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政治问题的解决

怕就是因为各人均没有一定背景，所以就没有一定立场。若在西洋社会的政党、革命党，各从其社会上一定基础背景而来，哪能没有其一贯的立场。所以我尝说，中国社会天然不能产生党团。强要模仿外国组党，组出来也是假的。外国是从其社会分野，已先分为几方不同的势力，相抗衡，相竞争，从而有党的组织。其党也真，其争也公。中国人则先无所依据，只为有所争夺而结党，其争也私，其党也假。否则，如国民党、如国家主义派，超然不着边际，想要代表全体，代表一切，结果是一切代表不了；空荡飘浮，不成其为党。在外国一党的政纲政策一切主张，多半是从他自身发出来的亲切要求。而我们的三民主义，则只是三句好话，人人得而赞成之：却是毫不亲切。我为此言，不是指摘国民党，我是点明这正是中国社会的产物，全不合西洋格律。

    我们反复申明的，不外要大家深刻地认识中国旧日社会之散，深刻地认识今日社会之乱（这均在前讲认识问题之部讲了很多）。散漫而又 乱了向的中国人，表见在政治上，自有如上所说那可笑的情形。而因其夹着武力一个因素在内，就变成了人间的惨祸。武力是一工具，待人来用。人是散的，武力何能不分？人是乱的，武力何能不为祸？武力这工具，至少在今日还不能废，不但用以卫国，并且国内秩序的维持仍少不了它。普通都是法律摆在前面，而武力为后盾。法律显，而武力隐。在极有秩序的国家，连警察都少用，更用不着军队；但始终有武力在。这就是统治被统治未能泯然化合一体的原故。当前的问题，只是“如何善于控制武力而用之 ”的一个问题。武力问题安排妥当，政治问题就得一相当解决。

    我们来看人家外国武力问题是怎样安排的呢？表面上他们武力是属国家所有。但国家一半为实体；一半是假名。所谓假名，是指其社会里面分成几方不同的势力，矛盾冲突并非一体。但此矛盾冲突之几方面，实又互相依存而不可离，对外尤见其统一性，所以一半还是实体。其武力所以很少对内用而多为对外用，就是其一半实体的表见。其武力总不免有对内维持秩序意味，就是由于内部矛盾而有的必要。从对内说，武力属国有的话，就非真。此时武力实属于一方面或一阶级，虽然也许不很直接不很明显。于是其社会就隐然成为两面：在武力之上者为统治一面；在武力之下者为被统治一面。两面是粗分着说；若细加体察，实像一复杂的机械，在巧妙地结构着 。因为是其社会内大小强弱几方不同势力都在参加，而且若分若合，一起一伏，关系位置各有不同。在统治一面，大约是一种势力，或以一种势力为主。也许他原来就占优势，也许凭藉政权就更以强越。遇事当然要听他的。他对外就代表国家；对内虽不免有其自己立场，但总是以公家名义维持大社会。所以内里非一事，而外则处处表见为统一国家者，就赖此。质言之，在一国里面必须有此一较强势力隐然为中心支柱才行。

    前说：中国之分，分于上；外国之分，分于下。所谓分于下，就是 下面尽管有相抗衡相竞争的诸不同势力，而无碍上面政权的统一。所谓分于上，就是下面尽管不见有此疆彼界隐然敌国的各方势力，而上面政权却不免分裂。不留心的人一定以为外国内部没有什么分裂问题，只有中国才四分五裂。其实颠倒了。中国这种分裂浅浅地在表面；哪有外国内部矛盾的尖锐、冲突的严重呢？不留心的人一定以为中国社会既然没有什么此疆彼界的分野，那国家还不应当统一吗？其实颠倒了。正唯其为有此疆彼界，融浑难分，所以没有成片段成形体的一种势力，可以为中心支柱，可以越居统治一面 。而在经济组织实际关系未达于社会一体的时候，统治被统治就非分不可；你融浑难分，也得分！有本有源已成片段的势力既不可得，临时凑合又凑合不像（国民党等党派），于是只落在姓张的姓李的这一位那一位的个人头上。然而若大一个大社会，那一位也包办不来，则“分裂单弱而不固定”就为不可逃的局面了。

    或者有人要问，历史上的中国不亦是一人为万姓之主吗？这个我们早讲过了，历史上的中国是没有政治的；武力是收起来的；以教化代政令，以礼俗代法律，是消极相安之局，非积极统治之局，在今日消极既非环境所许，强调的统治就得武力才行。武力必须操于阶级，不能掌于个人之手（此层前已讲过）。且在反对“家天下”之后，军队地盘属个人私有，众情不容；在推翻专制皇帝之后，大权独揽也为群情所不平。往日的一切迷信和礼教已经破除；新兴的“革命”与“打倒”正好借词；实在谁也维持不了这个局面。然而核心问题还在武力无处交代。我尝在乡间看见大批军队走过，我就纳闷：这是谁的武力呢？这是中国的吗？在逻辑上当然可以这样讲。但中国又在那里呢？实在太空泛，不亲切。他们名为西北军，那末，算是西北地方所有的吗？按之事实，亦不是。那末，他是冯玉祥个人所有吗？这倒亲切一些了。然而他实在也没有这么大家业本钱来养这么些人，来置备这一切；他也没有这么大 家业需要这么大武力来保护。究竟谁要养这武力？养来干什么用？真成疑问。冯先生也不过其一时的指挥者，一个带兵官，似不能算一主体而据有之。那末，这竟成了天地间无主之物！你说玄不玄呢？无主之物当然容易被人利用，二三十年来合纵连横忽彼忽此，无目的，无主宰，完全失去其工具性（川局即为中国之缩影，研究中国问题者最好看四川）。散漫无力的乡村社会，就整个在这下面牺牲（参看前讲乡村自救运动一段）。而不晓事的人，还在做武力统一的迷梦。其实武力统一中国不难，倒难在谁来统一武力呢！

    谈至此，好像我们要想为武力造成一阶级势力为其主体了。不是这样；若这样，那便是不从中国的社会形势里去发见中国问题的解决途径；而硬要比照外国社会形势一步一趋地效颦了。况此主体也万万造不成的（社会无秩序则阶级培养不成，阶级不立而秩序更没有，二者如连环相扣，可参看前讲中国社会崩溃一段）。问题解决的窍要就藏在问题里面，近在眼前，何必远求。这边走不通，就走那边 将外国统一的法子，倒转过来就是中国统一的法子。那就是不求统一于上，而求统一于下 ，天下事情，短处翻过来就是长处，原来都是如此的。所谓求统一于下怎么讲呢？那就是求统一于社会。人家都说：国家统一则社会粗安；我们却应该说：社会统一则国家粗安 。在外国是把上面的统一掩盖下面的不统一。中国走那条道，既不可能，就把下面的统一来统摄上面的不统一，好了。中国社会不见此疆彼界，并不是联系融合了，而是散漫不成片段，反映在政权上，自然是分散的，现在就是要从社会方面做到下列三点：

    1. 要从散漫进于联系 ；

    2. 要见出一共同要求趋向来 ；

    3. 要比以前有力量 。

    这三点是相联的一回事。没有共同要求趋向，便联系不成；而联系 成了便有力量，无待更求力量。我们须知在外国社会里，所谓一方面的势力，即是一方面的要求。强越的势力，即是强越的要求。其国家的统一实在就统一于此强越要求之上 。全国一致的要求，偶然可以有，不是常有的。散而且乱的中国社会，就是苦于寻不出一强越有力的要求，掩盖其它；同时又说不上全国一致，而只见其散漫迷糊，离奇复杂，今日惟一要紧的事，必须调理出一个大方向（大要求）来，则大局夫何难定！ 明眼人一定可以看到此点的。

    中国社会，果然从一个大致地共同趋向要求而相当地联系起来，则无主的武力此时便隐然有了主 ；没遮拦的武力此时也不致没遮拦。二三十年来，内战说发就发，武力横行，人民的生命财产自由不当一回事，实为社会太无力量，一味消极忍让放纵所致。一种力量要它不滥用，自己约束没有外力牵阻的容易有效。社会的联系体也不能直接地自操武力；而只能是间接地控制了它 。此控制不外两面：一面可说是约束；一面可说是遮拦。中国武力问题的妥当安排，只有此道。————这是从中国社会形势所看出来的惟一的一条道，再没有别的道。

    第七节　一个具体的设计

    上面将如何解决眼前政治问题的途径说了一个大意。底下我们再将具体的设计说出来。

    我们的主张用一句话说，就是启发社会力量来稳定大局。这也不是新发明，许多人都曾看到此。记得曾有人（胡适之先生等）主张全国各职业团体联合起来过问政治；又有人（吴鼎昌、张伯苓诸先生等）提倡过废止内战大同盟，用意大都相近。可惜方法浮浅，缺点甚多，当然不会成功。职业团体联合之议，缺点在现来制造力量现用。要知新力量是 要一边养一边用的；未及培养锻炼就用，必不成功。而且所谓职业团体多半是空的，只想利用现成的东西，不想从社会深处来启发力量，也是不行的。所以有两个原则要记住：一是植根不深，便没有力量；一是新力量要在养中用，用中养，不得其养则力量不成 。废止内战大同盟缺点在专从内战损失之大，为祸之惨说话；徒以感情动人，而缺乏理智的分析判断。好像一个病人要不要开刀施手术，应当有很科学的诊断；不能说我怕痛，我怕流血。这样说话是太没力量的。我们对于中国问题，也须有一科学的诊断才能说话；说出话来才有力量。而且它只有消极的要求（废止内战），并无积极目标，可以往前进行。好比走路，只说不往西走；“不往西走”这句话，只能包涵在往东走那句话里边。若单说不往西走，谁知道你往那里去呢！这个断不会发生力量出来的。于此我们又有两个原则要记住：一是人类的力量在理智，缺乏理智便没有力量；一是力量生于积极活动，若只消极的要求不成其为力量 。于此我们又有两个原则要记住。

    我们具体地设计，就是将我们分析认定的解决中国问题的动力，给他组织起来。照我们的分析是：中国问题之解决，其发动主动以至于完成，全在其社会中知识分子与乡村居民，打并一起所构合成的一种力量。解决中国问题的动力，要在知识分子和乡下人身上求；已是无疑，不必再说：要研究的是他们以何种方式构成一力量。那自然就是我们乡村运动这一条道了。且不忙谈乡村运动，先来看看知识分子这一项人。

    知识分子这一项人，无疑地是在完成中国社会改造文化改造上顶重要的人；他们的力量是大的，几十年来兴风作浪，好事歹事都是他们干的。但力量虽大，多半枉用了。要想他们一改其在过去政治上、社会上有害无益的作为，而发生其正当作用，那必须先治两个病：一个是“散”；一个是“乱”。“散”、“乱”本来是中国社会的病，却特别表著在他们身上。散莫散过他们；乱莫乱过他们。他们领着头散；他们领着头乱。要想中国社会不散不乱；必自他们不散不乱始。他们的散，根 于中国无宗教而理性开发最早来的（参看前讲《认识问题之部》及《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一九五————二○○页）；他们的乱，就因为他们容易超然无一定立场，遇着这历史大转变、社会大改造时代，自然就思想纷歧，趋向靡定了。上天下地，由他去想；左倾右倾，一时而变。再加文人相轻，谁也不服谁。你有你的主义，我还有一套呢！心服口不服；口服心不服。在今日一个人若能说降十个知识分子，这本领就很大。怕圣人复生，也难将中国知识分子思想统一。废止内战大同盟，只说消极的要求，不标积极的主张，何尝只是有一个消极的要求而止。他实在晓得一提出正面主张，肯于签名随着走的，就没有几个人了。只说到废止内战而止，或者能广结同情（民国六、七年间，我有《吾曹不出如苍生何》一小册子发表，就是一种反对内战运动，当时也从消极立言，正同一心理）。此中苦心，足可证明在今日要想标出一主张倡导一运动之难了。然没有一共同趋向目标，又怎能组织起来；不依旧是乱的散的！此一问题，谁能答复？

    其次再来看乡下人如何呢？乡下人头脑没那末复杂，散虽散，大致还不很乱；心地实在，也不至于不肯服人；这是比较知识分子好的地方。然而他们有一大缺欠，就是十个有九个不识字，缺乏人与人之间交流沟通的工具。现在要为广大的联络，不是很小的组织，岂是口头约会就行的？非用文字不能谈组织，而他们就是不通文字，这一问题又如何办呢？

    说到此处，几乎智穷路绝。然而天下事，许多办法凭你想是想不出的，事实却会来凑泊你，殆有所谓天不绝人者。于是就有近十年来的乡村运动发生。从乡村运动不费力的就解答了上面两个难题。乡村运动由何发生，我们从一开头就讲过了（见前《讲乡村建设运动由何而起》）。现在叙一叙乡村运动发生的事实经过。乡村运动如不追溯很远，大概是发动于民国十四五年间。例如平教会成立的虽早，但其定县实验区则开 始于此时；陶知行 * 先生的晓庄师范，也创办于此时；今在无锡的教育学院，当时则经赵叔愚先生等各位以民众教育的名义，倡办于苏州；中华职业教育社在江南一带的农村改进工作，也于此时创始；还有华洋义赈会在河北各县乡间的合作运动，稍前于此时也有限。河南村治学院成立于民国八年，然豫鲁地方乡村自救乡村自卫却也萌芽于十五年间。就是王鸿一先生规定了农村立国制的《中华民国治平大纲草案》，也出版于此际。我个人所谓“乡治”那个意思，则决定于友人王平叔等自武汉北归之后，那恰是十五年尾。略就所知，屈指数之如此。时期虽如此凑巧相近，但实在各有各的来历不同。平教会是从识字运动，进而为乡村运动的。华洋义赈会是从救灾工作，不期而转到乡村运动的。晓庄为近年乡村教育的开山，那是从教育改造的动机而出现的。无锡的工作，则本于民众教育民众运动而来。中华职教社之农村改进，则为其职业教育运动之一新转向。河南山东的乡村自卫，是受刺激于兵匪之祸。若鸿一先生同我，则从中国问题多年烦闷后之一种开悟而来。至于各方面从救济农村而有的那许多乡村工作或事业，似乎是较后的事。

    在这面，有很可注意的一点，就是乡村运动很像是中国的一种新教育运动。这不但如平教会、如晓庄、如无锡、如职教社都本来是在办教育，研究教育，其为新教育运动固不待言。就如我们本非从教育转过来的邹平工作，自己也无意谈教育，而总是被人看做一种新教育运动。美国霍金（Hoking）教授以及教育家罗格（Rugg）等，全是这样看法；庄泽宣先生出席世界新教育会议，也以邹平当中国的新教育工作而报告。可巧我们的工作，也是藉着“乡农学校”“村学乡学”这些形式而进行，自己回省起来也确乎就是一种教育工作。又中国社会教育社，屡次开年会皆以“乡村建设复兴民族”为其讨论的中心问题。社会教育运动与乡 村建设运动，殆已合为一流（参看《漱溟教育文录》，二六九 ——二七六页。最近四川乡村建设学院改称教育学院，也可为证）。国内各地乡村工作，统算起来，形式上当做一种教育而进行的居多数。我们虽原初没想谈教育，而至此也不得不谈了，故有《社会本位的教育系统草案》一文，提出我根本改造中国教育制度的具体意见（见《漱溟教育文录》，一八○——一九八页）。其中指点出社会改造期间的教育，必须不同于常时；为完成中国革命，格外须有其教育设施。所谈的固然是教育，也就是乡村建设。

    随着这新教育潮流而来的，还有两点可注意的事。一是现在流行的所谓 “政教合一”（用此名词殊不的当）。其内容就是：办社会教育的机关，藉政府力量施行他的社会教育，而政府则藉社会教育工夫，推行他的政令。或将下级行政机关，合并于社会教育机关（江苏昆山等处以区公所合并于民众教育馆）；或就下级地方组织，而设教育机关（江西等处就保甲组织设保学）；或以教育机关，而兼负下级行政的任务。种种不一。很多人说此风气以邹平开其先。不管是谁开的风气；也不管这里面用意安排浅深粗细各有不同；总之大家都要走这条道，似不难普及全国。还有一点，也同在流行着的是 “建教合作”。其内容是建设和教育合起来进行。因为各省都有建设厅和教育厅，各县都有建设局（或科）和教育局（或科）；经济一方面的如农业、如造林、如合作等等向属建设范围，实有放在民众教育里面来推行的必要；而同时办民众教育，单在文字上不在经济上做工夫也不行。彼此互相需要，此即 “建教合作”口号的由来。这些风气都与乡村运动联混地在开展中。同时还有 “县政改革”一件事，从实验区实验县而亦联在一起了；地方自治遂也包涵在内。留心时事的人，更可以看见最近学术机关和行政机关，彼此渐相联络，作着一些研究改革的事，亦正为进行上几项工作，彼此有相需之处。种种名色、种种工作，牵联混合，让人看见很欠整齐条理，简直莫 明其妙。然而这是事实的演变要到这一步，你能怪得谁呢！

    我们谈这些话，是为什么呢？我们是想从近年社会上一些事实的发展，来证明我们对中国问题的分析，从而也就可以指点出知识分子和乡下人构合的方式来。我们以前分析中国政治上没办法的来由，曾指出“社会事实与意识要求不合”一层，非常重要。照通常的例子，旧社会秩序被推翻时，必其新社会之机构已孕育相当成熟；类似蝉之蜕壳；新旧之间自有一种交替。但今日中国问题不自内发，旧秩序以遭外来理想之否认，与激于民族自救之急切心理，骤被推翻；而新社会之机构初未有若何历史的孕育，遂致青黄不接，要想完成新社会的建设，自必先求社会的进步；而社会进步，则有赖经济建设。所以我们常说，中国要“以建设完成革命，从进步得到平等”，就是此意。然此推进整个社会向前进步的工作，表面上是经济建设为主，骨子里无在不是社会教育工夫。建设、教育二者，不能分开。新社会之所以为新社会，要紧的还是在人上，在社会关系上；不过人的提高、关系的合理，离不开经济条件就是了。从人一面说，就是教育；从物一面说，就是建设。物待人兴；建设必寓于教育。乡村建设本没旁的意思，就是要求中国社会的平均发展真实进步，其不能不归于教育一途，势所当然。

    所以有“建教合作”的话，从上也可明白。“政教合一”，则因为此新教育运动与政府的兴革设施，只能相顺不许相逆，亦不致相逆而必能相顺。其必互相借助，亦势所当然。但此新教育若迳纳入行政系统，变成下级行政，则大不可。此层前讲“乡村组织”已经谈过从社会改进而联及行政改革，亦当有之事。无论社会改进或行政改革，大事小事，任何问题，都需要学术研究来指导。学术研究机关与实际工作机关，渐渐取得联络，亦是时势需要使然。所以从学术研究以至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应当融合贯通成为一个系统，与各级行政机关大小地方组织，相配合相沟通，来担负推动社会谋一切改革进步之责。此一大机构实为建设 新中国所必要。此新机构成功，自无名色杂多，条理不清，如今日之弊。所有知识分子，无论为专门为普通，均可于此系统中，有其地位。或居实验室，或入乡村，各尽力于建设新社会之大业。并不要知识分子全都下乡；不过比例上，下乡者当居最大多数。其与乡下人相结合的方式，当参考我所讲之“村学乡学”。在原则上，那是最能适应中国问题的。其详，还请看《社会本位的教育系统草案》。

    似上不觉说向将来去了。就眼前说，一时还不能那样合理化系统化。乡村运动此刻正从不同的来历，在不同的地方，各自活动开展而互相影响着。大约将先为横的联络，纵的系统才得跟着而有；纵横辗转扩大去，逐渐走入系统化合理化。因事实在先，理论在后，结果自当如此。能于推进社会有最大效率的，要在纵的系统机构建立之后；而能于稳定政局开出社会进步机会的，则在横的广大联合之时 。前说中国问题苦于上层动力与下层动力总不接气，上下果一接气，就是转机到来。其头一步全在知识分子下乡。我推想是如下的：

    一、知识分子于回到乡间去之前或后，必须有相当联络组织。

    二、即从回乡的知识分子间之广大联络，逐渐有于散漫无统纪的中国社会，形成一中心势力之望。今日社会太没力量（尚不如清末），而只见滥充执行国权的军阀有无限威力；由此形势可望转移。

    三、知识分子下乡后，其眼光见解乃剀切问题而不骛虚蹈空，其心志乃一定于革命而不移；————知识分子若徜徉于空气松和的都市或租界，无望其革命；只有下乡而且要到问题最多痛苦最烈的乡间，一定革命。在乡间人一面，则渐得开化，不再盲动于反对的方向去；不为土豪劣绅所操弄，乐近知识分子而不疑，双方各受变于对方，相接近而构生一个新动力；于是仿佛下层动力得了头脑眼目，又像上层动力得了基础根干。

    四、此广大联合而植基某乡村的势力一形成，则形势顿即转移过 来，彼破坏乡村的势力乃不得不软化威胁克服于我。这好比病人身体元气复，生机开，则一切客邪不成问题一样。所谓社会中潜伏的大力量之开发而现其功用，即指此。

    此乡村运动之广大联合，我推想将始终为一联合体，为二重组织；而非单一团体。那就是说：各地的乡村运动，各为一组织，再联合起来；亦许联合之上又联合，总非单一团体就是了。

    我们再来说明这里面含有的意义。第一，知识分子下乡工作，可渐渐免除乡下人缺乏交通工具的困难；同时并促进其彼此间的联合活动。更且从乡村工作的联合，以知识分子为媒介，而农民亦不难广大联合起来。或有人问：这样不会知识分子冒充农民代表吗？我们可以回答：乡村运动除非将来不开展，如其一天一天能开展扩大的时候，其结果一定是将乡下人搅动起来，而不会只是知识分子唱独脚戏。开头固然知识分子地位重、力量大，不敢说没有以知识分子的意思为农民意思的事情。可是乡下人跟随着亦就起来了；他们的知识头脑渐渐开发，活动力量一天一天增长。终归有一天，这个势力的轻重大小慢慢地倒转过来。知识分子不能左右乡下人，而乡下人能左右知识分子。表面上也许乡下人听知识分子的话；实际上知识分子要为乡下人尽力，真能代表他的要求，他才听你的，不然，他是不听的。这个转变趋势完全涵在乡村运动之中，愈久愈见。所以从大势上看，前途是很稳的；知识分子没法子背叛民众，出卖民众的。更且要知道，我们的乡村运动与过去的农民运动在启发农民力量上是两条不同的路，过去的农民运动其所以领导农民者，每每目标太远太大，如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等等在农民都看得不切己，他没法子跟着你走。他要跟着你走，只有抛下了他的锄头拾起了枪杆。这在多数中国农民是不能干的，不肯干的。又如打倒土豪劣绅、废除苛捐杂税，虽然切近他的问题了；但纯属破坏行动，没土地没生路的少数农民也许跟着你走，大体上还是不行的。即令一时引动起来，也 许走到半路仍废然思返。在此破坏性的运动中，于农民自身的培养进步往往无暇做功夫（从某一面上也许有些进步）。终不如乡村建设运动在农民切身的问题上指点他向上求进步的路，从比较容易进行而于他有好处的事情做起，一定可以引动他起来，而养成他的力量。————这是说，乡下人只有借着乡村运动才可组织起来。

    更巧妙的，是解决了知识分子散乱纷歧的问题。试分几点说明：

    一、乡村运动只拈出问题，要大家注意，共谋解决；他和历来所有的运动径直标举主张者不同。历来各项运动莫不提出一个主张来，如主张废科举兴学校，如主张开国会行共和等；而乡村运动则只点醒人注意乡村，要向乡村下工夫而已。他于乡村的许多的问题，并未有一定之主张，很可以从容商讨。以主张示人，便有正反两面，或赞或否；谁能轻易相从？以问题示人，问题本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谁能否认？大家正无妨一同注意；注意之后，还无妨各本所见去下工夫，彼此不必强同？这是能容纳不同意见的人之一点。

    二、乡村运动如其说他有主张，那只是主张建设，主张进步，主张要合理化，像这样主张，又有谁能反对呢？我们常说乡村建设是求中国社会的平均发展，真实进步。进步是大家所共求，平均更易得人同情。所以提起乡村工作，人家总赞为好事。这是能广结同情之一点。

    三、乡村运动均不高谈主义，而切近事实去工作；这是人所共见的。谈主义则生争论，并且是永不得完的争论。着重事实找办法，事实只有一个，办得通，就是办法；办不通，不能算数。所以，不谈主义是关了分争之门；着重事实是开了彼此接近归一之门。此两门一关一开，大不相同。知识分子间所闹的许多不同，常常是名词之争、意气之争。愈争则愈争。什么事情本是相对的，而说起话来容易趋于一端。譬如倾向社会主义者，临到事实，社会抹杀个人太过，他怕也觉得不合适；倾向自由主义者，临到事实，个人妨碍社会太过，他也未必赞成。所谓人 情大抵不相远，事实未到跟前，彼此总是争执的，要想以意见消灭意见 ，是做不到的 ；只有以事实消灭之 ，乡村运动者很少发生口舌之争，而彼此在工作上倒颇能互相观摩，取益于人，就是为此。这是借着事实使大家自能归于一途之一点。

    四、乡村运动既各有不同来历，而中国地方太大，风土各异，也正须分头工作，没有一家包办的必要与可能。所以我们可以推断全国将永为一联合体，而非单一团体。这样，意气相投的人可以组织在一起；然后再与其它团体联合。联合的关系先来是宽泛的；顺着事实需要而加紧切。联合的中枢亦慢慢随着关系之增进而权力加强。这样就不是从一个中心向外扩大，而是从四下里集拢来，树立一个中心，这样就不是谁来包办，不是强人从我，而是各自都要舍己从人。此为最能将不同的许多方面收合在一起之一点。

    五、乡村运动并不像组党一样要拥戴一个党魁，号召一切。其将来最高领袖人物正可从小范围内陶炼而慢慢拔露，得到较高地位，以至最高。在团体组织中万不能无领袖；而领袖问题常有很多困难，凡以领袖问题而致组织上之困难者，这样可以减少许多。因人的不和而不能合作者，却可以增加大家彼此合作的机会。此第五点。

    总之，散而且乱的中国社会，天然不能产生西洋式的党团；而只能这样地凑拢联系起来，从分散而集中，从疏远而密近，从杂乱而到有条理。这是崩溃后的大社会向前去的一种转变。————惟一可能的转变；也就是促成知识分子可以合作的惟一机会；就社会说，是惟一的转机，舍此更无旁的转机可求。就知识分子说，只有这样才得有其供献于社会；不然，只有为害或不得其尽力之方。

    我们前说要启发社会力量，应注意之四原则：第一，植根要深。我们植根于乡村农民身上，就合了这条件。第二，新力量要一边用一边养，不可用之太骤。如我们这条道，农民在乡村中，乡村运动在大社会 中，正都是这样慢慢以成其力量。第三，缺乏理智便没有力量。我们这条道，全从对于中国问题的深刻分析而来。真金不怕火炼；尽你批评，更增认识。第四，要有积极目标做积极活动。乡村建设正是积极的，而且目标远大，又能从眼前从脚下做起。他的活动由粗浅到精微，由一方面联到各方面，正不难从活动而养成力量，所有原则都是相合的。

    第八节　几点的解说

    关于从乡村运动解决眼前政治问题，我们还有几点的解说。有人对于乡村运动能以解决大局问题，相信不及。其实二三十年来的大局问题，据我们看见不都是决于人心之向背吗？清廷为什么必得退位？孙总理革命为什么能成功？决不是实力的较量，袁世凯于统一中国之后，为什么几十天工夫便倾覆下来？蔡松坡云南孤军起义，又靠什么成功？十五年北伐，为用兵最多之一次，而其成功还亦不在实力。若以实力相较，则广东出来的三万多枝枪，如何抵得吴佩孚、孙传芳、张宗昌、张作霖，这些大军阀多少万的军队呢？总之，大局问题并不决于实力。一胜一负、一成一败，更非偶然。凡躬预其事，或留心时事者，都亲眼看见人心向背的力量有多么大了！本来散漫的中国社会，其人多半没有一定不移的立场。“得人心者昌，失人心者亡”的老话，就从这里产生。不过，总是要在大问题上才有较明白的反应；又只见其为消极的反应，不容易见其积极的表示罢了（消极否认，不积极拥护进取）。这其故亦是由于散漫。散漫了，有谁敢来积极呢？因此，“人心”这一大力量不易见得出，也就不好利用。虽不好利用，却不是没有。要对外复兴民族，非启发这力量不可。要对内解决社会问题，都非启发这力量不可。如何得从痛痒亲切处 ，条达出来多数人内心的要求 ，而贯串统一 之，是中国的生死问题 。得着这个法，便起死回生；得不着这个法，便只有等死！然而这个法是有的，明眼人自能看到。中国大多数人不是在乡村吗？经济上不是至今还靠农民支撑吗？他们的痛痒要求，抑闭而莫能伸；而他们的生死利害，又适为整个社会荣枯之所寄。那末，除了抓住这一点而导达之、启发之、贯串之、统一之，还有什么话说呢？人心在大问题上有反应，随那个问题都可有反应；消极上有力量，积极上更可有力量。只是没有人肯发深心大愿来做此巨大迂缓工夫而已；果然做去，解决大局问题何难之有。

    有人以为：乡下人数量诚然极大，但穷苦蔽塞，论其力量比都市人差的很远；启发社会力量不求于都市而求于乡村，似乎不行。不知在资本主义国家，其乡村与都市诚然非一事，而且其间显有矛盾；但中国不然。中国未走上工商业的路，大小都市皆不过军事、政治、文化的中心，以及土货洋货进出的商业中心，而不是生产的；其生活全靠农村维持。本末相联，说乡村未尝遗弃都市。这就从救济乡村的呼声，不发于乡村而发于都市，可以证明。自民国十九年后，全国农业生产力大被破坏，乡村购买力随以降低，国际贸易出口进口相牵的急剧减退，影响百业，牵动全国。（今年二十五年，全国农产丰收，工商百业立见起色，如响斯应）。此时最先感觉到问题而着急说话的，实是上海金融界。盖上海为全国经济总枢，而金融机关又像分布在全国的神经网系。它对于全国经济从农业这一根本点而动摇崩溃的线索关系，知之最清；其本身的利害甚切，所以前途的可怕看得最明。其次教育界虽眼光敏锐不如金融家，而热心注意则甚早，所以都从乡村立场而要求教育改造。其次政府，也很注意而图挽救，不过其自身陷于矛盾形势中，建设不及破坏多，可说有心无力（参看前讲《乡村自救运动》一段）。倒是身在局中的乡下人，苦痛也苦痛惯了；有苦痛也不会说；更不知其关系牵涉之大，尚认为一己的命运不济，所以正有待于启发。了解这形势，抓住农 村不就是抓住全社会吗？还有一个很好的证明。在历届的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上，到会的各方面的人都有。有的是中央机关，有的是地方行政官吏，有的是大学教授，有农业家，有工业家，有医学家，有银行家，有教育家，自高等教育以至初等教育，自学校教育以至社会教育，有学术团体，有宗教团体，还有社会服务团体，如是种种。其包罗之广，为任何集会所不能比。假使我们掩起乡村工作讨论会这题目，而要想从到会人身上发现这是一种什么会议，简直不可能。而且这是自动集会，并非命令召集；每个人都要自出旅费，并无那个任招待。这就是告诉我们 ，乡村问题是全国各行各业各阶层各部分－共同的问题 ；除此而外，更难找到第二个这样的题目。自此会场上看，我们觉得散的中国社会连为一体的机会到了。乡村运动的广大联合，实不难将全社会联系为一体，那里止于是乡下人呢？

    有人以为：要知识分子下乡，怕不容易；乡村运动既然是知识分子的下乡运动，其前途是很可怀疑的。诚然，今日知识分子与乡村间，有很多杆格不通的地方。一边骛新，一边守旧，一边生活欲望提高，一边生活最苦不过。所以无人肯去；去了，也不免做不通而跑回来。但如果明白几十年的社会变迁，和此时的社会大势，就知道知识分子虽然下乡不易，而终归脱不了下乡。所谓几十年来的社会变迁，就是中国自受西洋文化影响以后，不得不学西洋，而教育上的改变、学术上的改变居先。这种改变的结果，便是将乡村间的许多青年子弟引出乡村之外，不复能回去。因为西洋都市与中国乡村两边距离最大；而所谓新教育便是西洋化的教育，并且是都市文明体系中的一种制度。无论从知识思想、生活习惯，那一点上说，合于此者便不合于彼。所以乡村子弟受教育的那天，便是脱离乡村的那一天。恰好那时中国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乃至一切事均在模仿西洋。虽脱离乡村，仍不患无去处，至少还可以教书、办教育（此所以有轮回教育之讥）。但最初很希罕的洋学生，到 后愈来愈多了；而真正西洋都市文明的路又走不上去（工商不发达，都市无生产），就无出路可寻。于是自都拥挤在所谓军政学界。其饭碗竞争之激烈，未尝不是二三十年来政潮叠起一有力因素。乡村的负担入民国后便重于前清，几乎与年俱增，愈到后来愈重；亦无非为新知识分子愈充塞于都市，所谓军政学界不能不借种种名色强取之于乡村。初时乡村未甚破坏，尚可担负。入后乡村破坏愈甚，知识分子不独不能耐受其苦，兵匪骚乱亦受不了，走入都市者愈多；乡村竟成人财两空之势。而捐税敲剥仍有加无已，更遇大水大旱；“九一八”之变（北方各省受影响最大），“一 ·二八”之役（南方各省受影响最大），于是就陷于大崩溃（从二十三年至二十四年全国经济景象最惨）。到此时减轻农民负担，救济乡村的呼声，乃遍于上下。中央为此特召集全国财政会议，督饬各省厉行废除苛捐杂税。据财政部报告，各省自二十三年七月至二十四年八月，已实行裁减者共计五千余种，为数四千九百余万元。实际上其裁减究竟如何，不得而知，但往前去，恐怕有加无可加之势；知识分子再不为社会求出路，其自身也唯有陷于绝境而已。须知大家都要吃现成便宜饭是不行的；终有吃塌了的一天。如今已到此时际。只有转过来，合力为社会求出路，就在社会出路中有自己的出路。果为社会尽一分力，社会哪里能负你。所谓为社会求出路，头一步只有尽力于复兴农业生产，求全国经济的复苏；跟着从农业引发工业，完成经济建设。这是中国社会惟一的一条生路，也就是知识分子的生路所在。质言之，社会的生路要在乡村求，知识分子的生路也要在乡村求。这条路，初去是难，但愈走愈宽。都市里过剩的知识分子，尽你不愿回乡，而形势所逼恐怕非回来不可。自从乡村运动提倡以来，知识分子回乡已见其端。但难关尚未打开，只待运动再开展，而后乡村愈安定，生活愈好转，到那时一切转过来，自然没有什么难了。末后，乡村建设完成，则乡村都市不分；知识分子与乡下人也不分。统观社会前后变迁，好像当初有意地将 乡村子弟引出来；现在又送回去。当初若不出来，不行；现在不回去，亦不行。当初不出来，如何能洋化？不洋化，如何能与西洋文明接气，而引科学技术团体组织于中国？不洋化，如何能脱离乡村而逼成乡村崩溃？乡村不崩溃，如何能引起人注意乡村，而发动乡村运动？没有乡村运动，知识分子如何能回去，而建设新社会？一步一步相引而至，相逼而来，而结果是绕一个大圈，完成东西文明的沟通工作。

    中国原来是一大乡村社会。中西相遇，引发中国社会的变化，此变化的结果就是乡村破坏。所以我们常说一部中国近百年史，从头至尾就是一部乡村破坏史。然在此大乡村社会中，知识分子超居经济机构之外，其负担生产之劳者则无知识；即商人亦无甚知识中国文化是经济与知识学术分离很远的一种文化）。乡村一天一天破坏，在农工生产者虽感痛苦，因无知识，不能说话。知识分子虽有说话资格，而未易感觉若何切肤痛苦。同时复以没有在乡村以外的一种势力，与乡村相对待，乡村意识不分明，自没有人专为乡村说话。所以乡村尽管破坏，却从来不闻人呼痛，也没有发生激烈的争执。然而到最近这些年农村经济大崩溃，实达于此破坏史的最后阶段；好比利刃直刺到命根上，到底不能不痛，这才呼声四起。虽说为时甚晚，然而天下事大都不到最后不见转机 。到此才见转机，固甚惨痛；然而转机就是要从惨痛中才得有 。散漫麻痹的神经顿得凝聚苏醒。痛极而呼的还是知识分子；因为在此社会中知觉最敏的还是他。

    今所谓知识分子，便是从前所谓念书人。如我们所讲，他是代表理性，维持社会的。其在社会中的地位是众人之师，负着领导教化之责，很能超然照顾大局，不落一边。在辟建理想新社会的工作上说，他是最合条件不过的。因新社会的辟建，一定要能先知先觉，一定要用教育工夫（不过教育的内容，从前偏于人生行谊，此则知识技术的成分要重）。尢其要紧的在没有阶级立场，才能调整社会关系使进于理想社会。 三条具备，所以他天然适当来做这工作。如果不能尽其天职，只顾自己贪吃便宜饭，而且要吃好饭，那便是社会之贼。今之知识分子其将为师乎？其将为贼乎？于此二途，必当有所抉择。这好像是一个道德上的问题，不能保其必为师而不为贼。在分析社会问题的时候，就不能作何论断。然而不然。中国问题不自内发，革命的不在多数被压迫剥削的劳力生产者，顾在少数可以压迫剥削他人以自了之知识分子；恰不能为机械力的解决，而必靠理性解决。其最高动力就在人类的向上心，可说原是一个道德问题。如果过去的知识分子没有向上心，早不会有过去的维新革命。过去既可有维新革命，今日就可有乡村运动。几十年来民族自救运动，再起再仆，再仆再起，虽或一时寻不出方向而沉闷，但并没有衰歇。那次运动无不以知识分子为前锋，决未看见其没出息。或为师，或为贼，两途果然分明，就可推断其走向乡村而无所难。以知识分子下乡不易，而虑及乡村运动前途者，似未能看到这里。

    有人以为：军阀是中国实际上的支配者，不能除此祸根，则中国政治问题不算解决；而乡村运动似未能提出消灭军阀的办法。说军阀是中国的祸根，自然没有错。人人想消灭他，而总像是消灭不了；其实亦何难。凡事来有来踪去有去路；若问他怎样消灭，还须知道他怎样长起来。历史是最能启发我们眼光的。若从头至尾，将三四十年来大局变化统看一遍，则对此问题便可了然于胸。他并非传统存在着的东西；俗语称“封建军阀”，实有未当。在前清时，军权政权都是统一的。袁世凯练新军，所谓北洋军队经其一手造成。然而清廷说将兵权收回就收回（收归陆军部）；再则让他退休，就得退休。一九一一年那次革命，何曾闻有军阀这句话来。军阀之有，实在从有民国那一天才有的。因民国的成立，是成立于各省都督联合之上。都督便是军阀的开头。我们说军阀就是指自己握有武力者而说。在此以前，武力属于清廷；在此以后，武力论理应属于革命团体应属于民国。然而革命则有之，团体则难言；民 国则更难言。谁是民国呢？民国是谁呢？事实上还不落在某个人某个人之手吗？一大批队伍为自存计，亦须好歹拥一个领袖，据一个地盘；军阀割据之局由此而成。然割据之势虽成，军阀势力还不大。军阀势力是慢慢长起来的。就为政治上相竞争的各方面都要利用他；利用一度，势力增高一度。政客群来奔走其门，气焰自为之大张。初时发电报说话，总先说：“我本武人，不谙政治”，“军人本不当干政”几句话，后来也不说了。都被知识分子恭维的糊涂了。傲然以政府后台自居，而高于一切。这些事实都是我们亲眼见的。那末，军阀之为物；与其说为传统势力 ，毋宁说为新兴势力 这句话，不单在一九一一年那次革命后是正确的；即在十五年北伐后的今日局面，不还是正确的吗？因为无论新军阀旧军阀，都是借着革命潮流才起来的。说军阀是中国的实际支配者，就近处看，自是如此。远里看，则知军阀也是被支配的，尚有一大势力高越其上。此绝大势力维何？那就是三十年来国内一时一时的思想潮流。武力虽强，独不能抗潮流。试看三十年前武力全属清廷，清廷有那样大武力，可曾抗得革命潮流来？袁世凯也唯能顺应潮流，才得据有中国；一旦背逆潮流，随即倒败。十五年北伐，北洋军阀如摧枯拉朽而尽。唯早迎合潮流者，能苟存。不是武力的制胜，全是革命空气吹倒的。武力本身实无威灵 ，武力和潮流接合起来方有威灵 ；武力离去潮流 ，威灵便失 ，其一起一落，皆随潮流为变化，无能久者。久而不败，莫如山西阎公。然他是一机会主义者，一识时务的俊杰，善于应付环境而已。所以军阀非脆即弱，何足言强？总结起来，支配三十年来大局的是潮流而非武力。

    思想激流其力强于武力，此理也不难明白。人类本是用头脑的动物，武力不过等于拳脚之用，如何做得主宰支配一切呢？武力还是工具；脑筋中一转，武力随之转向。制胜于武力是末；制胜于脑是本。若得其本，何患于末。思想潮流在中国这几十年来，三年五年一变，不但 古所未有，即外国也没有。盖此所谓潮流者，就是中国人对中国问题一时一时反应不同。中国人为中国问题所刺激，急切求一解决。初时望着前面像一条道，马上赶去，赶过去又不对。折而望着那面，又像一条道；赶过去又不对。屡试而不得其门，再仆再起，在前领导者都是知识分子。因为他有眼，他有脑。然而，本身社会构造微妙，外面环境瞬变不息，谁也看不准。所以一时有一时的朝向。其间一往一复，自有许多关系在。事后未尝不可发见其谬误；在当时却都能主宰一时的人心，从而左右武力，变更政局。自闽变失败，我们尝推断南京政府大约不容易倒了。这不是说南京政府武力更强固；乃是说闽变似在国民党共产党之间开一条路，代表一小小潮流；现在既不中用，再没有可以起而号召的主义旗帜。南京虽不是代表什么潮流，但在没有新的有力潮流起来之前，他没有法子倒；虽欲倒，也无人接替。单纯的武力是不配出头的。及今国际压迫严重，国人向心力强，也算一种潮流；南京之稳固可无待卜。但这决不足以解决军阀问题（可参看前讲《解决眼前政治问题的途径》一节）。若想解决军阀问题 ，必须抓住潮流而善用之 。试言之如下。

    照我们的认识，乡村运动是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说潮流，他便是最后的潮流。近四十年间，民族自救运动总算起来可大别为一个前期、一个后期。此前期后期者，倒不是我们自成分段如此。特以西洋有近世的个人主义，又有最近的反个人主义；前后转变不同，其给我们的刺激也就不同，于是我们也就被动的截然有二期了。无论前期运动、后期运动，总都仿佛机械的反射运动一样，未有自觉的意识。方其造端经始，亦非没人看到其错误，预断其失败。然个人的先见可以有，社会则是没有先见的。当一世之人，心思耳目方有所蔽之时，要扭转得这社会的倾向，实有绝对地不可能。远从世界来的剧变，将这数千年历史长久不变的庞大社会卷入旋涡，而扰动发生的大转变，其波折往复有非偶然。我们已往的错误，或者一一皆是铁的。然而民族觉悟的时机，今天 是已到了。自近年从经济上将资本帝国主义揭穿，一切欧化的国家————或云近代国家————是一个什么东西亦既明白矣。“欧化不必良，欧人不足法”，是后期运动在中国人意识上开出的一大进步。此时还要复返于前期运动，真是所谓思想落伍，谁则能从公等之后者？自前两年革命热潮过后，沉下来讨论中国革命问题，乃知补作中国社会史的分析研究工夫；今后之革命运动将非复感情冲动的产物，而不能不取决于理性。要知今日已是被动于西洋的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终局 。前期运动过去了；后期运动过去了；再不能有第三期。就中国一面言之，一向懵懂糊涂，既没认清他人，又不了解自己者，由事实之推演，而逐步进于认识与自觉。就西洋一面言之，西洋戏法到得这一步，亦就穷了，更没什么新鲜的了！中国人学西洋，学到这一步，亦就完了，更没有什么可学的了；不觉悟，也会要觉悟了！今后除非中华民族更无前途 ，即也没什么自救运动再发动起来 ；如其有之，新运动之趋向，将不能不从“民族自觉”出发 。

    民族自觉的头一步，便是觉悟到乡村；从这一步就可以觉悟到一切 。觉悟到我们原来社会构造的特殊，觉悟到我们不能不自有我们的前途；————虽然西洋的长处必要尽量地采用。十年来的乡村运动正是民族自觉的开端。无疑地，向前就是要从这里发展去，为一大潮流。过去潮流最强大者，当数一九一一及一九二六年两度革命；那是破坏运动，当然急骤热烈。这是建设运动，便天然是慢工夫而要沉着用力，其潮流的起来不能很快，表面上也难见热烈情绪。进展虽慢，但是很稳；他是长久下去的（不似其它潮流三年五年便成过去），其力弥大而不形。你不要因为看不出什么来而轻量了他。所谓抓住而善用之，就是乡村运动团体要守定在野的营垒 ，自己不操政权 。这样，军阀自然可以消灭 。何以言之：

    一、军阀自其产生以至势力长大，都是藉着时代潮流和政治上的种 种风气。一句话说，全是知识分子捧起来的。好像俗说水母借鱼虾为眼睛，知识分子若不帮忙他，他自己有什么好办法？从前长起来的，此时就可消下去。尤其有资望的知识分子，若真有心救国，最好不上台。因现在所苦就是上重下轻，社会太没力量。大家都上台，则社会愈空。坐在社会一面，隐持清议，比较自己任一部长亲理行政所贡献者要大的多。并且照我们所计划的，在野不徒主持清议而已。树立起来乡村运动的联合中枢，就隐然为此一大社会的总脑筋。果有抱负，非不能施展。即此是消灭军阀之道。

    二、中国社会本来缺乏对立的两面；然而政府与社会、社会与政府，却隐然有相对之意。站在政府，便像脱离社会，所以代表潮流的必不可以上台。潮流上台，则失去社会基础，也就是失去其所以为潮流，反而无力量。此其中有一个要点，就是武力的关系。政府拥有武力，社会则讲理性。理性就是彼此能说话，所以同处于社会立场，情意很容易相通。武力则挡住人说话，所以政府与社会两个情意很难相通。试问与社会情意隔阂的时候，还算什么潮流呢？武力不但于社会是分着的，是对立的；更且武力与武力是分着的，是对立的（因为中国的武力天然不会成一个）。所以乡村运动团体，若守定在野地位则与社会为一家，而且其自身团体也可稳固。一旦上台，恐怕自己也要分家。就是自己不分家，也难免与其它政权鼎立。谁若与武力结合起来 ，谁便陷身问题之中 ，不复能为解决问题的力量了 ！反之，抓住潮流；守定社会；潮流本是一大力量，超居武力之外，不用来解决武力，武力就可驯服。军阀就于此消灭。

    三、大家说到要除军阀这一祸根，就仿佛他真是一个有根的东西，要斩除才行。其实他是无形之物，国家秩序建立，武力就范，军阀自无。军阀就是要用空气包围他，加以软性的压迫（最忌与之斗力）而化之使无；这是惟一的消除军阀之策。我担保中国军阀必可消灭；其消灭 就是这样消灭，更无他途。

    综而言之，中国现在是要从调整社会关系以达于新社会关系的建立；却不是要造成一不平等社会关系（阶级统治），将来再求平等。调整之道，先要稳住它，再徐徐调理它；只在顺乎自然大势的转变推移，而无须多少人为的造作。我们一面建立否认一切内战的理论，让国人在这一点上有个明确的认识（这是我们目前应做的重要工作之一）；一面很斩决的不要政权，并让大家都晓得自操政权之无味。我们分析的很清楚，军阀不是革命对象，现在是没有秩序，而不是有一不平等秩序。我们绝对不承认有任何理由任何名义可以对内作战。中国此刻正在一过渡时代，只有大家各自小心谨慎，委曲求全，才可以渡过。中国社会问题不能为机械的解决，因为他原是从意识觉醒而来的文化改造，不是机械性的冲突。只有发挥理性去求解决，我们拒绝所有暴乱的行动。同时从乡村建设这个方向条理出大众的要求，而使散漫社会得一联系。上面不必要的分裂冲突消除，下面各方的了解与关系增进。一消一长之间，社会关系得到调整，便若有其意志可见，便自然有力量。唯社会有权，而后国权乃立。————这是和其它国家不同的地方。乡村建设运动就眼前说，其使命实在于形成一个社会意志，以立国权。在此以后，一切建设才可如飞地前进。我们也可以说，乡村建设需要一个机会才得进行；谁能开出这机会来呢？就是要它自己开出这机会来，更无其它力量可以替它开出机会来。乡村运动的最大意义正在此处；后来的建设尚在其次。

    * * *

    * 即陶行知（1891——1946），教育家，名文漕，字知行，后改行知。————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