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经济建设

办就可以办得到的。一种制度的存废，全视乎它在那社会上还有没有它的用处，完全是一个事实问题而待决于事实的。据学者考证，土地之有私有权盖以农地为始，而及于他地。中国过去对于农地私有的反响或则欲为根本推翻，或则欲为相当限制；然而历史告诉我们，欲推翻者无不失败，即限制者也收效甚微。及今苏俄共产虽号为土地国有，而实际上并不能没收一切农地，只是用种种方法使农民趋向于集团经营，不复恋恋于其土地之私有。大约生产技术进步，社会事实最后趋向亦许在土地归公，但非所论于今日。今日所得而行者，只是耕者有其田和土地的合作利用，这两点是我们应当积极进行，不容稍缓的；而这两点果得作到，其去土地公有亦只一间耳。

    平均地权原是国民党的主张，至今未见实行，也是条件不够，时势不容许它。第一个条件自然是能负责解决土地问题的政治力量。有了这个，才能从法律上设为种种限制，裁抑地主，终使其土地出卖；而同时奖励自耕农，保护佃农。有了这个，才能建立完整的农业金融系统，从长期金融贷款于农民以购地。其它方法种种甚多，而移民垦殖也是一要着。凡往者丹麦英德法等国创设自耕农之法，中欧东欧各国土地制度改革之经过，均足为参考。而不论什么方法实行之前，总要清查地亩、清 查户口。在户籍地籍无从稽考一蹋糊涂之今日，实在是什么都谈不到。大约总须这些前提条件有了进步、事实日见清楚，才好想办法。办法也是要一边想一边作，一边作一边想，才得切合实际而生效。此时空谈无益。我们只要决定我们的目标，必作到没有凭藉土地所有权来行剥削的地主而后已。

    使耕者有其田，固已给予农业上有说不尽的好处；但如其各自经营生产，还不是土地合理的利用。我们必须更从土地的合作利用（一种利用合作社），达到土地利用的合理化，农业经营的合理化。不过此事言之不难，行之却甚不易，须从种种方面来促成之。

    第八节　苏俄给我们的参考

    关于土地问题，关于农业经营，关于农民生活的社会化，我们都可从苏俄革命后到今日的经过，得一些好的参考。现在采摘书报，约略叙述一下共产主义者都承认要行共产在农民很难很难。怕是苏俄共产政府二十年来从头至尾费尽心力最难克服的问题就是这个农民问题。其实所要求者只是很简单的一个意思，就是“由散而集” 四个字。要农民由散而集，非使农业由散而集不可；要农业由散而集，又非使农民由散而集不可。说起来，由散而集这个大方向，原也是我们向前去所要走的路，其所以正好作参考者即在此。我们看二十年来苏俄政府在此方向上时而猛进，时而迂回，紧了又松，松了又紧，手段则忽软忽硬，但百变不离其宗。若将其前后变迁总括采记一记，大略是：

    一、自一九一七 ——二一年三月为军事共产时期，前进甚急，手段甚硬，牺牲极大，而于事殆无补。

    二、自一九二一年三月以后就退下来为新经济政策，在许多要点上 都放松了。尤其施行现物税法，俾农民得自由处分自己劳动所得之生产物，而废止从前之强制征收，农业得很大恢复。许多已成的集团农场则随着解体而减少了。

    三、自一九二五年以后，对于农民较之新经济政策尤为宽大，称为新新经济政策。虽一面农业更见恢复，然一面由此引起农民间之阶级的分化。

    四、一九二七 ——二八年上半年施行左倾政策压迫富农，手段一时趋于硬化。

    五、一九二八年七月因左倾政策而发生谷物恐慌，略示让步，施行所谓“新农业政策”。同时有名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于是年开始，新农业政策之积极部分即包括其中，侧重国营农场及集团农场以代替富农之谷物生产。自是年五月至次年四月集团农场崩解百分之一二 ·九。

    六、一九二九年秋励行集团化政策，再度压迫富农，手段残酷，集团农场增加甚速，截至次年一月增七倍强。

    七、一九三○年三月十五日经中央会议决，宣言退却，集团农场随见减削。截至是年一月前加入集团农场之农户本占全农户数二分之一以上者，退却后即不到全农户四分之一。

    八、一九三一年上半年加紧集团化，八月后复宽弛。是年最可纪者为实行按工作量计酬之法，同时加强农场劳动之组织，集团农场于此乃得一大进步。再则是年牵引机站（Tractor Station）由上年春之一五九扩充至一五七四，此种农业的机械化（或工业化）实为助成集团经营之最有效者。由此两点而后苏联之农业集团化乃入于坦途，量日增而质日进，截至一九三六年集团农场之农民占其全国农民总数 90.9%，殆可谓完全成功矣。

    以上只是就他二十年经过曲折记一记，还须明白其农业经营的几种方式，和几个重要问题，才能得着其中给我们的教训。说到他们农业经 营的方式，先可以大别为三种：

    一、国营农场（State farms），又称苏维埃直接经营地，是国家经营的一种企业，好比他们工业上的大工厂一样，以国家为之主，生产所得应归国家。其土地大半在革命时由大地主没收而来；或于人口稀少之大片荒地设置之。

    二、集团农场（Collective farms），此文分三种，详于后。

    三、个人农场（Individual farm），农民个人私营之农场。

    这三种方式中，第三种将近消灭，第一种国营农场开头那些年很置重，而到现在则第二种集团农场站了最重要位置。有人推论说，第三种都要变成第二种的，第二种都要变成第一种的；那是错误不明白大势的话。第二种方式之中又可别为三种：

    一、农业公社（Agricultural Commune）或译共产农场，农业共产体等名称。在此种组织中，合许多农民的保有地为一大农场，生产消费都社会化，仿佛要达于共产理想的样子，视为集团农场之最高形态。共产政府在初原置重于此，一九三○年以前也曾一度发展甚速，旋又解体不少。

    二、农业合作社（Agricultural workers union）一名阿特尔 （Artels），这是现在集团农场的标准方式，凡今之言集团农场者皆指此而言。那也就是说，在俄国农业经营所有方式中，在今日以此为最重要最通行的了。然在当初（一九一八年）那时国家的农业人民委员会并未加以注意 ，故未得办登记，直至一九二○年十一月二日以前还没有何等成文法规。经过多少阅历之后，在一九三○年三月和六月党中却才两度议决公表，以此为建设集团化农业之基础形态了。按此种组织的特征 ，在一面有公 ，一面有私 。基本的生产手段皆归属于公。而社员仍保留一些私产，如宅地果园菜园和牝牛小家畜（猪羊鸡兔）等。在生产上极社会化，在消费上就不定然。一九三五年二月召开集团农民大会曾讨论修改 这种组织章程。关于一切的事都重新有详明的规定，同时订明此种农场土地为国有财产，但得永久占用。最近公布的新宪法又重予保障，以为社会主义社会组织的基本原则之一。大约变化多年的苏联农业社会就确定在这里了。

    三、土地耕种合作社（Collective Cultivation），此为集团化的最初级，不但消费没有社会化，即生产手段也为私有，常不能为有计划的利用，不过集合耕作而已。这种组织在初也曾发达很多，今则都改进于前一种阿特尔方式矣。

    如上所述，各种方式中以农业合作社最成功。促其成功的条件固非一，却是其中有两件事要说一说的：一是按工作量计酬，和加强农场劳动之组织；一是牵引机站。兹分释如后。

    集团农场按工作量计酬之法，和加强农场劳动之组织，是一九三一年才实行的。一九三○年前大多数农场劳动既无分队之组织，其分配所得又皆依人数计算。盖一则由于干部人才之缺乏；一则误认共产社会人人可得均等之分配。此时勤劳者所得不见多，怠惰者所得不见少；更以劳动无组织，各人工作必待管理干部之巡回指挥，故秩序凌乱，劳动能率极其低下，对于机械使用之不注意，马匹管理之不亲切，犹其余事。按工作量计酬者，折衷以普通一日之生产能力为准而定为一 “工作日”，最后计日给酬。看其工作成绩及格不及格，不问其时间。又分工作为轻工作、中工作、重工作、专门工作等若干类，然后再以适当方法换算其工作日为几何。此分类及其换算例，得由各场自行因宜规定之。于计量之外，更注意其工作之质。同时于劳动分为大队小队等组织，从其一队之工作量匀计而为其队员每一人之工作量。如是则其一队之中自能相互督励以谋其工作质量之向上。每队人数不可过多；多则工作能率减。盖人数少者，工作易于计算，且易于统制也。又当使工作者依附于一定之机械或农具，则他对之自觉有责任，也自然生爱惜。又如养畜，必使工 作者继续于数年内管理其一定数之牲畜。其理也同。

    牵引机站乃最有力于农业之社会主义的改造者。盖唯此可使社会主义的经营形态有技术的设备。斯大林尝称之为小农经营与集团经营间之桥梁；唯以此桥梁乃得导几百万农民弃其个人的经营而过渡于社会的经营也。牵引机站不只有牵引机，其它整地播种耕耘以及收获等机械，均有置备，集团农场可与牵引机站订立契约，由该站供给机械，派遣技术员，承揽一切关于农业机械方面之工作；农场则提供人力，照种种计划实行生产，而以其收获量四分之一为租金，并将所余谷物经由该站卖给国家为条件。农民之欲成立集团农场者牵引机站尽其所能而指导之援助之。他如各种机械如何使用，如何修理，牵引机如何运转，对于农村青年皆有讲习会之设；是故农民大众之活动与劳农国家之技术的援助实完全结合于牵引机站之中。比年其任务更见扩充，凡村图书馆、托儿所、治疗所等皆在其管理下而建设起来，并发行新闻。质言之，牵引机站已成为农村文化之中心。它使农村之文化水准及生活组织与工业劳动者之水准相接近，促农村于工业都市化。每一牵引机站平均约有五十台牵引机，照顾五十个集团农场；于是集团农场与集团农场之间又以此联结起来。全国共五千多牵引机站，又联属于其中央部；如是，集团农场又集团化了。

    我们为什么要叙述苏联的农业建设经过？为得是从这里面可以看出一些道理来，试分条言之，如下：

    一、经济生活社会化是必要，但社会与个人或公与私两面兼顾，不可太偏一面，抹杀一面。这亦就是说，要农民由散而集是必要，但不可一味求集，还须于集之中有散才行。在执政的共产党，本以国营农场或农业公社为理想目标；但阅历二十年 ，结局却在当初所不注意的农业合作社 ；用尽心力，辛苦备尝，而后得的事实教训如此，还有什么话说呢？所谓事实最雄辨，这比多少思想辩论都深刻啊！但共产党和反对共 产党的人怕都不免对此要解释为人类自私心（或利己心）之不好克服；那却又错了。此中道理看后面便知。

    二、“凡事强求无益，欲速不达。” 二十年的事实教训，将这两句话算是发挥透澈了。在列宁以及许多共产领袖或理论家，未尝不谆切明白地说，不要强行收取农民的土地，不要强迫他们集团化。乃至集团农场的组织条文上，亦未尝不申明在农民的自由意志、自动参加。似乎执政者不应当再有那样强硬惨酷的手段了。然而人类就是这样，“明白自管明白，错误还是错误”；一次错了不算，还要再错，三错、四错都不完。有权力的人拿着权力不用，大概甚难其人。而且他总是没视对方的。最后还是承认了农民自身力量，而徐徐引进之，才得成功。

    三、一个人就是一个生命，一个活动的中心，——个活动的小单位。你必得承认他有他自己的力量；你必得尊重他自己的感情要求，予以适当的刺激 ，而导之于你所希望于他的活动 ；————如其你对他有什么要求，这是最聪明的办法。凡事，你要利用他自己，不要不利用他，最好的文化就是增盛人的生命活动的文化 ；反之，最不好的就是那减低阻碍人们生命活动的 。在我解释，为什么不可没收农民的土地？农民的土地就是他生命活动的一个适当刺激；收取他的土地，即撤消其适当刺激；而生命的反应活动失其着落。为什么集团农场的工作者最好是依附于一定之机械或农具？又养畜者为什么必使于数年内继续管理其一定数之牲畜？都因为这样就是予以一适当刺激，引他发出你所希望的反应活动（自觉有责任，自然生爱惜）。共产党总骂农民的土地私有欲，其实都有不少误解。试问依附一定机械，继续管理一定牲畜，也是私有欲吗？适当刺激也不是呆的，可以换替转移；但你总是让他活动有出路，就好。战时共产和新经济政策的不同比较，在我看一则骤然以团体代个人而活动，大多数个人生命的活动减低被阻，简直都停下来（在战时共产时期食粮供给全由国家独占，无论何种团体也不能利用自己之资源以支持自 己，个人的活动绝无可能）；而一则是恢复个人活动，且利用其活动徐徐引进之。这里所谓活动主要的是心思情趣的活动；缺乏心思情趣的活动，则虽活动而是机械的，没有自己的。心思情趣又恒必寄于现实标的（此亦即所谓刺激）。没有所寄固不行，若太广漠，或太抽象，或太不定亦不行。现物税为什么比谷物强制征收能鼓励农民之生产活动？就是为有了确定范围好算计，心思情趣得其所寄。集团农场按工作量计酬之法，为什么远比依人数均等分配者能提高劳动能率？又加强农场劳动组织后，为什么比以前劳动能率提高？都是为以前的刺激太不够，而后来则能对着每一活动的小单位（个人），较仔细较复杂较亲切地予以刺激，他自然要有其反应。这里不要说什么自私（或利己）！没有什么自私，也没有什么不自私。当生命兴奋活动得趣，那里还顾得什么自私不自私呢？或者：你叫他自私，他就自私！你叫他不自私，他就不自私！你愈阻碍他的活动 ，他愈自私 ，你愈引发他生命的活泼 ，他愈没有自私 。全在你怎样对付他，怎样引导他（所以我觉得可怕的不在社会多数人的自私，而在政治家的愚蠢）。

    以前提过的胡石青先生，他颇能明白上面的道理。他著的《普产主义大纲》上就说，经济不单是养活人的，并且人还要藉着经济表现其生命作用。所谓表现其生命作用的，大约是：

    1. 为能自由施行自己之经济计划；

    2. 为能直接欣赏自己劳动之成绩；

    3. 为能独立处分自己劳动之生产。

    这也就是说：你只维持其生命存在，而不让他心思情趣得所活动，是不行的。因此他批评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虽然两相反的东西，而结果都犯一个病，就是“少数人掌理所有产业，独享运用脑力之特权；大多数人受支配于机械下作其侍役，虽努力无由变其环境……实为人类天性所不能堪。”他的普产主义建立的根据，即在“人惟自己有产，乃能有 支配处理之权；惟有支配处理之权，乃可自由表现其生命作用。”他主张产业应分公私二类，而总结说：

    资本主义者少数人有产，多数人无产之经济制度也。共产主义者国家独有产；人民皆无产之经济制度也。普产主义者产业有公有私，所有之各级政府及团体个人皆有产之经济制度，而其尤要者则人人皆能有产也。

    在原则上，他这些意见都很对（《普产主义大纲》后半所说许多具体计划则不敢同意）。最好的文化一定是最能让人类得以表现发挥其生命作用的文化。

    四、心与物是相关的两面；在推进合作上（集团化）应当里外两面同下功夫。例如从农业的电气化机械化而使农民不得不集合起来协同经营，再没法散开，就是从物的一面或外面下功夫；用教育启诱鼓舞而使之合作，以及应用心理学的种种方法，都是从心的一面或里面下功夫。现在人多半喜欢看重物的一面。即我自己也常说，凡事总是反面逼的力量大，正面引的力量不大。然而两面要同样注意，不要只见一面，则是无疑的。河西太一郎所著《农民问题研究》，其中社会主义与小农土地私有权一章反复说明小私有地之强制收取的不应该，也不必要；而从许多社会主义农业生产的模范实例（国营农场及集团农场）如何有利给大家看，再用演说檄文种种宣传教育功夫，就不难使小农舍弃其固有经营，而小私有地也就自然而然融为社会所有。这表面上近似空想，而不是空想。又从这些年来苏联农业集团化运动中，深切知道农村青年心理最易接受新理想，其为助甚大。凡此皆足参考证明。

    第九节　农民合作与中国经济建设

    中国与俄国同为世界最大农业国；中国与俄国同以农民问题为其最大问题，中国与俄国同以工业化为其应取的趋向。除了不要忘记中国过去历史文化背景的特殊，以及自然地理经济地理上的不同外，所有他们二十年来的变迁阅历，无论在前途目标上，在方法策略上，真是我们再好没有的借鉴。而所谓文化背景的特殊呢？简单扼要地说，那就是中国人没有俄国入那冲动性，中国社会没有俄国社会那机械性，中国是已成熟的文化，俄国是未成熟的。就地理说，则中国地带温暖，天惠较厚，农业经济开发较早。综合起来说“穷则变，变则通”，中国现在固然是非变不可；然而一种极端地变则不可能 。在先，我们原已从种种方面推断中国必走合作的路；今借鉴苏俄更得证明是不会错的了。在同一大方向（由散而集）上，俄国且不能作到极端者，则中国更如何行？假定个人主义是一种文化，集团主义是一种文化，它（中国）将折衷于其间。

    中国经济建设一定要筑基于两点之上：

    一、以农兼工；

    二、由散而合。

    入手在此，收功也在此，此外再没有旁的问题。如何促进农民合作，又是如何工业化的前提。或者说，二者迭互为缘，相偕并进的。工业化问题随后再谈；且一言合作。严格地讲，在苏联是没有合作的，虽然集团农场第二第三两种也像是合作，尤其是它有大消费合作系统。然它只是在集团主义下酌量地容许了个人活动而已。质言之，其意在集团，其意不在合作；有时好像合作，亦是一种手段。因此它的大消费合作系统，一上来是强迫入社制，没有入社股金的。后来虽改变很多，与其他国家的合作社颇相近了，但终不是。下面一段话可资参考：

    苏联的消费合作，外观上颇与其他各国相类似，实质上却仍有根本的差异。盖苏联合作之所以废止强制入社制度，合作社的设立与社员的进退，一听其自由意志，并且解除合作社对于物质调达与物资配给等国家的任务，而使其活动得以自由者，乃新经济政策实施后的当然的归结；至于支配资本主义诸国合作的各种最重要的原则————例如，合作社的自治，独立，及民主主义等原则，完全未能采用；这是因为在普罗阶级独裁下的苏联国家，消费合作只被认为是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一种手段而已。（《农村合作》二卷二期，《苏联合作事业专辑》）

    原来在经济生活社会化上最不好克服的两大障碍，一是小农经营，一是私的商业。这里的消费合作，实苏联用以克服私的商业者；前说的农业合作，则用以克服小农经营者。倘把国民经济的诸种活动，概括归纳于农工商及金融四种；那末，苏联的工业与金融既经社会化，所遗农业与商业两种社会化的事业，就付托于农业合作与消费合作了。名为合作，实为国家的从属机关，担负着国家所付的任务，为其计划经济之一环。

    然而在中国呢，担负集团化运动之一大力量（阶级专政）根本不会有；当然也没有像苏联从集团化而降格的合作。中苏之间的比较，将不只是进程上有差度，而是从出发点不同，命意不同，归结必然为两回事，虽然眼前都是要趋向于集合的。中国的合作就是合作，不是集团化的降格；同时也不是个人资本主义经济的从属事业或补救工作，如在其它资本主义国家者。主要地因为中国必靠合作行生产；————所有生产与分配，农业与工业实则都要以合作行之。我们对于前途目标所在，能以有这样地确信，除有见于自己文化的特殊外，更有力的实为借镜苏俄所得到的教训启发。

    在促进农民合作的方法策略上，除条件不合者自也不能强学外，其可师取于苏俄者当甚多。近年国内农村合作运动为前此未有之盛。其粗制滥造，量高质低，固各地方之通病；而一般只偏在农业的流通过程上（如信用流通————信用合作；产物流通————运销合作购买合作），而忽略于农业的生产过程（农耕生产及农产制造），尤为缺憾。今后必须尽可能地师取苏俄使农业集团化的那些法子；非如此到底不能使农业进步，到底不能使农民当真组织起来。或者为土地之合并经营、或者为农具之合作利用，总须朝此方向大大致力，千方百计务使达于可能的最高度。有人说：

    合作运动如果只局限于流通部门，而不积极地向生产方面涉及，则易堕为资本主义农业榨取的工具。充其量也只是小独立生产者之向资本主义适应的方法，是表面的、空虚的、寄生的；对发展农业振兴农村，虽也有相当效能，但有个非常狭小的界限。所以合作运动之充实自身、强化自身的方法，就是积极向农业生产部门渗透，而其第一阶梯就是农具利用合作社的促进。（《乡村建设》半月刊六卷十三期，尹树生：《农业机械化与农业利用合作社》）

    这是值得引来称述的。

    友人黄明先生在广西柳州农村建设试办区，有一种推行合作主义经济组织的计划，我觉得甚有意味（似尚少见有人这样谈过，亦或我知识太陋）。今简略地引述于此，为将来推行合作之一参考。以下采录黄君文句，有不当处，其责在我。

    合作社运动，本身为一种自觉的运动。

    合作社欲增厚实力，必确立系统，一面坚固内部的基础细胞组 织，一面联合各级合作社，结成经济组织网。

    合作社运动必根据其地方的经济事情。

    上为合作运动之特点，应当认识的。至其着手点则可大别为三：一是从上层着手，如以国家权力规定法制，保护奖励。二是从下层着手，如鼓吹劝导于社会。三是承上启下，作中坚运动，如各国合作系统有其中央会者是。三者之中，以能把握中坚者可于短期收健全发展之速效。黄君就是要从事于此。他又提出一原则，说 “不以所以利民者扰民，不强人人猝作未经验之组织。”那就是先从中坚作种种的布置，慢慢纳人民于合作，于不知不觉中前进，而引其自觉，归其自营。————好比是训政时期之过渡一样。

    怎样布置呢？先于本区（农村建设试办区）成立乡村经济组织事务所；此“相当于他国合作社中央会之地方的雏形”。盖就当地之小农经济情形看，“认为此种农业自身无统制，殆将永远沉沦于弱者地位”；而求统制莫善于合作的经济网之组织。于此，必须把握其经济生活中几个重要问题：

    1. 食粮问题；

    2. 金融问题；

    3. 日用共同必需品外来，和自己生产品输出问题；

    4. 农业生产问题。

    因 “认定食粮与金融具有种种特殊性：食粮多涉及公益范围，有一部分强制性；金融最忌与事业相混淆，尤需互相信用；故于整个合作社系统中仍各另成一系统。”购买和输出以及其加工利用（为消费而加工、为输出而加工、土地机械之利用）等，暂混作一系统。假令为行生产而切实合作起来，则第四项也可独立。于食粮则成立仓库；于金融则成立金库；于买卖等则成立公店；于农业生产则成立农场。

    把握问题决定系统之后，应即就当地社会认定 “要塞”所在，集中于要塞工作，以为初步进行。“所谓要塞工作者，系就本区东西南北中央之经济中心地，也即农民’咽喉之地’如洛用姤、柳城、沙浦、东泉、柳州以及长安等处，择其最要者认为要塞；而以次建立仓库及公店等。” 此种要塞系联贯作网状系统进行。如前最要之要塞择定后，即以此为中心，而将本区更划为若干小区；“凡区内次要地如上雷长塘等处”，复按照进行（如是得为三级干线之分布）。“其下以各村落原始的合作社如蔗农糖厂之类，为基础细胞组织。”

    农民生活脱不出这几个问题，而且总要从咽喉之地走过；那末，就让他和这些公店、金库、仓库等发生交易的关系。例如在公店买卖，在金库储蓄或借贷等之类。公店之主要目的，一在对本区内特殊农产品（甘蔗木薯等）加工与售卖统制；一在对本区内日用共同必需品（食盐棉布等）加工与购买统制。金库之主要目的，在树立本区内农业金融系统，以金融力量辅导农业，更以与一般金融界通有无。仓库则于收获涌盛时吸收相当食粮数量，年中按平均的消费量以平均价格售出；以调节本区食粮数量与价格，对生产者与消费者作安全保障，为其主要目的。此三系统工作，彼此相得而功用益宏。如农业仓库网与其它两系统相联络，集中农产品（如蔗薯），以便共同加工，共同售卖，并以此增加本区金融机关信用，以便向一般金融界通资金。至于助长本区交通事业之发展，更为显见（交通事业属于利用合作）。

    农民愿与本区公店等机关交易的，须经本区认他为 “区友”。此种认定区友制，实相当于他国合作社之预定社员制；意在先示以合作社之实际利益，以促其自觉。他继续就指定的那些机关照规矩交易，即可按其交易额分配其应得之剩余金，积作社股，取得社员资格。分布在要塞的这些机关，起始都是试办性质，期于五年内以其经营实绩，相当的基础，逐步改为人民自己经营之合作社。其中关于本区对试办机关之出资， 实相当于他国政府对其国合作社中央机关之出资，仍与其它社员平等只取得一票权；在试办时期本区所负之责任，实相当于“训政时期”之责任。

    上为黄君设计的撮述，虽不详不尽，已可见意。我于此为外行，不敢作何批评讨论。不过我认为这样的设计，深合于中国农民未能自觉而有待于怎样启发其自觉的那个需要。年来为着“推进中国合作事业应走合作政策之路，抑合作运动之路?”国内曾有两派相反的主张。一派主张由政府执行合作政策，大规模推行，期收速效而应目前急需；且在今日统制经济计划经济的世界潮流中，对于合作事业也非有相当之统制与计划不可。一派主张由社会方面努力合作运动，因为合作事业原为民众自觉自动自主的社会经济事业，只有从社会运动而开展出来的才亲切实在，才组织健全。政府推进，效果不良，现有明证。友人张国维先生曾罗列两派许多理由，作一比较的研究，结论谓“各有长短，且彼方之长即此方之短。此方之长即彼方之短”。他主张“由合作政策与合作运动两方面同时进行，并须使此两方力量沟通调和，截长补短，相互为用”（原文见二十五年六月十六日大公报）。其实在乡村建设，在民众教育，也都有这个应当由谁来推行的问题，而且其问题的解答也有这么两派；两派之长短互见，也同乎此。乃至现在事实上多靠政府推行，也与合作事业正复相同（据查全国合作指导机关百分之八十七属政府，百分之十二 ·七属社会团体）。其由政府推行者之耗费大，效率小，不亲切，不实在；亦一般无二。我们在前讲乡村组织时，已将历代政府推行乡约的失败，丹麦民众教育由自动之成功，都讲的很明白，正好相印证。所不可忽视的，就是为什么这事政府办不好，却还都落归政府去办？此其来由就在我常说的：中国革命不是内部自发的，农民是没有时代自觉的；要待教育来完成革命，而此教育又必是“政教合一”、“建教合作”的那个教育。换言之，一切都是被中国问题所规定。我说黄君的设计深合需要就是为此。

    同时可以晓得，要想合作事业有相当统制和计划，很快地普遍推行全国，而又组织健全合理，那也就必须走我所说乡村运动这条路。这条路亦是为中国问题所规定的。我们既认定农民自觉必待启发，经济建设必须统筹；再明白中国的经济建设就是合作社的建设，乡村运动正以合作运动为其中心工作；那末，中国合作事业的推进，自然就是一面系于政府政策，一面系于社会运动了，其运用的要点。在以政权间接地操于全国乡村运动大联合体；如前段“政治问题的解决”所讲，此不再说。张君（国维）要“使此两方力量沟通调和相互为用”的那个难题，在他只有理想没有办法的，在这里得到解答。黄君的设计若希望为合理的采用，唯在这条路上乃有其实现的可能。

    我认为中国经济建设的下手处就是组织农民。因其事总无外一面促进生产，一面统制消费，以求经济上之自立与自卫；而无论你进行那一个问题，都自然要找到他身上。————生产靠他生产，消费靠他消费。此时既以他为中国经济问题的主人翁而言组织，那自莫善于合作主义的经济组织了。所以我看中国果然要进行经济建设，头一着就当有计划地大规模普遍推行合作于全国乡村，要于短期内将农民纳于合作组织中。这样无形中就将农民都变成经济的战士，而提纲挈领便于指挥。组织起来就为的是促进生产，统制消费。接着就从农业生产发出来对于工业的需要；从农民消费发出来对于工业的需要；而此时凭藉着合作组织的基础，一转手间不就将工业建设起来了吗？————自然在负责方面当合作组织推行的时候，就要作许多工业建设的准备功夫以应付此需要。

    第十节　工业化问题

    农业是我们图翻身的一种凭藉；要翻到工业上，才算是翻起身来。 谈过了由散而合之后，就要谈由农到工。

    如何工业化，普通说有两条路。一是统筹全局而实行工业建设；一是追求利润而工业自然发达。现在的中国人大抵都想走中间（我们也然），谁也不敢说走一边的话。而其实呢，骨子里都侧重第二条路（尤其政府中人为然）；唯我们则真是侧重第一条路的。从反对资本主义来说，从要完成社会的一体性来说，我们的乡村建设原是一种社会主义；那末，在这工业化问题上能不能实行其统筹建设，就是我们之成功失败所攸关的了。

    亦许政府中有人自傲地说“我是要实行统筹建设的”；或学者们高兴地说“我是主张统筹建设的”；那都不过白说罢了。散而且乱一塌糊涂（一切调查统计均缺乏）的中国大社会，从那里统筹起呢？要想统筹，须先将担负此统筹任务的力量形成了，才行。这不同乎营利的工业。营利的工业其发达的前提，只是要有资本和市场，此则完全靠那负责统筹的一大力量来调度。计划经济真不是一件容易事呀！试看苏联政府二十年间碰了多少硬钉子。像中国这样政府根本没有这气魄。勉强撑，也撑不住。大约对全中国说，永不会有能强霸到底的政府，我们也不必作此希望。然而在全国乡村运动大联合，从社会而稳定了政局，普遍推行合作后，则此一大社会各方面关系渐就调整，整个社会意识渐明，它却自会发生统筹的渴求，而以各种系统渐立（乡村运动系统，政府行政系统，合作组织系统），亦不难实行筹划。此与苏联稍有不同，它像是“唯其能统，故能筹”；我们是“以其能筹，便能统”。一则恃乎气魄胜；一则恃乎条理胜。条理最要紧。苏俄要在革命十年后才走上计划经济的路，就是前此条理不足。气魄条理兼而有之，它才得成功。我们在系统未立条理不清之今日，万谈不到统筹；即在将来，所谓统筹也是相对的说话，不是苏俄那样。

    假若我们将生产分作三种：一、工业生产————无机物的生产；二、 农耕生产————植物的生产；三、牧畜生产————动物的生产。那末，这三种照其顺序实在是三级。即愈前者愈死呆，愈后者愈活动：愈前者人对它支配控制力愈大，愈后者人对它的支配控制力愈小；愈前者愈能适用机械，愈后者愈不能适用机械；愈前者愈能集中为大规模经营，俞后者愈不能集中为大规模经营；愈前者愈好计算和管理，愈后者愈不能集中为大规模经营；愈前者愈好计算和管理，愈后者愈不好计算和管理。因工业具有如此性质，所以工业最当统筹建设；其理由是：

    一、工业是产业中最易社会化，最便于归公的，它就要首先归公。所以旁的或者不一定统筹建设，这个定要统筹建设。

    二、工业容易集中为大经营，有的工业且必须集中，或集中为便；因而势力雄大足以左右一切，必由国家经营管理才妥当，所以要统筹建设。

    三、凡为工业根本之天然富源如煤、铁、石油、水力等，差不多是全国生产事业的命根，自不容私人占有，乃至也不容地方割据；其如何开采利用自应统筹建设。还有铁路、轮航、电信、飞机等之超过地方小范围的，当然要统筹建设。

    四、工业和农业比较：后者为我夙有，只待改良；前者简直要从新建设。恰好它又是最容我们作迎头赶上去之规划设施的，所以必当统筹建设。

    我们对于农业只说积极求进步，而于工业则云统筹建设，就是为此。更须知道的，我们就为统筹工业建设，而不肯随便走那工业发达之路，所以才作乡村运动。假若我们也肯随便走那工业发达之路我们就用不着讲乡村建设，作乡村运动了。————自然，我们同时也是看到那工业发达之路是走不通。

    我深信中国是要从乡村运动才得统筹工业建设；但我也知道这里怕不免有一种困难。这种困难旁人也许看不出，而我自己却想到了。什么困难呢？

    原来工业化之所以为工业化，其要点就在以物理的动力（电汽等）和机械代替人力畜力。这本是提高文化的妙法。但人若要以其劳力换他生活所得的时候，就不肯接受。在自由竞争的资本社会呢，不顾他人是死是活，只要减轻成本增加利润的，什么技术马上就被采用实行。多数工人遭受无情的排斥，工业的进步实在残忍中进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自然未尝不可以此而逼着开拓其它事业，也能养活人；或者生产量增加，生活费便宜，也能养活人。然而这其中总有许多人被牺牲，则是一定的。在社会主义的国家呢，一切由政府计划调度；调度得宜，自不致有被牺牲的事。然而得达于从容调度这一步也甚不易。观于苏俄之有今日，也是经过大牺牲来；则工业化的高度文明，简直都是血换的。而我们这条路呢，则一意从平稳过渡那个地处设想，整个的打算从头到尾皆以多数人为重，结果怕是受多数人之累！盖既不使其有自相斫杀的残忍竞争，又没有将大权力量都提到上面来，则多数乡下人真或可以累赘着工业化的进行。他们人口密度己高，而安土重迁。他们知识欲望都低，容易满足于当下的生活。而中国工业（特指为日常消费的那些工业）如我所想，又将建立在“乡下人以其自己的劳力，加工于其现成的原料，以满足其自己需要”的那条路上。此时他自己反正要吃饭，反正要活着，自己的劳力简直不算钱；那末，为什么要热心采用电力机械呢？恐怕从他自己身上难得发出高度工业化的要求，这是我所虑的。群众到底是庸凡的，不够智慧的啊！

    那末，如何克服这种困难呢？我可以回答，克服这困难的根本一着，就是提高社会的明智力。苏联之成功，靠它国家的强制力；我们的成功，则有赖于社会的明智力，或曰社会的脑力。社会原可看作一有机体；如我们上面所说颇有条理组织的社会，更像是一高等动物的机体那样。此时问题，正好比一动物身体庞大而头脑发达不够。必须更进一格，像动物中灵长类人类这样，头脑很发达才行。头脑发达明醒有力， 多替身体作主，自无昏沉迟重之患。具体的办法就是我前在讲乡村组织时所安排的“推动设计机关”，在完成中国革命工作上所安排的“文化运动团体系统”，和后面讲整个社会结构所说的教育应居于首位而领导一切。我在前有这样几句话：

    推动他进步是必要，领导他有方向的进步更是必要。中国此刻顶要紧的就是有意识的、自觉的、有计划的往前推进社会；也就是以上所说的我们要想法子构成一个大的系统（即文化运动团体系统）。这个大的系统，也可以说是一个大的网。我们要有眼光的看准方向去推进社会；不能等着内地乡村没有眼光、没有方向的农民去瞎碰瞎摸。推动设计本为立法机关的事，我们把他分开了，我们从立法机关中又分出一个推动设计的机关。————本来团体意思的决定应付之于公众，一件事情要如何办法，须大家表决。我们也是把意思的决定付之于公众；不过要由有知识的人（教员）提醒大家，大家再想一想之后以为不错，都同意承认了，就算是团体意思的决定。现在的农民，非有人替他出主意不可，这个机关非特别提出来不可；因为现在的农民对于很多重要的事情他都是模糊、因循、迂缓、不知注意。（前讲《乡村组织》）

    其余请参看前后文。总之要造成社会向上求进步的气势。集中有学问知识的人才，开出多数人接受少数高明人领导的路子。简言之，就是提高教育在社会中的地位，而加强其机构力量。这是一个根本；从这根本才可以生出一些方法来。

    自然有了根本，不难想方法；教我们现在想方法是不够的。但我们也无妨略想一想。我推想：总得中央负责方面先将为工业之根本的那些工业统筹建设，使所有生产技术工业化的条件都准备好，而给他送上门 去，实为最要着。

    第一要供给动力于全国各地。将全国产煤、产石油、和有水力可以发电的地方，调查清楚，确实估计；而后将全国划分区域，统筹分配，次第开发利用，以供给工业上的动力于这些区域内。这样，农业及其它生产运输事业，自然就进于工业化。据说：中国煤藏从相对地位说，可居世界煤藏之第四位，从绝对数量说达————217,626,000,000吨，殊不为富；假使他日工业发达如美国今日者，则不过用四百余年；论其分布则几遍全国，特以山西最富，闽浙最贫。石油储量从前曾传说陕西甚丰；而据美孚公司勘查，则谓少量是有的，中量难言，大量绝无。其后地质调查所又论证其不确。此外四川、甘肃、新疆、西康、贵州等都有的，量数似亦不丰。除正式石油外，油母页岩则在热河辽宁有之；抚顺一处就颇可观，现在日人正从事提炼。这样，石油要算很少了（以上均据社会调查所出版：《铁煤及石油》）。水力发电，视其它为胜，最为现在人所称道。煤及石油不足者，正可靠水力；如美国东北部之新英格兰诸州即是如此。日本可用之水力约达六百八十万匹马力，而已利用之水力竟达四百匹马力以上。其由水力发电之量，约为火力发电之两倍。又如苏俄第一次五年计划之中心事业即为有名之第聂泊河（Dnieper）左岸大水电厂；规模之大，计可发生八十一万匹马力，为远近好多农工业所依靠。中国可利用之水力，尚无详确之调查。据前年世界动力会议之报告，约有二千万匹马力，占全世界可用水力百分之四，略次于美国，为世界水电事业希望最大国家之一。举其著名言之，首推长江宜昌以上之三峡。自重庆至宜昌计程约六百五十公里，两岸连山，江流下注，据估可有四百万匹马力。西南贵州广西间之乌江柳江及红水等皆甚有水力可用。北方黄河及其支流渭泾诸河之上流，估量皆很大。据德工程师巴尔克之估计，仅就宝鸡山谷一处积水，以供电力，即可将渭水引灌北岸高原田地五百万亩，且可将所余电力供给各种工业及将来陇海路西兰段火 车发动力之用（以上据《南开经济周刊》第一百四十四期；《经济建设与水力利用》）。凡此如何调查，如何计划，如何建设，皆应由中央负责统筹。

    次则同时要注意钢铁出产和机械制造，也同样为有计划地供给各处。因为动力没有机械是不能动的；而机械没有钢铁是制不成的。据说中国铁矿砂储量最近估计合勘采储量及未定储量总为979,500,000吨；其中重要的矿不过737,027,000吨，而属于辽宁一省中即达387,580,000吨；今辽宁为日本所窃据，即失去重要储量二分之一以上，总储量三分之一以上矣。以与世界各国比，则我全境内储量只及美国百分之一，印度廿四分之一，法英十二分之一。假令后此工业发达如美国今日者，计仅足供十五年消费之用而已。从其开采言之，除土法（行于山西湖南四川等处）为量不多尚为国人所有外，其新法各矿殆无一不与日本有深切关系，矿砂皆销于日本。至于钢铁出产为量无多，事业经营又多垄断于日人之手；其为中国独资举办者仅有汉口六河沟一处，山西阳泉一处，出产有限，且时有停顿（以上据社会调查所出版：《铁煤及石油》）。这样看来，从矿砂到钢铁大都是供给日本工业的，几于中国工业无与；中国之没有工业亦于此概见了。今后欲求工业进步，首须加以最大注意才行。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实以金属（钢铁等）工业与机械制造，为其建设中之最重要关键。在其五年内所有的工业投资一百六十四万万卢布中，以四十万万卢布都用之于此；这在任何单一工业（电气事业也包括在内）中都算是最大的投资。我们的设施约亦可借鉴。凡此如何调查，如何计划，如何建设，皆应由中央负责统筹。

    又次如为一般工业建设之关系条件的化学工业以及水泥（士敏土）木材等问题，皆应统盘规划，预为之备，至如铁路、轮航、港门等一切商业运输上的工程或事业，似非工业本身的事，而其间接刺激工业生产，力量绝大；如何善为规划安排，实促进工业化最大条件之一。这都 是中央应作的事；其事大略如是，不再多说。特须注意：这里所谓中央，不只是政府，更兼括乡村运动的联合中枢及合作事业的中央机关而言。此不独为在调查上他们可以帮忙；更其要紧是在计划上，为供求需给关系如何斟酌适合 （最难办最费事），非政府片面所办得了，必须他们协助才行， 没有他们便不得有统筹建设，只有走盲目的发达一路而已。

    此外在下层工作，有一桩为乡村学教员特要作的事，就是以眼前应用的机械知识灌输于乡下人，而启发其对于机械的兴趣，并没法提倡小铁工厂于乡间。机械的应用实为工业之始。随时随处教以应用简单机械，养成用机械的头脑，更有小铁工厂散布乡镇，我想是促进工业化不可少的条件之一。

    第十一节　末后的几句话

    关于中国经济建设，我说的话大略如是了。经济是一项很专门的事，我本外行，其中怕不免有说错的。然而大方针路线则我相信是不错的。我早曾说，中国问题已经到了根本处，不能再分门别类来看。各专门家倒解决不了他们的问题，反而要待我这非专门家才行。————这是实话，没有一点狂夸。

    时下论坛，一提到中国经济问题，有最爱说的一些话：一是极论中国土地分配不均，妨害如何之烈；一是痛数帝国主义如何侵略压迫，简直无活路，只有推翻它，中国才有办法。在比例上，他们说的最多者，恰是我在这里说的最少者。这里并没有什么一定的偏见。大概是我感情放得太平静了些，没有各位先生那愤懑激昂的情绪；不由得话就少了。更其是我专从解决的办法上设想，那没办法的话就置之不说。其实这两个问题，我如何能不承认呢？

    土地问题，在我们成天说农民讲农民的人安得不急想解决？可是够上负责来解决这问题的政府还没有。至于共产党的作法呢；倒也痛快，只是于大局无补（他们若建得起政权来就有补）。反之，我不但不那样说，而且近于鼓吹乡村内部斗争的话，我正极力避免。无益的话不说，没用的话不说，我只是想怎样建立那确能负责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政权。

    国际问题谁又能看不见呢？在举世闹着倾销问题互相以邻为壑的时候，他们一国一国都竖起关税壁垒，然在中国境内不独没有关税壁垒，而倒有外国的领事裁判权、国内设厂权、内河及沿海航行权、租借地、割让地、势力范围等等。这许多的枷锁不除去，工业生产又如何能振兴？还有适才说到为工业之根本的那些利源如煤铁石油等，本不丰富，乃竟大部（尤其铁之一项）被窃夺于日本。假使不收回，中国直无法谋工业建设。所有这些问题如何解决呢？我此刻真没得可说。修战备吗？不是这里应当说的；而且我认为中国若修战备以求摧敌，那是错误。我非想避免国际战争；反之，我深信在经过国际大战后，这些问题大半都可解决。在我认为中国不应当在如何摧敌处着想，而应当在如何让敌人不容易毁灭我们处着想，乃至在我们被毁后如何容易恢复上着想。尤其要紧的是在调整内部关系以树立应付环境的根本， 但所有这些功夫将怎么作呢？那就是当下讲的乡村建设！乡村建设是我们在国际大战前最好的准备功夫！不过我在这里且不说它。聪明人能领会我的话，他就相信我丝毫没有放松国际问题，而正是在中国经济建设的前提上，为其最善的努力呢。

    四 末后我们所可成功的社会

    甲　新社会与旧社会之比较暨中国新社会与西洋近代社会之比较

    我们回想前后所有的话，融会贯串起来，从眼前大局问题的相当解决，开出中国经济建设的机会，促进了乡村组织的生长开展，所有新经济制度新政治制度新教育制度便于从中成长建立起来，则社会改造就成功了。这个新社会和旧社会相比较，仿佛有种种的不同，其实只有一点变动；总括的说，就是：“转消极为积极。”

    中国社会以前何以谓之消极？散漫就是消极。虽然以前伦理关系很发达，人与人有义务的联锁，在生存上互相保障；无奈他没有积极的发达社会关系，藉团体的力量创造优美的人生，所以我们不能不说那是消极的。可是此后当然要增进社会关系，藉团体的力量解决人生种种问题，那就是转消极而入于积极的路子了。再则过去的中国社会没有能够发挥人类的理智来抗天行，所以让中国人受自然的限制很大，受自然的灾害很凶，水来了没有办法，天旱了也没有办法，瘟疫来了也听其流 行；总之，自然的灾害在中国人看着是不可抗的，这就是太没有发挥人的能力，让人完全受制于自然，这真是中国人很不行的地方！这正可证明中国过去社会的消极。我们以后恰好能够引进科学技术，发挥人类的智力，驾御自然、利用自然、控制自然；而且我们由团体力量去引进发挥，庶乎这种技术可达于最高度，这样就可产生富有积极性的人类文明。我想新旧社会的比较，除了转消极为积极外，再没有旁的。

    所以除了转消极为积极之外没有旁的，就是因为中国所患是不足之症，而不是有余之症。他文化造端很正，只是有些缺欠要补足，空虚要充实起来；并没多少过火处，必得要克伐铲除的。所谓他文化造端很正，具体说来就是两点：一点是乡村（包括农业）；一点是理性。这两点是中国文化的根本，更无其它。我们现在就是要发挥理性组织乡村；以组织的力量运用科学技术，来解决生活上之一切问题。那便是以团体组织科学技术这两样新材料来培养来发展那造端已得其正而尚待引伸发挥的端倪了。

    若以这个新社会，与西洋近代社会来比较的话，仿佛矫正了西洋近代以来偏欹形态的人类文明，而成为正常形态的人类文明。中国未来新社会，对老社会说是转消极为积极；对西洋近代社会说，是转偏欹为正常。但怎样叫正常形态的人类文明呢？可以分五点来说：

    一、新社会是先农而后工，农业工业结合为均宜的发展。中国旧日所谓农工商三字，仿佛有点顺序在内，先农而后工商；可是近代的西洋社会呢？工商业撇开了农业，超过了农业，而自己去发展；并且农业还受到很严重的抑压。其工业都要向外寻市场的，也不靠国内乡村来支持。工业单从一种营利的目的，市场交通的方便（商业上的方便）而集中在几个地点，形成一种工业都市，与乡村划然为二。这就是农工分家而为偏欹的文明。正常的文明是由农以及工，农工结合，平均适宜地发展。虽然生产技术愈进步，就是愈工业化，最后说不定工业范围愈宽， 农业范围很小，但先后顺序是不变的，适宜的原则是不变的。照我们所讲的路线，很自然的就是这么一个正常的路。

    二、新社会是乡村为本，都市为末，乡村与都市不相矛盾，而相沟通，相调和。西洋现在社会可以谓之为二本的，不是从一个很合适的系统来的。他是都市离开了乡村，超过了乡村，独自发达，初时则压倒了乡村，后来则转回救济乡村，总之，让都市与乡村仿佛成了两极端，成了很不相同的东西。其实都市与乡村，不应当有很大的不同，不应当是截然两种东西；而应当调和。尤其不应当同在一大社会里而表见矛盾冲突，陷社会于不安。这里有一段语，是社会主义者对未来社会的推想与现在社会的批评，我们很可以参考一下：

    在新制度下面，营利主义的原则要被撤废，这个世界要受需要主义的支配吧。那时候，“需要”上最根本最切要的农业，将最被重视吧。资本和劳力，要同现在相反，从都会逆流到农村去吧。对于农业生产力的增加，会不惜一切的努力吧。因为“资本主义在工业上的发展，已创成了极高度的完全的经营，所以社会主义的新社会对于工业的较大任务，不是再去创成较高的经营，而是废弃旧经营并且使劳动力集中到‘完全的经营’上去。然而在农业就不然，可以算为达到了最高度————尽量地应用了现在的技术和知识————完全的农业经营，实是极少极少，而且以这极少的经营到底是绝对地应不了社会对于农产物的需要，所以新社会必须把农业全体从新地组织把它提到较高一级的阶段”（引用考茨基的话）。结果，会使农业生产力增大到可惊的程度吧。并且工业，会分散到便于得到原料和动力的乡间去吧。因为这个缘故，都会和农村的关系上会起极大的变化吧。

    再把这样几百年以后的人类的群众生活想像一下。在那个时 候，已没有再使肉体荒废的都市，也没有强逼精神荒废的农村。农工业的调和，同农村和都会的融合，乃是那个社会的特色。在那社会所存在的，可以说是“农村式的都会”或是“都会式的农村”。

    考茨基说：社会主义制度任务，应以“经验”去发现农工业的适当的结合形式。在这个结合的形式下面，工业转移到乡间，不只是农业经营可以供给食物及原料于工业劳动者，而且可以教育和组织一切的劳动者，使工业劳动者能在农业极忙的时期————尤其是收获期————有效地帮同工作，使农业劳动者能够在耕种闲空的时期————尤其是冬天————从事工业劳动。若是在最为高度的农工业的结合形式下面，各个劳动者就可以每天在农场工作几个钟头再到工场工作几个钟头，使他们的精神和肉体不致受一种的劳动的单调所伤害。这样地，比方八小时的劳动里面，要是可以在农业劳动四小时再在工业劳动四小时，那末劳动者的健康和对于劳动的兴趣，一定会有极大的增进。……一方面，都会制度也不至于完全地消灭，还是要作为国家的行政机关和高等教育的中心地继续下去吧。不过，国家官僚组织的缩小，和地方自治的扩大，自然使中心都市的吏员减少；并且工作的分散计划愈有组织，工业愈由市场景况独立；加之以交通机关的发达，愈使工业分散到乡间里去；所以结果，国家的中心都市只要有十万左右的人口就足够了。一方面，随着工业的向田园分散，农村就发达起来，正像现在在意大利所见的那样，成为小都会。

    进了那样的时代，农村才能彻底地振兴，农村的文化才能开放烂漫的花朵。对了，那样的时代的文化才能算是真意义的人类的文化！

    （河西太一郎著：《农民问题研究》七二——七四页）

    像现在许多的大都会，六七百万的人口住在一块，真是没有道理！其病皆在将社会的重心集中于一点，而没有把重心和中心分开。如其都市只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而社会重心则普放于都市以外的乡村就对了。于此有一段旧文可资参看：

    我们辟造正常形态的人类文明，要使经济上的“富”、政治上的“权”综操于社会，分操于人人。其纲领则在如何使社会重心从都市移植于乡村。（见《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设立旨趣及办法概要》）

    中国从合作这条路走去，是以“人”为本的，不同乎资本主义之以“钱”为本。又从乡村而建设起来，层层向上建筑，向大扩张；虽然合作社的联合中枢机关在都市，而其重心则普遍存于各乡村。由是，其政治的重心也将自普在乡村，普在人人。像欧洲那样“钱”膨大起来驱使人，而人转渺小；又由都市操纵国权，乡村轻末不足齿数，上重而下轻者；这里都不会有。可以说欧洲国家政权好像偏起而耸立的；此则是平铺安放的。（同上）

    上边这两点的不同，一是从农业工业去说，一是从乡村都市去说；大概都是在先后、本末、主从之间见出的根本不同而非小不同！只有摆脱于资本主义，此先后，本末、主从之序才自然规复。否则，在其中弥缝是无用的。如日本的工业最初发达的时候，当然把劳力吸收到都市；及其发达到产业合理化的程度，乃又把劳动排出都市，返回农村。这样农村的劳力特别贱，于是工业家又把工业分散到农村去，提倡农村工业化，提倡农工结合，都是弥缝之策，还不过维持工业维持都市而已。不可与此混同。

    三、新社会以人为主体，是人支配物而非物支配人。如西洋近代以 至今日，从个人本位自由竞争，演为经济上之无政府状态，人类失去支配力，差不多是物支配人的；那当然不是正常形态的人类文明。新社会所以人作主来支配物的，全在我们一意社会关系的调整增进，减少人与人间的隔阂矛盾，形成一社会意识以为主宰。

    四、新社会是伦理本位合作组织而不落于个人本位或社会本位的两极端。伦理就是确认相关系之理，互以对方为重，团体与分子之间得一均衡；合作社也恰好符合于此义，既不是个人本位，也不是社会本位，社会与个人之间得一调和，这就是正常的。此理已经讨论过不少，此处不再多说。常常有人问我：你常说我们要创造一个理想的社会，那末，所谓理想的社会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社会呢？我回答的时候，开头就说这句话：团体与分子之间是均衡的；既非个人本位，又非社会本位。为什么开头就说这句话呢？因为一般所理想的新社会，都有社会本位的意思在内；我们虽然也是社会主义，但不同于一般的社会主义，故不能不先说这句话来表明我们的意思。

    五、新社会内政治、经济、教育（或教化）三者是合一而不相离的；合一的是正常，相离的非正常。为讲话方便，先分作“政教合一”、“政治经济合一”两层来说，然后再合起来。

    政教合一问题我们已经谈过许多。第一要明白政教合一是对西洋近代政教分离而言。但西洋近代的政教分离，是国家不干涉人的宗教信仰；此处所谓合一，却并非要恢复什么“国教”。有一段旧文可资参照：

    夫我岂不知政教分离，不独在欧洲当时有其事实上及理论上的必要，而且在何时均不失为最聪明的办法。夫我岂不知，天地间没有比以国家权力来干涉管理人们的思想信仰行为再愚蠢而害事的；居今日而还要谈中国所谓“作君作师”，将为人讶为奇谈，哂大笑话。然而这却是眼光短的人圃于眼前之所见；不足以语人类文化变 迁之大势者。在以往的社会，是代表国家的统治阶级妨碍个人太甚了；故近代来乃专求其如何不妨碍，而亟亟树起个人自由的疆界。然而这都是一个消极目的。文化更转进一阶段时，则单单不妨碍是不算的，必须如何积极地帮助顺成个人种种可能的发展。又在人的生存问题未有一社会的安排解决，则人生向上的要求也不能有一社会的表现。换言之，其表现为社会的要求，而社会尽其帮助个人为人生向上无尽之开展的任务，固必待经济改造后。尤其不可不知者，现在一般国家所行之法律制裁的方法，实以对物者待人，只求外面结果而不求他心与我心之相顺，粗恶笨硬，于未来社会全不适用；非以教育的方法及人种改良的方法替代之不可，此教育要在性情的陶养；那末，莫胜于中国的礼乐。所谓国家，将成为一教育的团体而凡今之所谓政治，在那时大半倒用不着，法律制度则悉变为礼。我前云：“在近代法律制度后，更进一阶段的文化便是礼”；意即指此。这些原都不是这里所及申论者；不过为破今人拘墟之见，略略指点一二。今人拘墟之见，正自难怪他。他一面去古未远，方得脱于干涉妨碍，如何肯放心得来？又一面正值生存竞争激烈之秋，救死唯恐不赡，其实也未暇作此理会。然人类之要求向上而自慊焉，则人类一天不灭绝，固一天不得息止；更且以文化之进，而此意识愈明了焉。又人类除非不生活，生活则必是社会的；更且必日进于有组织的社会生活。则如何导达畅遂此要求，终必为社会之所从事；人类文化变迁之归趣固将在是，可勿疑怪也。

    （《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一五九——一六一页）

    国家是有最高权力的团体，它将给我们许多安排、许多指示。这许多安排许多指示，应当充分寓有领导人生向上、发展人们德性智能的教育意义；这便是政教合一。如其国家只照顾人们的生活，而于人生的意义价 值则认为是另外一回事，不敢过问，明明是不通之论，出于一时的有所避忌。新社会的要点在发达团体生活；团体生活的发达必靠人类的理性。下面论到理性替代武力的问题，则于政教合一之义更可以明白。

    政治经济合一，亦是对西洋近代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分离说的。自由主义把经济认成是个人的事，国家不要操心；但现在的趋向则都望国家主持一切。大约经济生活社会化的结果，定然变为国家所主管。中国新社会要归到此合一的道上，更是自然的：

    现在中国社会有两个最真切最实在紧逼着中国人非团结不可的问题：就是治安问题与生计问题。如乡间有土匪扰乱，大家即练红枪会，这是由于治安发生问题，逼迫着大家非团结自卫自救不可。但武装自卫的团结，天然容易产生豪强的领袖；不容易启发中国的民治精神，不容易养成中国人的组织能力。只有生计问题，能逼迫着中国人合作，是养成中国人团体生活习惯，合作组织能力的最合适的道路：笫一，生计问题是最切实的，不容淡漠视之；第二，生计问题不像军事组织的过于含有“对外性”“临时性”，而平平稳稳地不松不紧地训练人去作团体生话。会作一个合作社的社员，就会作团体的分子，就有组织能力。恐怕要让中国地方自治成功，形成地方自治团体，除“合作”外再无旁的路。他恰好一面可以改变中国人的心理习惯，训练培养新的能力；一面因他的进步，亦即经济进步，自然地使大家生活在各方面发生连带关系，在事实上欲分而不得；地方自治，自然随合作的成功而亦成功了。

    （《乡村建设论文集》一八一——一八二页）

    中国的经济要想进步，天然不能走自由主义的路，一上来就必趋向于团体组织，所以那也就是一上来便趋向于政治经济的合一了。此事已 经谈过很多，不再叙。

    当真地说，今之所谓政治，在将来看好多是冤枉的事，多余的事。将来的政治大概其主要内容就是经济和教育了，所谓国家一面是经济的团体，一面也就是教育的团体。本来人生亦只有经济和教育两桩事；经济是生活；教育是生活的向上发展。所谓政治，在这里不过表现个人意志和团体意志的那些事。可是意志的内容是什么呢？还不外经济和教育罢了。到经济生活安排得很好的时候，无处不含有教育意义在内，亦即无处不是教育。通统是经济，也通统是教育。“政治、经济、教育三者合一”，到此乃真合一了；人类生活亦才正常合理化了。

    六、新社会秩序的维持，是由理性替代武力；而西洋近代国家还不外武力统治，其社会秩序之最后维持在武力的。社会秩序出于理性，靠理性来维持，是正常的；反之，靠武力便非正常。

    我们要知道，人类之有社会非出于自觉地组织，而国家的机械性尤大。人类历史直到现在，支配一切的是政权或曰国家。这些政权或国家，虽有许多高下不等的形式，而究其内容始终不外一武力统治之局。其较进步的政治形式固武力渐隐渐抑，理性渐显渐扬；然社会秩序之最后维持端在武力，而非以理性。像是牖启理性涵养理性的教育（或教化），从来在社会上就不居领导地位而处于被役使地位。因此教育虽尽可有助于社会进步，而社会真的改革进步却常是些“出其不意”的事；教育总无力来改造社会，暴力革命到底不可免。暴力革命就是社会问题之机械地解决，正从社会之机械的构造（武力统治）而来，虽欲回避有时而不能。然每经一度改造，必经一层自觉，亦即较进于理性；最后必达于自觉地组织，以理性为社会之维系力而不以武力。此时教育必站在社会的第一位，以学术指导社会的一切；社会制度就可以不断地讲求改良，用不着暴力革命。从前的可名曰机械的社会，后者可名曰理性的社会。于此，我们可以引杜威一段话，来阐明其间的分别：

    一个机器的各部分在那儿协作，但这并非社会；因其不认识此公共目的。假使他们都能认识这个公共目的，对于这目的都有兴趣，因此各人都按着目的约束各人特别的活动；这样一来，便成为社会了。

    如此我们不得不承认，现在社会里面还有许多关系仍缺乏社会的精神。因仍有很多人的关系如机器一样，彼此没有充分的交通作用。许多个人彼此利用，只管所要得的结果；至于被用之人的感情与理智的倾向怎样，心里情愿与否，都一概置之不顾。假使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教师与学生的关系，雇主与佣人的关系，治人者与治于人者的关系，仍然还在这地步；无论他们各个活动怎样接近，总不能组成真正的社会团体。

    （杜威著：《民本主义与教育》之第一章）

    中国旧社会病在散漫，然社会秩序自尔维持，较富于理性；缺乏阶级，武力统治意味最少，不像国家；这都是在前面说过的。中国新社会的成功，不外原来散漫的中国人转向团体生活；此转向除外围环境刺激它逼迫它使其发生团结组织之自觉外，其自身实缺乏一大机械力量来强迫地作成团结。这样，就反逼地只有自觉的思维的要求团结，才得团结了。前讲中国人之进于团体生活，大概要从经济上合作组织来；又讲中国人不进于团体生活则已，要进于团体生适不能不发挥其固有伦理互以对方为重的精神。凡此都见出要有其自觉认识，要有一种思维了解在内。不过我们所谓理性还不仅在自觉和相互了解上，更在人生向上的自励和互相敦勉。

    人生向上（个人的和社会的）里面含藏着自爱爱人的深厚意思，是人类生命力量的源泉。我常说，中国人若单从自卫自治和经济上的合作出发来组织团体，都不会有好的希望，有真的成功。必须从较深的动 机、更高的要求————人生向上————出发，而后才有力量克服许多困难（妨碍团体生活成功的那些因子），完成大社会团体的建设。在西洋人固然从其很久的集团生活，使他们身上较少那些妨碍团体生活的习惯，而具有许多适于团体生活的习惯；但若想撤废武力，那仍非另自有一种力量来替代不可。不然的话，单从理智的思维计算上以维系团体生活怕是太不够的；必须有超计算的感情力量才可以 。此力量在往时多半是借重于宗教的情操；在今后则将在我所谓的理性。理性是一种很强的感情力量，然而是明智的。当其自发就是志愿；要志愿久而不衰，则外面环境的涵养启牖功夫不可少。教育（或教化）在这里就成了顶重要的事情。说以理性替代武力，其实就是以教育（或教化）替代武力。这种教育怕以中国古代的礼乐为最好；在将来文化中就是要复兴礼乐教化，一定而不易。我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上曾经说过这个话，今不再详说（见原书一四○、一六七、一九四各页）。

    总之，现在的国家都不外借着民族斗争阶级斗争这两大力量在那里为种种形式的团结。可是将来阶级要消除，民族之争也跟着要消歇，就没有可以资藉的机械力量。此时团体生活的维系，并且要他发育得很好，那就非充分发挥人类的理性不可。当然也唯有从理性而组成的而发育的社会，才是正常形态的人类文明。这件事，中国将先一般近代国家而作到；这是我的估料。

    我们以上提出六点来指明正常非正常之分；但正常非正常到底怎么讲呢？可以说：正常即自然合理之谓；不自然不合理就非正常。工业在前，农业在后，两下分家；都市为本，乡村为末，两下矛盾冲突；人作不得主而受支配于物；翻来复去落于个人本位社会本位之两极端；政治经济教育三者相离而不相合；武力高过理性，教育处于被役使地位：凡此就是不自然不合理，就非正常。反过来：农业工业依乎顺序适宜配合；乡村为本，都市为末，二者调和沟通；人为主体来支配物；不落于 个人社会两极端，而是伦理本位合作组织；政治经济教育三者合一不分；理性替代武力，教育居于最高领导地位：这便是正常的了。假若再追问：什么叫作自然？什么叫作合理？自然就是合理；合理就是合乎自然之理。这是一句话，不是两句话。那末，到底所谓自然是何指呢？自然是指宇宙大生命说；自然之理即是宇宙大生命的最活泼处————人类心理。宇宙大生命的活泼唯寄于人类；人类而外已不能表现宇宙大生命的活泼了。所谓合理，质言之，就是合乎人类心理的要求。此要求是跟着宇宙生命来的，是自然的。其最强的要求即是宇宙大生命活泼的最高点 。我常爱说的“理性”也就是这个。归结下来，我们必须得认识人类，认识人类生命的特殊（理性）；认识了这个，也就晓得所谓自然合理的根据了。

    乙　人类社会建设应有的原则

    我在民国二十年初次讲乡村建设根本理论之研究，即先从“人类社会建设应有的原则”讲起。后来感觉不合适，才改从讨论中国问题入手，而以人类社会建设应有的原则放在末后讲。我于此建立了四个原则，都是从认识人类而认定的；我相信是评论社会理想的一些根本眼光，不过内容的话多半关涉生物学和心理学，细讲起来要另成专书（拟撰《人心与人生》一书，将来可出版），所以现在只将当初讲时所写极简略的几句话录后备考，不再加分释。

    绪言 本院研究部或训练部功课中，学科门类甚多；然大抵皆为乡村建设的方法。唯此《乡村建设根本理论》之一目，则将示吾人以乡村建设应有之鹄的或理想。在本院《设立旨趣及办法概要》一文中，所云“要认清题目……题目便是辟造正常形态的人类文明”者，正是谓此。

    认识人类 吾人欲求得此正确鹄的，必须探本穷源，先求认识人 类。以有人类，才有人类文明，才有人类社会如何建设的问题。

    经济为人生一桩普遍而且基本的事 人为生物；当然要维持其生命之延续（兼括个体生命及种族生命而言），则非对付自然，利用自然不可。假非架屋，即无以避风雨；非种谷，即无所得食。此对自然界费一些力，使于人生上发生一种效用而用之，即为“生产”与“消费”，统称“经济”。经济，盖指于不可免之费事中又求省事，以省事而不免又费事（如为省事而行大机械生产，又引出制机之事）环转无已之打算而言。人生于此，莫能有例外，故曰普遍；亦唯有此，而后有其它种种事，故曰基本。乡村，自一面言之，即从此经济关系而筑起者。然人岂徒求得生活而已乎？

    人类生活方法的特殊 一切生物诚盘旋于生活而止，无更越此一步者；唯人类则悠然长往，突破此限。此人类生命之特殊，当于其生活方法的特殊谛认之。

    生物所以生活的方法，各不相同。然大体言之，则不外植物之定驻吸食的生活方法与动物之游走觅食的生活方法。于动物游走觅食中，又有节足动物之趋重本能，与脊椎动物之趋重理智，两不同。前者，依先天安排就的方法以为生活，蜂若蚁是其代表；后者则有待后天之用思与学习，唯人类能达其域。于是合前植物之定驻以言，生物之生活方法盖有如是三大脉路。三者以植物为最省事，依本能者次之，而理智一路为最费力。脊椎动物，自鱼类鸟类哺乳类猿猴类以讫人类，以次而进于理智，也即以次而远于本能。盖虽同此趋向，而于进程中稍有偏违，即不得卒达也。

    试表之如图：

    于理智虽见萌芽而未得卒达之脊椎动物，仍依本能为活；其生活盖年年如是，代代如是，无有创新。实则一切生物，自人类而外，固悉自陷于一境，如驴转磨，盘旋而不得进。唯人类能运用理智，辟造文化，日有迁进，为独不然焉。

    何谓理智 　本能作用不离具体事物；而所谓理智，即指离开具体事物而起之分别区划计算推理等作用以为言。吾人生活上所用之工具机械文物制度，即以此等作用而创造出；而依本能为活者，则其工具即寓于其身体。

    人类整个生命之特殊 　动物于特定之具体事物，发生特定之兴趣行为（如蚕之于桑叶）；其关系有如系定。因之，宇宙间与有关系之事物，为数乃甚有限。人类则于任何事物，均可发生兴趣行为而无所限。以唯平视泛观，周及一切，乃为理智。唯人到达乎理智，故唯人能无所系定；其生命豁然开大，曾无局限，实得一大解放焉。

    人类社会建设的原则之一 　由此一大解放，人类生命遂得廓然与物同体，其情无所不到。见人创伤，我动惨恻；抑于物也然，匪独对人；古人所谓万物一体之情是已。语曰：“有福同享，有罪同受”；苟能如此 行之，则虽受罪也不甚苦，以其一体之情得所发舒也。故吾人当建设一个能代表人类此一体之情之社会。

    人类社会建设的原则之二 　无私的理智，开发出无私的感情；故人心有是非，不以利害而泯。语云：“所欲有甚于生者”，人类生命之高强博大于是见焉。革命运动之必推翻旧秩序，不徒为生存斗争，亦以不得于理而否认之也。故人类社会之建设，当求其如义得理；如或未然，不得不止。

    人类社会建设的原则之三 　本能者有所能而止于所能；人初若无一能，而顾有无限之创造力，故其究也无所不能。此创造力之必求得所发抒，盖人类最强要求之一；亦唯得所发抒，乃不负其所以为人。人之创造力各有所偏，亦曰个性。尊重个性，鼓进创造，此建设人类社会之所必不可忽。社会所以必许个人以自由，其义亦在此。

    人类社会建设的原则之四 　唯于人类生命而后教育为可能；亦唯人类生活乃需要教育。然教育非徒为生活而已，将以为人类生命之无限的开展焉。其见于外者，则为社会文化之得继续创进无已；其存乎内者，则为个人心理日造乎开大通透深细敏活，而映现之理亦无尽。古人有言：“寡过未能”；即其歉然不足之情，人类向上求不失于理者见焉。此情莫能已，此理益以辟，人生不可一日废学。故人类社会之建设应处处出之以教育眼光，形成一教育的环境，启人向学之诚而萃力于创造自己。社会于人，至此乃尽其最大之效用。

    结论 　人类生命的特殊，更有一点，则于美的领略欣赏是。盖饮食而知其味，唯人为能尔。吾人生活中处处有美不美的问题，不徒苟求生活而已焉。社会建设于此宜有讲求；然不另立一则者，以美育可并括于教育也。总上四则，人类精神于以寄矣。自非表见人类精神，难乎其为人类社会；然而是未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