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政治问题的解决

    中国问题是整个社会的崩溃，是极严重的文化失调，而其苦闷之焦点，则著见于政治问题之没法解决。假定于政治问题的如何解决没有成竹在胸，而谈其他的，都是白费。我们的乡村组织是理想社会的一端倪、一苗芽，预备从这里重建中国文化。但必待经济进步，此端倪、苗芽者才得开展生长而不虚枉；经济进步则又必待政治问题的解决，才得开出机会来往前走。我们现在就预备谈一谈政治问题的解决。于此，我们先要分疏几个问题；将这几个问题分疏清楚，则政治问题解决的途径自见。

    第一节　社会与政治

    我们先来分疏“社会与政治”或“政治与社会”的问题。

    近些年来，有许多朋友看我们只是埋头作一种社会改良运动，仿佛 不想管政治，也管不了政治；误会我们是要把政治问题放在最后，以为社会好了，政治自能好。有此误会，就对我们深不谓然。他们说：你不过问政治，政治却要过问你哩！撇开政治而专致力于社会能做得通吗？这让我想起来，这实在是一个多年的老问题了。从清末到现在，一切有心人不断地有这个疑问：还是赶紧解决政治问题呢？还是先致力于社会呢？一时倾向于此，一时倾向于彼，翻来复去有好几次。大略说在清末大家都热心政治改造，不论是立宪派或革命派，全集中心力于此点。革命成功后，便分出两不同倾向。像宋教仁一派，就注意政治不肯放松；另一派如蔡元培、汪精卫、李石曾、吴稚晖等，则愿从社会一面或文化上、学术上尽力，他们结盟相约都不做官，都不做议员。到民国三、四年袁世凯当政，并且进一步要做皇帝，此时国民、进步两党素不相合的也结合起来，一致奔走倒袁。可是当时有一个人，即黄远庸先生，为有名之政论家、批评家，他独有新觉悟。他写一封信给章行严，在《甲寅杂志》上发表。他大意是说：政治我不干了，这是毫无结果的努力！大家忘记了欧洲的文艺复兴吗？欧洲的文艺复兴是近代文明的根本；中国现在也应当在根本上求，我们要努力于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但当时则无人赞成他这见解；章行严也驳他说，不倒袁，不解决政治问题，一切都是无办法。

    但不几年，到民国六、七年上这风气就大变了。民国五年蔡元培先生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引陈独秀、胡适之为助，于是有新思潮、新文化运动影响全国。当时便有人说这是中国的文艺复兴。在这个时候，办大学，出杂志，创学会，出丛书，南北报纸讲究办副刊（如《学灯》等），谈学术思想、社会运动，风起云涌，极一时之盛。许多人从政治又回到社会上来。转变最清楚的，是梁任公、林长民一般向来热心政治的先生；他们组织一“新学会”，有篇《新学会成立宣言》，最足以表示他们的转变觉悟。他们也要舍政治而致力社会，致力文化。此风气发展的结 果，因有共产党的产生；同时（十二年）以曹锟贿选政治上腐败混沌之极，乃有民国十三年国民党的改组，自此以后便又转入热心政治时期了。十五、十六、十七年之北伐，革命热潮达于最高度；十七年而后，则又为之一变。因北伐完成，全国统一，大家的注意点又从上而转移到下，如地方自治、民众教育、乡村教育、乡村建设、县政改革等，作种种调查、研究、设计、实验。此唱彼和，影响传播直到现在。虽然其问题名目非一，然而由上到下，由整个总解决到零碎个别研究，注意社会实际问题，取途于文化运动，则总为一个风气。

    从事一阵政治，觉得不对，用不上力气，还是致力于社会；致力于社会，觉得不行，又归到政治。二十多年来的转折翻复，见出了人们的烦躁和不知所措。本来社会与政治是互为影响的；政治不过是从社会来的一个反映，有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政治。同时社会要想进步，也不能不靠适宜的政治环境为前提。总之，社会的良窳视其政治条件；同时政治的良窳又视其社会基础。两面相影响至为迅捷，无论从哪一面用力，都可通到另一面的。实无所用其着急烦闷，也并没有用力于社会就放弃政治，用力于政治就放弃社会的嫌疑。然本来不应成为问题的，而在我们竟成了一个二三十年不能决的老问题。仿佛政治与社会、社会与政治，距离都很远的样子，岂不可怪！其实不是的，社会与政治仍是密切相关的。不过，我们眼前立脚的地方，距离我们要求达到之目的地则真是很远。在此距离的中间或称过渡期间，中国社会正在崩溃，我们一切的努力自不易见效，于是就着急了。

    过去的错误全在不了解中国社会崩溃，一切努力中通没有将它打算在内；因而预期的效果就不能见。预期的效果固不能见，然力气也不白费。————中国局面就由此而推移到现在。现在的局面就是一面社会崩溃到最后，一面萌露新生机。在今日却不容再错误，而必须认识中国不是在常态中。在常态中，你致力于社会两眼就只照顾社会，奔走政治两眼 就只看政治，也许就够了。在崩溃混乱中，而求局面的好转，则必须合社会与政治当一件事来做，同时注意两面才行。此时你愈要求政治好，愈不能单在政治上用力，而需致力社会；你愈要求社会进步，愈不能单用力于社会，而需努力政治。我们的乡村运动表面上埋头于下层工作，但何曾一刻忘记上面的政治呢（《乡村建设论文集》自第二至第八各篇均明爽地论到政治）！我们常说政治力量比什么都大；它有三个优越点：

    一、它占了一个顶正大的名义。它说它代表公家的；它以国家或地方的名义压倒你。你是私人，想干什么都干不了。它要干什么，就能干什么。

    二、它有强制力。强制力一面从它的名义来，一面因握有武力。武力独握，是为政府的特征。以武力制裁一切，尚何所不可呢？

    三、它有钱。有了大名义和强制力，它就可以征捐敛税，将人们的钱集中在它手里。钱的力量是大的，有了钱则所往无不如意。

    这三个优点，前二点为我们私人所不能有；后一点虽可有也万不如它。因此我们如想为社会或国家做什么事，最好以政治力量来做，那最痛快，最方便，所不必言。最怕与政治力量分家，它是它，我是我；此时彼此所抱方针稍有出入不同，此一点不同就成了大问题。因为彼此都是动的，而不是静的。所以不相顺则相逆；逆则只有它而不容有我了。譬如我们做乡村建设，若政府与我们不是一个方针，我们的力量太小，它的力量太大，我们不曾做得一分，它那面做得八分九分；早相消而有余。所以除非我们不做；要做就得控制了它，要它听我们的才行。但你如果看政治要紧，就来干政治，其它且待政治解决了再说，则又错误。我们非双管齐下不能解决中国问题；非一只手把握着两端向前进，不能解决中国问题 。详细办法待后说出。

    第二节　眼前与将来

    我们再来分疏一个问题————在政治问题的苦闷中，我们的要求究竟在哪里？我们看见中国人都为政治问题所苦，而追问他们的要求在哪里，则似乎又不一样。这自然各有各的背景立场，不能从同；但似乎从中国政治问题本身，也就让我们有两个要求：一个是对眼前的要求；一个是对将来的要求。我们在数千年旧政治制度废弃后，当然要求一个新制度出来。此新制度一定要它合于理想。不然，是不甘心的。因为世界交通，我们的眼界已经开了，许多理想皆在活动，如不得满足势难稳定得住。这是说我们的计较很多，不肯放低我们的要求，而宁为远大的创造。但同时竟有一相反的心理，其势力也很大。就是：我们什么都不计较了，任何制度皆可以，谁来掌握政权也好。我们只希望大局统一稳定，对外好应付国际环境，对内法律渐得有效，政治渐趋清明。这是为二三十年扰攘不宁，望不见一点出路，不复敢望高处想。从前非民治不可，现在独裁也好；从前反对资本主义，现在就是资本主义也好。尤其外患日亟，非得统一有力政府不可；但能得此，不求附任何条件。此两不同要求，不但同存在这社会，而且可以看见同具于一人之身。这是矛盾呢？是不矛盾呢？我看不矛盾的。这并非思想不统一，而是中国政治问题原要分两步解决。在眼前应求一相当解决；在未来应求一根本解决。

    不晓得双管齐下合作社会与政治当一件事来做，是错误的；不晓得分开两步来解决政治问题，而并两步做一步，也是错误的 。这两层意思同是为中国社会已崩溃到最后，要重新慢慢建造的原故。关于后一层，我曾有《中国现在尚不到宪法成功的时候》一文说过，可参看。有人以为国民党分训政与宪政两时期，也就是要分两步来解决中国政治问题。诚然有些相近，而其实不对。我们根本的着眼，是在调整社会关系，开出机会来以求中国社会的进步；从进步上，就使社会关系有一点新开展 新建立，而社会更得进步。如是辗转相生，重建一新中国社会。所谓分两步走，粗说是两步，其容易指见者是两步，实则细分是无数的（因为是循环的）。所谓政治问题的相当解决，就是指社会关系的一种调整，还说不上为某种政治机构的一时安立。因为社会崩溃到最后，任何一种政治机构也难形成于其上。像训政那样制度，若能安立在上边，则中国社会早不算是什么崩溃了。他想藉训政来过渡到理想的新政治制度之建立，其过渡的意思是对的；其借重于政治来负过渡的任务是错的。除了没深切认识社会的崩溃，没深切认识要从头做起，没深切认识过渡的意义之外，同时也是不明中国历史。历史上的中国，其政治从来是消极无为没有力量的，社会生活的进行从来不倚靠它；当此过渡期间，更如何能靠它来过渡呢 ？中国社会的支点重心向来在社会不在政治，到了这没办法的时候，仍只有反求于社会而不能乞灵于政治。这一个问题和前一个问题相联；前若明白，此也不烦言而解。我们着手于社会乃可收效于政治；着手于政治乃可收效于社会。过渡期间的政治是一个政治问题；所以其解决不能靠政治，而正有赖乎社会。

    必须分开两步解决是要看清的；过渡期间其支点在社会是要看清的。

    第三节　政权属彼与政权属我

    我们不要求现在就建立一新政治制度，我们只要求从现在过渡到新政治制度的实现。眼前任何制度也建立不起，制度问题用不着谈（这实是从讲认识中国问题之部起直讲到现在一贯的意思）。那末，还有没有政权属谁的问题呢（属谁才好，属谁才对）？从上面（第一节）我们要控制政治的话，好像政权要属于我们才行。但其实不然。这里也没有政权谁属的问题。因为这里没有我，也没有彼 ；彼我无从分也。试看下面 的分析。

    我是谁呢？我是乡村运动者吗！彼是谁呢？彼是军阀吗！假令这样分，我想也是分不清的。在今日中国就没有凭藉法律制度建立的政权，一切政权都直接从武力而来；政权只是附属于军权的。那末，一旦乡村运动者掌握政权，必是先已掌了军权，成了军阀（若寄附军阀之下，或与军阀相结托，虽不是握军权，却也不算自掌政权，因那政权是从人家借来的）。这是逻辑上，也是事实上，一定而不易的。同时，军阀若一旦高谈乡村建设，也何尝不就是乡村运动者。所以结果彼我之界，实无从分。想要分只是两条道：

    一条道，是乡村运动者自己始终不直操政权，————这实在是乡村运动者应抱持的态度；后面有说明。

    一条道，是乡村运动者要自有其来历背景，划然不同于其它；所谓乡村运动者不单从其主观志愿来说，更以其客观背景为决定。则乡村运动者就不是人人都可以算的了。

    前一条道，是从事后来严彼我之界。彼我之界诚可从此而严，而政权用不着属于我才可完成乡村运动者的意思也就有了。后一条道，是于事先来定彼我之界。彼我之界诚然这样来定最好，但无奈这客观条件实在寻不出来（后面自详）。那末，人人皆得而为乡村运动者，则政权用不着定要属于我，也就可以明白了。

    照上边所说，那末，当真政权无论属谁都是一样的吗？诚然，无论谁全是一样的————一样可以完成乡村建设。因为任何谁的政权，都没有妨碍我们乡村运动的必然性，却皆有跟着我们走的可能性。于此，我们先来说一说我们意思要求的申达机会并不难。我们知道有两种不同的国家：一种国家，大体上说，是把政权公开于众，容社会上各方面的人发抒意见，社会上的众人，有力量来推动政府，申达自己的要求；并可循着法律轨道，取得政权，行其所志；还有一种国家，其政权不是公开 的，而是垄断于一阶级一集团，在此范围外的人，就没有参加的机会；好多人的意思要求很难申达，除非你推翻现政权，自己上台。仿佛世界上的国家，都可以分别归类在这两种里面；但中国则两种都不是。表面上，现在政权是属于国民党，以国民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为最高权力机关，旁人都没有份；前些年高唱着“党外无党，党内无派”，“党权高于一切”，很像是第二种国家。而其实党界不清，直等于没有，派别则分歧不可胜数，实际政权分属于几个军事领袖，根本国权未立，不成其为国家。在这种局面下，我们固无从循轨道以求政权，申达所志；也难实行革命，自己上台。凡我们主张要求的，倒别有其申达机会，并不为难。

    这种局面（军阀割据之局）已是二三十年，其祸国殃民自不用说；然也有其好的一面。那就是，谁也包办不了，而给各方面不同的意思要求以申达发挥的机会。在这局面中，政权是分裂单弱而不固定 。分裂为人所共见；单弱是以其分裂故单弱；不固定是因其没有根故不固定。二三十年来的政局，不知变化了多少次，最强如袁世凯也不过三四年，最长久就是现在的蒋公，而数年间也下了几次台。如此情形下，谁还拦挡得了谁呢？试以我们自己来说，就是很好的例子。我们的乡村建设主张，固不违反三民主义，却是自成系统，不同于人。这个地方不容，还有那个地方；那个地方不容，还有第三个地方。当初容了下来，由此就有后来的发展。总而言之，散而且乱的中国社会，反映到政治也是散而且乱，没有自由的空气，却有自由的事实 。我尝讲过“统制与实验”的问题。我说：中国需要讲统制，中国也需要讲实验。但统制就不容实验，实验则统制讲不了。二者不可得兼，我将舍统制而取实验。从表面情势上看，对于统制极其需切，所以普通人都可以见到。但骨子里当此文化上大转变时期，非给各方以实验机会，则生机杜绝，一切创造将不可能。而且事实使统制不能讲；事实使实验能够行。这也就是告诉我们此刻要实验，而不要统制了。不过，统制的需要，终不可否认，统制的 可能，慢慢要加大。到能统制，也就是要统制 。我相信中国是要从实验到统制的。眼前的中国政局，就还在容各方实验的阶段。

    照普通之例，政府为一面，社会为一面，中间总有点隔离。国家愈大，则政府愈高，离社会不免更远。说句笑话，中国幸好不统一，政府是多个的，社会与政府间的隔离得以缩小些。好像政府与政府间的分离空隙，和社会与政府间的隔离空隙，成反比例。即政府分的愈多，社会与政府隔离愈小。假若全国分化为一万个政府，那末，我想许多不同的意见主张，将更得着各自申达的机会；许多社会隐曲痛苦要求，也许比较容易宣通。倘若所有的政府与政府都合起来，总成为一面，而与社会相对；那就彼此各为一立场，俨然两个营垒了。两方情感要求，此时恐怕就难以相通；矛盾隔阂未有不大的。就在彼此一分一合之间，而形势大异；这个必须体会认识，现在好的是，中国社会散，政府本身也散，大家都散到一处去；所以没什么不可越的鸿沟界限，没什么尖锐的矛盾严重的冲突利害痛痒，说它（政府）同我们一致，这个话固难讲；说不是一致而全然两样的，恐怕也不衷于事实 。所以常有人问我：乡村运动与军阀不冲突吗？我说：不致冲突。他们说：现在虽不感觉冲突，照你们的计划干下去，怕不见容吧？然我相信终归不冲突；我敢包不冲突。这就是因为军阀没有其特殊一定的根据背景在社会，因而它也就没有一定不易和我们不同的立场。更其没有什么后盾势力，与我们冲突到底。中国社会向来就没有本有源的两种势力。我们代表大社会，他代表什么？他没有后盾，他干什么与我们冲突？偶然小不合，不算数的。我们代表大社会，他也在大社会中间，最后他只有同化于我们完事。

    若明白军阀不会与我们冲突之理，则我们不能自操政权之理，也可明白。这都是一个理，其理皆在彼我根本不可分。盖必从社会上有划然可分之彼我，则冲突不可逃，而后反逼出我有自操政权之必要，而后反逼出我有自操政权之可能。什么是可能呢？什么是不可能呢？如果乡村 运动者能成功一个党团，则操政权为可能；不成党团，则不可能 。此成党团与否，决于社会形势，而不决于我们自己。中国社会从其形势上说，是不能产生党团的。所以三民主义成不了党，乡村建设也成不了党。因为三民主义成不了党，所以中国政治问题在北伐以后，还同北伐之前一样没曾解决。那末，乡村建设成不了党，乡村运动者自操政权，又岂有两样？即便政权属我，又有什么用呢？总不过是一隅之地，固不能统治全国；总不过是两年短命，断不会什么长久的。在二三十年“分裂单弱而不固定”的戏剧里，添演一幕，好没意味！所以问题决不在政权属谁。

    第四节　何谓中国政治问题的相当解决

    有人叹息乡村建设的主张，没能为政府采用作国是、国策。其实，在中央，在各地方；像乡村建设这一类的设施提倡，不已经很多吗？在中央，除了农村复兴委员会之外，和它类似的大小机关组织，听说还有四五个。如嫌不够，再增几个也不难。然而，这有什么用呢？又有许多人，以为自己拿到政权就有办法；其意似乎就恨政权不在手。其实要上台有何难？上台之后，一样的没有办法。说起内战，还是起内战，武力横行，还是武力横行；法律失效；政治腐败，乡村常被牺牲，没有建设机会，种种还是一样免不了！不要说你上台不行；就是圣人上台也不行！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那里？问题本只一个，而眼前感受的痛苦或说是病象则可列举为几点：

    1.武力横行，法律无效————武力本来是最后的手段，而中国此刻几乎变成最初的手段，一上来就是武力。社会的秩序性已降至最低度。社会之成为一社会，全靠秩序；武力的露头、武力的横行，实在是不能再 严重的社会问题。其予我们的痛苦祸害，无法细数。怎样把武力慢慢收起来，而理性抬头，秩序渐复，是我们第一个要求。

    2. 政府的腐败————此指用人行政一切浮滥不经济，贪污不法。在此贫乏的国家为最大的浪费消耗，且集中人才而毁坏之，以种种不良习惯影响予社会；最可痛惜之事莫过于此。常听到有廉洁政府的呼吁，政府也或以此为口号。其实是一句解不通的话。如果一切都有预算，一切都有规矩条理，那末，循守无违就是了。有什么贪污廉洁问题？贪污就不容于法，格外廉洁也用不着。难道一月一百元薪水，偏要拿八十吗？从廉洁的口号，就见出行政上漫无凭准，未上轨道。要国家有转机，不能不先从政府改好做起。这是我们第二个要求。

    3. 下情隔膜措施不当————这里面包涵问题多的很。在政府，尤其中央和地方上级政府，不知做了多少为国为民的政令计划，而结果反而给老百姓加重痛苦，为害无穷。要真了解下情是很不容易的。即以我们在邹平天天讲乡村，说乡村，而所做所为尚不免隔阂之讥。试问高坐在各部、院、厅、府的长官，和留洋回来的专门家，其发号施令，有几成可以有当于事实呢？多少好力气都用在错道上，这绝不是小问题。如何宣通下情，使政府措施皆得其当，为我们的第三个要求。

    4. 内战及内战前内战后的一切————内战的直接破坏损失，固不可胜计；内战前，为养兵为购军火而滥用去的民脂民膏，和战后间接的破坏损失，更不可胜计。二三十年来国势的沉沦，国际侵略压迫的加重，全由于此。如何制止内战，是我们最根本的一个要求。

    总而言之，以上四点都是使国势急剧地向下，足以毁灭我们民族的。必须免去这个，社会才有向上进步的机会。这四点其病源皆是一个，就是军权政权分裂，国权树立不起。只要能稳定大局，统一国家，则其余一切自然可以就绪。内战问题是不统一不稳定的直接表露，固不必说；其余问题也总由大局扰攘不宁，常在一种临时状态中，一切讲不 起而致。大局稳定下来，好比混水慢慢澄清，有什么问题才可以觉察发现，才可以讲求解决之道。要紧的就是要开这发觉问题解决问题之门。所谓中国政治问题的相当解决，就是这个；就是要做到“统一稳定”四字。这样才开出来机会让社会进步。乡村建设非他，就是有方针有整个计划的，使社会进步到达一个理想社会的工作。这工作的开始，不能不以大局统一稳定为前提。但如何可以做到统一稳定呢？

    笫五节　解决中国问题的动力在哪里

    上节我们指明了我们迫切要解决的问题；现在则想求得解决问题的那个动力，问题便好解决。有人爱谈计划、方策、办法（类如中国应如何行经济建设等），而问其如何能见诸实行，则答不上来。这样，就可证明他未曾想到解决问题的动力，其所谓办法显然无用。办法实在不忙讲，要紧是寻得解决问题的动力；没有能动的力量，一切都是白说。能动的力量有了，他自然会想办法，比你替他想的还周到切实。又有人勇于自任，仿佛国家问题、社会问题，从个人的志愿、同志的号召，就可解决。其实我们在社会中甚为渺小；社会决定我们，我们却难要他听我们的。天下大事非你我可以解决；解决的力量天然存在于问题之中 。任何聪明有本领的人，也不过有眼光能发现这力量所在，而投身于其中，藉着自然形势的力量为他的力量。必须这样，而后拿出来的办法，才是从眼前脚下可以一步一步往前走的；而不是托希望于不可知之数，这眼光也不是天生的，是从历史启发出来的。

    关于解决中国问题动力的研究，我早曾写过《中国问题之解决》一文，又《我们政治上第二个不通的路》一文均曾谈过（均见《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兹节录前文于次：

    一、中国问题之解决的主动力何在？换句话说，靠什么人来解决中国问题？

    二、中国问题之解决的方式如何？是改良，抑或革命？

    要决定这两点，必先认识中国问题是个什么样问题？譬如认定中国问题是在外不在内，如同印度人受制于英国人一样：那末对第一点，就应当是整个中国民族来解决这问题；对第二点，就应当说是民族革命。又如认定中国问题在内而不在外，如同一七八九年法国革命爆发，或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爆发一样；那末对第一点，就应当是社会中某阶级或其如何联结为原动力；对第二点，就应当是民主革命或社会革命。诸如此类，可推而知。

    从一九一一年的中国革命看去，很像是中国社会内部问题，即是对待满洲皇帝之一种民主革命；但从一九二六——二七年的中国革命看去，又像是对外打倒帝国主义的运动，而且含着浓厚的经济革命色彩，现在对中国问题的看法，不独国民党与共产党不同；即在国民党内或共产党内，也复见解纷歧派别对峙；至于其它如国家主义派等等更不须说了。又如胡适之先生不认中国为对外问题，也似不认中国为对内问题，而有其五大魔之说；殆认中国问题在其本身文化上的缺欠。本来自数十年前之变法维新运动，以及十年前之新文化运动，大家都是着眼在自己文化缺欠，而从事于改良运动的。罗素也尝说中国问题包有政治、经济、文化之三者。大概中国问题是在内或在外，是政治或经济或文化，几乎因时而异其向，因人而异其词；但似乎只有欹轻欹重之不同，没有专执一面或一点者。

    照我想，我们的中国问题大概就是这样复杂难言的一个问题，原不如别人家的问题之简单决定。中国问题的特征，一则是“不一”；二则是“不定”。“不一”，是说外面内部以至种种都有。“不定”，因其不一自然不定；而我们意思更指问题中的各方面，其关 系不决定。关系决定者如封建地主与农奴、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帝国主义者与其殖民地。但中国问题中，方面既多，关系复含混模棱不定。就外面说，压迫侵略我们的欧、美、日本帝国主义者并不能一致对我，形成彼此简单的两方面；而且我们也只是半独立国家，未曾干脆地作了人家殖民地。就内部说，则中国社会在封建社会与资本社会之间，谁也说不清是个什么社会；俄国共产党干部派尝名我们为“半封建”。————大概遇到中国事加一“半”字都颇适当。其实中国社会，一半因其不进步，一半因文化的特殊，乃异常散漫而流动。他不独没有形成阶级的对抗，乃至职业的或经济上同地位的联结，也每为家族的或地方乡土的关系之所掩 。（中国社会构造密于家族，亲于乡里，其它关系皆轻。）自满清推翻，共和宣布，法律上看去更像是政治机会已经公开而平等，但实际上则任何法律制度均未建树得起，廿年来已陷于无法律状态。于是乃由散漫流动，而更进于混乱不清 ，此时而欲于其问分出几方面，判定其关系，直为不可能。

    中国问题既如此不一定，因而于我们所要讨论之两点，自有许多不同意见出来。关于第一点大概有下列几说：

    一、全民革命说国民党中吴稚晖先生主之；又国家主义派也同此主张。大意在反对沿用共产党之阶级斗争观念，为农工小资产阶级联盟之说者。他们大都声明“全民”非中国人全体一个不缺之谓；但表其为各阶级大家合作，不出于某阶级或某部分人。

    二、各阶级觉悟分子团结革命说国民党中汪精卫先生主之。他说国民党是超阶级的，由于各阶级觉悟分子的结合来行革命。他从民族对外来立言；其意也在反对一阶级革命说，及某某等阶级联合革命说。

    三、农工小资产阶级（或小市民）联盟的革命说国民党中 所谓改组派如陈公博等许多人倡之。他们说国民党要在这三项人上成立其革命队伍，并且最好有一定比例即农百分之五十，工百分之三十，小资产阶级百分之二十。其意革命必有某阶级或某部分人为被革者，及牵于利害不肯革命者；若云“全民”即等于不革命。

    四、被压迫民众的革命说十七年南京中央党部颁发出来的党员训练大纲，于上列三说均不取，而说：“中国社会大体只有农工商学兵妇女各界地位职业和性别的区分，而没有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阶级对立之显著事实；而农工商学兵妇女各界民众互相间不仅没有激烈的普遍的深刻的利害冲突，他们所受痛苦和所欲消灭的敌人大体又复相同；所以全国被压迫民众不能不团结一致，共立本党旗帜之下，谋全民族的解放和全社会生存问题的解决。”

    五、有产者革命说一九二三讫一九二七年以前的共产党，大都认中国革命属于对外的民族革命及对内的民主革命；而这种革命都是要出自资产阶级的。一九二七年以后共产党里面对中国问题分开两种不同见解，其中斯大林派（或称干部派）仍不出此意；所以他们以为中国将来的政权应该是资产阶级性的工农民主政府。

    六、无产者革命说共产党中反对现在干部之托洛斯基派，认为中国社会已资本主义化，而且自经两度革命（一九一一年及一九二六——二七年）后，资产阶级也已掌握政权；此刻正革命高潮一时歇落之际，将到临之第三度革命应当是无产阶级起来树立其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如同俄国的十月革命一样。

    上列各说，有的不能令我们满意，有的我们认为错误。论者若非否认中国革命之对内性，即不应将革命力量笼统地属之中国人，如所云“全民”，或“一切各阶级”。我们本来问，靠谁革命？乃回答，全都革命；实没指得出来。汪说也不能稍愈于吴说。所谓觉悟分子之“觉悟”何指？必不能是和尚悟道之“觉悟”；自该是觉悟 要革命之“觉悟”。说各阶级觉悟分子来革命，即等于说：“谁革命？要革命的人革命。”这话如同没说一样，何能令人满意！被压迫民众说也不能稍胜。这等于问，谁起来反抗压迫？而回答，被压迫者起来反抗压迫；宁非无味。况且眼前的中国社会已完全陷于无法律无秩序状态，压迫者与被压迫者已失其决定性，而没有分野。因最高权力寄于枪杆，大小不等，头绪纷纭，又且是转移无定，得失瞬变的。凡此近于滑稽，无当事实，囫囵吞枣的说法，一半固由中国人喜作不着边际的巧文章；一半正为中国原是这么混乱复杂没从指划剖别的一个东西。其他三说的批评；及各家说法的真正短处，则讨论到后面比较之可见。

    我对于第一点的答案是：

    中国问题之解决，其发动主动以至于完成，全在其社会中知识分子与乡村居民打并一起，所构成之一力量。

    欲说明此答案，还须翻回说明中国问题。照我的分析研究，现在之中国问题并不是其社会内部自己爆发的问题，而是受西洋文化的势力 （欧美并日本皆在内），压迫打击，引起文化上相形见绌之注意，而急求如何自救的问题 。大家要注意，中国社会内部并不是没问题；————至少满洲统治者是一个问题。但若东西始终隔绝，中国还是中国，不受西洋文化影响，即有问题爆发出来，其性质其形式也必非如现在这样。他将为旧日历史的重演，而必不会有新式的民主革命、民生革命、共产革命。“现在之中国问题”，发自内部者轻而来自外面者重；或也可说，由外面问题引发内部问题，并以外来的新形式演之者 。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颇能点出中国问题的内涵是些什么。其民族主义就是外面问题；————民族对外自求解放。其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就是内部的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虽曰内部问题，而实从外面引发的。所谓“外面引发”， 具有三义：

    一、受外面的压迫打击，激起自己内部整顿改造的要求；

    二、领会了外来的新理想，发动其对固有文化革命的要求；

    三、外面势力及外面文化实际地改变了中国社会，将其卷到外面世界漩涡来，强迫地构生一全新的中国问题。

    因此，其所谓政治问题经济问题乃含有多分世界新性质，而不能不与外面相关，直可说成了世界问题之一部分。问题虽如此具有外面性，然而语其问题之如何解决，乃又重在内部。外面迫害所以有不可抗之势，及新理想为什么使中国人对固有文化起革命，乃至中国为什么不能改变推动外面世界而被改变于外面被卷到世界上来，胥由自家文化的特殊性与其很大缺欠而来。唯有将内部文化补充增高，使其物质与其人渐得跻于外面世界水平线的程度，是其问题解决所必要的功夫，而断不是以排开外面迫害为解决的。说到此处，使我们想起胡适之先生于打倒帝国主义不置意，而独创其五大魔之说，虽立言不免稍笨，而正非无所谓也。本身的缺欠由外面相形而益见。中国人于其固有政治、固有经济，初未必到了不能安不能忍的分际；其所以成为问题，实有文化改良、文化提高之意义，与其不得不然之势在。故我以为中国问题的内涵，虽包有政治问题、经济问题，而实则是一个文化问题。

    按照上面的分析与说明，就可知道中国问题的发动，不能不靠其社会中之知识分子，而且必须是最先与外面接触的知识分子 。因为问题虽普遍地及于中国人之身，而看见了解这个问题的只有他；问题之紧迫虐苦或更在蚩蚩无知之分子，而感触亲切成为问题并有一方向摆在面前的，则必在他。我们试按之于历史事实，自变法维新运动、立宪运动以讫两度革命运动，其发动奔走者何人，就可证明了。日本人长谷川如是闲的话是对的；他说：“中国革命几为知 识阶级的事业，在一种孤立状态”；又说：“这知识阶级，人虽是中国人，但产生他们的是欧美日本近代国家的历史。”我们还可加上一句注释：第一度革命多是游日学生；第二度革命则是游俄学生。而革命人物多出自沿海的南方各省，革命势力且必以广东为根据地，似也皆由问题性质所规定而然。

    不但问题发动，非于问题有认识的知识分子不可；尤且是解决问题的功夫，即是文化之推进增高，更非富于世界知识的知识分子不办。所以我们说，中国问题之解决，其发动主动以至于完成，都要靠其社会中知识分子的。似乎一社会问题之解决，原无不靠其社会中有头脑有知识者；一革命运动之前驱，原无不是思想家知识分子为领导者；何必独于中国为然？这其中却有个分别。在问题简单决定的社会，其问题是摆出在客观的，凡在问题中人于其方向所指，不必宣之于口而已喻之于心 。大抵是两方面：一面是要维持现秩序；一面是非破坏现秩序不可。所谓思想家者，不过于此时供给一套否认现秩序的理论与建设新秩序的理想；其破坏现秩序之革命基础力量，原别有在而不在他。新秩序之建设完成，自也要假手有头脑的人才行；然而方向之决定不在他身上。于此际，思想家有头脑者是宾不是主；主人自有在也。然若中国问题之真正主人为谁邪？以民族问题言之，宜为吾全民族；以政治问题言之，宜为有资产者；以经济问题言之，宜为无产阶级。问题复杂牵缠，主人多歧不定，互相消而等于无。如前所示国共两党各派领袖之聚讼纷纭，是有头脑者且迷于所向，彼社会中一般人更不自辨其出路；此时所得而依为解决问题之能动力量者果何在邪？于此际也，所谓在孤立状态的革命者之知识阶级，已自落于主人地位；欲不为主人其又让诸谁？更进一层言之，中国问题的特殊性，其民族问题并不径直对外排开迫害，而引发内部问题；其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均非径直自 己发生的问题，而实于对世界为文化增高上有其意义。若果径直对外抗敌，或可合全民族为一力量；今引发内部问题，则何可能？若果径直自己发生的政治问题，或径直自己发生的经济问题，则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或可当主人之位；今顾非是，则何可以相拟？要知道，中国问题根本不是对谁革命，而是改造文化，民族自救，重大的民族自救文化改造问题，早掩盖了其它问题；纵有革命亦是在民族自救意义内的，此民族自救运动，求诸全民族则宽泛无当；求诸某阶级某部分人，则狭窄不洽；而谓不在接触外面之先知先觉感触亲切之志士仁人而又在谁？文化改造之任，不在一社会文化中心之知识分子而又在谁 ？于此际也，先知先觉知识分子明明是主而不是宾矣。

    我们现在可以看出许多先生呆笨地想从农工、无产者、被压迫者，寻求中国革命的动力之错误。在他们是设想这些人都是在政治上经济上机会最不好的；则要起来推翻现状，求政治上经济上机会平等的，必是这些人。他们殊不知：

    一、散漫流动又加混乱失序的中国社会，其政治上经济上机会之种种不等，非限于阶级大势之定然，顾落于个人运际之偶然；个人自求出路于现状之中，较诸破坏现状为社会谋出路容易得多； “非革命不可”形势造不成。不要说他不革命；革命了，他个人稍得地位机会，便留恋现状而落于不革命或反革命去。

    二、在大势上定无好机会者，则唯穷乡僻壤蚩蚩无知之人。可以说：在中国现社会受压迫剥削最甚者，即于知识智力最低者。他不但没有新知识而已，同时他大半是离开外面世界最远者，陶铸于旧习惯最深者。他不动则已，动则为翻转回去的动。天下岂有问题中正主人，其解决问题的方向，走向反面去者？与其认他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动力，不如说他正是中国问题的对象 ；前所谓文化改造民 族自救，其功夫正要在他身上做也。

    反之，如果我们承认解决中国问题的人，必对于现代问题有判别力；则无论从其知识程度之取得测之，或既得后推之，其人在政治上在经济上机会固已甚优越。中国问题可说是一个变例：革命的，不在多数被压迫剥削的劳力生产者，顾在少数可以压迫剥削他人以自了之人。这全为中国革命，是受外来文化刺激而为意识地牵拉使之向前改变；不同于因经济演进而社会自尔机械地被推动向前变化，如西洋往例 。

    据说中国不识字的人在百分之八十以上。此百分之八十以上之不识字的人，大概被压迫剥削之劳力生产者占成数很多；其百分之十至二十识字的人，则军政各界土豪劣绅一切混饭寄生之辈占成数很多，而革命分子正也居其中。中国革命至少要出于识字的人；因为不像在西洋社会里，纵或受不到有形教育，其无形教育影响正大；在中国社会里，不靠有形教育作接引，更靠什么 ？但虽说中国革命必出于知识分子，而不能说知识分子一定革命。其革命或否，全在他意识的自由，几乎就是热心不热心的问题。在共产党自不爱听这话，然而他自己正也不能逃于此例。北平的大学学生虽多，究不胜洋车夫多，而共产党尽多是大学学生。此大学生之愿意作共产党，正如他同学之或愿作传教士，或愿作买办，或愿作官僚政客一样。

    我们对于感受迫害虐苦的多数人之亟求解除苦痛那件事实，原不否认；只是他自己大没方向。然此自是社会中潜伏的解决社会问题之一大力量，为有革命方向的知识分子所必凭藉。否则，知识分子而热心革命者为数几何；又何能斡旋得全个社会成此远业？不过照我们的认识，他是宾而不是主耳。主与宾，何由定，方向在谁身上，谁是主；从乎其方向来完成其事者为宾 。于此，可以打个譬 喻。一社会知识智力之士，是其社会头脑心思之所寄；社会众人离他不得。一个人的行动，虽无不经过头脑判定而身体活动出来；但方向有早决于体内者，有待决于头脑者。唯社会亦然。西洋革命往例，好像一个人饥饿或干渴的问题先发自体内；而头脑为之觅饮求食。虽问题的判明与如何活动无不经过头脑者，而方向固已早决于体内，且上达之于脑，头脑不过从而映现于意识完成其事耳。饥一定求食，渴一定求饮，无容商量。现在的中国革命，好像一个人病了，身体内种种不适，而头脑为之觅药求医。此时问题的认取，————病在那里？解决的方向，————当吃什么药？一待头脑慎思明辨而后决；甚至身体初时尚不爱吃这药，待服下去后，方感得好。是则头脑决定方向，身体从而完成其事，比之前例，主宾互易，正自不同也。

    所谓革命的知识分子所必凭藉的社会中潜伏之一大力量，我是指乡村间居民而说。我们可以看见历来对于中国问题之发动，有两种不同形式：

    一种是通习外面世界情势之知识分子所发动者 ；历来的各种维新运动、各种革命运动皆属此例；

    一种是不通外面情势之内地无知农民所发动者 ；同治、光绪年间闹的无数教案，1900年义和团之扶清灭洋运动，以及近年北方各省之红枪会、天门会，四川之神兵等等皆属此例。

    虽然前一种也未见得果能认识中国问题，而为有眼光的发动；但其所认识的在当时就算最有眼光，而仿佛无以易之的了。若后一种则正同于一个病人为痛痒苦楚所激起的身体乱动 。许多先生期望径从这里得着解决中国问题的动力，当然是错想；然事实上却也不能外乎此，而成其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动力 。解决中国问题的动力，殆在引后种动力并入前者，而为一种动力 。然而这引的功夫，是要 由前者来作的。换句话说，革命的知识分子要下乡间去，与乡间居民打拼一起拖引他们上来。

    于此，我们要分两步说明。

    先说明我们为什么不用“农民”“农工”“被压迫民众”“无产阶级”等词，而特标“乡村居民”。我以为“有产”、“无产”是不适于拿来分别中国社会的。“产”若作生产工具讲，则有二亩地的贫农与自营手工业者都应有产了；有产无产相去不能以寸。产字若即作钱字解，则有钱无钱其以多少为准，更不好分。以“压迫者”与“被压迫者”来分，没有指实，不成一句话；而且已混乱无序，分别不来。农工二字似有所指，然其散漫与不一致，亦几为一空概念，没有实体。现在中国社会，其显然有厚薄之分、舒惨之异者，唯都市与乡村耳。此厚薄之分，在旧日固已有然；自西洋式的经济、西洋式的政治传入中国，更加取之此而益于彼；近年军阀与土匪并盛，一切压迫掠夺所不敢施什一于都市者，骈集于乡村；既饱则扬于都市。固然中国无所谓逃于封建领主的自由市民；然身体生命财产的自由，在都市居民比较还有点，乡村居民已绝对无可言者。乡村居民的苦痛，表现中国问题的灼点 不堪其苦者，避居于都市或外国租借地，便仿佛入了另一世界。故中国社会本不好分判得开，唯乡村与都市无论就政治言就经济言，却见形分势异 。避离乡间者皆地主乡绅；其所余乡村居民内部非无问题，然宜待后一步解决 ，我们所以不称“农民”而称“乡村居民”，其意盖在此。又交通不便，阶级不明，散散漫漫的中国人，其职业的或阶级的联系，远不如地方同乡里的关系之深、团结之易。而在都市中人则不足语此；他们是疏落不相干的。只有同一个乡村的人较为亲切，有时能形成一个力量。一面激于痛苦，一面易有团结，此所以为革命的知识分子所必凭藉也。

    从历来中国问题之两种发动看去，其间有一大苦楚，即两种动力乖离，上下不相通 ，在下层动力固盲动而无益于事；在上层动力，以其离开问题所在而纯秉虚见从人事 ，其结果乃不能不落于二者：

    一、搔不着痛痒 ；

    二、背叛民众 。

    所谓离开问题，即指其离开乡村；所谓纯秉虚见，即指其但袭外来眼光，摸不着自身问题，不为欧洲近代文明之景仰，即为欧洲最近潮流之追从。欧洲近代文明，一都市文明也；景仰都市文明，岂所以振拔乡村痛苦者？自教育实业警察陆军之兴，法律政治种种之改良，而乡村痛苦乃十倍于前！然此其背叛民众犹为不自觉的。欧洲最近潮流，一都市文明（或工业文明）之反响也；追从都市文明之反响，其何当于解决乡村问题？自国民革命兴，而军阀益以强，捐税征发益以重；自共产革命兴，而土匪日以张，乡村墟里日以毁。纵将巍巍的中央政府成立起来，其如早已离开民众而至背叛民众何？当初固自号代表多数民众，现在也非不自知其离开民众，背叛民众，而究竟无法纠正，无法善后！盖不从乡村起，自不能归本乡村；离开乡村，即离开民众；入手即错，其不走向背叛民众去固不止也。

    我敢断言，如果这上层动力与下层动力总不接气，则中国问题永不得解决；而上下果一接气，中国问题马上有解决之望。

    最要紧的一点，是中国问题自外引发，而非内部自发的。如果没有外力进门，只顺着它自己历史向下演，它只能为一治一乱的循环，而不会有近代式的革命。清廷固然有一天要倒，但不过再出一个明太祖，而不会出孙中山。因为问题不在内，所以不是阶级性的 ；因为问题自外来，所以是民族性的 。因此，就不要以阶级眼光寻求动力。再则，中国 问题是整个文化问题，而包有政治问题、经济问题。要谈政治问题，要谈经济问题，须不要忘记它原是一个文化问题 。因此，知识分子、教育工夫，遂为解决中国问题的要件。留洋学生在动力上，几乎要占第一位。中国的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必生于澳门，长于香港，而不出于陕甘等内地；中国革命同盟会，在东京开成立会，独缺甘肃人；也就是为此。

    从中国社会的成份上看，除知识分子外，还有三项重要的人。一是军人；二是工商业者；三是农民。表面上看，军人最有力量；其次工商业者有钱，也有力量，农民虽多，而太散漫固陋，不见力量。知识分子虽在解决中国问题动力上极重要，却不能单独解决中国问题。过去总是结合军人，以为这个最有效力。然中国军人在经济上，无其地位根据，他非间接取之于旁人没饭吃，就非得旁人拥护不能稳固其势力。你靠他，他还不知道靠谁！在社会上真正有根的势力，还是在经济结构上不可少的人（地主、资本家、农、工、商）。军人绝不能代表社会；与军人结合，则自己也同变成一种无根的势力。所以知识分子不联合工商业者，就要联合农民才行。工商业者的力量虽可见，而在中国大社会里还是太小。农民的力量虽不见，而在中国大社会里还是大的。工商业者似乎好联合，而其实怕联合不上。农民看着不好联合，而其实必然还是他。并且联合工商业者，不免遗漏农民；联合农民，却包涵得工商业者（后面自详）。知识分子今后要想在解决中国问题上表见力量，非与农民联起来，为农民而说话，以农民作后盾不可。

    上说联结农民，就是要去组织乡村。所以要组织乡村的，上面所引文中亦说及。就是三点：（一）地方乡土关系，重于职业的联系；（二）乡村有其整个性，更且我们此时要以乡村作整个看；（三）一乡一村团结较易。再从工商业者要依于乡村而存在那点上看，则工商业者也未尝不可一同联包在内；那末，不仅代表农民，也就可以代表大社会了。

    第六节　解决眼前政治问题的途径

    我尝想写一本书名为《中国政治问题之社会形势论》，现在未暇去写。大意是：要解决政治问题须理会其社会形势 。凡事都有个窍要，解决政治问题的窍要，须在这里求。那末，中国社会形势是如何呢？且不忙一口道破，先从事实上来指点看。那就请看，中国的内战、中国的分裂，是和外国不同的，例如美国从前也有南北战争；例如英国也有爱尔兰要求自治独立的事。但其性质、其事实内容，与我们显然两回事。他们是社会与社会冲突，而我们则只是政府与政府的冲突。他们是这一方社会与那一方社会不合，而反映到政治上有分裂有战争出现。我们则尽你政府与政府开战，于社会并不相干。我尝说，如果许我们说一句不通的话，我们可以说：若将政府除外，中国国家原来是统一的 。不过，可惜当说国家时，没有把政府除外的道理罢了。因为我们亲眼看见，当南北战争时，全国各省教育会，还照常举行全国联合会；乃至全国司法会议，那还可以开。这在外国人无论如何弄不明白的了。像从前齐（燮元）卢（永祥）之战，并非江浙两省地方上人有什么问题，而且两省人士还联合起来呼吁息兵呢！又如刘湘与刘文辉打仗，绝不是川东人与川西人有仇。二三十年来的内战，哪一件是问题发生在社会的呢？可知中国之分，分于上；外国之分，分于下 。

    我们早说过了，中国人向来过的是散漫和平的生活；西洋人过的是集团斗争的生活。他们的国家虽是统一的，而其社会则有许多不同的分野，此疆彼界，隐然敌国。这许多分别或从宗教来，或从种族来，或为地域关系，或为阶级分化，或因职业联系，或因身份不同，种种问题多的很。大约最早的关键在宗教 ，后来的问题在阶级 。所以背景来历，都不是很浅；利害冲突，每每躲避不开。生在散漫和平社会中的我们，简直意识不到其意味之深刻、情势之严重。中国人恰好与他们相反。谁和 谁也不是仇敌；谁和谁也不是一家。也没有不容躲闪的冲突，也没有利害一致的相联。说分不分，说合不合，此其所以为散漫。从整个大社会说，倒是雍雍熙熙大家怪和气的。尤其浸濡在中国文化的中国本部地方，人口尽管数万万之多，南北东西千万里之遥，大山大川的阻隔，旧日交通之不便，曾没有什么分裂离异问题发生。反观西洋，英伦三岛已经很小，而爱尔兰与英格兰还要分；爱尔兰已经很小，而南爱尔兰与北爱尔兰还要分；简直让我们不可解，以中国之地面，以中国之人口，若搁在欧洲，不知分成若干国家，演成多少国际竞争。然在中国，竟是情感相通的一个社会而不分。此中消息正应该仔细参详。

    我们再来看二三十年来的内战，其间军事首领彼此为友为敌，忽离忽合，前后变幻同于儿戏，恐怕他自己本人事后想起来都会失笑。同时在政争上的政治人物各大党派，思想之左倾右倾，主张之忽彼忽此，转变离奇前后矛盾，也有同样情形。追源其故；恐怕就是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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