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经济建设

    在中国好像顶急的是经济建设，然而非政治问题有相当解决是谈不到的。所以讲过政治问题，现在来谈经济建设。要谈经济建设，须先谈中国近百年的经济破坏。要谈这个，那又须知道中国原来社会经济是怎样一回事（被破坏的一面），和西洋自近代迄今经济上的发展变迁（能破坏的一面）。我本是对于任何学问无一不外行的，像经济这样专门的东西，像上面这几个大问题原不敢谈；无奈事情急了，哑巴也会说出话来。我且以我所见，依次分说于下。

    第一节　中国旧日经济的特殊

    中国旧日社会的经济构造，既非封建社会的，也非资本社会的，实在另外是一回事。什么“封建残余”、“半封建”、“前资本主义”，都不能积极地表出其特殊面目。至于什么“亚细亚的生产方式”，那更讲不 清。你要问我，我头一句告诉你，就是：后一两千年的中国文化在经济

    上已盘旋而不进；像近代的生产技术、像近代的资本主义经营，他永远没有达到的可能。第二句话：他生产始终靠人工而不会靠物理的动力；因为他走艺术的路而不走科学的路。无论为农为工，你说他拙，他也很巧；但是艺匠的巧，而非科学家的巧。从而只能为零星小规模的生产。生产手段是分散开的，各人各家各自营生。这是中国社会趋于散漫的根本。第三：为行生产固然没有集合起来大规模经营的必要，而在生存过日子上面则有联带负责互相保障的伦理组织。如果资本主义的经济是生产本位的，这却是消费本位的。艺术而不科学，消费本位而非生产本位，这两点都是陷于盘旋不进的原因，也是他的结果。第四：生产技术不进步，就停顿在农业社会里，————永远是一农业社会。第五：商业虽然发达的很早，但因为始终不出一农业社会，农家生活总是偏于自给自足的；更加交通工具的缺欠，就保持了此一大陆社会的自给自足。第六：像这样的经济，最缺乏竞争的意味，也不堪与人竞争。至于向外侵略，更说不到了。他缺乏征服自然的威力，是他的短处，他不为经济而经济，而意在供给人类领略人生的条件，则是他的长处。这样恬淡乐天与世无争的民族，遇着以经济竞争擅长的西洋民族，就不得不失败而几乎无法自存。

    第二节　西洋自近代迄今经济上的进展变迁

    西洋人到东方来，就是为要通商而来。通常都说西洋是工业国家，其实不如说他是商业国家；因为他的工业是由商业引出来的，并且始终放在商业里来经营。所谓竞争、所谓侵略，都因为他是商业的原故（非因其为工业之故）。中国这自给自足的大陆社会，就因为通商而起变化， 而崩溃，而不能自存。西洋工商业所以有这样大威力，其实总起来说不外两个字：一个“巧”字；一个“大”字。“巧”是说生产技术的巧，商业经营的巧、交通上的巧、金融上的巧等等。“大”就是在生产在经营在种种上的规模大、气魄大。若对照来看中国，恰好一切都是拙而且小。中国所以不能自存，也就在此。中国果欲图存，也就非往“巧”里去，往“大”里去不可。不过，其必须巧且大虽同，而如何进达于巧且大之途径不必同。西洋在经济上的进展变迁，仿佛可分作前后两时期看。前一时期所发达的偏乎巧，后一时期的则偏乎大。工业先进国是从巧而大。后进的国家则似要从大而巧。这就是因为西洋经济进步，先得力于个人本位自由竞争，科学技术的不断发明多半由此而来；及至欧战以后，乃转而讲保护干涉，讲统制计划。后进国家为要迎头赶上去，为要抵御先进国的竞争压迫，就不能不多运用政治力量。英国是工业最先进的国家，正好代表前一时期；苏俄于工业为后进，也就是后一时期的代表。说到大，以苏俄为最大，因为他是以整个国家来统筹一切，来对外竞争（巧大二者相联，本不好分，以上都不过是比较相对的说法）。

    第三节　受西洋影响后的中国

    中国自被西洋强迫通商以来，旧日经济就生变化而破坏；其破坏似也可分作前后两时期看。前一时期是手工业破坏而农业变质。手工业的破坏是因为外国货精美（巧）而价廉（大），再加上他们商业、金融、运输、外交、政治，种种有利的因素，就使土货无法竞存。然而此时农业还不错，并且因为他们要买我们的农产原料，所以农业还相当的兴奋。不过农产渐渐商品化，向外出口，改变了从前自给自足的意味。此时手工业虽破坏，还可以靠农业吃饭，以农产换来的钱买洋布洋 油，农家的日子也还可以过。但就全局来看，则变化已非常之大，我们完全变成了人家的市场和原料取给地，而落于被支配地位不能自主；同时则生活处处要仰赖外国，离他不得了。后一时期是农业继手工业而破坏。显著的是一向依为出口大宗的农产出不去（最近两年我国农产品之输出贸易：二十一年之总指数，仅当十九年之 62.99%；二十二年之总指数，仅当十九年之 46.03%），而反有大量农产入口（二十二年农产进口为四万万余元，二十年农产进口为三万三千四百余万元，均占每年人口总值之十分之三强）。这原故是为有农产如丝、茶等项，从前外国没有讲求到，现在讲求到了，不必定用中国的；有的是世界不景气，不要那末多；有的是外国农业技术上经营上进步，生产过剩，倒输入中国来。再加上商业、金融、运输、外交、政治，种种不利的因素，就使中国农产无法畅销。于是农产卖价惨跌，农业生产力就被摧毁，而全国经济从根本上崩溃了。此时新式工业既未发达，旧手工业又已破坏。所余下的只有农业一条道；农业破坏还靠什么吃饭？就农家说，在从前时代，原用不着花钱买东西过日子，现在变的处处要用钱才行，而农产偏偏不卖钱，其苦痛实为前此所未有。全国经济原建筑于农村之上，工商百业悉随农业为盛衰。没有生产力就没有购买力，土货不出去，洋货进来也少，国际贸易在出口进口两面无不急剧降低（以民国十五年为标准，二十年进口为一二七；至二十二年降为五九；二十年出口为一○五，至二十三年降为四○；均减去二分之一以上），全国经济破坏景象之惨，无过于民国二十三年者（二十五年全国农产丰收，卖价也好，工商百业马上恢复繁荣，如响斯应）。这仿佛已到最后关头，是死是活，决于今后了！

    归根来说，不外两句话：假若你当初不顺着他通商交换的路走，不卷入竞争漩涡，那守着从前老道路未尝不可自存，他也无奈何你（像丰收成灾的事断不会有）。但这一层是绝不会有的事，那末，卷入竞争漩 涡以后，就非赶快由拙进于巧、由小进于大不可。在中国人自受西洋影响后，也何尝不想追踪西洋；但总不得放开脚步向前进的机会（主要的是为政治无办法）。在那前一时期，要赶还容易赶，而竟自错过了；到现在后一时期，巧者更巧，大者更大，复乎不可比拟，简直压迫得不能翻身；要想翻身，真是难上难！

    第四节　需要有个方针路钱才行

    在强烈的竞争下，只有进步与毁灭两途；————不进步就得毁灭。但进步怎样进步呢？没有方针路线，糊里糊涂地进是不行的，死用力气是白费的，碰运气是更笑话的。明眼人当已看出我们今日实无路可走。而有好多人全不看看环境，只顾喊生产教育！生产建设！生产！生产！仿佛大家都不晓得要生产似的。试问谁不想生产呢？农人不想生产吗？工人不想生产吗？商人不想生产吗？除了喊口号的先生未必真从事生产外，几万万的农民、几千万的工人、几百万的商人，都在那里并力生产。而无如环境不许，尽管并力生产，却只见生产降低，不见生产进步。在复杂曲折的问题中，原不是没有眼光空努力所能生效的；我们须要发见一个方针路线才成！

    说到路向，仿佛不外个人营利自由竞争，和社会本位统制计划的两条路；两条路比较，我们似宜于后者。这不但因为我们是产业后进国，要这样才合于迎头赶上去的话；更要紧的是为外围环境不许我们走前一条路，此刻国际竞争之烈，苏俄是以整个国家对外，固不消说；即其它自由主义的国家，也莫不以国家权力统制内部，而为对外竞争作后盾。我们如果走前一条路，即不啻以我们零散的小农小工小商与国际的强大力量相竞争，焉有我们立足的余地？然而中国国家权力建立不起来，是 过去二三十年的事实；如其明白过去并非偶然，则知今后便无可侥幸。所谓后一条路，又如何能走？现摆着的事实，要讲统制，第一，外国人为阻碍，第二，社会本身缺乏这条件（这样的组织机构）。空有理想，办不了事。经济上虽有其必要，政治上实无此可能。在各不同国度内，经济建设之所取径，将一视其政治条件（政治环境）为转移决定。凡要想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人，我以为宁以多分力量研究政治问题才好（同样地凡想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的人，宁以多分力量研究经济问题）。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同时通得过。才算是通了。一面通不算通。

    环境所逼，需要我们走统制的路是很明的；困难就在社会本身和政府本身。因此，政府本当有方针的，而第一没有方针可见的就是政府。若论十三年改组，十五年北伐的国民党，不是很有主张的吗？而转来转去竟莫明其妙了（二十一年左派当政，陈公博也且说出中国还得走资本主义路的话）。统制之说虽曾一度高唱，究竟作不到（勉强作到，结果或者更坏）。作不到，则有方针亦不能表见。使国民党失去其理想，使政府失去其立场，都是事实使然，倒也不能责备谁。大概政府天然没法有方针 ，或者离开政府倒能有方针；中国的事就是如此的，可惜许多人看不到。所谓离开政府反倒有方针，就是顺社会自然的要求、事实的推移，未尝没有一条路线；只待我们认取，只待政府从而辅助进行。照我们以前的分析，中国政治问题的解决须待社会力量起来。这自一面说，正是为中国社会从经济问题的刺激自然要走上一条路，自然要有一种力量起来；自另一面说，则中国经济问题的解决不能靠政府，正也可见。有两点要请大家特别注意：

    一点是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在中国两下纠缠的特别紧；

    一点是问题的解决都落到社会自身，而难靠政府。

    这不为别的，这就为社会已崩溃到最后，问题已经问到根本，不能再从各方面分门别类来看。各专门家倒解决不了他们的问题（经济学者 解决不了中国的经济问题，政治学者解决不了中国的政治问题，教育学者更解决不了中国的教育问题）；惟有超出这些分别，而当他是一个囫囵整个问题，从历史的转变可测其前途才可以。要有眼光能看通这问题，自然于各问题同时看通他。所谓一通百通；一处不通，就是全不通。同时也就为社会已崩溃到最后，一切都要从头作起，当然没有什么健全政治机构可以靠得。虽不能多靠他，还是离不了他，不过不能以他为主。

    我从前曾说过这个话：

    中国政治问题必与其经济问题并时解决 ；中国经济上之生产问题必与其分配问题并时解决 ；圣人复出，不易吾言矣！求中国国家之新生命必于其农村求之；必农村有新生命而后中国国家乃有新生命焉；圣人复出，不易吾言矣！（见民国十八年《河南村治学院旨趣书》）

    这就是所谓一切都从头作起。所谓并时解决，却不是一下子解决，而是政治经济生产分配辗转循环，一点一点又一点地解决。这就是看通了整个问题后才说的话，读者也须看我全书才可明白，这里且不多说。

    第五节　方针路线在哪里

    上面说顺着社会自然的要求、事实的推移，未尝没有一条路线；只待我们认取，只待政府从而辅助进行。这条路线是什么？就是散漫的农民，经知识分子领导，逐渐联合起来为经济上的自卫与自立；同时从农业引发了工业，完成大社会的自给自足，建立社会化的新经济构造。分 析起来，这里面包含几个要点：一、非个人营利 ，也非国家统制 ，而是从农民的联合以达于整个社会的大组织 ；二、从农业引发工业 ，而非从商业发达工业 ；三、从经济上的自卫自立入手 ，以大社会自给自足为归 ，自始即倾向于为消费而生产 ，最后完成为消费而生产，不蹈欧美为营利而生产的覆辙。我们慢慢来说明这意思。

    我们动辄要讲经济建设，其实八十年来通商的历史，将我们卷入竞争漩涡，到现在差不多没一点不受世界的牵掣与影响，没一点不受国际的威胁与压迫，在经济上我们完全成了被动的、附属的，处处难由自己作主，同时在政治上又缺乏统一的国权，哪里能自由自主地去建设一切呢？此刻不过在强暴摧毁下力图自保，在严重压迫下力图翻身而已。说经济建设，未免口气太大。我们不要从主观方面设想，我们先要来观察审度四周的情势。

    第一，要看在外力压迫下哪个地方比较松缓，多少还容我们喘气。

    第二，要看哪个地方要求喘气最急切；这是从我们自己一面说。

    第三，要看哪个地方比较有自保可能，有翻身可能。

    第四，要看有没有从此翻起身来的路子。

    从客观形势中发见了一线之路，再从而设计规划尽可能地加工夫来完成他。————我想这就是最善的努力。

    甲　农业所受压迫比较和缓

    第一，在外力压迫下哪个地方比较松缓，多少还容我们喘气呢？如果这样问，我们可以回答：比较还是农业。本来国际经济竞争我们农业工业是普遍都感受压迫的；然而比较上农业终不同些。这一面固由工业先进国嫉妒我们工业起来和他争回市场，而于农业尚可放过我们一步（如所谓“农业中国、工业日本”，他希望华北棉产发达，而不愿意纺织 业发达，即其一例）外，主要的还是为农业与工业根本是两回事。大约在资本主义营利的生产之下，有两种情形必须知道的。一是工业抑压农业的情形；二是农业上竞争和缓迟钝的情形。此可从三层来看：

    一、工业为无机生产，农业为有机生产。在无机生产上，人的控制力大，受自然的影响小；在有机生产，则人的控制力小，而受自然的影响大。水旱风雹的问题、自然节候的期待，就使得农业不如工业好发财。投资的人就投向工业而不向农业；人随钱走，也都走向工业而不到农业上来。

    二、土地没有资本那样活便，容易集中为大量资本，土地不容易集中为大段土地。而进步的生产技术总是要相当大规模；这也是农业进步受限制之一因。又土地私有，在农业上就发生业主佃户的事情；在资本私有的工业上却无此事。业主佃户各都没有改良土地增加生产的热心；因此农业就在租佃制度下不得进步，有时且不免退步了。

    三、无论农业工业，要为营利的生产，都须藉着工资劳动；然而在农业上对工人的管理监督，对工作效果的考查测定，远不如工厂对工人那样容易。那末，借着工资劳动来赚钱，也就不易了。

    总之，商品生产而不能适应市场，生产手段私有而不能活便利用，工资劳动而不易监督考较，在资本主义下农业是种种的不利，乡村是种种的不利。要想农业工业为平均的适宜的发展，要想乡村与都市为均衡的自然合理的发达，必须在推翻资本制度之后。

    所谓农业没有像工业那样激烈竞争的情形，从两点上可以见出。一是像工业上大规模经营驱逐小经营的情形，在农业上是没有的。在学者间还有大经营小经营孰为优越的争论，事实上小规模经营在许多国家也普遍的存在着。一是像工业技术那样不断地发明改良，很快地进步，在农业上是没有的。即或有新技术发明出来，也不易就被采用，所以农业技术进步要慢得多。大概有许多条件，一面固然不容易让农业进步，一 面也让农业不容易失败。总之，农业经营彼此间的竞争是和缓迟钝的；

    也不能从竞争而刺激它由拙进于巧，由小进于大。

    所谓中国农业工业虽同受外力压迫而农业较松的，如上面所讲农业上竞争和缓迟钝，自为其有力的缘由。我想其中格外有力的一点，就是农业生产总含有自给的性质（虽说自通商后慢慢都商品化了，而天然地仍要保持大半），而中国自耕农又相当的多，最富于勤俭精神。生产了为自己吃用，便已超出商品竞争之外，任你外货怎样价廉物美，对我也压迫不着。工作上的勤劳周到，过日子的俭约耐苦，虽受压迫也能维持。在工业上就没有这么大的伸缩性。尤其因为有外国得在中国设厂制造之例，他可以就近取原料并利用廉价的劳工，在我受逼实在太紧。彼此同开纱厂，一个资本大、一个资本小，一个技术巧、一个技术拙，则那小纱厂趁早不必开。这是很显明的理。

    但中国农业受压迫较松，更有一层巧道理在。那就是上面所讲工业抑压农业的道理，为反面的使用。论理中国这农业社会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潮流中，也应当跟着资本主义化，工商业兴起而农业衰落。资本劳力都应当走向工业，走向都市才对。然而八十年来此趋势并不十分显著，尤其到最近几年，银行家都愿意向内地农村放款，不是很奇怪的吗？这就为国际竞争借着不平等条约阻碍了中国工商业时兴起，同时亦就阻止了中国之资本主义化，好像给中国农业作掩护的样子 。这样，恰好给中国农业留下一点活动余地，真是很巧的事。上海等地方许多过剩资金，专作些交易所和地皮的投机生意，而不能用到工业生产上，完全为正当工商业发达不起来。此时转向内地农村，也是反逼出来的。假若像欧战期间那几年中国工业蒸蒸兴起，则资本早奔向那面去，而不会到农村这面来。颇有人以为中国农村的合作事业由银行家来提倡，是开世界之创例。这诚然是创例；然而若非国际竞争限制了中国工业，又何从开这创例呢？归结一句话，中国的产业虽一般都受外力压迫，而农业比 工业较为轻松，不难抬头。

    说到这个地方，我想讲一段近乎题外的话；这段话在我心中却是很重要的。就是当我把中国问题想通了的时候，让我有一个与众不同的见地和感想。帝国主义以不平等条约和种种经济手段，对于中国的竞争压迫，杜绝了中国工商业的兴起，使中国免于资本主义化，这真是非常庆幸之事，我愿谢天谢地。我不否认他们重重压迫，几乎致我们死命；可是八十年来极容易走上工业资本之路的，竟得幸而免，不能不说是食他们之赐。这样，才留给我们今天讲乡村建设的机会 。要不然，像俄国那样，形成一个半通不通的工业国家，最适宜于发生共产革命；那末，我们今天就不能讲乡村建设，而得讲共产主义了！幸好几十年来虽受西洋文明的影响，引起中国社会剧烈的变化，但到底还是皮毛，没有达到骨子里边。只是沿江沿海变了些，而内地乡村则未大变动；观念习俗变而经济事实则未十分变。社会破坏崩溃确甚严重，而新路子到底没走上去 。苦就苦在这里 ；好也好在这里 。假若经济事实变了，则整个变了。假若新路子走上去的话，就再回不来，再也不能去走我们理想要走的路。这真是非常重大的关键。（现在受西洋影响最大，真成功工商业社会的是上海，上海实是将中西弊恶汇合为一，最要不得的地方！幸亏中国只有一个上海而未完全上海化）。

    乙　农业破坏最不能忍受

    第二，不但从外面看，我们农业所受的威胁压迫较为松缓，还可以活动；更且就中国社会本身说，也因为农业关系太大，痛痒太切，不堪压迫，要求喘气活动最急。本来我们缺乏工业，最急需的是工业，工业受限制应当最受不了。然而不然。工业是进一步的要求，农业是活命的根源。原来的农业底子若被破坏，便无活命。自近年农产输出锐减，同时倒有大量农产入口，中国农业继手工业而破坏，影响百业，牵动全 国，因之救济农村的呼声四起，成为全国各界普遍的要求。上海为中国经济总枢，金融机关从上海分布到内地，更仿佛神经系统一样，对于此中线索关系知之最清，前途利害危险看的最明。所以他们主张救济农村最早。自二十一年度后的中国银行营业报告，年年都提出这话来说。其金融界领袖著论立说的也很多。兹引录一段于左：

    沿海各埠，如津、沪、港、连等处，专代内地各埠进洋货销土货；而上海一埠，因得地之利，及外货聚集的关系，渐次成为全国的金融中心；内地各埠，则处于大小金融支流的地位。依洋货土货的进出，及信用贷借的组织，使全国金融有一种季节的流动。往常每年如四、五、六三个月，因皖、赣、湘、浙、闽等处的茶，苏、川、汉等处的丝，北方各区的小麦，及八、九、十三个月全国各地的秋收上市，在这两个时期，金钱照例是由上海流到内地各支流，由各支流再分送到各乡村去收买农产，于是金钱乃散到了乡村农民的手中。而乡村的农民，除了蔬菜及食粮等可以自给自足外，还须多多少少购买布疋、砂糖、杂货、海味、五金、棉纱、煤油、药品、纸烟、面粉等物。此种货物的分配径路，最先是由通商大埠如上海的号家，向进口洋行或厂家大量买进后，分配于各地客帮或批发商；批发商及客帮，则分配于内地城市的大商店；内地各城市的大商店，一方面门市卖出，一方面又批发于各乡镇的零卖商；复由各乡镇的零卖商，乃分配到农民的手中；所以乡村的金钱又渐次流到通商大埠。如是一往一来，乡村与都市的金融，常是流通不息；而且这样一往一来的中间，多数是利用“信用”两字。而利用的方法，大约可分为三种：一则上海的银钱业对于内地的银钱业，给与信用往来及常期往来，或自己在内地开设分行；例如镇江、杭州等处的钱庄，每年接受上海的银根，总在五六百万两。即如宁波钱 业，往年也放账到汉口等处。一则上海的号家，每年对内地客帮及内地批发商，也放出不少款项；例如本埠糖号、纱号、杂粮号、等每年也放账于内地，多者每家达数十万两。一则纯用赊欠方法，无论外埠内地，互相利用期票，或十天或半月或一月，上海如此，其它各埠亦然。因是洋货与土货的一进一出，乡村与都市的金融乃川流不息；而进出两方的或多或少，就成为各地对通商大埠汇价高下的基准。……无如最近数年以来，西北苦旱之后，继以长江流域空前的大水灾，乡村已陷于困苦的境地；加之丝茶以及各种土货受外国经济恐慌的影响，出口一落千丈，金融已不能再往内地输送，而洋货则反纷纷向内地侵入，内地的金钱，更不得不向通商大埠流出。而通商大埠因感觉内地资金存放的不安全，不但不能充分放往内地，且渐次紧缩信用，纷纷从内地收回；例如宁波钱业，民初放账至汉口，自民十五年以来，已顺流而下，不复放出。去年以来，各埠对汉口皆大事紧缩，以致汉口钱庄多数不能自立。他如通州、扬州、镇江、蚌埠等处，每年吸收上海银钱业之信用款项在数百万以上。单就镇江一埠而言，在民国十六年前，镇江钱庄有三十余家，每家账面以极少论假设为最小三十万两，全埠已有九百余万两之巨。但镇江并没有大工厂及大商业，镇江市面当然吸不了许多银钱。所以北达里下河清讧，西达汉口，皆有镇江钱庄的放款。而镇江又何来如许巨款？就是仰给于申苏。可是自民十七年以来，对申苏的信用巳欠灵通，及至去年长江大水，镇江钱业的各埠放款当然不能收回，而申苏不但不能接济，更从而大催欠款；所以镇江的钱业断了申苏的信用线索就不能支持。此不过举其一例，全国其它各埠，莫不如此。因是通商大埠既对内地各都市收缩信用，内地各都市对各城镇也紧缩信用，各城镇对各乡村也紧缩信用，所以现金就渐次集于通商大埠。内地现金只有流出，通商大埠只有收进，乡村 与通商大埠的现金，就呈了分配极不平均的现象。

    一方贫血，一方充血，血脉既不能自由流通，就是一个很大的病源，其余的病症，乃因而丛生。

    此文所述，多为南方情形，其实北方正也同这一样。记得二十一年北平天津一带，现洋比钞票价低，每万元相差达五十余元之巨。此事乍看甚不可解，只有钞票抵不得现洋的，那有现洋抵不上钞票的。市面商家甚以为苦，曾由市商会去公函询问银行公会是什么理由。银行公会函覆所说：第一层就为内地农产减少，现洋就不向内地走；第二层内地生活仍须购求外货，内地现洋因之流出；第三层内地天灾匪患，稍有身家者多迁居都市，现洋也随之而出（见二十一年七月三日北平《世界日报》）。这都可以参互证明。

    据查上海一埠，中外银行所有现银，自十七年底之一亿七千一百万至二十二年底之五亿四千七百万，五年之间增加三亿八千六百万元。由存银过多，而通货膨胀、信用膨胀；然转过年来（一九三四年），美国收买白银，国际银价抬高，上海存银一举而转输国外，又变为通货紧缩、信用紧缩了。因此，二十三年前是现洋奇贱，二十三年后是现洋奇贵，完全是两个情形；而其给与全国经济之痛苦与损害则一。尤其白银外流，举国惊慌。然其总根源就在农业生产力破坏，内地农村与通商大埠之间收支不相抵，现银涌流外埠。但此内地对外埠之入超而不得不以现银抵付，实际是中国对外国之入超而不得不以现银抵付。现银屯积上海外国银行，即与出国无异；其因国际银价高涨而外走，不过一种移动，命运早决定于农业破坏之时。我们现在不是谈金融，而意在指点农业破坏影响一切，是中国的生死问题。头一个受影响的是商业；因商业，不外将农产土货运出去，将洋货贩进来。在此大农业社会中，生产是靠农民生产，消费也是靠农民消费。自民国二十年后，入口随出口而 年年降低，正为购买力随生产力而降低。出也不出，入也不入，尚何有商业可言。金融业是随着商业的一种周转流通，当然随之陷于绝境。至于工业外受国际工业的压迫，再遭受国内这样风险，当然也就完了。交通业要亦如是。试举一小例：山东长途电话局的营业，在每年棉花交易时则收入旺盛；二十四年棉花因旱歉收，电话局都受影响。如此之例，随在可见。像军界、政界、教育界，更是靠农民吃饭；等到农民没有办法，大家一齐不了，救济农村的呼声四起，就表示在这个地方急于要求喘口气，不堪压迫了。

    还有更直接的，是农民若没饭吃，社会秩序简直不能维持。二十二年丝价惨落，江浙蚕农都陷于饥荒，素极富庶的无锡湖州等处，皆发生农民抢米风潮，无法弹压制止。对于农村经济不想根本办法，今年混过去，难说明年不出乱子。再从入口货上分析，不但农产占大宗，农产中又以食粮占大宗（《社会经济日报》一卷九期《农产品对外贸易与中国农村经济》一文，分析农产入口者以弥补食品不足为主，输出者以提供原料为主）。近数年洋米输入，每年在二千万担以上，据国际贸易局报告，二十四年度进口商品以米谷居首位，较上年增加百分之五十二，小麦输入也较上年增加百分之二十二。当此国内购买力低落，商品输入多半减退之时，谷麦进口反而激增，可见中国粮食问题之严重。所谓“民以食为天”，问题之急，莫急于此。

    丙　要凭藉农业谋翻身

    第三，从外面说压迫较松的是农业，从本身说最不能忍受压迫的是农业；那末，农业究竟有活动可能不呢？有翻身可能不呢？如果这样问，我们可以回答：农业是比较可以活动的。因为我们在农业上根基厚，要翻身，这里比较是个凭藉。头一样，工业生产的要件是资本（指机器及一切设备）；农业生产的要件是土地，土地在我们是现成的；资 本是我们所缺乏的。第二样，工业生产需要人工少，农业生产需要人工多。人工在我们是现成的；工业上所需动力是不现成的。第三样，工业生产需得找市场；不要说国外市场竞争不来，就国内争回市场来说，一则适值中国人购买力普遍降低，二则正在外国人倾销取策之下，恐怕很少希望。农业生产极富于自给性，当此主要农产品还不能自给时，似乎不致像经营工业那样愁销路。总之，当前的问题，既在急需恢复我们的生产力，增进我们的生产力；而农业与工业比较，种种条件显然是恢复增进农业生产力切近而容易。中央农业实验所有全国稻麦棉三大项自给计划，固然这问题不是单从农业技术上可以解决的，然而要自给亦实在不是一件难事。即以棉花为例，自经提倡长绒棉，不过二三年，而棉田棉产增加已有可观。

    国内棉产，自二十年之 6,399,780担之低数上升，至二十三年达 11,201,999担，三年之间增加 4,802,219担，约为 175%。（《社会经济月报》三卷二期《民国二十四年棉业之回顾》）

    据本次调查，全国主要产棉之十二省，除浙江外，余均大增。若河北、山西、河南、陕西、安徽等省，棉田均为近二十年之最高数。总计全国棉田较上年增百分之五十七，增率之大为近年所罕有。据估计，各省棉产均较上年大增，计湖南七倍，山东四倍，湖北、河南各三倍有余。全国产额计 16,479,149担，较上年增加一倍。（中华棉业统计会《二十五年全国棉产第一次估计报告》）

    本年第二次估计，比较上年第一次估计，棉田增 5,273,599亩。比较上年最后修正，棉田加 3,987,024亩，棉产 723,717担。棉田面积，殆为历年以来之最高数。如此后天气不告恶劣，则最后实收，也将有造成最高纪录之望。……本年棉产增加，纯为长绒，在纺织上关系甚著。因近年国内棉产不足消费所需，供求相差甚巨。兹者 产额加多，供求差额自可稍减。再国内纺厂销棉细绒渐增，国内细绒最缺，在目前美棉价格奇贵之时，国内物产因需求关系，所受美棉之引力甚大，致在过去一二年间，纱花价格间之差率日趋扩大，形成纱贱花贵之象，棉业最大痛苦，实由于此。本年长绒棉既告增产，则今后国内棉市所受美棉引力，自可减轻。纱花价格所造成之巨大差数，或将因国内棉收，尤其是长绒棉增加而渐趋恢复其原状。（《社会经济月报》一卷九期《民国二十三年八月棉业之回顾》）

    此所增棉田（二十三年），悉属长绒棉种，可知其为提倡之新成绩。稍一用力，便得如此；好似体格魁伟的大汉，在病中没有力气，但其力气若恢复一分，此一分就很大。若从工业上求增加生产，断没有这样快；一则根基厚，一则没有根基，大不同也。天下事最好是因其故然，因势利导；最怕是舍近求远，格外造作，那最容易出毛病。眼前明摆着的情势：

    一、非一面求主要农产品（稻、麦、棉）之自给以减少农产之入口，更一面增加农产原料（丝、茶、桐油）之输出，无以抵补国际贸易之入超，无以平衡内外埠间之收支，而稳定大局，活泼金融。

    二、非整顿农业，广行垦殖，不能养住这许多人口，不能解决粮食问题。中国工业既不能像苏俄那样整个由国家来作，则不独不能济目前之急，为多数人解决生活问题；而且走入个人发财歧途，去均平益远。

    三、非以农产出口换回来进步的生产机械，则此农业国无从过渡到工业上去。翻身在工业，而凭藉以翻身者则为农业。

    四、最后一大要点，非农业生产者（农民）不能走联合之路，而非联合即无以求经济上之自卫与自立。前既言之，产业落后的国家大概要从大而巧，中国即不能用政治力量将整个社会合为一体如苏俄，亦万不 能再任其分散各自为谋互不相顾；至少要尽可能地彼此联合起来以求经济上的自卫与自立，逐步地进于大，逐步地进于巧。工业若非国营，便天然从个人营利的路往前走，那只能使中国人分散，不会使中国人联合。营利就要竞争；营利而要同业讲联合，其中实有矛盾，终不能成功。例如山东煤矿业感受抚顺煤之压迫，而有合作公约之订定；又全国火柴同业亦以外货之压迫，而有火柴同业产销联营社之组织。暂时也许是一种维持之策，前途决难行之久远，决难形成一种制度。要讲联合，只有农民能联合；因农民是要生活，不是为营利。合作制度是经济上弱者的自卫，农民最相宜，工人有些处也可以，资本家却不适用。农业比较缺乏竞争性，也不能从竞争刺激其进步，农民尤不善于竞争。要想农业进步，要想农民有出路，只有合作一途。所谓进步，无非是达于巧与大。工业好像由巧而大————因竞争而技术日巧，同时规模亦大；大规模经营驱逐小经营，以吞并而更大。农业竞争不烈，彼此吞并不了；那只有藉着合作而大，由大而巧————规模较大，便能采用较进步的技术。这恰好是两条路。一是只知有己 ，不顾旁人 ；压到旁人 ，护张自己 。一是肯定自己 ，同时也承认旁人 ：“人人为我 ，我为人人 。” 这并非尽是哲学上的不同，而是其势不得不然。试看：工业国家所以救济其农村的方策，在其农民的合作；农业国家（如丹麦）所以立国之道，在其农民的合作；即以共产为旨归的苏俄，其入手处也要促进其农民的合作。农业农民实与合作有相联之势，工业资本则与竞争不相离；这是千万不要忘记的。

    在经济竞争压迫下，中国人即不能一下子合为一体以对外，亦得扭转分散之势，而走向联合里去。不然，只有灭亡。说到生产，亦要联合才能生产 ，说到消费 ，亦要联合才得过日子 。而说到生产者是谁呢？那就是农民 。说到消费者是谁呢？那亦是农民 。所以第一要靠农民的联合 ；其余的人不是为数甚少，就是不事生产，在经济上没大关系。那 末，我们如果认定非联合不能图存，则非凭藉农业不能翻身也就可以明白了。

    丁　从农业引发工业是我们翻身之路

    第四，从外面看农业受压迫较缓，从本身看农业关系太大，痛痒太切，要求喘气活动最急，而同时农业又极有活动可能，似乎不难从这里缓一口气。这是如上已说了的。但是仅能缓一口气，苟延残喘，殊非我们的要求。我们的要求是翻起身来达于进步的健全的经济生活。那就必须有进步的生产技术（巧），社会化的经济组织（大），而其关键则看能不能工业化。因此要问，我们尽力于农业，其结果就在农业上呢？还是很快地很自然地引发工业？假使结果不在工业上，便非翻身之路。然而我们可以肯定地回答，尽力于农业 ，其结果正是引发工业 ；并且我敢断定 ，中国工业的兴起只有这一条道 。

    须知我们口说恢复农业生产力，复兴农村，而其实旧农业旧农村是无法规复的。农业在今日亦是只有两途，一是毁灭，一是进步。譬如养蚕，蚕种一定要更换，养蚕的设备也不能不采用新工具，烘茧缫丝都非新法不可，同时经营规模一定要大。又如小麦，为适应面粉厂需要，品种就得讲求，并且货色一律，大量供应才行；那在技术上经营上显然非变不可。总之，进步而后存在；果能存在，必已进步。而所有进步的技术，没有不是科学化的，没有不是工业化的。因此在农业前进程中，许多工业自然相缘相引而俱来。例如从土壤肥料等农业化学上问题，而引出化学工业，从农具农业机械农业工程，又引出机械工业等；从农产加工农产制造，也将引出许多工业。诸如此类，都是相因而至的。更要紧的是生产力抬头，一般购买力从而增进，自有许多工业因需要之刺激而兴起。换句话说，就是从农业生产农民消费两面来刺激工业起来 。我们不要直接来办工业，要先制造出工业的需要来 。直接的力量是最小的； 直接去作是最笨的。从农业引发工业，更从工业推进农业；农业工业叠为推引，产业乃日进无疆。同时也就是从生产力抬头而增进购买力，从购买力增进而更使生产力抬头；生产力购买力辗转递增，社会富力乃日进无疆。这是真的自力更生；环境逼着我们只有这样自力更生 。

    以上是说我们尽力农业，则工业自有随之而起之机；还没有说明

    工业怎样建立。此时我们须补明在农业技术前进程中，早有一段合作运动在。因为要合作才能大，要大才能巧。农村的复活，是全靠合作的。那末，一面有了工业的需要，一面布置了合作的根底，抓住需要不予放过 ，而以合作方式经营之 ，工业就于此建立 。譬如农业生产上所需要的肥料工业、农具工业、农产制造，那一样不可以在农民合作组织之下来进行呢？规模大的就在合作组织大联合下进行，像日本农民用的肥料，就是全国购买联合会来供给。其供应农民消费的那些工业，有好多其原料就为农家所自有的生产品，那就更方便，可以自己现成的劳力加工于自己现成的原料 ，满足自己的需要 。食用品如面粉，就不用购之面粉厂，而合作社自营面粉厂，又如衣用品仅可以从羊毛棉花的生产到纺纱织布，统置于农民合作自营之下。有些工业，可不由合作社经营而由地方团体经营；有的更由国营。在合作运动相当成功之后，地方自治体一定健全的；地方自治成功，国家政治机构也必健全，总之，经营工业的主体不要落在个人身上；中国工业的建立 ，是要建立在非营利之立场的 。中国工业如不采这方向，不独重蹈人家覆辙，而且根本就不会成功。这个世界里，早没有留下中国人营利的余地。惟有不为营利而生产，超出竞争的漩涡，那末，就是他像倾销也不相干；这样才立得住脚。果然认明前说的 “环境逼着我们只有这样自力更生”那意思，则于“农业工业叠为推引，生产力购买力辗转递增”，其中一步一步势将归于不营利而后已，亦就可以明白。

    以上是说中国工业从时代环境将必建立在为消费而生产的原则上， 还没说明此中有其自然能成功之势。其所以很自然就能成功的，有几点可说：

    第一，农村劳力过剩，自然要用到工业上来；照金陵大学卜凯教授估计，中国农人一年中工作时间约在一百天左右，即全年三分之二是空闲不生产的；戴乐仁教授也曾估计：“十五岁至五十五岁的农村人口中，每年至少有五千五百万人无形的失业。“这就为单靠农业为生，而农业有一定季节，其余时间都不能利用。同时单靠农业，所生产的太有限，遇有水旱虫害更不啻坐以待毙。再则从许多的研究估计，大致都证明中国人口繁密，可耕地少，每人匀不到几亩地。所以非使农民兼事工业不可。一面生活不足，一面劳力有余，两面相迫，其必出于兼事工业一途，固属自然之势，但也总要人指导。华北工业改进社即本此旨而成立。不过直接倡办乡村工业，还是太笨，难得收效。必须如我所说，先制造出工业的需要来，同时并且布置了合作的根底，则乡村工业自必勃然而兴。

    第二，工业所以难兴起，一是难于资本，二是难于市场；但于此则资本市场两不为难。因先有了需要再办工厂，所以市场不为难。资本除机器设备是必需的外，所有为开发工资、购进原料、出入运输、一切垫办，都会因劳力现成、原料现成、运输省事（原料近、销路近）而减省好多好多；所以资本也不为难。如此则随着农业不是很容易地工业就起来了吗？中国自通商以来，整个成为外国工业的市场；欲图翻身，必须渐次收回。如何收回呢？如果要从竞争市场而收回市场是不行的 。必须一面开出消费者的购买力来，一面将消费者联合在一起；抓住他生活上对于工业品的需要不予放过，而以合作方式经营工业。这就是所说由农业引发工业，生产力增进购买力那条路，步步为营，一步一步扩充我们的防卫线 ，一步一步地收复失地 ，最后完成一个大社会的自给自足 。超开竞争而打倒竞争，这才是中国发展工业最顺利的路。

    第三，近年正有工业要移向内地来的趋势，也大可作一证明。民国二十二年中国银行报告上论及面粉厂纱厂，一再地说内地各厂营业较胜于津沪汉各埠，而认为要移向内地设厂。南通纺织专校出版之《杼声》亦说，在南通的大生纱厂，机器较旧，种种不如沪上各大厂；然而因为设在内地就可维持。二十三年纺织学会在济南开年会时，也有同样意思的提案。凡此都可见出趋势是如此；而其理由呢，大要有三点：一是接近原料产地；二是接近消费市场；三是工人易于训练管理，工作效率较高。这所论的自然还是资本主义的经营；然而若再进一步，也就到了为消费而生产吗？至少从这种趋势证明了像我们提出的主张很自然地可以作到。

    第四，工业向乡村分散，农业工业相结合，都市乡村化，乡村都市化，这许多本是世界的新风气新理想。其中实含有人类自然的要求。可惜他们工业先进国已走入歧途，返回头来很难。像我上面所说的，其路向所指正与此吻合，实在很顺地一一可以作到。在他们原初为向海外取原料，向海外争市场，自然集中在海口水路交通便（利）的地方，或者产煤的地方。我们则原料在内地，劳力在内地，消费需要在内地，同时复可利用现在工业界所发明高压电使电流远送到数千里的各地（周围五百英里以内）以为动力，自然不会集中的。有人主张布置工业网之说：

    一个大工业中心孕有许多小工业中心，小工业中心更孕有许多更小工业中心；如此一层一层地相联，直至渗入最小社会细胞的农村为止。农村工业生产不足的，济之以次大的工业中心；次大工业中心不足，再以最大中心之工业生产济之。如此一层一层把全国造成一个严密的工业网。（《河北省立工业学院学报》，二十四年第二册；郑统九著：《中国工业建设路线之商榷》）

    我想这也许是将来会要计划到的罢。

    戊　总结上文

    现在总结上文而提要申明我们的意思。我们这条路线，与其说是主观的决意，毋宁说由于客观的认取，而恰符合于主观要求。我们认出中国眼前无论从那方面来看，头一步必定是在农业上想办法。这是自然之势。同时也是非常之好的。其所以好，一是农业生产偏于自给；一是农业生产者容易联合。这就是两点最好的倾向；从这里将自然地走向人类经济之正当途径————为消费而生产，经济生活社会化。联合是经济生活社会化之端，自给是为消费而生产之端。其实也不必这样分开说。因为自给与联合二者互相关联。唯其自给，所以容易联合；唯其联合，更倾向自给里去。因此造端于农业，其前途就一定坦荡光明。

    还有，农民原自然容易联合的，而国际经济竞争的压迫，和国家保护力量的不足，更逼着中国农民非彼此联合不可。这又是自然的趋势，也是非常之好的。因为农民正是生产者兼消费者，在中国社会占最重要部分，也是最大部分；以其一向散漫，力量单弱，不能不失败，整个中国随之沉沦。果然此最重要又最大部分的农民趋向联合，不但竞存的力量加厚，翻身可期，同时那也就是中国人的社会关系将一天一天增进而调整。在经济问题的解决中，实以调整人的关系为首要；其次才是人对自然的问题。似此联合之机当真不容放过，一定要从这里做工夫，以为解决中国经济问题之根本。何况说到人的关系，在中国就病在散漫，而矛盾冲突并不重；又当社会崩溃之余，缺乏强大统治力，舍一步一步联合外，更无他途呢？

    这样，我们所走的路，就显然与西洋近代国家所走的路不同了！西洋近代是从商业到工业，我们是从农业到工业；西洋是自由竞争，我们是合作图存。其实，也不必这样分开说，重要关键全从一个地方分：工 业是随着商业起来呢，还是随着农业？ 一切的命运都决定于此。归结都在工业未尝有异，然而在经济制度上完全不同了。什么叫方针？方针就是看定了向一方走，怕摇移，怕多，怕乱。我们并不反对工业，但我们反对时下一般爱谈工业自以为看重工业的人。他们于明摆出的方针不能认取，其所说工业实不外商业的工业（假使不经过农业迳直可以有非商业的工业那是很好；但恐无人能指出其实现的途径），将不免以人们的糊涂而扰乱了自然趋势，那就太可惜。他们盲目向商业的工业路上走，结果走不通而回来倒是小事；最不好的是妨碍了中国社会关系的增进与调整；次则减杀全国一致猛向农业迈进的精神，不得赶快开出新局面。

    向商业的工业路上走，民族工业资本断不曾因之有何成功；而中国社会关系的增进与调整则不免受妨害。病在散漫的中国社会，今将如何增进社会关系是第一大事。要想增进社会关系那就必须避免个人营利，以他人为手段；必须避免彼此竞争，造成偏颇集中之势；必须避免阶级分化，增加社会间的矛盾。中国自受西洋的影响处处不免商业化，社会关系日恶；虽阶级分化未成，而偏颇集中之势己见；贫者益贫，富者益富，人才钱财充于都市，而乡村衰蔽无人问。唯有大家转向农业也就转向乡村，才得转向均平而挽回乖离之势。若向一般人所说的工业（商业的工业）走去，是不是将破坏此方针使社会关系更难调整？很显明的，如果我们尽力农业，可使多数人有饭吃。而像所谓工业呢，能养活几个人？如照我们所说，从农业生产力抬头而开出的购买力，其所需要一定是大量的生活必需品，其应于此需要而起来的工业，也就是国民经济上所必需的工业。不然的话，像今日多数人购买力开不出来，只落少数有钱的人有购买力，其所引起的工业又是什么工业？恐怕不过是味精、暖水壶之类吧！总而言之，这完全是两条路。国人必须认定一个方针，不要徘徊，不要乱。一般人都是在资本主义路上徘徊，既没眼光，又没志气。须知中国非走新鲜的道不成，不要走人家走剩下的道！

    我们这里所说工业散到乡村，和日本近些年所提倡工业到乡村去是不同的；和国内如马寅初先生等提倡乡村小工业手工业者也不同。在日本的那种提倡，一面固说是为救济农村；骨子里也是维持工业资本。其立场竟不妨说是工业资本的立场。至于马先生呢，其用心倒是为乡下人打算，觉得非以小工业手工业补农业之不足不可。就整个“中国经济改造”说，他并没拿出一个方针来。我们固然不是工业资本的立场，也并不是站在乡村的立场，而是为中国社会建立根本大计。这是须读者注意鉴别的。

    我们实在应建立一根本大计，不只有方针路线，并且有具体计划。不过这具体的计划，不是凭主观可以造的；所以我们此刻还说不上来。在这计划里面，本着方针路线，从乎事实必要，产业与金融、农业与工业，自有其必然的程序连锁，适宜的配合位置，不容有一点欹轻欹重于其间，一切是客观的，用不着有什么主观爱憎。似此计划固不易制定，但总应当极力求之；万不应当像现在那样争论什么注重农业，还是注重工业？说来说去，发些空论，几乎像是唯心唯物成了一个哲学问题一样，听着简直好笑！既然是事实问题，为什么不求之于事实？大约在方针上，还可有主观的选择；在计划里，只能顺着事实为精确的设计。然而我们的方针也还不是主观的，而好像是被决定的。不过天所留下给我们的一条道，恰好是一条最合理想的道。不是我们选择最理想道走，而是其余这一方那一方都横拦竖截杜塞不通。我常常想着发叹，这真是天造地设，再巧没有了 ！直好像怕我们走入歧途一样，单留下一条笔直往理想里去的路给我们（其实还是限于中国社会背景不得不然）。

    第六节　如何促兴农业

    我们的方针既在从农业引发工业，那我们头一步就是如何促兴农业？说到促兴农业，很容易想到农业改良、农民合作那些话。其实最要紧的还不在此。近年农业的失败，实在是外面所加于他的妨害太大；除了国际压迫且不计外，国内就有四大障碍，必须要除去才行。什么事情总是要靠他自身生命力量。除弊工夫做到，则其自身力最得以活动起来，其功效比较在正面直接下工夫大的多。像农业改良等事当然要做的，但必先之以除弊。所谓四大障碍：

    第一，治安问题————秩序不安是妨碍农民生产的第一个问题；反之，安定秩序也就是有助于农民生产的最有效的方法。在中国本部荒地的增加多半是从匪乱来的。边荒待垦之地要想开垦，也以解决治安问题为先。像西北绥远等垦区，像山东利、滨、沾、海滩河淤，据所闻情形皆相同，总不外妨碍垦民之事太多。地方稍就平安，则垦民不待招集纷纷自己前往，每亩租价随之增高（利、沾荒地二十二年每亩租价八角，二十三年涨到一元二角至一元八角，可见一斑）。

    第二，运输问题————运销不便是农业产品流通的大障碍，间接影响于农业者很大。例如广东大量洋米入口、而广西和湖南等处产米过剩竟不能运去。这虽然不全是运输问题，但运输不便要为其中有力原因。所以洋米入口，并非就是生产不足。若能疏通农产销行上的一切障碍（交通的、金融的、商业的、政治的），则我们相信农业生产力可以飞快地增加。

    第三，农民负担问题————这个包括苛捐杂税、田租、高利贷等一切而言。农民生活愈困，则于农业生产愈无力；所以负担之重，是农业生产的致命伤。这个问题若得解决，则裨益生产者甚大。

    第四，灾害问题————农业诚然是靠天吃饭。大水、大旱、以至病 害、虫害，其破坏力之大，直难算计。他来的时候要抗他自然不易；但预防得法，也不是不行。年来许多灾害都是人事未尽，不能怪天。这个问题若得相当解决，对于农业好处之大，可不待言。

    这四个问题若得相当解决，则伟大的农业生产力，就可发挥出来。因为我国农业根基素厚，其潜在的可能性非常之大；只为外面压迫太重，妨害过甚，都给毁坏了！如果障碍除去，则马上可以恢复。这虽说是消极工夫，但比较积极工夫收效既速且大。医家治病都不外疏通障碍，恢复生理固有机能，其理与此相通。但我们如何能除去这四大障碍呢？

    甲　中国大社会必须有一总脑筋

    我们如何能除去这四大障碍呢？谁来安定秩序？谁来便利运输？谁去减轻农民负担？谁负责预防灾害？这显然是个政治问题。照通常说，似乎应当由国家政府负其责任。但从我们对于中国政治问题的研究，已经指出像一般国家那样来建立中国国家权力为不可能。非启发社会力量而统一之，不能奠定国家的统一。那就是要藉着乡村运动来统一中国社会；以全国乡村运动大联合的中枢组织，为此大社会的总脑筋，间接操持政权。此理前经讨论明白，不再重述。

    政治问题的解决视乎经济条件；经济问题的解决视乎政治条件；彼此扣合，互相关系，一点离不开。中国政治问题所以要像我们所说的那样靠乡村运动来解决，就因为经济上农业在中国关系太大、痛痒太切，定然被逼地发生乡村运动，而从农业上谋中国经济的翻身；于是，大局也就天然要借此力量才得奠定。同样地，在经济上中国果然要从农业谋翻身，还得有个合乎此要求的政治机构来完成它 ，像一般政权是不能负担此使命的。所以像一般国家那样建立的统一政权，在中国固不会有；即便有之，也不合用。为什么不合用？就因为它不能代表农业和农村的痛痒。我们不是问如何能除去四大障碍吗？障碍并不难除，先要发出对 于障碍有力地痛痒来 。天下没有难解决的问题，只怕问题隐埋着，感觉不灵通，中国整个社会所依赖于农业者如此其切，而农业之祸酿成到这严重地步，就为上下不通，问题隐埋起来。问题的解决在行动，而行动之前要有痛痒的知觉。一切力量都在生命，而知觉痛痒是生命的开端。所以宣达农业和农村的痛苦是第一要事；乡村运动第一个功用也就在这里。我曾这样说过：

    在都市过剩的知识分子，好像没得处用；然而挪到乡村来，其作用自现。即最无多知识能力的，在乡间至少也有两种伟大作用：

    1. 乡村最大病症是愚蔽；从他的一知半解，总可替乡下开一点知识，最低程度也能教乡下人认识几个字。

    2. 乡村最大缺憾是受到祸害没有人理会，自家也不能呼唤人注意；而他则容易感觉问题，不似乡间人疲钝忍默，亦有呼喊的工具————即文字。

    第一种作用，好比为乡村扩增了耳目；第二种作用，好比为乡村添了喉舌，尤其是回乡的人多了，此作用必自然发生无疑。果真化除得几分乡村的愚蔽，果真乡村人受到祸害能呼喊出来，中国民族的前途便已有了希望；乡村建设便算成功了一半！

    知识分子于下乡之前或后，彼此要有联络组织。这样，一旦全国乡村运动的大联合组织建立起来，其分布在各地方各乡村的细胞组织，就不啻是末梢神经，其自上至下的系统，就是一神经系统；而联合的中枢机关，就如比中国大社会的总脑筋了。必须有此一个总脑筋，而后中国的经济建设才能讲。中国今日要讲经济建设，总非走统制经济计划经济的路不可（但不一定照苏俄那样），其先决条件全在有此一机构。乡村建设要到那时才当真有作法。外边人误会乡村建设像是枝枝节节零零碎 碎的作，其实我们始终主张要有方针有计划的作法，不过为先从下面发动起这潮流来，就不能不一地方一地方着手而已。

    我们将以全国乡村运动联合的中枢组织，为知觉和用思想的机关 ，而以政府为行动机关 。 但我们并不想从法律上取得什么地位，凭藉法律所赋予的权来过问政治。我们只想从事实上能够做到代表大社会的痛痒，同时对于全国各地方各种问题都有精确的知识和消息，而集中学术人才以学术头脑规划其前途，为政府施政的指针。我们知道非形成一种势力不能左右政治。但势力不必是强力。我们相信理性就是极大势力；能代表多数人的要求，更是势力。我们前头说过，方针路线，表见于社会自然的要求，只待政府从而辅助进行；又说过在完成新中国的建设上要以社会运动团体的系统为主力，以现政权的系统为副力：那都是指这个说。

    一般人对于经济的崩溃都干着急，对于经济建设都迫切地要求，而没好办法。他们如饥如渴地盼望于政府；不然，就想打倒政府；或者有机会加入政府的，就一心要借政府来发挥自己抱负。谁能说，这一一不都是好意思呢？他们表面上似乎态度各不同，但其病都在眼中只看见有政府 。我敢断言，如果在社会方面不能形成一大势力，隐然为主宰，则盼望政府是空的 ；加入政府也未必不是空的 ；打倒政府更是白费 ！翻过来说，如其代表政府的此一大势力形成了，则盼望方不是空盼望，而构成势力可以发生结果；有机会加入政府固能发挥抱负，不加入政府也能发挥抱负，政府将顺着社会的要求走，更用不着打倒它。

    乙　积极使农业进步的三个要点

    在“从农业引发工业”一大方针下，为中国经济建设之统盘地规划，具体地设计，是要总脑筋建立起来才好作的。不过我们于说过复兴农业的消极功夫之后，也可以说一说如何积极使农业进步的办法。 要积极使农业进步须把握三个要点：

    一、流通金融；

    二、引入科学技术；

    三、促进合作组织。

    前说的消极功夫和这积极功夫之间，还有一事，是均调地权；把握得这几个要点去作，农业的兴发进步那是无问题的。除均调地权一事另谈外，上开三点互有联锁关系，应统合进行，试为设计如下：

    我们假设乡村运动的风气大开，全国的联合组织相当成功；那末，大局因之稳定，政府受空气包围，为潮流所迫，一切措施都以此为宗旨。我想中央政府最好总持大体于上，凡事情可以归到各省自作者即不必揽之于中央，尽量给各省去作。其各省独力不能举办，或必须全国统筹乃经济合理者，则当由中央任之。一切原则之确定在中央；中央拿原则来监督地方，地方于无悖原则内来设施一切，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那末，在一省的行政机构中，实在应当有一个主管农政的农政厅与民政厅并重，而像现在的财政厅建设厅教育厅，认真说倒用不着庞大的组织。此外，则下列机关的设置为不可少：

    一、乡村建设研究院————这是将各项乡村问题拿来研究，同时并训练乡村服务人员的一个机关。所谓乡村服务人员主要的是指导自治指导合作办理民众教育农业推广的那些人员。这一类的许多工作是应当合不应当分的；这些人员的培养训练为农村复兴的根本，也就是农业进步的前提。假令不设研究院，而设 “乡村建设师范学校”来负此任务亦可以的。假令像我所设计的 “社会本位的教育系统”能在一省中实行建立起来（《社会本位的教育系统草案》见《乡村建设论文集》），那末，这些机关都不必设。因为在那教育系统里面的省学县学，关于此种研究和训练自然具有了。

    二、乡村教育机关————此指现在邹平的乡学村学，《社会本位的教 育系统草案》中的区学乡学，前讲乡村组织时所说的乡农学校等一类机关而言。它兼着运用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两种方式来负此一社会区域（乡或村）内的教育责任；而所谓教育呢，则要在社会生活（政治经济）的改进。其组织以当地人为主体，所以也就是地方社会的一种组织了。

    三、县政研究会————乡村情形的或好或坏，现在还是看县政如何为最有力的决定；所以县政改革的研究非常要紧，县政里面所包含几项专门的事情，如土地如户籍如卫生等等须另有其研究和训练的机关，还不在此所说之内。此所说者特指为着乡村建设而应有的了解与注意，从而为县政上一般的改善，和陶铸县长人才的意思。但我们不主张训练县长。因为县长实是一行政领袖，不同乎事务人员或技术人员可以大批训练的。主要在物色选拔，此外顶多作一点陶铸功夫。

    四、农业金融机关————农业生产力的增进必以农业金融的活动方便为前提，这是不待说的。长期农业金融以至中期短期的，必须全国为系统地建立，与计划地分布。

    五、农业改良试验推广机关————这自然是讲求农业进步的机构之本身了。这也是应当就着农林蚕桑渔牧等部门，斟酌本省的特产，为系统地建立与计划地分布。如其社会本位的教育系统在全国建立起来，则这项机关也不必另设，那里面都具有了。

    六、乡村建设委员会————这是为上列几方面机关谋其沟通汇合的一个机构。它以委员十三人组织之：民政厅长或其代表居其一，农政厅长或其代表居其一，乡村建设的研究或训练机关代表居其一，县政研究会代表居其一，农业金融机关代表居其一，农业技术机关代表居其一，再从下面乡村教育机关同时也就是乡村组织的乡学村学，全省会合推选七个代表。乡村运动团体在这一省应有其联合组织；这七个人大约就是联合组织的中枢人物。他们站在社会运动的立场，来推动一切。其详如后说。

    乍看去，这好像超越原来谋农业进步的题目，而谈到整个乡村建设了。其实并不超过；要想促进农业一定要放在整个乡村建设里面来作，单从农业上讲求农业是错误的。天下事愈是目的之所在，愈不能在那里用力 。凡正面用力，直接用力，都是最笨最没力量的。一定要从侧面四周围去用力，间接地用力才行。所以要想农业进步，就必须注意和它最有关系的农业金融问题及农民合作运动两桩事。在农业金融上作工夫，在农民合作上做功夫，才是谋农业进步最有效的办法，而农业金融呢，又不能单从农业金融上讲求，还须注意和它相关系的那些条件；农民合作运动也复如是。所以不谋农业进步则已，要想农业进步，其势辗转牵连，必得照顾多方面，那也就是从整个乡村建设去作了。

    还须知道的，我们应当从四面八方往一个地方用力，却不能从一个地方往四面八方去用力 。常见政府中人既见得教育要紧，又感觉建设为急，东也着忙，西也着忙，照顾了这个，又照顾那个，像这样八下里用力实在是不对的。真正会用力的，对准一点用力就够了！凡事原都有个窍要。你必须左也是想它，右也是想它，眼也是看它，手也是扶它，这才行啊！“它”是什么？“它”就是农业。农业起来，农民自己会办教育，会修路，会制造，会做所有的事情。社会的进步，是社会自己要进步的；因为人是活的，社会是有机的，他自己自然会向前进步。社会进步实在与生物的生长有些相似，而不像是建筑物的建筑那样。你应当以他为主，而不应当你替他包办一切。你所可作的只在能开动他的生机，生机一开，则社会里许多事自然辗转相牵而俱进。中国人现在因为种种窒碍摧残，奄奄一息，好像是死了，可是假如你从四面八方向农业这一个地方用力，稍微一拨动，机括一活，社会的方方面面就跟着统统动起来，自一面说（如前所说），是为谋农业进步必须从整个乡村建设来作；自另一面说，也是为整个乡村建设必须向农业进步这一个地方先用力。如上的设计，就是从四面八方来对准农业这一点上作功夫。要千方百计 来作一件事，却不要以一个心作千百件事。

    明白此意，就知道上面设置的种种机关都是为得合起来作一桩事；而非各作各的事。他们彼此互为宾主，相与协作，是有一种配合在其间的。譬如我们眼光注在农业上，则农业改良试验推广机关为主，农业金融机关为宾；乡村建设研究院为主，县政研究会为宾；农政厅为主，民政厅为宾。凡农业金融机关作的事都所以为农业技术进步的；凡县政研究会作的事都所以为乡村建设的；凡民政厅作的事都所以为农政的。而所有上面这许多机关又都是宾，无非为的下面居主位之乡村教育机关而设。农业技术的进步决不能单在技术本身着想，也非单靠农业推广机关所能推进，因为零散的农民小块的田地，断无法采用什么进步的技术的，只有组织合作社来经营庶乎其可以。所以农民合作的指导，在农业进步上极其要紧。此指导功夫在乡村自归下面乡村教育机关去作，其上级主持规划机关则在农政厅；而人员之训练培养则在乡村建设研究院（或乡村建设师范）。但农民纵然合作了，还未必就有资本从事于改良。非金融上很活便，供给他生产资本，不容易促进他的前进。所以农业金融系统的建立，实于农业有死活的必要。这样，农业进步就是以合作组织和金融流通为条件。而同时呢，就合作组织来说，他也是不能自己向前发展的，除非在技术上在经营上从旁迫着他要合作才行，非合作不可，所以进步的技术大规模的经营实为促进农民合作之最有力量的。那末，合作又是以技术进步金融流通为他的条件。再就金融一事来说，生产不发达，农民零散无组织，他又怎得流通呢？那末，金融又是以合作组织技术进步二者为它的条件了。三方面各以其他两面为条件，如环之相连。

    我在一九二九年所作《河南村治学院旨趣书》上说过一段话，正好引来这里：

    夫我固无资本可言，其犹有些许资金则唯在军阀官僚商人买办之手，是皆敲剥于农村而屯之都市租界银行者；其借交易买卖由利以孳利者多有之，至若投资于生产事业，农业工业盖两无所可。此时大计，唯在因势导之以回返流入农村，集于新式农业之开发一途。窃尝计之，使吾能一面萃力于农业改良试验，以新式农业介绍于农民；一面训练人才提倡合作；一面设为农民银行，吸收都市资金而转输于农村。则三者连环为用：新式农业非合作而贷款莫举；合作新式农业之明效与银行贷款之利莫由促进；而银行之出贷也，非有新式农业之介绍莫能必其用于生产之途，非有合作组织莫能必其信用保证。苟所介绍于农民者其效不虚，则新式农业必由是促进，合作组织必由是而促进，银行之吸收而转输必畅遂成功；一转移之间，全局皆活，而农业社会化于焉可望。（《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三三七页）

    在那时不但银行向农村放款的事还未曾见，即说这话的也没有。真没想到不几年后这风气居然开出来。其有力原因，自然是民国二十年至二十二年内地农村现金涌流于外埠，外埠现金充斥过剩，金融界怵于形 势之危险，憬然于自身及大局前途均非使资金返输于农业，以恢复农业生产，俾内地与外埠之间金融随土货洋货之交易，有出有入环转流通不可。此事既在两方面互有需要，所以三四年来进展甚速。可惜其相关的那些条件未能配备齐全，而在此金融自身一面的缺欠也复甚多，所以裨益农业者殊为有限。所谓金融自身一面的缺欠，主要的是下列三点：

    一、游资偏集上海一隅，壅塞膨胀，无法疏导，而内地则金融枯竭，民生凋敝，沾润无从。

    二、银行资金之运用竟至偏于投机一途（公债买卖，房地产买卖，标金买卖等），尤以公债一项利稳且厚，生产投资遂致无人愿做。社会经济前途危险不可名状。

    三、农业金融系统未得如理建立；此又包括三点：

    1. 农业金融在全国金融体系中地位太低微，力量太薄弱。据查全国农民银行和农工银行仅三十二家，实收资本三千三百万元，不及商业银行一家之资本。

    2. 号为农业金融机关，而其中颇多从事于商业放款或证券买卖者。至于一般商业银行之从事于农业金融业务者，大半在利用其游资求取利润，其目的更觉不纯。

    3. 缺乏农业长期及中期金融。盖此时农业金融差不多是附属于商业金融的样子，故所谓农业金融者多系短期通贷而已；中期已绝少，长期更无有。

    总起来说，我们必须：（一）遏止投机赢利之风，而务使资本到生产上去；（二）布置内地乡镇金融机构，使资金得返输于农村；（三）于短期金融之外设法建立长期和中期农业金融，完成健全的农业金融系统。这是振兴农业的前提。不过这当然不是一省的事了。

    在上面农政是农政，民政是民政，合作是合作，技术是技术，金融是金融，各归各事，不能不分。然而到下面总要汇合为一才好。“一” 是什么？就是教育。无论那项事，到了下面与民众生交涉时，无非是想推动他领导他往前进，那就是教育功夫了。所以一切最好都归于乡村教育机关去作。上面要分，下面要合；上面是政治经济各项专门的事，下面是统括一切的社会教育；上面算是后方，下面算是前线。

    乡村建设委员会的用意有二：一是为上面这大机关彼此交换意见，谋其联合沟通，俾运用起来得以圆活；一是为政府机关与地方社会以及乡运团体之间得一交通，互相印证所见，遇事随时商洽而不使有所隔阂。但须注意者，此委员会不必赋予一定权力。它不是立法机关，它的决议没有拘束力。它更不是执行机关，它不直接去作什么事。它只算是一谘询机关好了。因为我们所求于它的，就在能上下通气 ，左右逗合在此处 ，愈是职权分明，有所限定，愈难弄得好。倒是没有决定的影响关系，可以从容商洽；不求结果，却可以有结果。而在乡村运动团体之左右政权完成乡村建设，也是这样间接地没有强制意味的最好。

    大抵经济建设多要靠政府主持（类如土地问题，前说的金融问题等为尤然）；而乡村运动为一种文化运动，独宜于担负教育工作。所谓乡村运动团体大概就以在下面服务于乡村教育机关的人员之一种结合居多数。在上级各机关服务的人员，或属技术人员，或属行政人员，于作社会运动不甚相近，不一定都加入乡村运动团体。唯有担负教育工作的人，尤其是我所说的乡村教育机关的人，最好都是乡村运动团体的分子。教育（包学术而言）在我们理想的社会制度内应居最高位领导一切；在今日未达理想之域，也不要附属于政权下，完全听政权支配，而应当保持相当独立性。这样，乡村运动团体与政府的分野，就是各项行政归政府，而教育归乡运团体；机关属政府（或地方自治团体），而人员属乡运团体。乡村运动既稳定大局形成统一政权于前，而在此进行经济建设之时，它更以教育领着经济建设向前走；一首一尾都是它。它的工作始终以社会大众为对象，要完成它的理想社会，而工具方法始终不 离教育。政治经济都在其包涵之中，而超然不身当其事。这是附带在这里说明的。

    第七节　中国土地问题

    和农业最有关系的当然是土地问题。常有人怪我们不大爱谈土地问题。土地问题怎么样昵？问题哪个不承认？要紧的是在有办法。办法也不难想，要紧的是谁来实行？要知土地问题，问题却不在土地，而在人与人之间。只有分散杂乱的个人意识或其较大意识，而没有一社会整个意识；只有分散杂乱的一些势力，而未得其调整凝聚之一大力量；这是问题之所由来。若不略略形成此意识、此力量出来，而只是你谈我谈他谈究竟没有负责的，又有何用！所以我们认为调整社会关系形成政治力量，为解决土地问题之前提。

    不过事情总是彼此相待的，辗转如环的。固然要待乡村运动才能形成解决土地问题之负责的力量；可是也须提出对土地问题的主张，才能作乡村运动，才能调整社会关系，因此亦就不能不谈。

    中国的土地问题似乎包有三个问题：

    一、耕地不足问题————质言之，人多地少。全国土地总面积虽广，而据专家估计：其高度在三千呎以下者仅得百分之卅五，益以雨量缺乏，每年不及二十吋者约占全面积之半。因此全国人口乃聚居于少数几个区域：（1）中原区（白河黄河及淮河平原），（2）扬子区（扬子江中下流平原），（3）丘陵地区（以上各平原附近的丘陵地），（4）浙闽粤沿海区，（5）四川盆地。以上五个区域总算起来面积七十万方哩，占全国百分之十七弱，而人口则有三万万五千万；占全国百分之八十三强。论密度总平均每方哩多至五百人，远在日本德国以上，与荷兰相近。而其 中的中原区和扬子区人口之多且远在世界各国人口最多的英国、比国之上。约计每人平均所有土地，在中原区每人六亩，扬子区每人四五亩，各丘陵地及沿海区每人十一亩，四川盆地每人七亩，而其中尚包有山林水泽在内，不尽可耕。若专从耕地计算，每人得的大约三亩之数而已。论者以此为我农业前途有所限之证。然吾国土地未经测量，人口未经普遍调查，地质土壤气象雨量均未测定，此种估计自未足深据；故有举淮河流域及云南地方情形例证其疏漏不实者（见萧铮：《中国的土地与人口问题》）。世界各国耕地面积在其总面积中所占分数如英法德奥等国均在其总面积 60%以上至 70%几；美国也在 57%；最少如日本也且为28.90%。今中国视日本乃又只当其五分之三，何其奇啬如此殆不可信。另据贝克氏（ O. E. Baker）估计中国土地总面积二四四○百万英亩，除西藏不计外中国可垦土地约占总面积四分之一而强，而现在所垦者仅占可垦地面积四分之一。此其说视前估者大相悬殊，则彼此难为确论可想矣！复据张心一著《中国的垦殖事业及三大荒区垦殖计划大纲》所云全国荒地合计为二十万零五千七百九十四万亩，为数也多于已垦地。恐怕现在耕地之少，一半也关乎人事，不尽为自然所限。假令一切社会问题都得到好的解决，更从自然科学尽量为土地之改良利用，则前途实远的很呢！

    归结说，人多地少是真的；还有好些荒地可资垦殖也是真的。一俟大局稳定，政治上有办法，就当大规模举办移垦，非如此不能解除农业上困难。除一面由国家统筹办理，有的责成各省自己办理。据我们见闻所及，垦务上最大束缚障碍在少数有资本的人垄断地权，而耕者不能有其田。果欲发达垦务必须耕者有其田，或在某种条件下为集团经营。

    二、土地使用太不经济的问题————此指农场面积狭小零碎，分散错杂，既足减少耕地面积，又妨碍耕作，不便灌溉，有阻农业进步，弊害甚大。据查此弊在北方已然，而南方更甚；地主富农所有已然，而中小 农更甚。盖人口过密，又地权集散转移频繁使然。除人口问题另谈外，补救之道应当励行耕地整理功夫，和土地的合作利用。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三、土地分配不均问题————此问题南北各省情形不同，问题严重到如何程度也传闻异词。所有调查或估计的数字比例，其不易得真又远在耕地荒地问题以上。所以我们于任何的调查表估计数也就不想引用。我们只承认这是个问题，有的地方且相当严重或很严重就是了。

    土地分配不均，是从土地私有制来的流弊；私有土地的结果就难免不均。要想根本免于不均，只有土地全归公。然而土地的公有或私有，不是单讲道理就可决定其应当如何的；亦不是一句话说办就可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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