊重民众，能以民众之意为意，以民众之利益为利益而已，根本不会有武力操在民众手中的事情。两极端（操于一人或操于众人）既都不可能，事实上最有可能最容易落到的局面，还是先说的两面：一面是一小部分有智力有组织的少数人以武力来统治；一面是一大部分散漫愚昧的多数人被统治。两面对立起来为最容易最有可能的事情。所以一说统治，照例是含有阶级，阶级的必要是如此。此种靠武力统治多数人，同时又剥削多数人以自养的少数人，就叫做封建阶级。封建阶级是靠强制的力量直接取之于生产者。————有秩序的强制直接掠取，就是特权；封建阶级，就叫做特权阶级。

    所谓特权阶级，在西洋包括两种人：一、贵族；二、僧侣。此为从前的阶级统治。后来的阶级统治之演成，是由于打破先前的阶级统治而来。先前是贵族、僧侣统治农奴，贵族、僧侣在上，农民在下；后来因为生产关系的开展，渐渐开出中间阶级————城市工商业者。农民跑到城市去的也渐渐加多，他们都成了自由市民，经营工商业发了财，便有了势力，所谓新兴阶级的势力乃逐渐膨大，他们生活较优，有钱财，有能力，有头脑，有组织，不甘受压迫，于是与旧的势力抗争，要求尊重人身自由、财产自由。贵族、僧侣因为他们真有很大的力量，故亦不得不尊重他们的要求，渐与以参政权。所谓三级会议，就是贵族、僧侣与新兴资产阶级合开的一个会议。开头这个会议，三级所出的人数相等；后来新兴资产阶级又要求其出席人数要等于贵族、僧侣之和，这种要求也 竟能达到，可见其力量之大！这样尊重个人自由、财产自由的方向愈来愈开展，空气愈来愈浓厚，经过几次的革命，把特权一概打消，遂走入民治方向。此全靠新兴资产阶级的力量。如果都是一些散漫的农民，实在不能与旧势力抗争；因他们固没有知识能力来运用政权，并且他们也没工夫去参与政治也。特权打破之后，从所谓民治的精神，似乎不应该再有阶级统治了；可是行会制度取消之后，个人不再受行会的严格干涉，法律上准许其走自由竞争的路；而竞争必有胜败，必有吞并，兼以机械————蒸汽机、电机的发明，更给他以战胜别人吞并别人的一个有力的帮助，于是资本渐趋集中，原来的小手工业者都变成工人，在不知不觉中经济上又走入于垄断而造成阶级。在打破特权时，为保障个人的种种自由，尊重个人的种种权利，而制定了许多法律，一切依法律，一切用契约，在此社会中应没有什么不公平了；可是正因法律保障自由，才让他得走自由竞争的路，而慢慢发展扩大起来，发展扩大之后，依旧得到法律的保护与承认，经济乃走入垄断而养成阶级，阶级是从自由平等中发生。法律原来是要打破阶级垄断，而此时反成为走入垄断的保障，真乃大不料之事！经济上既有了垄断，从经济的垄断自然可以操纵政治，可以从国会里定出与自己有好处的许多法律，并以军警强制执行之。此时虽未直接握有武力，实际上间接可以使用武力————谁要不遵守法律，就以军警压服。军警根据法律，法律为国会所定，国会被他们操纵，岂不是他们间接使用武力？于此不知不觉中，遂又转成阶级统治，所差者只在用武力是间接的，隐晦而不明显而已，认真讲还是武力统治。武力统治照例是阶级统治，不过这个阶级统治是往民治里去的一个过渡，是藏阶级统治于民治之中，所以从他外面看去，政权逐渐公开尊重各个人的自由，谁能否认他不是民治精神？但其里面藏有阶级统治，则为妙甚！阶级统治与民治本为相反，但天下事往往相反相成。此即因阶级统治为成功民治的第一步，虽非真正民治，然不如是则连这个不到 家的民治都不能有！这个不到家的民治，总还是往民治里去，往民治里去就须先靠一阶级统治为过渡，西洋资产阶级，即其社会趋向民治的过渡中所赖为支撑局面之点。这种往前过渡开展的情形，在英国表现得很清楚，我们读英国史很能看出此种过渡的情形，————英国没闹过大革命，其政权之公开是一步步逐渐演下来的。英国国会起初为贵族院握权，后来平民院占势力，现在已到第四阶级的工人所组成的工党执政了。换句话说，正要靠这个样子，才能一步一步走到民治去。

    西洋的民治制度，要靠阶级为过渡之意，已如上述；那末，我们要想模仿西洋的民治制度，以建立一个国家权力，我们须以中国社会与西洋社会相较，看在中国有否能成功那种民治制度的条件？

    中国旧社会没构成阶级，政治上是一人在上万人在下的局面。没有阶级，所以不能用武力统治，而只是以教化维持秩序；不好以法律强制，只好以礼俗维持。我们可以说：西洋是重在法律武力，中国重在教化礼俗。没有阶级；武力便没处交代，所以少用武力，不十分成其两面————这个很关重要，与我们后来的国家权力建立不起有很大的关系。辛亥革命还是用暴力革命方式，利用新军反抗政府；不过同时我们看这个暴力革命，实在太容易了，阴历八月十九日起义，两三个月即成功。这么一个大的国家，几百年的统治，一转移间即被推翻，此即证明他没有阶级力量；如是阶级统治，革命断不能如此容易成功。清廷不是一个阶级，没有力量，所有的一些官僚————各省督抚，仿佛是他统治的工具，应与之为一面了；但至革命军起，皆纷纷独立，此足见其非与清廷为一面。那时本不成为两面，清廷一倒，更不能成功两面；亦正因不成功两面，就散为无数面，再也摄不拢来。这时在政治上一律平等，没有特殊地位的人；可是平等是平等了，而也完全散了！社会上无阶级集团势力可为中心，武力逐无所属，无可交代。从前承认皇帝作主，武力尚可交给个人；现在不承认个人作主，武力交给个人大家不服，而除了 个人又无可交代。此时论起来应以社会上知识分子作中心，因他们有头脑，有知识，有能力，中国社会向来又推重士人；如所有的士人大家能够结合成一势力，代表国家，抓住政权，指挥武力，使武力间接属于国家，则完全有办法了。但知识分子，顶没法使之团结，以为民治过渡的梯子。关于此意，有一段话可作参考：

    政权的公开与自由权的确立，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我们有参与政权的能力，政权才能公开，并不能因为制度规定的是公开，就能够公开。真正能从不公开作到公开的，还是靠人。人有能力参与政权，才可以作到政权公开；对自由有要求，自由权才可以确立。政权公开，自由保障，并不是什么人都行的；国家愈大，愈需要参与政治的人有知识————能够运用符号（文字），否则很难参与国家大事。有知识能运用文字，是不容易的事；在经济组织、生产技术、经营关系尚未进步时，没有替社会上的人腾挪出多余的闲空，（经济进步就是替人类腾挪多余闲空的，有闲空，一切的文化享用才能更进步；享用进步，则更有闲空，更有闲空，更能有受教育的机会，能有知识，会运用文字。）没法子让多数人都有受教育的机会。多数人没知识能力去参与政治，参与政治的只能是少数人。如果让大家都来参与政治，则一切生产都要停顿，如何能行？故此时政权无法真正普遍的公开。且多数人不会主张其自由，没有要求参与政治，你把政权给他，他也不会运用。事实上他没有知识，不会运用文字，如何能知道保障自由参与政权呢？故有知识有能力参与政权的只能是少数人。而少数人怎能得一个受教育的机会，有知识有能力呢？这在普通社会里是不一样的。在其他社会，是先由某一阶级————少数人垄断机会以求得知识参与政权，把政权操在他们手里。如西洋就是因为新兴资产阶级————经营工商业者，藉着产业的 进步，他们发了财，有了知识，有了能力，堪与旧统治阶级（贵族、僧侣等）相抗衡，于是不单让旧的统治阶级去垄断了。在当时他们说是把政权普遍的公开，而事实上只是一部分的公开，只落到他们的手里，可是他们也真配享用这个公开。在中国恰好不是如此。以前的中国社会是很散漫的，比较是机会均等的，没有一部分人能藉着经济的进步开发了头脑，增进了知识，来要求政权的公开；在这一个社会里谁有机会受教育，谁有机会参与政治，是散漫而无定的。中国人优越的生活，多是直接从政治来的，这个意思就是说：中国没有工商业，其较有能力的人，他的优越生活，是借从政治的关系直接取之于多数人，不是自己有一种生业，靠生业生出来的利息，而得有优越生活。换句话说：就是用政治力直接取诸人民，不是用一种经济手段赚钱营利而得。（所谓直接取之于人民，我的意思就是说：借国家或公共的名义收捐敛税，名为办事，而事情亦就是他的薪水。）不是靠自己的生业得到生活优越，多半是依靠政权强取之于民，强取之于社会，此时讲政权公开则甚难。西洋是有一部分人————工商业者，自己有生业，不直接靠政权吃饭，所以他要求政权公开，是要求政权不妨碍他的生业，不妄加苛捐杂税。最低限度是要求保护他的事业，更进一步也许提出一种政策方案，要政府通过施行，借以发展其事业；这个事业，是他一行一业的，不是他个人的，所以这个要求即含有公的意思。自其只为一行一业要求而言，可谓之私；但一行一业，究非个人，故也得谓之公。所谓政权公开就是这么一个公开，————先公开于少数人。中国既没有靠其自己生业而得生活优越的一小部分人，故其有参与政治能力的人也就是得有优越生活的人，其优越生活，多半是借政治力强取而得，这个时候，他要求政权公开，并不是真的要求政权公开，他是想操政权，借政治机会来直接吃饭，不是要求保护稳固其 原来的生业。这一项人，与其说他是要政权公开，不如说他是要垄断政权，此与西洋恰好是一个相反的情势。简言之：在西洋生活优越的人，另外有靠头；在中国要求政权公开的人，其生活另外没有靠头。故西洋人要求政权公开是为的保护其生业，发展其生业；中国人要求政权公开，则是想自己争取政权，把持政权。西洋人要求政权公开，是私中有公；中国人要求政权公开，则有私无公。工商业者求之于国家的是定一种法律，行一种政策；中国参与政治的人是为的自己生活问题。所以西洋是利于政权公开。中国则政权公开的结果，只让政权落在个人手里。在中国能力优越的人，不能自成一阶级，使政权先公开于这一小部分人，再慢慢地开拓到较大的范围；他参与政治，只是为的个人生活问题。如民国以后，屡次开国会，会议的情形，除掉议员政客的一些意气之争以外，多为个人的利害之争，而不能代表一个公的意思。他如果为公，就是很公的公；而此则与他自己不亲切。西洋工商业者，其一行一业的公是与他自己很亲切的。中国的议员，他代表不出一种公的利益，他所代表的除了极宽泛的与他自己不亲切的公之外，再则是其个人的利害了。而在这社会风气不好，享用日高，讲财利的心很盛的时候，没法使他讲不亲切的公，故议员多半是代表其个人利益。曹锟贿选以后，章行严先生曾有一篇文章说到中国不能行代议制，（章先生尝一度倡农村立国之论，而始终不得闻其详；仅在上海《新闻报》上发表一篇文章，说中国是农业国，没有工商业，所以不能行代议制度。）其如何立论，不大记得，仿佛有“荷包问题”的话。何谓荷包问题呢？是说在欧美一切议员政客，总都以他们的政党为大本营；政党皆以工商业的资本家为靠山，由资本家荷包里出钱，作政治活动。故议员政客一切人等之生活费，乃至一政党之大批选举运动费，均有所从出。不似中国议员政客生活全无着落，乃不能不以 其个人生活为前提。所以历年来国会议员南播北迁，尤其是曹锟贿选前后，明白的视金钱为去就。政党的费用，也无不出于政治上的野心家图谋巩固政权或夺取政权而下的本钱。其病即在真正作政治活动的人背后没荷包。资本家出钱，纵然偏于为资本家谋好处，然其目的，私中有公，（多数工商业家的好处，非一个人的好处。）其手段尤须公开（法律与政策），其结果亦大家同蒙其利（工商业发达）。政治上的野心家出钱，则政治立刻陷于腐败、扰乱，可不待言。章先生这个意思，与我上边所说，话稍不同，而本一事（见《村治论文集》）。的确中国的议员没有一个阶级利益，只有代表个人的利益。

    在中国有知识有能力的人，不能自成一阶级，让政权先公开于这一小部分人；他之所以参与政治，要求政权公开，多是想自己争取政权，把持政权，借政权来直接吃饭。此意从上一段话里很可以看得出来。

    民治与阶级统治，本为相反。民主政治，照理论上讲原来是不要阶级；但民治的完成，阶级适为一个必要。关于此意，前已言及，今再引一段话为补充：

    如果单从民治的道理来讲：一边是国家权力（团体），一边是个人（团体中的分子），每一个人都与团体为直接关系，团体算公，个人算私，国权不去压倒一个人的权，一个人的权也不去破坏国权，恰好作到公私疆界分明，势力均等的地步。但此乃是一个理想，现在不能真的如此。（这样的国家，将来或有，现在尚无。）实际上个人自由的保障，是要藉着这个社会中的阶级势力或说是集团势力，去与国权抗衡；由抗衡而至于势力均衡，让两边分量均等，自由才能得到保障，并非个人直接与国权抗争而得。————近代西洋 人之所以能够自由得到保障，即由于有一种阶级势力、集团势力，堪与国权抗衡，不是个人直接国权。代表国权的是一个集团，或说是一个阶级，集团与集团之间，势力均衡，然后自由才能得到保障，否则当国权过分压迫个人时，个人抗不了。

    政权公开亦全靠阶级，须先公开于某一阶级，不能马上即直达于普遍的每个人。政权普遍到每一个人身上，这种事情，后来或有成功的可能，现在尚无；此刻政权公开是全靠阶级的。西洋近代民主政治的成功，即藉阶级作梯子，以过渡到真正的民治————现在只能叫准民治。在西洋原来政权是操于贵族僧侣之手，因为事实上有了公开一点让新兴阶级————工商业者参与政治的必要，于是即把政权先公开于这一部分人，然后再慢慢的扩大范围到大多数人，由限制选举（如妇女的限制，财产教育程度的限制，职业的限制等等）到普选。但是中国所苦的，原来是皇帝作主，没有成功议会，没有确定参政的范围，皇帝一倒，差不多是人人平等，都有参政的权利；而社会上又没有因宗教或种族等关系所成的团体，完全是散漫的，那末，若把政权公开给这一般散漫的人，一定没办法。西洋是因为产业的开发，经济的进步，人民渐有参政的要求与能力，政权可以开放了，然后才开放一点，让社会更进展（经济进步，人民程度提高）一点；社会进展一点，政权再开放一点，如此渐次慢慢开放到大多数人；先由不民治到少民治，再由少民治到多民治，这种开放，是多么稳健！而中国人口多，无组织，程度又低，若把政权马上公开给这许多无知散漫的人，如何能行？

    自由保障，政权公开，皆须靠阶级为过渡的梯子，中国既无阶级势力，故民治不得成功。

    我们结束以上的话：以上是讲中国第一次政治试验的失败，中国社 会原来即不成为两面，自清室倒后，更没有了可作社会中心的阶级，知识分子也因种种关系，不能自成一阶级，大多数人更是无知散漫不能结合。无阶级则与西洋民治所需条件不合，西洋那种准民治（或说寓民治于阶级统治之中）的办法，在中国事实上没有依据。中国根本缺乏阶级，所以准无可准，寓无从寓。民治不成功，乱了好些年，恰好俄国革命成功，于是又引起来中国作第二次的试验。

    第二次政治试验的方式，是翻过来的阶级统治，原来在下头的，现在在上头了；原来在上面的，现在在下面了。但他仍是一个阶级统治，————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很清楚的即一阶级统治，不过现在是无产阶级统治，不是原来的那资产阶级统治而已。这一个阶级统治，他用武力是很显明的，不似以前所说“准民治”之用武力是隐晦间接而不显明的，大家都按照表面公平的法律解决问题。俄国所用的方式，则是直接用武力，很清楚的是强有力的阶级统治，一点也不隐晦。这一个方式，很像封建阶级的统治，————封建阶级就是很清楚的直接用武力统治，统治者是一特权阶级。俄国的统治者也是一个新的特权阶级，直接用武力，一点不讲法律；如特务队之侦察逮捕反动者，不经审判即可枪毙。凡是从前资产阶级、知识阶级一切权利自由都被剥夺；如美国式的自由平等的风气，在俄国完全没有。工人权力优越，共产党员权力更优越，他们成了特权阶级。但他并不以此为合理，他是要以此为过渡；亦即因有阶级武力才有交代，非有比较稳固的集团势力把握住这个武力不可。现在中国要想学此办法，但中国社会无阶级，原来是散漫的不成两面，清室倒后更分为无数面；既不成两面，让他翻过来，实无可翻，翻些什么？所谓中国社会下边的一面，————农民与手工业者，散漫得最厉害，自己绝不能结合，天然不能成一集团势力。更要紧的，中国革命天然不是一个自下往上翻的革命；如果问题是社会内部自发，则可如此，但中国的革命问题不是内部自发，故不是自下往上翻的革命。中国问题发动 自外————中国社会改造运动，是因为受了世界潮流的影响刺激后，上面先动起来而领导着下边去改革；而不是因为上面压迫下边，下边有了力量，于是起而推翻上边的一回事。

    由上述两层之不同，国民党乃成为一个主观的党，社会上并没有一个力量督促他，没有一个反面的力量来逼成他；尤其是这一套原来是西洋社会的东西，————西洋社会机械性强，他的力量处处都是反面逼成，没有反面的力量逼迫，一定无成。这顶需要反面力量逼成的一件事，而在中国完全找不到这个反面的力量，并没有一个反面力量逼迫着国民党让他自己团结，也没有一个力量逼使他往一定的方向走。外面没有拘管力，没有督促力，所以成了一个空荡飘浮主观的东西。他处处模仿两面，一面自己要有阶级基础，一面要有革命对象，才好斗争，才好打仗；无奈他始终找不到革命基础。其故我们可以分两层说：一是农工散漫不成阶级，而且社会改造的发动力量不在他，所以他不能成为革命基础。一是十三年改组后的国民党，他极力想吸收农工作其党员，借被压迫民众的力量督促他往前走；但实际上党的本身都还是知识分子，被压迫民众如能成功一个力量拘管他，督促他，那是最好。即不然，知识分子本身有办法，能自己团结也好办。可是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是自由、浪漫、散荡、个性强、浑身上下净是反团体的习惯，他那种大爷脾气，叫他成为一个结实团体，遵守铁的纪律，是不可能的。而翻过来的阶级统治，又正是强制干涉极严厉的，与中国的风气恰好相反，这使中国的知识分子如何受得了！翻过来的阶级统治，完全靠先有结实的团体；中国既没有结实的团体，强要学他，所以学成了笑话！在《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一书中，我曾引罗素的话：

    在大战时，人们讥称严格主义为普鲁士主义；现在称之为布尔什维克主义。我承认我对于这种观念抱同情；并且有见于中国，而 这种同情越发深厚，————因为中国是最优游自如的民族。

    我下边又说：

    布尔什维克主义（严厉干涉制裁的生活）方且为欧洲人所不惯；其于数千年生活习惯正相反的中国人，更当如何？不问可知，是调融不来的。乃今之革命者昧昧焉从其主观一时的贪慕（贪慕隔壁人家之工作紧张、行动敏捷、抑压反动之有效），妄欲以之规律党员，箝制异己，施行于此顽皮的老社会；卒之本身先行不通，党内先行不通，更说不到一般社会。原想党员无自由，党以外被统治的一般人民更无自由，唯党有自由；卒之党员自由，一般人亦自由（虽有时受残虐干涉），反而党倒不得自由！————以其分裂牵掣，麻木不灵故也。不顾历史，不察人情，宜有今日，夫何足怪！

    中国人根本不能成功一个团体，何况于党？所谓党，有名无实，只见个人而不见党。所谓党治，便须先有党；没有党，哪里有党治？党不治只好落到个人治！有人指说：“十九路军是私人的军队。”哪个军队不是私人的？武力根本没处交代，只好交给个人。说什么武力交与政府；政府是句空话，还不过是个人。中央党部如果能是个团体机关，不为一二人所操纵，则一切自有交代。今既不能成为团体，谁上台谁把持政权，则军队不能不归落于私人。这并不是先有了个人，才没有了党；而是根本没有党，才露出个人。没有反面的力量，是国民党失败的一个原因；中国知识分子太散漫放荡，也是一个原因。前年南京开内政会议时，因讨论地方自治，说到如何开乡民大会，熊式辉先生极力说会不能开，他说：“以我的经验：在开会的时候或者是没有人，有人也开不好会，只有打架！”晏阳初先生就说：“我知道你那里的农民开不好会， 因为你没办平民教育。”熊先生又说：“不然！不是程度低的问题，实在说：我们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会议就没开好过，不要说那些农民。”团体非会开会不可；会开会，则大家可以讨论决定一个方向，共同遵守；否则没有真正的讨论，落于一二人把持，不成其为团体。

    关于中国不能成功党治的意思，我想再补说几句：

    党照例是要有背景，不是因为大家的思想相同，就能成功一个党。若只是共同信仰三民主义，便要成功一个党，这种主观的梦，只是爱讲理的中国人才做。在外国则每一个党，都要偏于或同种族、或同阶级、或同宗教、或同语言等，原来就是一个团体，一个集团势力；若仅以空洞的信念相同，就成为一党，事实上没有可能。无所代表，无所不代表的党，非散漫矛盾离奇动荡不可。毫无背景，无所代表的党，则结果只见个人不见党；因为真能成功党，才见党而不见个人。现在的情形就是因为党根本没有形成，所以没有党的专政，只见个人的专政。个人专政，大家不承认，自然要打架；但结果仍不出乎个人。因事实上缺乏成功党的条件，所以无论如何是不行。所以不可能的原因，即无法保证能有一种力量让大家团结，（我常说：天下事不成于主观的自动，而多成于反面的逼成。我们这个时候就缺反面的逼迫力。）无法保证成功一个集团势力。再则亦无法保证此集团势力的用力方向————方向不明确，力量不知往那里用。革命党虽然意识是革命，可是因为没保证，说不定就走往反革命的路上去；没有反面的东西逼迫着他非革命不可，就很容易走到不革命的路上去。反面的力量找不着，则无可靠；无可靠而只靠主观的高兴，则此党第一层因为没有保证，便容易散；第二层因没有保证，便容易变。关于这个问题，我是分三点说：第一阶级基础难；第二革命对象难；第三理论统一难。党治的办法，本来是利用物理学上机械的装置，以推进社会；而中国社会组织构造是超机械的，没法有一机械的装置，故党治不能成功。

    两度努力建立国家权力都归失败，他的缘故，最实在的一句话：就是因为中国没有阶级，没有集团势力，所以政治上完全无办法。人类社会至今尚都是武力统治；而武力统治无不靠阶级。中国则只有统治者而无统治阶级。既无阶级可靠，故使中国政治无办法；政治无办法，更让中国不能成功阶级；二者循环相因，中国乃完全无办法。

    以此刻的中国与过去的中国比较，过去的政治，不像统治而像以教化维持。近几年来，一切事情都要靠国家政府去做，政府举办许多新政————此则需要大的国家权力，渐走往统治里去；再从国际的压迫、国内的纷乱看，也逼着中国走统治的路。但统治即须有两面：中国既无两面，故统治不能成功。

    丁　社会事实与意识要求不符合

    第四层：国家权力建立不起的原故，是由于现在我们中国有一个大的不调和，或曰不符合，即我们主观意识上的要求，与客观的社会事实不调和。社会的事实如此，而我们的要求如彼，差的甚远。

    本来社会的秩序（包含社会上一切法制礼俗），是跟着社会事实来的。（这个事实，经济很居重要。）社会秩序无非是让社会事实走得通的一个法子，所以秩序与事实是要符合的。我们的意识要求，也常常与秩序与事实是一致的相符合的。因秩序就是一个是非标准，含有价值判断在内，普通我们的意识要求即视此为标准。总之，意识要求、社会事实、法制礼俗，三者都要调协。照普通情形说，三者不会相离很远；不过有时候事实有了进步或变化，而法制礼俗还未改变，事实不同于前，而秩序尚依然如旧，两不相符，发生问题，则意识就会出个主意，来调整一下，另外变通安排一下，使秩序复与事实相符。平常都是如此，秩序随事实转变。但有时事实已与从前很不相同，而秩序一些未改，秩序对于事实成了一种强硬的桎梏，则突然爆发，把旧的秩序推翻；此即为 革命。革命的爆发，多半是因两面的；一面用死劲地拥护老秩序，压制那一面；而事实上那一面力量已大起来，压制不住，乃爆发而突破了旧秩序。此时意识也是两面，各有阶级意识而无社会意识，对秩序与事实的不调和不能作调整工夫，故革命爆发。我们所说的意识要求、社会事实、社会秩序三者，或相调和；或者秩序与事实少有出入，由意识主持，慢慢修改；或者意识不能作调整工夫，致爆发革命；都是常例。独中国现在的情形，乃在三者之外！

    我们先这样讲：中国现在是一个社会秩序大改造的时期，社会秩序大改造，即可谓之革命；可是中国现在的革命不是社会内部自发的，不是因社会事实改变，而秩序没改，成为一种障碍，起而要排除障碍的一种革命；事实并没有什么大进步，非真有不同于前者，论理他的社会秩序并无改革的必要；然而从意识上（此意识是社会的非阶级的）忽然要求秩序的改变，不是从事实上逼着秩序改变，只是从意识上要求秩序改变，岂不是用不着？岂不是奇想？所以作此奇想者，乃是从外来的刺激，引起了他改变秩序的要求。在《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中我曾经说过：

    照我的分析研究，现在之中国问题并不是其社会内部自己爆发的问题，而是受西洋文化势力（欧美并日本皆在内）压迫打击，引起文化上相形见绌之注意，而急求如何自救的问题。大家要注意，中国社会内部并不是没问题————至少满洲统治者是一个问题。但若东西始终隔绝，中国还是中国，不受西洋文化的影响，即有问题爆发出来，其性质、其形式也必非如现在这样。他将为旧日历史重演，而必不会有新的民主革命、民生革命、共产革命。现在之中国问题，发自内部者轻而来自外面者重，或也可说由外面问题引发内部问题，并以外来的新形式演之者。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颇能 点出中国问题的内涵是些什么。其民族主义就是外面问题————民族对外自求解放。其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就是内部的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虽曰内部问题，而实从外面引发的。所谓“外面引发”，具有三义：

    一、受外面的压迫打击，激起自己内部整顿改造的要求；

    二、领会了外来的新理想，发动其对固有文化革命的要求；

    三、外面势力及外面文化实际地改变了中国社会，将其卷到外面世界漩涡来，强迫地构生一全新的中国问题。

    因此，其所谓政治问题、经济问题，乃含有多分世界新性质，而不能不与外面相关，直可说成了世界问题之一部分。问题虽如此具有外面性，然而语其问题之如何解决，乃又重在内部。外面迫害所以有不可抗之势，及新理想为什么使中国人对固有文化起革命，乃至中国为什么不能改变推动外面世界而被改变于外面，被卷到世界上来，胥由自家文化的特殊性与其很大的缺欠而来。唯有将内部文化补充增高，使其物质与其人渐得跻于外面世界水平线的程度，是其问题解决所必要的工夫，而断不是以排开外面迫害为解决的。说到此处，使我们想起胡适之先生于打倒帝国主义不置意，而独创其五大魔之说，虽立言不免稍笨，而正非无所谓也。本身的缺欠，与外面相形而益见。中国人于其固有政治、固有经济，初未必到了不能安不能忍的分际；其所以成为问题，实有文化改良、文化提高之意义与其不得不然之势在。故我以为中国问题的内涵，虽包有政治问题、经济问题，而实则是一个文化问题：————文化本亦可概括政治、经济在内。

    中国现在的革命————亦即社会秩序的改变————与先前所说的三个常例都不相同，所以又算是第四个例，普通秩序改变很少如此。中国革命 是因外来影响刺激太强，引起了自己的意识要求，一下把旧秩序推翻，要再建造新秩序，而新秩序又建造不起！此其故即因意识要求与旧有事实不符。如为内部自发，则意识要求从社会事实来必不能相去很远，把旧秩序略为改变，三者即符。但现在不然，意识要求是自外引发；如民主政治，只是意识要求，并非事实必要，事实上并不需要自由和政权公开。西洋新兴阶级要求政权公开、自由平等，是事实上的需要；而在中国旧的秩序中，多数人正不必有此要求。这种要求，完全是一般知识分子的空想，与事实初不相干。事实如此，而要求如彼，秩序乃建立不起。民治不成功，再来一个党治；而党治也是从外来的，不与自家事实相符，故亦不成功。换言之，假使中国不与西洋相遇，外面没有什么民治党治可以模仿，单就自己社会现有的事实想办法，必然差不多。现在意识要求破坏了旧秩序，想要建立新秩序；而新秩序又以无社会事实为根据，而建立不起。旧秩序破坏，新秩序建立不起，乃为我们此刻的真情实况。我常言：中国现在是没有秩序，不是有一个不平等的秩序。为什么没有秩序？就是因为社会事实与意识要求逗合不到一块。如果大家要问：怎么样是合乎中国现在社会事实的秩序？我的回答：那就是现在的这样！现在的这样局面顶合乎现在的事实；但却不合乎意识要求，未免太不能使人甘心接受，所以大家都不承认他。可是虽不承认他，他却合乎事实！此时我们牵就意识要求，即不合乎事实；牵就事实，又不合乎意识要求。要的不能有，有的不愿要，多么为难！这种情形，即因秩序推翻乃自外引发，非内部自发之故；要求自远处来，事实是家里的，怎能相合？所谓要的不能有，有的不愿要的情形，举例来讲，即军阀问题————现在凡是关切中国问题的人，多半痛恨两个势力；一是帝国主义，一是封建军阀。我也不能不痛恨。但大家以此为革命对象，则为错误。关于帝国主义非革命对象之意，大家可看《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一五八——一六二页的一段话。自一六三页起又讲军阀不是革命 对象，我们看：

    军阀果为正确的革命对象否？照我的回答，军阀不能成为革命对象。欲说明此意，须得先说明如何方为革命对象；而更先要说明何谓革命。革命是一社会根本秩序的推翻与改建。然在人类历史上，秩序与国家二者几乎是不可分离的。先乎国家，是秩序之义殆尚未见；后乎国家而存在的秩序（无国家的秩序）则犹期待于理想之未来。自今以前，人类社会所有的秩序，没有不是靠国家权力维持的；而所有国家没有不是武力的统治。秩序一词包含法律制度、礼俗习惯，乃至其他类乎此的东西。当然其所由维持不全持武力；而武力每为后盾。革命就是否认秩序，否认这秩序背后根本的最高权力；所以革命就必是国家内里面的事。前言民族间可以有革命，国际间则没有革命，其义即在此。而革命恒要以暴力行之，亦就是为此了。我们虽然可以分别反抗异族统治的为民族革命，争求政治自由的为政治革命，要求经济改造的为经济革命，但一切革命实际总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实际都是要推翻那一种秩序统治，而重新安排过。因此，革命对象主要在对那秩序，其次乃对人。类如朝鲜人要推翻日本所加于他们的那种秩序统治，如其日本放弃那种统治，就没有问题。不过日本人总是要拥护维持那种统治的；朝鲜人乃不得不以日本人为革命对象。经济革命并非要杀尽资本家；政治革命并非要杀尽皇帝贵族。不过一种秩序不利于这一部分人的，恰好即为那一部分人所凭藉而存在；他要推翻，他要拥护，就发生了对人问题。绝没有单单对人的革命。像中国从前的改朝换代，张家倒了，李家出来，没有社会秩序（组织制度）的根本变革，都不算革命。————那只是中国历史所特有的一治一乱的循环圈。

    如果我们在上面所说的话不错，则我们将问：军阀是人的问 题，还是秩序的问题？我敢决定说，不是秩序问题。我们遍查中国国家法律制度，没有军阀这一条文。从民元的《临时约法》一直到今天国民党的法律，谁也不能指得出军阀是根据何种法制而产生，是凭藉那部律条而存在。反过来看，很明白地正因为军阀而国家法律失效，而社会秩序破坏，他恰好是与法律秩序势不两立的东西。我早曾说：

    中国今日正是旧秩序破坏了，新秩序未能安立，过渡期间一混乱状态。军阀即此混乱状态中之一物，其与土匪只有大小之差，并无性质之殊。（土匪扩大即升为军阀，军阀零落即为土匪。）他并不依靠任何秩序 （如贵族依靠封建制度，资本家依靠资本制度）而存在；而任何秩序乃均因他之存在而失效，而不得安立 ————约法因他而破坏失效，党章因他而破坏失效。他的存在实超于任何法律制度之前。他可以否认他自己的合理，承认他自己是社会一危害物，而于他之存在依然无伤。

    这里要注意的：他固然于民国的新法制上无根据，并且也非从社会旧秩序传统存在的；他固然于法律制度无所凭藉，更且无藉于道德观念或宗教信仰。在一九一一年革命时，我们心目中毫不知军阀这东西，亦且绝未听说这名词，明明是入民国后的新产物；故不得云传统存在。社会上的道德观念和宗教信仰，向来有与国家法律制度协调一致的必要。因为法律制度除了有武力作后盾外，更须理论拥护，使他成为合理的。这在喜用阶级一词的人，就谓之阶级理论。例如日本天皇的神圣尊严，不但宪法上有标订，道德上、宗教上的维系力更大。乃今日中国的军阀偏不如此。社会人人诅咒军阀，他毫不为意；甚至他自己也应和着诅咒军阀。从来不见有这样的反阶级理论。这就见他毫无所藉于道德宗教的维护。这就证明他并不立于一种秩序之上。

    我们为什么于此研究军阀不是革命对象的问题？因革命对象必是秩序，我们想说明军阀不是秩序，以证明中国现在是没有秩序。何以没有秩序？即因要求与事实相远，产生不出来。我们继续看：

    军阀既不是秩序问题，难道是对人问题？这也不然。反对军阀，殊非单对某何人而实是反对政治上这一种格局或套式。政权附属于军权，军队俨若属于军事领袖个人所有，此一种格局或套式如其不仔细分别的话，就谓之一种制度也无不可。他盖为社会阳面意识所不容许，而又为社会阴面事实所必归落的一种制度；故不得明著于法律，故不得显扬于理论，故不得曰秩序。然以其事实上的必要，故二十年来千方百计欲去之，而辗转卒不出乎此局！于是要问：此社会事实与社会意识之间，何为而不相应如此？以常例言之，则一社会中其意识恒为其现有事实所映发者；其事实又恒为其意识所调整而拓展。二者互为因果，息息相关，不致相远，此社会秩序所由立也。假有社会事实既迁进而秩序未更，则发为革命。革命之发作与成功，莫不有新事实为根据，亦莫不有新意识（革命意识）为先锋，否认旧秩序，要求新秩序。新秩序此时盖既伏于新事实而萌露于意识之上，绝未有事实所归落与意识所趋向两不相应，如中国今日者。是则由社会事实以演自中国数千年特殊历史者为本；而社会意识以感发于西洋近代潮流者为强；二者固大不侔。所谓中国社会问题原非发自吾民族社会之内，乃从外引发而来，实为革命之变例。社会内部自发之革命，大抵因新事实而有新意识；意识事实一致同趋，其著成新秩序也不难。从外引发之革命，意识与事实不侔；旧秩序既以不容于新意识被排而去（一九一一年革命）；而新秩序顾又以缺乏新事实而安立不起来。在此两夹间中，意识拗不过事实，就归落到军阀之局。为中国革命对象的中国社会旧秩序， 早随满洲皇帝之倒而不存；此不成秩序之军阀制度固革命的产物，非革命对象矣。他唯以无新秩序起来替代，故暂时消极存在耳 。他不劳再否认；————因他并没有被承认 ；他不劳再推翻；————因他并没有建立。但盼望社会如何产造出一个替代的东西便可。说到此处，我们可以看出革命家以军阀为对象，而施其武力破坏之功的错误。

    因为中国今日是无秩序，所以不能用暴力革命，所以我们否认一切在民族社会内的军事行动。中国此刻要紧的是培养新东西，新东西长成，旧的自然脱掉，性急的人，徒自着急，益使乱局延长耳！

    藉着军阀问题，让大家更清楚此刻中国人意识上的要求与社会现有事实不合。我们讲明军阀不是秩序，他自己本身不藉法制礼俗而存在，且为破坏法制礼俗的，他自己也否认他自身；此即证明军阀非为大家意识的要求，其要求乃别有所在。但其要求所在，却以不切近社会现有事实不得成功；而与社会现有事实切近的，又非意识要求所在；在此两夹间中乃产生了军阀。最切合中国社会事实的是我们老的秩序，而自有了外来的东西引诱后，我们在意识上否认了他。旧的去了，新的未有，此时的中国人，好像上也上不去，下也下不来，上下不相接。军阀原是不成东西的东西、不成局面的局面，他不是秩序，故不是革命对象，只是疑似而实非（天下事每在疑似之间），若真个拿他作革命对象则为大误！军阀只是消极的存在，完全有待于新的秩序起来以代替之。

    旧事实仍存在没进步，新的秩序乃建立不起；没有接替的东西，当中便落了空。中国此刻的情形，就是“前不着村，后不归店”，青黄不接的时候，军阀才由此产生。我们所以从事于乡村运动以培养新事实，产生新秩序者，着眼点完全在此。因为必如此军阀局面才能消灭。这完全是根据我们对于中国问题的认识，我们认为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工夫，就应当如此做法。

    戊　中西精神之不同

    第五层：这是末后的一层，是个比较深细的意思。一社会的组织构造是很实在而有力量的，可是你若仔细看的时候，在一社会的组织构造之中还有一个顶根本顶要紧的地方，就是这个社会里头的人的一种神情态度。这个神情态度也可以说是受其社会组织构造的影响训练而成，但也可以说是社会组织构造的构成是从人的神情态度而来的，二者互为影响，无从分别孰先孰后。所谓神情态度是说：人的一动念是如何动起？用心思往哪里用？我们也可用这样简单的两个字————精神。不过我们所说的这个精神，并不是空空洞洞的东西，而是有所确指的。国家权力之所以不能建立，最根本的原故，即在于此————精神的不合。中国之所以乱，所以没办法，就是因为中国人的神情态度与西洋人的神情态度得不到调和，彼此之间，很有些距离，找不出一个可以彼此沟通之点。如果西洋人那一点能替代了中国人那一点，也无问题；可是西洋人的那一点与中国人的那一点恰好矛盾，老是找不出一个调和的地方。大体上说，现在中国的旧精神很受新风气的压迫；可是虽受压迫而并未屈服，表面上是新的风气占势力，实际上并不是一个新的风气的立得起来，而只是旧的风气的立不起来。这个意思已是说到了最深处。————不是我们故意说到深处，实是中国社会已崩溃到深处，已根本动摇！既是崩溃到最后最深的地方，所以我们去分析讨论的时候也非得从根上找一个解决不可。换言之，社会既已崩溃到最后最深，我们的建设亦不能不从此根本最深处起。要从其矛盾不通之中，找着一个相通之点，而理其头绪，然后新的组织构造才有根基。《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自一一五页 * 起，都是从政治制度讲中西精神不合的意思。其中指明中西精神不合者有四：

    所谓精神不合者其一————

    中国人和西洋人，在人生上是迥然不同的两样态度、两副神情；————这是我们先曾一再说过了的。态度神情之间，其几甚微；而天下大事正须于此取决。如我所说，不同之文化实源于不同之人生态度，西洋近代政治制度之辟造，虽有种种条件缘会之凑合，然语其根本，则在其新人生态度————这亦是我们先曾一再说过了的。试看英国宪政是如何一步一步始得确立；法国革命是如何一次再次始得成功；以及其他各国革命史，就知参政权是怎样争讨而得，个人自由是怎样反抗而得。若不是欧洲人力量往外用，遇着障碍就打倒的精神，这“民治”二字，直无法出现于人间。他不但要如此精神乃得开辟，尤其要这个精神才得维持运用。我们不是说过欧洲制度的妙处，使你为善有余，为恶不足，不待人而后治么？但他这种妙处，必要有一个条件才能实现，就是各人都向前要求他个人的权利，而不甘退让；如其不然，必致良善者受害，而恶人横行，善人为善不足，而恶人作恶有余，虽有圣人，不能为治。因为这制度里面，即以这制度本身（宪法及其他）为最高，更无超乎其上的来维持，而运用他；其赖以维持而运用者，即在此制度下的大家众人；又非要待大家的热心好意来维持，只是由大家各自爱护其自由，关心其切身利害而维持，而运行。如果不是大家自与其本身有关的公共利害问题而参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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