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三

中的教师和男女青年学生，工厂、银行等企业中的职员，以及私人家庭茶余酒后座谈中的朋友，他们都喜欢听我讲述、评论《红楼梦》书中的人物、故事，并引证中西文学、历史，联系人生道德及当前社会的事件问题，他们听得津津有味，有的人亦即加入讲谈。一部分讲稿，亦被他们索去，在报刊上登出。我当时被称为“红学大师”或“《红楼梦》专家”（我自己却不承认）。

    这样，我所起的影响和作用，颇不为小。在1952和1954——1955年，我曾公开地批判过、谴责过自己，说：“我演讲《红楼梦》，曾把许多有为的男女青年，引导到《红楼梦》研究上去，削弱了他们当时革命斗争的意志。”因而阻碍了共产党和毛主席所领导的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事业。这是宓确切的罪状。但现在看来，决不止此。宓的罪行是更大。自1963起，毛主席明白地指责了我们国家的文化部门主管人，纵任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占据着京剧的舞台，并侵入音乐、电影、曲艺等；而1966开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是要彻底、普遍地“破四旧，立四新”的群众运动。由此去体会：宓演讲《红楼梦》，难道不是教人去憧憬、迷恋那个腐败荒淫、压迫剥削的封建社会、贵族家庭，去爱慕、摹仿那些贾宝玉、林黛玉或薛宝钗式的公子小姐、才子佳人，终日里不劳动、不工作，而只是谈情说爱、吟风弄月，“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再加上二十世纪西洋文化的物质享乐，与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思想理论，这在解放前（更不说在解放后）的中国，有什么好处呢？————宓为什么要引导青年男女学生和年富力强、有作有为的人士，到这样的生活途径上去呢？ 一句话，这是极端的愚谬、极端的错误。所以宓演讲《红楼梦》之罪行是十分重大的了。

    以上批判已足，以下叙述事实。

    （一）1907——1908年假中，宓在故乡家中，守祖母之丧。父亲由新疆回来，箱中有一部《增评补图石头记》（“石头记”是此书之正名，“红楼梦”是书中一次所唱的歌曲之名。但俗人竟名此书曰《红楼梦》，实在是错误；今无法而且不必去纠正了），宓便日夜去读，在一月之内读完了。而且能背诵（现今还能）一百二十回的回目，遵依次序；又能背诵书中的许多诗词、对联等（由此宓学会了作诗作词）。以后又时时重读，不拘次序。内容极熟，体会愈深，于是《红楼梦》一书后来大大影响了宓的思想、感情及生活。

    （二）1919年四月[9]，宓在美国哈佛大学中国学生会（星期六晚）演讲《红楼梦》（同城他校之中国学生们亦来听讲），主要是用西洋小说法程（原理、技术）来衡量《红楼梦》，见得处处精上，结论是：《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小说，世界各国文学中未见其比。此次宓的演讲稿，经宓整理，定名《红楼梦新谈》，刊登在上海出版的《民心周报》第一卷第十七、十八期（民国九年，1920三月二十七日、四月三日出版）。

    （三）1939年元旦（宓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用英文作成了一篇《石头记评赞》，根据西洋文学、哲学、艺术之所得，及自己之体会，对此书作出全面的评论。

    （四）1942秋，译《石头记评赞》为中文（文言），刊登于当时在桂林出版之《旅行杂志》第十六卷第十一期（1942年2月出版）。《旅行杂志》是中国旅行社出版的；此时之编辑，为孙福熙（字春苔；留法，习绘画；绍兴人，鲁迅先生之同乡兼门人）。北京图书馆藏有《旅行杂志》全套。

    （五）1942五月，昆明云南大学教授（原西南联大教授）刘文典（字叔雅，安徽合肥人，1958年逝世），在月下为学生讲《红楼梦》。以“蓼汀”二字反切（拼音）为林，遂说“元妃省亲，在轿内宣言‘花溆便好，何必蓼汀’；意思说，宝玉有了花袭人、薛宝钗，就够了，何必要林黛玉呢？————结论：宝玉不得配林黛玉而娶了薛宝钗，此事是元妃所主张，贾母、王夫人等皆顺从元春之决定而已”。

    宓散会时，对在旁之师生说：刘先生用反切、拼音讲《红楼梦》，太迂腐了，不可靠；且元妃省亲之晚，那会想到宝玉的婚姻，况在初入园坐轿游览时，尚未见过钗、黛二人，并不知其名，亦不知花袭人之姓名。又溆、薛二字不同音，说来太勉强，不能成立。学生们说：吴先生驳刘先生，甚是：就请吴先生给我们讲一次吧。数日后，宓遂第一次为联大及云大学生们讲说《红楼梦》：此是宓讲《红楼梦》之开始（起点），亦是宓讲《红楼梦》之真实原因。

    （六）当时西南联大的几位教师和二三十名学生，都爱读《红楼梦》，且各有心得，于是宓在1942九月，组织了一个“石社”（石=《石头记》）， 即是《红楼梦》研究会：每两周开会一次，轮流讲谈，欢迎一切人自由来参加。所讲的内容，自己写出，由宓编成“石社第一集”、“石社第二集”两厚册。————交付顾良（助教）保管；宓1944离开昆明后，此集遗失了。

    （七）亦就在1942秋至1944秋之两年中，宓在昆明（联大、云大以外）常被人请去讲《红楼梦》。————例如资源委员会所属的化学工厂、电工器材厂，中央银行等，有些机关是在城外、近郊。其办法是：星期六，用“交通车”（马车或汽车）接宓去，请进晚餐，然后晚间为职员及来宾数十人讲；讲毕，和一部分人细谈；留宿；明晨，早餐后，再用“交通车”送宓回城。 宓始终坚持：（1）讲《红楼梦》，决不登报，讲稿亦不刊登；（2）决不卖票、收费，亦不藉此为某团体、某事业募捐、筹款（黎东方教授讲《三国演义》，则公开卖票、收费）。

    （八）1944九月，宓路过贵阳，中秋月下，在贵阳近郊花溪清华中学讲《红楼梦》一次（贵州大学亦有人来听讲）。十月上旬，在遵义浙江大学住了十天，讲《红楼梦》两次。 中旬，过重庆，住了半月，亦讲过一次；在白沙国立女师学院又讲一次。

    （九）1944十一月初，至成都后，在燕京大学（陕西街）讲过很多次（皆在星期日）；亦在华西、金陵女大等校，及四川大学各讲过一次；又在女青年会公开讲过一次（女青年会先请高语罕先生讲《红楼梦》————有书出版，用马列主义观点；随后即请宓讲）。

    1944——1945此一学年中，宓在成都讲《红楼梦》的次数最多：所讲以人物评论为主：如妙玉、紫鹃、晴雯与袭人、探春、香菱、王熙凤等，每次专讲一人，宓皆作有讲稿。当时燕京大学和四川大学的学生，办有许多小报，索去宓的讲稿，登在那些小报上。可惜稿皆未存，只有《流星月刊》上，登载着宓讲《红楼梦》的总纲，即《石头记评赞》的要点（大纲），后来幸得保存着。

    （十）1946——1947此一学年，宓在武汉大学、华中大学、中国银行（以上武昌），交通银行、扶轮社（以上汉口）各讲过一次。此后，就很少讲了。内容由人物评论，进而探求此书著作及修补之过程。

    （十一）1949四月底，来渝碚后，只是九月初在国立女师院（九龙坡），十一月上旬在白沙白屋文学院，十一月中旬在南岸清华中学，各讲过一次（在其他各学校未讲过）。

    （十二）解放后，宓从未讲过《红楼梦》。1952思想改造运动中，宓批判了宓从前（主要在1942——1947）在各地演讲《红楼梦》等之罪行，写入宓的思想改造总结文中，文题曰《改造思想，站稳立场，勉为人民教师》————此文由领导人送登1952七月八日重庆《新华日报》。

    （十三）1954冬，在全国展开了批判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的运动，特别是1954十二月，批判俞平伯新近增修出版的《红楼梦研究》一书，作为胡适影响的范例（代表作品）————宓在本校西南师范学院，曾参加了批判会，发了言，简括地批判了宓自己演讲《红楼梦》。

    （十四）接着1955一月，宓以第一届四川省政协委员的身份去成都出席第一次省政协会议。在“大会发言”之前晚，主持会务的人通知宓：要宓明天上午在大会发言，限十五分钟，题目是“批判我自己讲《红楼梦》”。今晚须作出发言稿交入，云云。 宓即集中精力，当晚作出短稿交入。 次日上午早餐前，接到宓的发言稿打印出的两份，说：领导已批准，你今日上午十一时照此稿发言。那天，宓候点名，依序登台，宣读了宓的发言稿，批判了宓演讲《红楼梦》的“错误”，亦简括地列举了宓对此书之主要的看法，以及宓和胡适对《红楼梦》见解的根本不同，即是宓胜过胡适之处。 宓主张：（1）《红楼梦》是小说，不是“自传”如胡适所说；（2）《红楼梦》是曹雪芹写成了一百二十回，但小有残缺，又有遗失，后来高鹗、程伟元从事修补，而决不是如胡适所说，曹雪芹作成了第1——80回，高鹗续作出第81——120回，而衔接得那样好（此事不可能）！

    （十五）1957暑假前，在“鸣放”的气氛中，校内曾有人约请宓公开地演讲《红楼梦》一次。宓含糊应允了，但却有意推延，始终未举行。宓和《红楼梦》的关系，遂以（十四）条所述在四川省政协会议中之一次自我批判而告终！

    （十六）1963年春，值曹雪芹逝世二百年，重庆市文联和市政协开会纪念，请宓演讲“《红楼梦》之价值与意义”，宓推荐林昭德先生去讲，宓自己只作了简短的补充发言。 《红楼梦》电影来到北碚上映，宓曾去看了两次（第一次座位不好）。 不久，重庆川剧院第二团排演《晴雯传》四幕川剧，请宓去协助指导，宓曾去过，实亦无多贡献。 按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标准，以上三件事，都是应当严重批判的，故附陈于此。

    * * *

    [1] 摘自1946年10月21日《中华人报》特约记者锐锋撰《吴宓教授谈文学与人生》一文。

    [2] 王恩洋（1897——1964）， 字化中，四川南充人。1919年在北京大学学习印度哲学，后去南京支那内学院师从欧阳竟无研究法相唯识。1925年在该院任教，此后十多年从事教学和著述。1942年创办东方文教学院，1957年出任中国佛教学院教授。

    [3] 此书原载《吴宓书信集》，北京三联书店2011年版。

    [4] 周汝昌（1918——2012），天津人。燕京大学西语系本科、中文系研究院毕业。曾任教于燕京大学外国语文系、四川大学外文系，后曾任职于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室，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著名红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书法家和诗人。著有《红楼梦新证》、《石头记会真》、《红楼夺目红》、《曹雪芹传》等三十余部红学著作。在古典文学、文化其他领域，出版有《书法艺术答问》、《范成大诗选》、《杨万里选集》、《千秋一寸心》等二十多种著作。

    [5] 此书原载《吴宓书信集》，北京三联书店2011年版。

    [6] 凌道新（1921——1974），籍贯江苏镇江。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为周汝昌同学知友。曾任报社翻译、中学教员、大学讲师。1952年由四川大学调至西南师范学院，先后在外语系和历史系任教。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

    [7] 本篇所录诗、曲，是1954年吴宓先生与周汝昌先生在重庆北碚西南师范学院会面后，题写于周先生的锦册上的。详情可见本书附录六所收周汝昌撰《吴宓先生：行真守礼》一文。

    [8] 编者按，本文选自吴宓在“文革”期间所写的交代材料，标题为编者所加。此处所选为“第九篇：演讲红楼梦”。

    [9] 编者按，吴宓此处可能记忆有误，据其日记，此次演讲应为1919年3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