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篇 优生在外国

    二六　法国的人口奖励政策

    二十八年七月杪法国的政府官报公布了一种新的《家事法》。据路透社的拍发，内容大要有下列的几点：一、独身及没有子女的夫妇，概须向政府缴纳一种特别税，没有子女的鳏夫寡妇和离婚者也须缴纳，这笔特税的总数预算约合英金六百万镑。二、结婚后两年中产生子女的家庭，可以逐年领受二千至三千法郎的奖金，一直可以维持到子女长大（十四岁到十七岁不等）。三、女子结婚后留居家中照料子女的也可以领受一种奖金。四、农民夫妇留乡十年以上的，可以向政府称贷，其金额自五千法郎至二万法郎不等。二、三、四，三种的奖金或贷金，即以特税取得的六百万镑来充用。

    法国这次颁布的新家事法，和意、德、比等国先后颁行的这一类的公私法规一样，对读者不免引起两个问题：一是意义的问题，二是效用的问题。

    这一类法规的用意是很显明的，就是在直接间接的鼓励生育，增加人口。上文所述的四点里，一、二两点是直接的；三、四两点是比较间接的。法国人口增加的速率，从十九世纪的中叶起，即呈衰落之象；从那时候起，关心民族前途的法国人就表示着急，于是有组织了团体，大声疾呼，来唤起国人的注意的，也有著成专书，来研求生育率所以降低的理由与所以改正的方法的。从一八八七到一九一一年，豪夏（Rocharq）、格勒蒙（Clément）和贝尔底容（Bertillon）等先后在同一个题目————《法国的人口减少》————上，发表了三本作品。但这些似乎都没有能产生什么显著的影响，法国人口增加的速率继续的往下跌落，到欧洲大战终止的前后几年里人口总量到达一个不加而减、不进而退的境界。这种跌落的趋势，若不设法挽救，势必至于愈演愈烈，最后或许会招致民族的沦亡。有一个以促进人口增殖为宗旨的团体曾经做过两个估计，一以一九二九及一九三〇年法国全国的生育率做根据，一以塞因州（巴黎所属之州）同年期内的生育率做根据；所得的两宗数字如下：

    根据上文的估计，可知法国的人口问题的确是相当的严重。四十年后法国的人口会从四千万光景降到三千八百余万，甚至于到二千九百万，抵不过我们中国一个普通的省区。照第一个估计，情形还可以乐视，因为所减的不过二百万；照第二估计，就很可以悲观了，因为所减的多至一千二百万；这种大量的减少事实上也确乎很可能。塞因州的生育率低，当然是受了巴黎的影响，在都市化运动及工商业发达的国家，这影响是可以推广的，这种影响的推广就会引起一般的生育率的降落，而一千二百万的人口减缩是可以在意料中的。

    法国人对于这种人口减杀的趋势与其所引起的隐忧，除了做些宣传工作以外，当然还有他们的切实的防杜与挽救的努力。换言之，这一次新的《家事法》（这名称怕未必妥当，但未见原文，不敢擅加改定）是有渊源的，不是突如其来的。法国人鼓励生育的努力，大致可以分做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私家试办家庭津贴的时期。到第二时期里，这种津贴办法终于归国家统制，而成为一个制度。这一次的新法令的颁布，不妨说是第三期的开始；此后政府对生育的鼓励，可以采一种直接的金钱奖励的方式，而不必完全假手于工厂一类的私家组织了。对于第一第二两个时期，我们不妨略作介绍。

    法国的家庭津贴实滥觞于一八五四年阿麦尔（Hamel）氏所办的工厂。一八六二年，海军部对低级的海军士兵，也制定过一种津贴办法，士兵有十几岁以下的子女的，多一个子女即可以多领一份津贴，其金额为一天十个桑丁。一八九一年，教皇里奥第三的新法令对于这方面的舆论的推动，也有几分积极的影响。但家庭津贴逐渐成为一种社会运动，则在欧洲大战开始以后。一九一六年柔亚（Joya）工程公司的劳马纳（Romanet）氏规定了一种津贴员工的办法。一九一七年，政府鉴于物价的高涨，对年俸在四千五百法郎以下的下级官吏也规定了一种津贴，凡有年在十六岁以下的子女的，每年于正俸之外，为每一个子女可以多得一百法郎。到欧战终了时，大多数的地方下级官吏也得到了同样的待遇。

    工业方面的家庭津贴，也推广得很快；在一九一八年还经过一度办法上的修正。起初此种津贴是由厂方直接付与员工的家庭的，在这办法之下，狡黠些的厂主往往拒绝雇用有子女的员工，因而无形中省去一笔支出。修正的办法是由厂主特别提出一笔款子，存放一边，这笔款子的大小，视员工的总额为转移，初不论员工的有无子女，员工添子女时，所得津贴即由这笔款子中提付，而不再经厂主之手。这种款子叫做平衡基金，不久也就很通行了。平衡基金的办法，起初只限于一二厂家的，推广之后，又大都以一种工业或一个区域做单位，即享受同一种基金的津贴的是同一种工业的工人或同一区域里的工人，不分厂别。这可以说是一期里的发展的情形。

    政府的参加家庭津贴的办法，始于一九一七年的下级官吏的津贴，已见上文。此种官办的津贴后来就逐渐推广到各种国营的公用事业方面，例如铁道。但这可以说政府抄了工厂的文章，政府等于厂家，而官吏等于工人；至于政府干预厂家的津贴办法，用法律的手段来强制未采用津贴办法的厂家采用此种办法，或已采用的厂家作进一步的修正，使办法渐归整齐划一，则是一九二二年起才有的事。一九二二与一九二三年两年之间，政府规定了几种法律，颁给州立及国营的公用事业机关，规定凡属和它们发生营业关系的厂家，如尚未采用津贴办法，都得在契约内加上家庭津贴的条文，否则不与往来，即不委托此种厂家办什么业务，例如建造房屋或定制家具等等。这种强制的办法到一九二八年也就很普遍的办通了。

    从一九二〇年起，议会方面也时常有人提出使家庭津贴的办法归于划一化与普遍化的问题：普遍化，指的是使法国境内所有的工商企业对它们的员工全部实行家庭津贴的待遇；划一化，指的是办法的完全归于一致。以数学家而兼政治家的博恩卡瑞（Poincaré）就是提倡这一点最有力的一人。经过好几年的酝酿与商讨，一个通盘的划一的法案终于在一九三一到一九三二年间经议会的两院通过；至于正式的颁布，则在一九三三年的十月。这计划的要点不外：一、对流行已久的家庭津贴制度予以法律上的认可；二、此种制度应逐渐扩广，使适用于一切工商企业；三、私人厂家对一种工业或一个区域以内的平衡基金，概须发生联系关系，毋得例外；四、凡属员工，无论职位大小，薪额多寡，但须有尚须扶养之子女，皆有享受津贴的权利；五、所谓尚须扶养的子女指年龄在十四岁以下的子女，若子女在校读书或习艺为学徒，则可以展限至十六岁。最后这一点和最近颁布的《家事法》相同，不过最近的又多延展了一年。这划一的办法实行以后，就一九三四年间的成绩说，共计有五九五六六三个工商业机关和四百一十五万的员工受到这办法的支配；这些员工的津贴总额约有十三万七千五百万法郎。最近三四年内，这些数目当然是有增无减，但一时还无从参考。这些便是第二期内的发展情形。

    在这两个时期的发展里，有一点很重要的事实值得我们注意，就是，此种津贴的用意，起初倒并不直接在鼓励生育。一八五四年到一九一七年间的私家和政府所零星举办的津贴，目的是在使工人与下级官吏的生活程度不因物价高涨而趋于低落。一直要到一九一九年，在欧战已经收拾去大量的壮丁以后，奖励生育的动机才越来越明显，终于成为津贴制度的唯一的动机。最近所颁的《家事法》，用意完全在此，是一望而知的。

    不过用意是一事，效果往往又是一事。家庭津贴的用意虽然是在人口的增殖，但实行以后，人口是否真能增加，却还是一个问题。一般的法国人是笃信这种办法有很大的效力的，但专家的发见，到最近为止，似乎还没有能够坐实这种信念。法国关于家庭津贴的中央委员会及较大的厂家如密西林公司（Michelin）都先后发表过一些数字，证明津贴是有效的，证明凡属领受津贴的家庭，其生育率要比一般人口为高，并且有逐年提高的趋势。但专家的研究认为这种数字是不足为凭的，因为其间有选择的影响。一个工厂特别多的区域，所吸收与容留的人口当然都是一些年富力强的分子，一个大工厂里的工人，也当然是一些正在壮年的丁口，换言之，他们大都是一些正在生殖年龄期内的人。这是第一种的选择影响。一个有平衡基金的工业区域，或一个有特优的津贴额的厂家，无形中更会吸收一些多生子女的工人，即，子女多的工人家庭，很自然的会向此种区域移徙，向此种工厂觅取工作。这是第二种的选择影响。所以除非家庭津贴的办法通行到一个真正普遍与划一的境界，而工厂人口与一般人口的年龄组别又经过一番统计的校正，这种比较的数字是不会有意义的。

    再就法国近年来一般的生育量而论，研究人口的专家也以为家庭津贴的制度，即使有良好的影响，至多也只能稍稍缓和生育率低降的趋势罢了。下列的是法国一九二六至一九三四年间逐年的婴儿出生数：

    从这一宗数字里，我们可以看见两点：一、 〔16〕 家庭津贴大体上无补于生育量的逐渐减杀；从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一年，出生数虽曾维持一个稳定的程度，但一九三二年起又突然降落，而一九三二年正是家庭津贴制度因得到政府的推动而归于普遍化与划一化的一年！

    家庭津贴对人口增加不会有很大的效果，人口论者以为还有一个理论上的原因，就是，津贴的金额不大，一方面既根本不足以打动多生子女的欲望，另一方面，对子女的养育，也不能有多大补助的力量。就一部分下级官吏取得的津贴而论，他的年俸是九千法郎，津贴是一子（或女）每年六百法郎，二子一千六百二十法郎，三子三千一百八十法郎。就百分比言之，一子所得为正俸的百分之七的津贴，二子所得为百分之十八，三子所得为百分之三十五。骤然看去，这种额外的进项不算少，但人口论者就英国的经验而论，以为一子的培植费，至少须为正俸的百分之二十二的额外进项才不至于牵动一家的生活程度，而三子则须百分之六十一。如今以七与二十二相比，以三十五与六十一相比，所差岂不甚远？换言之，一个低级官吏的家庭，即使得到了津贴，还须竭力的节约，才可以勉强维持一个以至于三个的子女；我们替他着想，他若切心于维持初结婚时代的生活程度，还是以不生子女为宜。至于大多数的工人，所得的津贴，既相对的与绝对的都比下级官吏为少，其不能得到多大鼓励的影响，更可以不言而喻了。

    上文关于效用的一些话还只是就人口数量一方面说的。若就人口品质一方面说，可以提出的疑问便更多。不过提倡家庭津贴的人目的既只在增加数量，尚无暇顾到提高品质，我们姑且不加讨论。

    用意如彼，而成效如此，法国人对家庭津贴制度的期望如彼之大，而取得的结果如此之小，岂不是心劳日拙？是的。生儿育女之事，其间虽有自然的倾向，以及在精神上的幸福的酬报，但终究是一种很费心力的工作；而从社会与民族的立场看，也的确是一件很重大的负担；在个人主义畸形发达的今日，这副担子的分量尤其是见得沉重。试问这种心理，这种畏缩以至于厌憎的心理，又岂是少数金钱所可驱遣的？假定金钱真有此种通神的能力，试问，十九世纪下半叶以来欧美各大国的轩轾生育率的现象又从何而发生的。何以在这现象之下，往往越是有产业的人子女越少，而越是穷苦的阶级子女越多？何以西洋社会学家会有“大房子里住小家庭，小房子里住大家庭”一类俏皮的话？家庭津贴的制度既完全建筑在金钱原则之上：其结果只足以缓和生活程度低落的趋势，而不足以鼓励生育，实在是早就可以料到的。

    为鼓励生育计，法国和其它人口有降落趋势的国家，于家庭津贴而外，当然还规定了许多别的办法，例如打胎的禁止、节育智识的不许传播、产妇的摄护、婴儿的保育等等。这些，有的完全无效，有的为效极微。例如一九一一年，法国有人估计过，认为那一年出生的活的婴儿虽有七十万个，打落的胎儿倒有八十万个，可见法律的禁止，和金钱的奖励一样，也是一种极少效用的治标方法。妇婴的保健，对婴儿死亡率的减少，是有效果的，但并不大，就法国历年的情形而论，婴儿死亡率即使减少十分之十，其对于人口的贡献，还敌不过生育率的一个十分之一的提高。（最近中国智识妇女界主张减少婴儿死亡率，认为只此一端已足以维持以至于增加中国的人口；这种主张我以为不是一种出于不懂人口学的“无知”，便是一种诿卸责任的“设词”，观此益信。）

    最近法国颁布的《家事法》所规定的几点，比起以前的种种设施来，不能不说是一个进步。一、二两点，一面收税，一面给奖，奖额虽较前为大，但始终没有脱离用金钱来直接鼓励的旧法，恐怕前途还是不会有多大的结果。三、四两点，一则奖励女子居家，一则劝诱男子归农力田；似乎更能搔着问题的痒处；大概立法的人已经看出来，生育一事，与其直接鼓吹，不如间接诱掖；女子真肯深居简出，以家事为前提，男子真肯力田，而放弃都市中舍本逐末的生活，人口的增加是一个不求而自至的结果。不过，为了要推进这两点，立法者仍不惜乞灵于金钱，可见他们还是只知道治标，不知道治本。

    然则为人口减杀的国家着想，治本的方法又在那里呢？关于这一点，我们无须多说，但须回头一看中国民族在这方面的习惯是怎样的，就可以恍然了。在我们中国，生男育女，很不客气的是一种宗教。孝就是这种宗教，而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就是这宗教的第一个教条。只有宗教的势力，才能够教大多数的民族分子不敢轻易躲避生育的责任。伯道无儿，是人生第一个大遗憾；向平有愿，也是人生第一个大愿望；做老辈的，就是为子孙做马牛，也是在所甘心；试问若不是受了宗教精神的驱策，一个寻常的人肯牺牲自我到这般田地么？自我的牺牲，从另一方面看，固然也是一种损失，但家族的维持与民族生命的延长，直接间接的就建筑在这自我牺牲之上。中国民族之有今日，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数千百年来，一大部分的民族分子甘心做过这种牛马；对日抗战能维持至两年以上，而我们还能有恃无恐，所恃的，最要紧的也就是这一点。这一类的话，要在十年二十年前说，不免触犯所谓新思潮的忌讳，但在需要大量人力来支持抗战的今日说，在西洋各大国正闹着人口饥荒的今日说，是应该有它的分量的。

    总之，一件要靠一派宗教来维持的人类行为，又岂是一些金钱的津贴与法律的条文所能办到？为法国人着想，他们不妨先把中国的经验参考一遍，然后从长计议，再制定一个比较能治本的人口政策。我们中国人，更不妨借这个机会，对民族所以保世滋大以至于今日的种种教化的因缘，重新加以省察、研究、修正、补充，使此种因缘始终保维它们的活力与功用，否则，即使今日抗日胜利，五十年一百年后的中国人口，安知不踏上目前法国人口的旧辙？

    二七　苏俄政治与人才淘汰

    ————《出勤在乌托邦中》一书的读后感

    抗战以后，特别是海防、仰光两个西南交通的口子先后陷于敌手以后，我们在后方的人几乎看不到原板的西书，二十七年夏间总算在朋友处借到了罗素的一本新作品，叫做《权力，一个新的社会分析》（Bertrand Russell, Power, A New Social Analysis）；罗氏这本新书又打动了我寻觅另一本新书的兴趣，原来罗氏在这本书里引到美国合众社记者莱盎斯的一本书叫《出勤在乌托邦中》（Eugene Lyons, Assignment in Utopia），并且转载了莱氏的一节很有感慨的话，大意说：

    狄克推多制下的民众生活，不啻受了一种无期徒刑的判决。什么样的无期徒刑呢？就是始终得表示着热诚的一种无期徒刑。这真是一种可以消磨精神的徒刑。他们要是有机会的话，他们一定是十二分的愿意，把他们的头钻进他们愁苦生活的核心，而暗地里舐他们的创伤。不过他们不敢，这种退缩的行为几乎就等于叛国。他们像队伍里的士兵一样，经过长途跋涉以后，已经是疲乏得要死了，但是还得齐齐整整的排列起来，准备着检阅。

    我看了这一段话，就很想看莱氏的全书。三个月后在重庆，居然有机会借到这第二本书，尽三日之力，把全书六百多页从头至尾看了一遍。大约在此三年前，我另外看到过性质上很相仿佛的一本书，叫《我曾经是苏维埃的工作者》；著者是一对青年夫妇，姓斯密士，原是美国的共产党员，后来转移到俄国去，在工厂里当了三年机师，乘兴而往，败兴而归，归后便写成这本书，对于苏俄的社会主义的新试验的内幕，很不客气的下了一番批评，不止是批评，简直是揭穿。从他的议论里，读者得到一个印象，即，苏俄新试验所有的成绩，多少是装点出来的，而其实际的内幕，则往往比资本主义的国家还要来得不清明、不景气。这是一个讲究宣传的世界，有正面的宣传，也有反面的宣传，有善意的，也有恶意的；正面而善意的宣传，我们一向见过不少，我们固然不会完全相信；这种像斯氏夫妇的反面的论调，安知一部分不也是宣传呢？安知其中没有恶意的成分呢？这一类的怀疑，在要明了事实真相的读者，是一定不会没有的。三年以来，我就始终怀疑着这一点。不图如今又有莱氏好像是一鼻孔出气的这本书。

    莱氏也是一个美国的共产党员，在新闻界努力了许多年，好容易找到一个机会，被合众社派遣到俄国去当记者。像斯氏一样，他也是打足了精神去的，也满心希望苏俄的实际的政治与经济设施可以坐实他童年以来所怀抱着的理想。但是他终于失望了，至少他的说法表示他失望了，不止是失望，简直是灰心。他在俄国住了六年，从一九二九到一九三四年。因为采访的关系，他似乎和俄国的党政要人接触得很多。他还见过斯太林，长谈过一两小时，他对斯氏个人的印象很不坏。但他总觉得俄国目前的试验是一个失败。六年的观察，把一二十年的希望打一个粉碎，在他自己也觉得不甘心，觉得太上当，太不好意思和盘托出的写出来给别人看，但不写又觉得太对不起自己，不写，他自己内心上的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始终无法清算，无法解除。为了这一点，他的确踌躇了很久；他一九三四年离开俄国，而这书到一九三八年才问世，这也是一个主要的理由。书中有一章，叫《讲出去不讲出去》（To Tell or Not to Tell），是专叙述这一番内心的争持的。不过，话得说回来，这是一个为宣传的风气所笼罩着的世界，莱氏又是一个以新闻事业起家的人，这种自白究属有几分意义，自白后所发表的种种议论又有多少价值，在五里雾中的我们就很不容易断定了。

    无论如何，我们不妨把莱氏最有分量的一部分观察与议论介绍在后面。

    一、莱氏认为苏俄目前的局势，可以用五六条原则的话来概括的说明，其中似乎更关重要的三条（三、四、五）我们译录如下：

    人命只当人命看是不值钱的，它只不过是造成历史的一些原料。这个信念在苏俄统治的一批领袖中间，似乎是越来越牢不可破。生活自有其更大的目的，比起这种目的来，血与肉的地位似乎要卑微得多。为了要达到这种目的，为了维护真正的信仰，我们即使不免在这信仰的祭坛前面牺牲任何数量的生命，也是值得的。因此，为了拥护一种运动而发生的摧杀败坏的力量一天比一天增加，因此种力量的增加而养成的一种奇特的自豪的心理也一天比一天的发展；这种力量他们自己替起了一些名字，叫“布尔扎维克的残刻”或“列宁主义的坚忍”（Bolshevik ruthlessness或Leninist firmness）。

    社会的出身，指的是普罗的或穷苦农民阶级的出身，成为个人价值与身份的唯一尺度。别处的人以富贵骄人，在俄国是拿这种出身骄人，并且骄得可怕，更可怕的是由骄人而凌人，凡是不属于这种出身的人都认为是属于“敌对”的血统，而例应在被凌之列；而这种敌对与凌蔑的心理后面又好像有一种“恐怖狂”在驱策似的。同一个政府，一方面夸张他大量的托儿所和幼稚园，一方面却教同样在锤子与镰刀下出生的成千成万的儿童不免于穷愁潦倒，以至于死亡，不为别的理由，单单为了血统上有他们所认为的沾污。这些儿童是不许入学校的，是不得不和它们的父母同被放逐的。祖宗的罪孽在苏俄的儿童身上，真是取得了报应；基督教所称的“原始的罪孽”是已经被宣告万劫不复的了。

    阶级斗争是社会进步的至高无上的方法；凡是本来没有阶级和无须斗争的场合，他们会用人工的方法教它有，教它成为必须……总之，克兰姆林宫方面比马克斯 〔17〕 自己要走得远得多。它更进一步种植了不少的温室里的阶级斗争。（以上三节，见原书页二〇五）

    二、莱氏讲到智识人士对目前俄国的局面的态度，和因为这种态度，而遭受的待遇，说：

    大多数的教育阶级的人士诚哉是犯了一个很深与无可救药的罪，就是怀疑。就大体说，他们认为克兰姆林一方面的种种努力是光怪陆离的，工业化的速率是一种推车撞壁的速率而势必失败的；全部试验所牺牲的人力与人的生命是野蛮的，所谓“怠工”的罪名，究其极，其实就是这种怀疑与腹诽的态度，再加上了物质生活的艰苦和思想生活的钳制所逼出来的种种心理上的不满，而这种态度与心理上的不满已足够教多少千人被拘禁、拷问、放逐、以至于判处死刑。（原书页三四六——三四七）

    所谓多少千人被拘禁、拷问、放逐、以至于判处死刑，莱氏在他的书里也有不少的记载。上文说过他和苏俄党政的领袖都有往来，他叙到某人的时候，假定这某人在他追叙的时候，已经遭遇这一类的不幸，他照例在正文的页底，加上一个注脚：于某年某月被拘、被放、或被处死。别的不说，单就处死一项说，我们可得如下的一些零星统计：

    （按此次德国进攻俄国的初期里，德军所以未能长驱直入，是完全由于Tukhachevsky所预先布置下来的战略，但此种战略发生效力的时候，发明这战略的人的墓木已经拱了三年光景了。）

    三、莱氏说到苏俄目前的局面所根据的社会思想事实上又并不很固定，而从这种不固定的情形里产生出来的问题自然不少。书中专有一章叫《修正了的社会主义》，中间对于平等观念的变迁，叙述得很详细，摘录如下：

    这些以及其它有联带关系的改革有一个数学上所称的公分母，就是平等观念的放弃；收入的平等、生活程度的平等、社会权利的平等，终于都被放弃了。平等的事实当然从来没有存在过，在它处如此，在苏俄也如此。但它终是一个有发动行为的能力的理想，一个期于至善的鹄的，凡属文明的社会向来是认定了不放的。在新经济政策的时代，苏俄也认为这是一个最重要的理想，事实上，尽管不平等的现象和资本主义的国家一样的普遍，以至于比这种国家还要来得粗俗，这一颗社会主义的理想的明星，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中心思想，始终像日月经天似的，没有暗晦过。

    但到了一九三一年的上半年，这理想是放弃了。……马克斯 〔18〕 和其它的社会主义的先知先觉都经过了一番新的解释；“党员的最高收入”的标准起先是提高了，后来也终于取消了；薪工的分级不但受了承认，并且变成一条非实行不可的规律。以前有许多歌颂平等主义的戏曲小说忽然变做不时髦的东西，甚至于“反动”的东西。许多外国人写的称赞俄国情形的书，说人民委员会的委员和街头挖沟的工人如何如何的平等的书，也过时了，也被认为太不近情理的瞎恭维。

    费了一两年的文词（意识形态）上的偷天换日的功夫，终于把差等的现象确定为一个积极的布尔扎维克的德操。俄文里本有一个字叫uravnilovka意思等于“经济收入的平等化”，斯太林自己就把这两个字提出来，认为是一个可鄙的名词，其所代表的行为，在苏俄的道德标准之下，是一个非同小可的罪孽。也是斯太林自己，在一九三四年二月的一次演说里，把平等主义看做“布尔乔亚的一点蠢不可耐的自作聪明，在一个原始的禁欲主义者的宗派里，不妨有它的地位，但是在根据了马克斯 〔19〕 主义而组织的社会主义的社会里，是绝对的没有它的地位的”。（以上三节文字见原书四一九到四二一页）

    接着上面的引文，莱氏又有对于所谓辩证法唯物论极不客气的一段评论，我们在此不具引（页四二三）。莱氏自己原是这一派哲学的信徒，而终于发出这一类的议论，是不能不教人骇怪的。

    四、莱氏书中还有专叙苏俄文化的一章，这一章的题目不妨译作《禁锢中的学术文化》。我们也摘录一部分的议论如下：

    我在出勤的几年里，也曾不断的注意到一部分更重要的戏曲、影片、书籍、杂志，但没有敢希望碰到什么比较自出心裁的东西。文笔的力量是有的，美也是有的，但思想的内容总是那么千篇一律、教人发腻、过于单纯的一套。在科学的园地里，例如地质学的研究、北极的探险工作等，因为诛索异端的人比较不容易进去，所以还可以找到一点自由研究与放胆探讨的精神。但一到近乎纯粹思想的各领域里，遇到凡是足以启发科学的怀疑态度的东西，或鼓励“危险的”好奇心的东西，我们便进了一个理智的富有恐怖的专制时代了。

    所谓历史实在是一堆任情拼凑与随意修正的事实，目的在使它和克兰姆林所发出的政令不相抵触。所谓人类学一定得和一部分的政策相呼应，就是关于苏俄对各弱小民族的关系的政策。所谓心理学一定要和斯太林思想中的种种假定相符合（举一个例吧，全部福洛伊德派的心理学是一种禁忌，倒并不是因为苏俄的心理学家曾经加以驳斥，而是因为它根本和“党的阵线”冲突）。至于哲学，假定有人对于斯太林的辩证法唯物论有什么疑问，他所遭遇的危险，比中古黑暗时代提出地球究属平不平的问题的人所遭遇的还要担当不起。就在自然科学里，我们也有许多奇形怪状的东西，什么“列宁主义的外科医学”呀，“斯太林主义的数学”呀。在生物学方面也有不少所谓“意识形态”上的修正。

    要有真正的文化，要有真正的理智的自由，必须科学家能大无畏的作些富有创造性的研究，必须艺术家能大无畏的产生些富有创造性的作品。但在目前的俄国，这些东西是想不得的，不可能的，除非一个人愿意自召杀身之祸。就在法国，在一七八九年的革命以前，我们多少还有得一点相对的自由；但在今日的苏俄，谁可以想象找到第二个福禄特尔，第二个迪特罗，来对苏俄的制度、标准、习惯，下一番不客气的攻击呢？就在帝俄的时代，我们也多少有一点同样的自由，但现在又那里去找一个托尔斯泰，或一个涂琴尼夫（Turgenyev）或一个萨尔蒂柯夫（Saltykov），来指摘当前的种种措施呢？不说指摘，就是对于这种种措施，胆敢作一个忠实与准确的叙述的人，我敢说还找不到。帝俄的检查机关可以不问，只要一个科学家艺术家取一个中立的态度，而不谈政事。但是对于苏俄的检查员，中立是最罪大恶极的一种行为；每一个科学家和艺术家总得拿出证据来证明他是积极的

    在拥护党国的信条，……（以上三节见原书页四六七到四六九）

    莱氏出勤的期间，也曾一再旅行到欧洲大陆，他对于德意等国所推行的主义，也一样的取深恶痛绝的态度，并且也有一番极不客气的批评（页六二一到六二三、六三九、六四七），我们不暇详细征引。他这种态度与批评究属对不对，是另一问题，不过他终究是一个美国人，是一向在比较自由的社会里生长的；因此，虽在早年对于集体主义有过一度热烈的信仰，终于不免归宿到自由主义，而替自由主义作说客————这一点是可以确定的。

    我们在上文所介绍的只限于思想的一部分。莱氏对于苏俄民众生活的水深火热，几次五年计划的他所认为的实际的成绩，对于几番清党的内幕，等等，都有很详细的叙述，并且在叙述中夹上不少不平的呼吁。这种叙述与呼吁，假定莱氏读过《道德经》的话，他很可以套老子的笔调，归结一句说：“主义不仁，以人命为刍狗！”

    我们青年中间，有不少钦佩苏俄的新试验的人；他们所能看到的叙述苏俄各方面的成绩的书本也不少。但这一类作反面的论调的书似乎极难得遇见。我并不相信莱氏所观察到的完全是真相，但我对于把俄国情形描写得天花乱坠的作品，也不能不表示怀疑。大约最适当的立场是，把两方面的作品参证着看，而自己加以折中，也许事实的真相离此折中不远。我们总当再三记取，这是一个以宣传替代教育而以偏蔽为能事的世界，唯一可以信托的，恐怕还是我们自己的一些判断与折中的力量。

    二八　美国优生绝育的经验之一斑

    ————二十八年来美国加州优生绝育的经验

    这是一篇西文杂志论文的摘要，原文是美国戈士尼（E. S. Gosney）著的，载在《优生消息》（Eugenical News），第二十二卷第五期（即一九三七年九、十月号）。摘要可以分为三段，一、引言；二、癫狂者的绝育；三、低能者的绝育；四、结论。

    一、从一九〇九年起，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开始推行优生绝育的法令。本州州境以内，凡属精神上有疾病或缺陷的人，而在州立的疗养或隔离机关里居住的，都可以受这法令的支配。

    二十八年以来，到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为止，在这法令之下，官方曾经施行过一万一千四百八十四次绝育的手术。对于研究所谓消极的优生学的人，无疑的这是一批最大与最满意的资料了。

    加州的人种改良社（Human Betterment Fundation），从一九二五年起，即着手就这批资料加以研究，到现在还在进行中。最初六千次手术或六千个绝育的例子的研究，是于一九二九年完成的。所得的结果曾经陆续写成专题的论文，在科学的刊物上发表，前后不下二十多次；这些论文的内容，后来又曾经由本文的作者戈士尼和普本拿（Paul Popenoe）合草成一本比较通俗的书，叫做《绝育与人种改良》（Sterilization for Human Betterment）。

    到了一九三二年，绝育的例子增加到一万的时候，人种改良社又开始作第二度的综合研究。这一次的资料当然是更要丰富些；又因为这一万例子之内也包括最初的六千，所以对于第一度研究所得的结果，也可以有机会校正与补充。这第二度研究的结果，最近也已经收纳在一本不很大的专书里，题目就叫做《二十八年来加州绝育的经验》（Twenty-eight Years of Sterilization in California）。下文要介绍的就是这经验的一部分。

    二、加州全部绝育的例子中间，三分之二是精神上有病的，即癫狂者。一地方的癫狂者往往很多，有的进疗养院，有的不进；有的进州立的疗养院，有的进私立的；进州立疗养院的，有只进过第一次的，也有进过不止一次的；只进一次的中间，有进而永久不出院的，也有进了相当时期便出院的。

    这三分之二的例子便全都属于最后的一种，约占总数的四分之一，即每四个第一次进院而随后又出院的癫狂者之中，必有一个受过绝育的手术。就性别而言，男女差不多各占一半；平均的年龄是三十，即正在血气方刚的壮年。女子中间，三分之二是已经结过婚的；但男子结过婚的只有五分之一。

    这些癫狂者的出身也很不一律；但人口的各部分中，产生得最多的，要推所谓非匠工或粗工的阶级；游手好闲，贪吃懒做，根本无法执业谋生的人中间，成分也是很大。这一点，第一度六千人的研究和第二度一万人的研究都能证明。美国别的州政府的绝育经验虽远不如加州之多，但各种关于癫狂者的研究中，所得的结论也复如此，即凡属加入精神病院的人，以人口中最下的几个社会的与经济的阶层为多。有人怕绝育的结果，或不免减少一个民族产生天才与领袖人物的力量；看了这一点，便知这种危险是可以说没有的，因为在这种民族分子的血统里，产生人才的力量根本就很渺小或甚至于没有。

    我们两度的研究又坐实一点，就是，凡是对于绝育的经验接触得最多与了解得最清楚的人是没有不赞成绝育的政策的，了解得越多，赞成得越力，初不问这个人是不是一个优生学者，或对于优生学说，根本有没有认识。病人的本身，病人的家属戚串，地方官吏，医士与实施手术的外科专家，疗养院的职员与外勤的随察员（即追随已出院的病人而视察其病象之进退者），社会工作人员等等，都承认绝育是一种有价值的举措，是人口政策中应有的一个部分。这两度研究也告诉我们，二十八年的经验，无论在社会方面或受绝育手术的个人方面，实在没有什么可供指摘的恶果。

    三、低能者就是上文所说的精神上有陷缺不全的人。这种人的数量虽大，在州立机关里留养的却很少，至于受绝育的待遇的自然是更少了。就大部分说，这种留养的低能者不出两类：一是低能程度很深，根本要别人当心的分子，一是低能程度不很深，但因其有为非作歹的倾向，已无法与普通社会相处的分子。

    这后面的一类便是最适合于绝育的人。第一类便根本不宜出院，倒不是怕他们闯祸，乃是怕他们自己吃亏。第二类也不完全可以放出院门；我们得挑一部分低能程度比较浅，闯祸能力比较小的分子，然后施以手术，许其还归普通的社会。在还归以前，还得经过一些个别的训练，在还归以后，更须有专任的社会工作人员，随时视察他们的行动。总之，一切的努力是要使他们成为一些过得去的社会分子。

    这些受绝育手术的低能者平均不到二十岁。他们的家庭环境大抵很坏，有三分之二是从所谓破碎的家庭里出来的，而所以破碎的主要理由是父母离异。他们的出身也不一，若以父亲的职业代表出身，则与癫狂者一样，也以粗工阶级为独多。这种低能者的家庭里，离异、分居、死亡等惨痛的经验虽多，他们的生殖能力还是很大，比起州境以内的其余的人口来，几乎要大到两倍。

    绝育之后归还社会的低能者，自然不能做很复杂的工作，但他们能做的工作也尽有，公家替他们找安插的机会，也并不像初料的那般困难。他们的成绩也还不差；男子中间，十有九个可以教人满意；女子中间，百分之七十八的成绩至少是一个中平，只有百分之二十二是真正的不行。

    绝育之后，低能的男女也不妨结婚。绝育的女子中间，到第二度研究开始时为止，便有百分之四十四是已经结了婚或结过婚的。这其中，过半数的婚礼是在绝育以后举行的，新娘的年龄平均是二十二岁。据调查所得，我们可以说，这些婚姻之中，百分之五十九是快乐的，三十一是不快乐的，百分之十在疑似之间，不能断定。我们知道在加州境内，每三桩婚姻里，必有一桩终于离异，即至少三分之一是不快乐的，如今低能而绝育者的婚姻，其不快乐的成分，并不比他们为多；足证绝育于婚姻生活并无妨碍。

    我们对于绝育的女子的社会行为，包括性行为在内，也有过一番仔细的研究。九百六十六个这样的女子中间，只有二十一个，即百分之二，是绝对的不能和社会相处，而非受隔离的待遇不可的。

    这一部分的结果和第一度研究所得的也很符合。第一度的研究，发见在绝育以前，每十二个低能的女子里，有九个有过胡乱的性行为，但经过绝育、训练与出院后的指导以后，十二个中只有一个发生过这种行为。人种改良社这一类的探讨也可以证明，性的犯罪行为至少决不会因绝育政策的推行而有所增加；这种政策，只要推行得好，有严密的组织，有周详的出院后的视察与指导工作，像二十八年来加州所厉行的一般，这种过虑也是可以不必有的。

    四、不久以前，我们把优生的绝育看作一种新花样或新试验；这日子是过去的了。目前有绝育法令的邦国，全世界已有十二个，仅就美利坚合众国而论，则四十九邦中得二十九邦，这许多邦国的人口，约一万三千万人，便在这法令下讨生活，虽未必人人觉察此种法令的存在，然其直接间接受它的影响则一。绝育政策也是社会政策的一种，别的社会政策也许到如今还在吹吹打打的段落，而绝育政策则已久经推行与久经经验的盘驳，而认为可以确立。加州的丰富的经验，经人种改良社一再整理研究以后，尤足以发人深省。看了加州的成绩，可知绝育之道，决不是一种刑罚，而是一种保护，对遗传有欠缺的个人、对他们的家庭、对社会、对未来的种族，无往而不是一种保护。民族的最大的目的是保世滋大，绝育便是保世滋大的一个已经证明为可行的方法。

    最早介绍绝育问题的一篇文字，大约是拙稿《美国绝育律的现状》，发表在民国十二年的某期的《申报·星期增刊》，现入《人文生物学论丛》第一辑 〔20〕 。在那时候，绝育的方法确乎还是一个新花样，新试验，提倡的人虽多，怀疑与期期以为不可的也不在少数。不图十五六年之后，形势竟然大变；在欧洲大陆，则在希特勒统治之下的德国，居然把绝育当作强种政策的一大支点，并且推行得异常努力；在美国，则更有加利福尼亚一州的惊人的成绩。这种政策与法令的优生价值究属如何，目下姑不具论；其不失为重要的人口政策与社会政策之一，而不容我们不注意，是可以无疑的。当此民族九死一生的时候，从而追寻民族元气与民族先天能力的人也似乎日以加多，至少对他们，这一篇简短的介绍，总有几分参看的价值。

    二九　《遗传与政治》

    十多年前我在《时事新报》的《书报春秋》栏里介绍过一本书，叫做《优生与政治》 〔21〕 ，作者是英国人文主义者席勒（F. H. S. Schiller）。最近又读到一本新书，题目是《遗传与政治》，作者霍尔登教授（J. B. S. Haldane）也是一位英国人。似乎英国人喜欢做这一类从题目上看去有些牛头不对马嘴的书，讲政治理论的人不都熟悉白介特（Walter Bagehot）的那本名著《物理与政治》（译本似改称为《物理与政理》）么？

    其实遗传与优生一类的学问和政治的关系是再密切没有的。从柏拉图写他的《理想国》起，一直到现在，在政治哲学家的眼光里，它始终是基本问题之一。无论政制的形式如何，最关紧要的总是实行这政制的人。旧式的国家至少要有良好的领袖，新式的国家更需要品质在一般水平以上的公民。人品的良窳，一半固由于环境与教育，一半却基于血统与遗传。

    席勒写他的那本书的动机，是因为他觉得一班从政的人对于这方面太不措意了。或虽措意而见解异常错误，经不起经验与学理的盘驳。寻常的政治家也有发为种族改良的议论的，记得不多几年以前，有一位中国政治家主张用造林的方法来改善中国人种，说，大家在绿油油的环境里浸润久了，品质自然会日臻秀美。这种淑种的学说也许有它的道理，不过我们疑心至少峨嵋山里成群结队的猴子是一些例外。它们未免太对不起那绿油油的环境了！席勒的书一半是为这一类的政治家写的。

    不过十年来，至少在西洋又出了一类新的政治家，就是，有了一些半生不熟的遗传与优生智识之后，喜欢对民众大作其威福的政治家。有人说犹太民族是一个劣等民族，他就硬把他们逐出国境以外，好比我们尧舜时代“流四凶族”一般。又有人说社会的下乘阶级里有许多痴顽的种子，他就制定法律，硬把他或她的输精管或输卵管割断。反过来，因为有人主张过，日耳曼民族是世界上最优良的民族，或今日的意大利人恰好就是古代罗马人的嫡裔，他就用尽奖励的方法，来增加这种民族分子的婚姻与生产。霍尔登教授的这本新书又是为这一类的新兴的政治家写的。

    霍氏是一个生物化学家与植物遗传学家，最近在伦敦大学任教。因为他是一个生物化学家，他极看重环境；因为他是一个植物遗传学家，他也极看重遗传。他这本新书就在这“性”“养”并重不分轩轾的科学的态度下写成的。全书六章，首章论流品的不齐与其所以不齐之故；第二章叙遗传的法则。这两章的目的专在供给一些基本的智识。第三章论遗传疾病或缺陷的由来，因而推论到消极的优生政策的效力；第四章论轩轾的生育率（即阶级流品间不同的生育率），因而推论到积极的优生政策的前途。他以为消极政策可以有几分效果，但无须乎采用绝育的严厉手段。以前主张取消腐刑的人所提“断者不可复续”的一层理由，霍氏也提到了。至于积极政策，他以为根本可以不要，事实上也不会收效。他说，一个时代里，越是受人推尊的一类人似乎越不容易留传子孙，遑论保世滋大，例如中古时代的神父阶级和当代有百千万家财的富翁阶级。这真是慨乎言之。不过平心而论，霍氏这种见地也有些矫枉过正。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所强制推行的鼓励政策固然大可讥议，一种比较借重舆论与教育的积极政策还是不妨提倡的。霍氏的议论无疑的是对德、意人口政策的一个反动。

    第五、六两章论种族的同异与种族的倾轧问题，也是针对目前德国的种族武断政策而发，他认为种族之间是有分别的，但这种分别并非绝对的，而是相对的，是一个程度与统计的分别，而不是类别的分别；并且这种分别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乃是可用选择的力量而发生转移的。不过世界上绝少真正可以称为种族的民族，不特犹太人不成一个独立的种族，就是日耳曼人也不算是。目前纳粹党的排犹政策其实不过是在成见支配下的一种庸人自扰而已。至于种族通婚，霍氏认为不须禁止，也不必鼓励。对于霍氏的种族问题的讨论，我认为全部可以接受。

    不过有一点我认为有说明的必要。操切的政治家，根据了一知半解的生物智识，来作威作福，固然大可叹息。不过我们要了解，一个政治家只是智识不足或智识错误，他的举措还不足以偾事，必也于智识不足或错误之上再加上充满了情感作用的成见，才会误尽天下苍生。讲到这一点，目前德国的人口与种族政策就和一二十年来遗传学与优生学的发展不十分相干了，十分相干的还是五六十年来作俑于戈必拿（Gobineau）与臧伯令（Chamberlain）一班人的种族武断主义，而臧氏所负的责任尤为重大。关于这层，可惜霍氏没有讨论到。

    全书有四处提到中国和中国人。一处说到中国人口的生死率都高；第二处说中国人与日本人的平均智力不在白种人之下；第三处叙中西通婚的一个实例；最后一处讲到中国人与印第安人虽同属蒙古利亚种，而中国人的品质容或在印第安人之上，但是美国白种人对他们的态度的好坏很有出入，可见种族间的成见是基于情绪作用，而与客观的事实很不相干。

    附录　图南日记

    前　　记

    二十六年七月八日芦沟桥事变突发。自八日至二十七日，敌人军运日繁，备战日亟，而冀察当局，意向不一；和战不定，对中央号令，亦始终在若迎若拒之间。大学教育界及文物机关同人不忍缄默，日必会食聚谈，谋所以促当局猛省之道，寒螿之鸣，亦殊无裨实际。及二十七日，敌人要求宋、秦等退出平津，于是战议始决，而事已不可为矣。二十八日上午一战而北，下午主将出亡，二十九军全部南撤至长辛店，犹复诡作捷报，通国播传，用为放弃北平之掩护。

    余本拟于七月中旬南行，先赴沪主持北大清华两校联合新生考试，再到赣参与庐山之会；值梅校长先期南行未返，校务冗杂，时局又日趋恶劣，一再延缓；至二十六日，始摒挡入城，将于夜车成行，而廊房忽报不守，平津交通断绝；二十七日上午，犹拟乘飞机赴青岛，再转上海，亦卒未果；下午，战议既定，战局展开，为学校前途计，亦自不容远离；茀斋与约，暂留城内骑河楼同学会，为校中探传消息。二十八日下午，犹与逵羽、良钊 〔22〕 二兄往秦市长公馆询问前方胜利实况！至晚八时，真相暴露，一时犹未敢为同寓师生告。是夕电话交驰，精神隳败，终宵不曾合眼。

    二十九日上午，连日聚会之教育界同人皆悄然出走，不知所之。余亦于晨光熹微中离同学会，至 〔23〕 实秋寓，相对若楚囚对泣而已。旋同至宣外晨报馆看斯敏，并探时局急转直下之详况。又至各重要城门观察一周，见秩序尚好，除警察胸章似已易“维持会”字样外，馀与平日不异；敌兵亦尚未进城。

    下午，决归校省视。实秋为雇一相熟之汽车，设不相熟，此际自万不宜 〔24〕 作出城之尝试。途经二十九军大本营之西苑，顿呈人去楼空之象，只二三拾荒者踯躅其间；不满一月以前，余不尝在此为四千受训之大中学生讲“民族与武备”一题乎？今“武备”安在；“民族”又将焉往？一时悲从中来，为之饮泣不已。至校，西大门半闭，校警上身皆不穿制服；自大门至南院桥头，闲人三三两两，若有所觑觎；同人挈眷向城内移徙者，正陆续出发。芦沟桥事变以来，校长住宅成校防会办公处，余直趋而入，则庶务科同人方在书房搬运什物，箱翻箧倒，秩序甚乱，私念敌人未取我子，我已不得不自毁其巢，不禁放声大恸。旋至办公楼，知茀斋亦以连日聚会出头之故，已于清晨至它处暂避，校务暂由正之、芝生维持；芝生本居城内，至是派车接归。（二兄于前此教育界中人活动，以限于每校二人故，未曾参加，前途或较易于应付，故有此定议。至其它校务会议中人，校长、岱孙、一樵，皆赴庐山之会未返，一樵本将休假，不作归计，校长阻京，岱孙阻津。）

    至是余亦归。知午前败讯证实后，全校精神解体，顿入混乱状态，而因工役校警全体走领储蓄金之故，一时戒备尽弛，园外莠民，乘机闯入，西院住宅，有被劫者；幸赖福田、正宣出而竭力镇压，未酿更大祸变；余入校时道旁所遇之闲杂人等，皆伺机未得而犹未甘散去者也。至校警制服半卸，则为避敌机注目故，实出福田意，至是，余语福田即令穿上，为应付莠民计，纸老虎盖有万不宜戳穿者。至晚，秩序始复，但全校已呈十分萧索之象。

    七月三十日至八月四日，西直门紧闭，仅敌人及西籍人可以出入；盖西北郊尚有未及退却之二十九军散兵与反正之冀东保安队，敌兵正忙于搜击，“维持会”与敌人两方俱雅不欲其窜入城内也。茀斋暂避期间，校事多不接头，余亟欲速其归来，曾三次尝试进城，皆归失败。第一次为三十日，至黄庄，被敌兵阻止折回；时海淀一带满布敌兵，貌若在休息中，实则正作搜击保安队之准备，设余等前进至西直门而终不免于折回者，则将适逢其会，前途必有不堪设想者；涛每 〔25〕 之女仆与鸣岐 〔26〕 之厨子，是日几遭不测，即一例也。第二次已逾黄庄而南，终亦废然而返；黄庄派出所巡警有横被杀戮者，所前陈尸八九具，望之惨然。第三次居然进抵西直门口，但终不得入，仅与佩弦通一平安电话而返。于时农事试验场驻有敌骑兵，时向街头巡逻盘问，借用电话之警察所亦雅不欲我等逗留过久。

    八月五日以后，城门始渐开放。初每日只开四次，由“维持会”之警士司之；时敌兵已有少数入城，其一部分即分派在各城门警视。及南口战役开始，西路军运日繁，势必穿城而过，西直门始竟日不闭；于是出入者必经检查，其严密之程度，视前方军事之利钝而差。较后，则更视便衣队活跃之程度为移转。美富行之公共汽车，旋亦在意国旗之下，恢复行驶。检查虽严，西郊虽始终不靖，师生员役出入虽亦颇频繁，幸迄未发生重大事故。女生唐必安，携《大众知识》一类之刊物进城，曾被拘留盘问约三小时；余仆智奎，为介唐表嫂送一包袱进城，事前徇表嫂之意，未先一究其内容，及检查，忽发见无数信件，因亦遭扣留盘诘至数小时之久，幸信件皆平安家报，否则稍涉嫌疑，此仆性命即不保矣。学校小汽车出进则较自由，但余亦曾数数下车。

    自七月二十九日至九月十四日，除因公私事务进城十余次，并曾在城内寄宿前后约有十日外，馀皆在校中居住。正之、芝生，则因须提前南下，于九月初即离校。茀斋于城门开放之第一日亦即返校，至九月十四日始与余相约同时离校。此一月半之中，就公事言，大约可分为二时期。第一期内，校务会议中剩馀之四人日必晤聚一室，办半日公事，夜则在校长之住宅与其它留校同人相见，并展读路透社消息，听取无线电播音；陷虏以后，犹不至沉闷抑郁以死者，赖有此耳。如此者适为一月。至八月杪，保管办法既经决定，保管人员亦既产生，于是校务会议中人名义上始告卸，正之、芝生因得摆脱，应召南下，而余与茀斋亦只须在幕后稍事策划，无复逐日办公之必要矣。

    余初住南院世昌弟处，与茀斋住宅望衡对宇，逮后最冷落时，南院中硕果仅存者，即为余等守大门之二家，馀则张家之犬，李家之猫，赵家之鸽子鸡雏而已；猫狗无人饲养，则皆就食于我，每当饭罢，后门必有踉跄之影，厨下必有咆哮之声，皆...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