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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乡村对控制的回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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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30英里的三原镇一个废弃的教堂住了5天。陪伴我的是曾经协助敦崇礼（Duncan）先生进行救济的一个传教士。我们从三原出发，穿过西安平原。从一些迹象看出，这一带以前人烟稠密。在没有树木的白色荒漠上，每1/4英里就矗立一座泥土的村子；荒漠朝北、东、西延伸，像无边无际的海洋。广大的平原一片死寂……在一些村子里有一群群饥饿的男人、儿童，他们是消失的村庄仅有的幸存者。平原因居民死去而陷入沉寂。[118]
还有其他事例，全村或全镇的居民全部消失。一名中国官员1902年春发现，位于山西曲沃和闻喜两县附近的一个乡镇和一些村子，在1897——1898年一场规模巨大的灾荒之后完全无人居住。该官员经过这些地方时，看到的仍然是一片废墟。[119]
这些严重灾害发生期间，整个清帝国死去的人数相当惊人。我们虽然没有可靠的统计数字，但是据估计，在1878年5月，前面提到的华北五省有500万人死去。[120]在1901年7月之前的3年里，陕西有200多万人死去。仅仅在三原一县，人口就从50，000减少到不足20，000人。[121]其他估计数字更为惊人，[122]但不太可信。
即使发生了最严重的灾害，居住在乡村地区的绅士和富户大概都能幸存下来，并不会像没有什么地位的村民那样死去。不过并不能肯定，他们没有迁到更有希望的地方去。早在灾害袭击他们的家乡之前，他们就从乡间迁往城镇和城市；在那里，他们容易找到舒适程度较高、较安全的生活，或者能够让他们发挥影响力的更大空间。[123]在灾害期间，这些乡村名流更容易抛弃自己的祖传家园，不再回去。他们移民他乡，使因大批乡民死去所造成的情形更加恶化，在一些情况下，甚至导致许多乡村的毁灭。
反叛和民变，本来是悲惨环境的部分产品，[124]反过来加剧了乡村环境进一步恶化。清政府为镇压民变而采取的军事行动，对生命和财产所带来的毁灭性比“贼”的活动来得更大；这常常为事实所证明。“乱后”，深受影响的村民发现自己的处境比以前更坏，这一点也不令人奇怪。在许多地方，很少有村民能逃过战争洗劫而幸存下来。例如，据说安徽蒙城县无数居民死于1850年代的军事行动，或者逃离自己的家园到其他地方避难。[125]安徽和浙江一些地方受到的破坏非常严重，曾经繁荣富庶的乡村在许多年后，无论是其规模还是经济发展，都还未得到复苏。例如，一位西方考察者就把他所看到的情况报告如下：
就风景来说，分水〔译者按：富春江支流，在浙江省〕河谷是我在中国所看到的最好地方之一。……然而，该地生存现状却极悲凉凄惨。……尽管河谷土地非常肥沃，却到处显得荒凉。从远处看，一间间白色房屋坐落在小树林中；可是走近时，却发现它们已经变成废墟。种种迹象都表明，这一带地方以前非常富庶，可现在变成了荒地。各处的房屋都是简单搭建起来的，作为可怜、凄惨的居民的栖身之所；他们的贫穷与他们生活的土地的肥沃形成鲜明的对比。我先前提到的城镇————桐庐、昌化、於潜、宁国，都变成了巨大的废墟，每处还能居住的房屋不过十来间。这是13年前太平天国之役带来的。……
很难想象世界上还有哪个地方的生命和财产被毁坏到这样的程度；这些地方只不过是命运相同的广大乡村地区中很少的一部分。[126]
战争对中国北方乡村社会的破坏作用，即使不会更严重，也是同样具有毁灭性的。另一位西方学者叙述了他所得知的陕北延安府及其附近地区在1850到1875年期间的悲惨情况；延安府所受灾难首先是战争，接踵而来的是饥荒：
告诉我情况的人回忆起他年轻时延安府的情况时，语气充满激情。他感慨道：“当铺有八间之多！”在中国，“当铺林立”是描述城镇繁荣最好的词语。……
进一步讲，延安府在繁荣时期，人烟稠密；甚至连西山山上的每个窑洞，都住满了人户。……
然而，和平繁荣被打断了。同治六年三月（1866年4月），一支回民大军进攻陕北，把沿途所有城镇都摧毁了。……幸运的是，延安府当时还能够抵抗反叛者。……
如果总人口并未减少，整个乡间不被抢劫，延安府城不因其他地区居民大量拥入而拥挤，当地资源未被巨大消耗掉，那么，延安府还会繁荣下去。……
在同治六年十月（1866年10月），一支太平军……到达延安府。……它的到来，彻底完成了7个月前回民军队开始的人口减少过程。每一个角落都被抢劫……幸存下来的居民逃走了。……
来年4月（1867年），回民军队又来了，进行周期性的抢劫。……
接着到来的是饥荒。我那位年长的朋友说道：“这事不能怪老天爷。”天气一直都很好；因此，如果没有战争，延安府当然还能维持繁荣。……1866年收获前，一支叛军来了，接着是另一支。……其结果是，1867年粮食供应比平常少，而需求量比平常要大。……
1867年4月，回民军队第二次进攻延安府，完全干扰了当年的耕种和收获。……
……粮食价格是平常的10倍，90%的人因此挨饿。……
不过，少数幸存下来的居民在1869年获得丰收；这种景象一直持续到1876年。是年，延安府遇到了一场真正的饥荒的毁灭性打击，亦即横行数省，导致800万人死去的“丁戊奇荒”。
延安府城再未从战争和灾荒的毁灭中复苏过来，其周围乡间被毁灭的程度更严重。由于人烟稀少，整个原野变成野兽的乐园。虽然平原地带重新种上了庄稼，较广阔的山谷地带也逐渐夺了回来，但是较狭窄的溪谷仍然是豹子、野猪、狼等野兽的天下。……因此，整个延安府至今仍然是全中国最贫穷的地区之一。[127]
虽然许多地区所遇到的情况不如延安府那样严重，但是清帝国一些地方的乡村社会被毁灭，注定要对其他地方产生不利影响。我们没有足够的资料指出被毁灭的精确程度，但一些作者指出，清帝国在社会动荡时期的人口减少，无疑就是社会衰败的象征。[128]我们完全可以说：中华帝国长时期的相对繁荣因人口过剩而很快结束；人口过多是经济的诅咒，而战争和饥荒使人口减少，从而缓解了这个恼人的经济问题，但同时给生活在乡村的亿万百姓带来了数不清的灾难。
西方对乡村环境的冲击
如果不指出西方商业和工业的注入所产生的影响，是难以描绘出19世纪的中国乡村环境的。很明显，西方对中国乡村产生的冲击力，不如对城市和乡镇（尤其是那些坐落在海岸附近和内陆主要交通线上的城市、乡镇）的那样迅速和直接。同样显而易见的是，无论乡村地区感觉到的影响是什么，本质上应该是经济的，而非知识的；而且这种影响的强度，在清帝国各个地方是不同的。
西方影响中国乡村社会的一个面向，是对土地所有权和价格的影响。最近有学者称在受商业和工业影响较小的省区，租佃关系的存在或多或少受到了限制；而在“城市资本”流入农业生产的省区，土地所有权的集中经常变得特别引人注目。举例来说，在近代上海的郊区，95%的农民属于佃农阶层；在广州三角洲，为85%；而在山西、陕西、河北（直隶）、山东和河南，2/3的农民拥有自己的耕地。[129]
西方的这种影响并不限于20世纪的沿海地区。1870年2月，一位西方学者就报告湖南东部的情况说：
一般说来，湘东居民的衣着比起我在任何其他省区所看到的要好。……相当多的金钱流入乡间，换取茶叶、茶油、大麻和煤等。……这是我看到的第一个“富人”拥有相当多上好宅邸的地区。他们经商致富之后，就不再经商，把资本投入不动产，然后租给农民耕种。……湘潭长时期以来就是西方产品的巨大集散地。这里的西方商品主要从广州运来，流向四川、贵州、湖北、河南、山西、陕西，甚至云南和甘肃。[130]
在这样的情况下，土地就成为理想的投资方向，不可避免地导致土地价格上涨。在一些地区，土地变得非常昂贵并不是因为它可以有农租的收入，而是由于其位置很适合于商业之用。广东三水县乡村地区的情形就是如此。有资料记载说：
粤东三水一县，为西北二江之冲，顷英人在梧州通商，轮舶往来，必经此路，故三水冈根乡之地，英人设立领事署，我中国亦设立税关征税焉。港省诸巨商，闻此消息，争往购地……昔之每亩价值数十金者，今增至二三百金。[131]
这样发展的结果在内陆一些地方不可能出现，也不一定就有利于乡村经济的发展。购买土地而不用于农业生产的人，其兴趣既不在于提高农业生产，也不在于改善农民生活，而主要在于从出租土地或土地增值中获取更大的利益。[132]这种趋势早在19世纪之前就存在，在西方商业和工业引入后的刺激下进一步发展起来。
西方势力对乡村经济的影响，还有另一个层面。1842年到1906年，清帝国各个地方向外国开放的城市和市场达到40多个；[133]西式工厂的修建（大多数设在拥有较大港口城市的省区），[134]使洋货的进口从涓涓细流变成前所未有的洪流，首先淹没了城市，最终冲击了乡村。这种情况，对许多消费者来说意味着奢侈和享受；对城镇和城市来说，意味着工商业的发展；对相当多数在其他情况下仍然失业的乡民来说，意味着被雇佣。所有这一切，都给一些地方带来了繁荣，或扭转了严峻的经济形势。丝绸、茶叶、生姜等的出口，毫无疑问使生产这些土产的乡村受益。不过，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乡村手工业在19世纪下半期的衰败。此前，手工业产品常常给乡民带来额外收入；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乡民因农业收入不足而受到的痛苦。中国本地产品一时还能抵挡“洋货”的猛烈进攻，[135]不过乡民很快意识到了这个威胁。西方一位学者记载了1831年英国一些商务代理向〔东印度公司〕董事会的报告，其中反映了乡民对进口洋纱首次入侵所作的反应：
在离广州最近的两个地区以及另一个离广州大约20英里的县，乡民们爆发了一场非常严重的反对洋纱进口的骚乱。这些乡民大声地抱怨说，洋纱进口，夺走了他们妻儿的饭碗，因为他们是靠纺织为生的。[136]
但是，抵抗最终是无用的。无论是家庭消费还是地方生产，甚至是在最遥远的地区，“洋货”都被广泛使用。比如，一位西方旅行者在1870年代发现，云南西部普通市场上也摆放着进口商品。[137]
这个发展情况已经众所周知，用不着再赘述。外国商品涌入对中国乡村经济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也同样广为人知。[138] 19世纪末，一位西方传教士对这种情况作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概括：
从给航运公司董事的报告中，我们看到的是与中国进行棉产品贸易的发展，以及从广州到天津和牛庄沿海商业贸易线上的美好前景，但是，没有一个人看到这种贸易扩张对生活在许多棉产地的亿万中国人带来的影响。迄今为止，这些中国人靠纺织维持贫困的生活。他们每纺宽15英寸的一匹布，要艰苦地工作两天，卖到市场上，只够买一点少得可怜的家庭生活必需品以及继续纺织所需要的棉花。……但是现在，外来棉产品的“美好前景”，已经夺走了本土棉布的市场。……在一些乡村，每户家庭都有一两台织布机……而现在，这种织布机已经弃置不用了。……
大批没有织布机的中国人能靠纺织棉纱勉强支撑————这是中国人面对在门口徘徊的狼，保护自己的一项最重要的辅助手段。但是近来，孟买、日本，甚至上海当地，工厂日渐活跃。比家庭生产的更平整、更耐用，甚至更便宜的棉纺织品，被大量生产出来，淹没了中国的棉作区，导致纺车不再转动，而作为年幼的、年老的、虚弱的和无助的人们收入来源的涓涓细流也最终枯竭了。[139]
织布机和纺车工匠是受到最残酷打击的群体，但绝对不是唯一的受害者。一位当代学者认为，在家庭手工业被极大地破坏以前，中国乡村问题并不太严重。[140]这一观点并非没有说服力。
吸食鸦片（鸦片也是国外输入的商品之一）日益普遍，其后果比国外消费品的入侵甚至更为严重。当然，早在鸦片从印度输入中国之前，中国的确已经有了鸦片，中国土产鸦片大量用于制造鸦片药，对经济和社会都产生了严重威胁。但是，外国商人必须承担部分实质责任。[141]无论怎样说，鸦片烟输入量持续增加，同时“因吸食鸦片而产生的邪恶逐年上升”。[142]进口鸦片的价值一度达到进口商品总值的一半。[143]鸦片贸易的扩张和持续，除了导致本来可以用于获利的部分财富被浪费外，还让人吸毒成瘾，最终毁灭整个家庭。
鸦片吸食成性已成为全国性的现象，虽然其程度在清帝国各地有些不同。1890年左右，西方一位医生就报告了华北一些地方的情况：
山西省……一些村子里，男女老少都在吸食鸦片。……走进这类村子，一看到破烂的房屋和庙宇，立马就知道整个村子是由烟鬼组成的。
在山东省，几乎每个村庄都有鸦片烟馆，所有庙会和市场都在出售鸦片烟。[144]
大约10年之后，西方一位旅行者也写道：
穿越晋北高原，从长城到太原府，道路两旁的一连串村庄，几乎都拥有某种共同的特色。居民超过300人的村庄很少。这些村庄与世隔绝……村民虽然没有什么奢侈享受，也没有什么舒适设施，但是，他们仍然感到幸福、满足。……
我已经说过，在穿越晋北高原的行程中，一天之内至少可以发现一个这样的村庄，无论用什么标准衡量，都很难认为是幸福或幸运的。即使在远处，也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处境悲惨的村庄同其他村庄的明显区别。位于村口的泥墙已经破碎不堪。……房屋屋顶破败不堪，到处都是洞。走近一看，窗子上的纸窗格已经不见了，门也只有一个轴勉强支撑着。街上没人卖菜，仅有的一两间店铺也关着门。房屋的阴影里，几个男女躺着或蹲着————看上去都麻木不仁。他们的脸像皮革一样皱巴巴的，眼睛无神，迟钝，他们的衣服是一团破布。……即使是女人手中抱着的婴孩，也是皮肤干燥、脸色憔悴————所有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鸦片烟。[145]
在一些地方，几乎所有居民都沉湎于烟雾缭绕之中。陕西一个府的情况就是这样。一传教士叙述说：
在许多地方，居民吸食鸦片的恶习比通常认为的要严重得多；延安府就是其中之一。毫不夸张地说，延安府90%的居民都在不同程度上成为鸦片烟的牺牲品。……不但在沿着通往省城的主要道路上，而且深入每个府，每个州县，每个乡镇，每个乡村；按照延安府的情况来说，实际上深入到每户家庭之中。[146]
染上鸦片烟瘾，最终给烟鬼带来的是“败家丧身”。它对乡村经济的破坏作用就很容易想象了。
进口鸦片烟和消费品，还对中国经济产生另一恶果，在乡村以及城镇都造成很大反响。按照西方一些学者的看法，19世纪早期的银价上涨，其部分原因就是鸦片进口。[147]前文已经指出，小农和佃农的钱币收入通常是铜钱，而纳税要用银两。因此，银价上涨，意味着小农、佃农的苦痛加重。[148]
因此，西方工商业对19世纪中国乡村各方面造成的影响，至少在一段时期里是危害而非好处。“自从与西方强大的工业接触以来，中国乡村最显著的事实就是处于不停的衰败之中”，[149] 这一观点是有些道理的。不可否认，即使没有外来势力的冲击，清帝国所处历史环境中内在的和固有的因素也会促使中国乡村经济走上崩溃之路，但是，这些外力无疑加速了这个过程。
总而言之，中国乡村社会的恶化，部分原因是内力的作用，另一部分原因是西方工商业的破坏作用。到19世纪中叶，这种恶化达到临界点，清帝国各地许多乡民已经因赤贫和苦痛而绝望，情况已到了崩溃边缘。许多村民痛苦无助，默默地死去；其中一些村民加入“匪”，或者聚集在寻求摧毁现存政权的反对派领导者的麾下。
* * *
[1] 关于此种乡村的描述，参见第一章。
[2] E.Colborne Baber，Travels and Researches in Western China （1832），p.9：“一般说来，四川纯农业地区最特别的就是，并没有什么可称为村落的东西。在中国东部省份，地主、佃农和其他劳动者以及店铺老板和工匠，聚集而居。他们的住处相互比邻，为土墙环绕，常常离他们耕种的田地有一点距离————显然是为了相互保护。而在四川，可以这样说，地主及其劳工都生活在自己田地上的农房里，各家各户分散而居，并不是聚集在一处的。……由此产生的图景是：一间间农舍点缀在田野上，相互间距离不是很远。”Ferdinand von Richthofen，Letters （2nd ed.，1903），p.181，描绘了1872年成都府郊区乡村：“原野上点缀着一间间小农舍，乡民就居住在里面。每间农舍坐落在竹林、观赏性树林和果林中，若隐若现。”晚近的成都郊区，其情况仍然如此。
[3] William martin，Cycle of Cathay （1896），p.335。这首《击壤歌》，出现时间大概比尧帝时期要晚得多。“壤”（这里翻译为Lute），不是乐器，而是用于简单游戏场合的木棍。还请参见James Legge对这首小诗的翻译，引见Arthur E.Moule，Half a Century in China （1911），p.292；Herbert A.Giles，Gems of Chinese Literature （2nd ed.，1929），p.12。
[4] 《灵山县志》，22/311a。
[5] A.Doak Barnett，“Notes on Local Government in Szechwan” （unpublished paper，1948），“一个家庭”章。
[6] Arthur H.Smith，Chinese Characteristics （1894），p.160.
[7] 方孝孺（1357——1402）《逊志斋集》，卷三《民政》。陈涉又名陈胜。关于他的传记，参见《史记》卷四十八。
[8] 薛农山《中国农民战争之史的研究》（1935），各页。
[9] 华岗《太平天国革命战争史》（1949），第29——50页。吕振羽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第521——531页中叙述了王艮（1483——1541）、李贽（1527——1602）、颜元（1635——1704）等人的“农民派政治思想”。仔细检视这些人的思想，吕的观点让人不敢苟同。
[10] 毛泽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1949），第5页。1954年纽约出版的英文版《毛泽东选集》第3卷，是根据修订版本翻译的，与此处所引略有出入。
[11] L.Richard，Comprehensive Geography of the Chinese Empire （1908），p.341.
[12] L.Richard，Comprehensive Geography of the Chinese Empire （1908），p.341.
[13] 参见第一章中关于乡村物质方面的探讨。
[14] Robert Fortune，Residence Among the Chinese （1857），pp.98-99.
[15] Robert Fortune，Residence Among the Chinese，pp.171-173.〔编者按：“天封塔”原文作“Kong-k'how-ta”，不知所指何塔。细绎原书，得知该塔位于“Fung-hwa”（奉化），应该不是位于宁波府城内的天封塔，可能指的是奉化的江口塔，也就是寿峰塔，从寿峰塔可以俯瞰整个宁波平原。作者的拼音大概依照的是奉化方言。〕
[16] George W.Cooke，China （1858），pp.111-112.
[17] Emily G.Kemp，The Face of China （1909），pp.21-26.
[18] E.C.Oxenham，“Report on a Journey from Peking to Hankow，1868，”引自Alexander Williamson，Journey in North China （1870），II，p.398。还请参见Williamson在同书第一卷第269页对1865年9月17日直隶定州附近明月店猪市的描写。关于乡市上通常出售的货物，参见本书第一章。
[19] Francis H.Nichols，Through Hidden Shensi （1902），p.56.
[20] Kemp，Face of China，pp.158-159.
[21] 参见第一章注23和注24。
[22] Constance F.Gordon-Cumming，Wanderings in China（1886），II，p.134。有关中国乡村物质生活和耕作方法的简述，参见L.H.Dudley Buxton，China（1929），pp.59-63 and 65-134。Medhurst（麦都思）使团医生Clark Abel，Journey in the Interior of China （1818），pp.75-77，对清帝国各地不同环境作了如下叙述：“我想，无论是哪个旅行者，都会认为世界上再没有哪个地方比起大沽和天津之间白河两岸地区更为凄凉。到处是沼泽，土地非常贫瘠；居民非常贫穷、悲惨，他们的住房非常简陋、肮脏、破烂不堪；土地上长不出什么东西，没有什么值得注意。……在我们第一天（1816年8月9日）的行程中，白河河岸比水面高不了多少。……河岸以外之地区，比水平面更低。……在河岸两边，一块块小米地，点缀着一些豆地，环绕在紧挨着河边的泥土房周围；产量相当少，连养活聚集在两旁看使团走过的居民都不够，很难想象可以维持居民生存。在这些围观的居民中，大多数是男人，衣裳破烂不堪。……我们走过一段路之后，沿途虽然仍然贫穷，但景况越来越好。小米地块越来越大，居民衣着越来越好。当我们来到距离天津几英里处，这种改变更明显。从这时起，我们所看到的玉米地和豆类地绵延不断，住房更加坚固；居民比起我们之前所看到的也要更健康和强壮。”
[23] E.C.Oxenham的报告，引自Alexander Williamson，Journeys in North China （1870），II，p.423。
[24] 想得到可靠的数字是不可能的。不同的估算数字见：《清史稿》，1/5b-6a；罗尔纲《太平天国起义时期的人口压力》，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8期，第20——80页；L.Richard，Comprehensive Geography （1908），p.346；Edward H.Parker，China （1901），pp.189-192；Archibald R.Colquhoun，China in Transformation（1900），p.9；Martin，A Cycle of Cathay （1896），p.459；Hosea B.Morse，Trade and Administration （1913），pp.206-207；William W.Rockhill，“An Inquiry into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Annual Report of the Smithonian Institution，XLVII （1905），pp.669-676；Walter F.Willcox，“A Westerner’s Effort to Estimate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and Its Increase Since 1652，”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1930）。前文提到，在1712年前，清帝国关于人口的报告只是包括丁数。后来的报告虽然包括了人口数和户数，但这种数字是以从来就不值得相信的保甲登记为基础的。现代的学者在研究时应该注意这一点。有关地方人口数字事例，可以参见《续修庐州府志》，14/35a；《富顺县志》，5/2b-3b；《江津县志》，5/1a；《潼川府志》（1897），卷3；《南宁府志》（1847），16/19b-25a；《滕县志》（1846），4/10b-11b；《洛川县志》，6/6a-7b；《恩平县志》，8/3a-b。
[25] 《清朝文献通考》（第4860页、4865页、4872页、4888页和4890——4891页）和《清朝续文献通考》（第7534页）列出了下列数字：
[26] 《户部则例》，110/2a。
[27] 《清朝文献通考》，3/4871。文中提到有关省区是山西、河南和山东。
[28] 《清朝续文献通考》，25/7755。原文为“十五倍”，显然有误。
[29] 《大清历朝实录·高宗朝》，405/19b；《大清历朝实录·文宗朝》，50/33b。E.Stuart Kirby，Introduction to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China （1954），p.177这样概括当时的趋势：“到18世纪末，清王朝日趋衰落，危机日益严重。……幸运的是，对研究这一时期的经济史来说，有许多合适的人口统计数字和农业统计资料可以利用。统计资料表明，耕地并没有按比例随着人口增长而增加。”
[30] Paul Monroe，China （1928），p.50指出中国大约有80%——90%的居民生活在乡村。C.M.Chang （张春明），A New Government for Rural China （1936），p.1：“大约80%或更多的中国人居住在乡村地区。”
[31] L.Richard，Comprehensive Geography.p.8指出对中国来说，最合适的人口密度为每平方英里267人。这一数字对中国早些时候来说，应该往下修正。
[32] 罗尔纲《太平天国起义时期的人口压力》，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8期，20——80页。
[33] George B.Cressey，China’s Geographical Foundation （1934），p.90列出了下列数据：
Chang Chung-li，The Gentry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Ph.D.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Washington，1953），pp.403 ff，也可以参考。
[34] 《通州志》，4/4b-5b和4/17a-19a。
[35] 《蔚州志》，7/1a；《博白县志》，6/21a；《富顺县志》，5/4a-b。
[36] 正如现代研究所表明，中国一些地区不同程度地出现粮食短缺的情况。19世纪的情况比20世纪的可能要好，但是不能因此就草率认为19世纪各地的粮食都很充足。下列论著可以参考：C.B.Malone and J.B.Taylor，A Study of Chinese Rural Economy（1924）；C.C.Chang （张心一），China’s Food Problem （1931）；Richard H.Tawney，Land and Labour （1932），p.103；Wen-hao Wong（翁文灏），“The Distribution of Population and Land Utilization in China，” China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VI （1933），p.3。在这些学者中，Tawney的叙述最惊人：“要强调的是，基础事实极为简单。中国人口太多了，现有资源不可能养活。”
[37] 《绵竹县乡土志》（1908），《历史戊》，9b。西方学者实际上也赞同该观点。George Philips，in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North China Branch，N.S.，XXIII （1888），p.109，就叙述了福州乡村一农家情况：
即使假定没有什么债务出现，这点收入也是很难维持五口之家的生活的。晚近的农民状况也没有什么好转。Wen-hao Wong，“The Distribution of Population and Land Utilization in China”引John Lossing Buck，Chinese Farm Economy，p.4，作出下列结论：“华北地区小麦产量与美国的产量大致相同，每英亩12蒲式耳。根据上面所计算的人均3亩或1/2英亩来看，每人年均产量仅为6蒲式耳，约为20斗（1斗相当于10升）。这点粮食对于一个成年男子生存所需来说，并不够。这种情况不但说明了为什么大部分中国农民即使在正常年月里也很难得到足够粮食的原因，也说明了一个事实，即一旦因雨水过多或过少，或者爆发任何其他导致耕种面积减少或产量降低的灾害，就会发生严重的灾荒。”
[38] Edward A.Ross，“Sociological Observations in Inner Asia，” Papers and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Sociological Society，V，p.18.
[39] Buxton，China （1929），p.64：“中国虽然实质上是个农业国家，可是很奇怪的是自己不能养活自己。19世纪初很普遍，到今天某种程度上仍然存在的情况是，作物歉收就意味着饥饿。虽然清王朝皇帝设法贮藏粮食以防灾年，并规定每年收入新粮替换旧粮，但是，这些措施在要走上好几月才能到达的乡村推行并不成功；即使得到饥荒的消息，运送救济粮也要花费很多时间。”粮食供应本身也不足；关于此点，参见第五章注179——182。
[40] 《清朝文献通考》，3/4874。米价上涨会引起更广泛的注意，因为米是最重要的单一农产品。Chang Chung-li，The Gentry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p.408，提到1929年到1933年间主要粮食产量百分比如下：
19世纪的情况与此相比没有什么根本区别。
[41] 钱泳（1759——1844）《履园丛话》，1/14a-b。
[42] 汪辉祖《病榻梦痕录》下，49b。他1794年指出：“夏间米一斗钱三百三四十文。往时米价至一百五六十文，即有饿殍。今米常贵，而人尚乐生。盖往年专贵在米，今则鱼虾蔬果无一不贵，故小贩村农俱可糊口。”同书，57a。
[43] Peter Hoang，De legali dominio practicae notiones （1882），p.24n，引自 Harold C.Hinton，“The Grain Tribute System of China” （Ph.D.dissertation，1950），p.64。
[44] 汪辉祖《病榻梦痕录》下，49b-50a。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钞》，1/74b，指出1877年的兑换率每两银子为铜钱1，300文，但浙江的兑换率上涨幅度没有其他省区那么剧烈。
[45] 举例来说，李慈铭《越缦堂日记·桃花圣解庵日记》庚集第二集，54a，1877年（光绪三年十月九日）中说，在北京，一石（150斤）粮食，大约要4.5两银子。曾国藩在咸丰元年十二月十八日的上奏中指出，兑换率上涨带来的痛苦落到了纳税人的头上。参见《曾文正公奏稿批牍书札》，1/40a。关于华北地区小麦和其他主要粮食的价格，我们现在还找不到资料来说明。
[46] 杨锡绂《陈明米贵之由疏》，载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39/5a-6a。
[47] 钱泳《履园丛话》1/14a中指出，在18世纪，江苏一亩土地价格大约是10两银子。在19世纪前25年中，这一价格上涨了5倍。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补》戊集下（咸丰八年十二月三日）中表白，他为了积钱买官，卖掉一些祖地。同书，巳集〔编者按：应为己集〕，他以总价875两银子卖掉27.7亩适合水稻生长的好田————每亩价格为30两。这一事例发生于浙江东北部。同时，自康熙和乾隆时期以来，一般商品的价格也在上升。参见Chang Chung-li，The Gentry，pp.11-12。
[48] Chang Chung-li，The Gentry，pp.33-35。农家用得到或需要的物品，价格也上涨了。《恩平县志》（1934），4/13a-b，就列举了广东一个县的这些数字：
[49] 陈高傭，《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卷10《通表》，4b，关于清代灾害情况的表格；Yao Shan-yu （姚善友），“The Chronological and Seasonal Distribution of Floods and Droughts in Chinese History，”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I （1942），pp.273-311；以及第五章注179引用的资料。
[50] 虽然绅士并不一定依靠农业收入为生，但是许多绅士都拥有不同数量的土地。一般说来，绅士认为土地是最好的投资。Chang Chung-li，The Gentry，p.59，note 2，引用张英关于投资土地好处的文章，p.19引用苏州叶氏宗族的“家训”：“有便好田产可买，则买之，勿计厚值。”反映了绅士对占有土地的典型态度。事实上，这一种态度是众所周知的，因而一些谚语说，“富字田作底，贵字中当头”（“中”在这里的意思为取得科举考试的成功）。参见《吉安县河西坊廓乡志》，3/39b。然而，土地并不总是最吸引人的。在19世纪最后几十年，绅士和其他阶层的人对商业投资的兴趣日益浓厚。参见杨及玄《鸦片战役以后中国社会经济转变的动向和特征》，载《东方杂志》第32卷第4期，第5——20页。
[51] 除了第四章注179——188中所指出的资料以外，在这里还可以指出李慈铭在《越缦堂日记·息荼庵日记》，42a-b，1869年（同治八年七月三日）所作的有趣观察。当时，李慈铭花钱捐个户部主事的官，但暂时住在家乡。他写道：“作牒致山阴杨令，以征米事也。予无一亩田，而为宿逋及弟侄所牵累。吾越自地丁钱粮外，又亩收白米二升有奇。去年省中忽议概改折钱，定价升钱五十。今市中米价升二十余钱，而吏书勒收，升至八九十钱。昨有役来，催仲弟及僧慧家米，予与之论价，升至六十四钱，而役必不受。我朝定制，二十税一。今受田者既赁耕于佃，计岁所收，以中田中岁则之，亩不过米一石，粜之仅得钱二千五六百，而征晒砻臿，所需器用人力之费，又去其五六百，则亩得钱二千耳。而地漕征其四百，白米征其二百，则朝廷取之于民者四之一有赢矣。……吏贪残而无纪，是岂天子所及知哉？有司与乡之士大夫相容为奸利，督抚不举发，科道不昌言，谓寇祸其可弭乎？”李慈铭没有说明他亲戚最终纳税的税率。大概情况是，由于李慈铭对知县的影响，其亲戚比没有绅士保护的普通纳税人所纳要少。
[52]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Agrarian China，pp.1-2，简明地叙述了总的情况：“在清王朝时期，或从清王朝建立一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中国的土地有九大类型，即：（1）皇室土地，分布在京师北京附近地区；（2）皇帝赏赐给满族贵族和兵丁……的旗地，主要分布在直隶……山东和河南；（3）寺庙土地和属于宗教团体……的土地；（4）学地，最初由文庙所有，用于维持运转，后来用于赞助公共学堂；（5）军垦地，或称最初由驻军开垦的土地；（6）族地……扬子江下游地区、福建、江西南部、湖南和整个广东及广西东部，特别普遍；（7）部落地……实际上为许多土著部落酋长拥有的土地；（8）官地，要么属于中央政府，要么属于各省当局或州县衙门，其形式多种多样，如荡地……新垦地和未垦的不毛地；（9）家庭私地，这是主要的土地占有形式。”《大清会典》在17/3a中记载了清政府对土地类型的划分，共有12类，其中有部分是重叠的。这里所特别关心的，是私人可以拥有的土地。
[53] 《清朝文献通考》，4/4887。〔编者按：这名高级官员是顾琮。〕关于这一点，我们在随后的相关问题中会再谈到。
[54] 葛士浚《皇朝经世文续编》，36/81a-b。还请参见上面注46。〔编者按：正文出处和本章注46相同，不在葛士浚书中。〕
[55] 昭梿《啸亭杂录》，1/63-64。引见Teng Ssu-yu （邓嗣禹），“New Light on the History of the Taiping Rebellion，” p.42.〔编者按：查邓嗣禹原书，正文出处为《啸亭续录》（1810年刻本），第一册，63——64页。按见《啸亭续录》卷二“本朝富民之多”条下。原文为“怀柔郝氏，膏腴万顷”。〕
[56] George Jamieson and others，“Tenure of Land in China，”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North China Branch，N.S.，XXIII （1888），pp.59-174.Edward T.Williams，China （1923），pp.92-93，概括了他们一些研究成果。现代的研究，结论也类似。比如，John L.Buck，Chinese Farm Economy（1930），p.146，Table 1 （1921——1925，7省17个县的2，886个村庄）：
Chen Han-seng，Chinese Peasant，pp.14-15；Tawney，Land and Labour，p.37.
Chen Han-seng （陈翰笙），Chinese Peasant，首先探讨了现代中国各地的情况，然后作出结论说：“华南和华北的情况普遍不同。很明显，华南土地占有比华北更集中。”（第14页）但是他补充说，这种情况并不意味着华北地区农民的处境比华南地区农民要好。“华北地区典型的形象是一位贫穷的农人耕作着自己不够大的土地。这块土地一般为10亩或15亩左右；而要养活本人及其家庭，需要的土地一般是此数目的两倍。……他们个人的经济条件并不比华南地区佃农的要好。”（第26页）还请参见Chen Han-seng，Agrarian Problem，特别是 pp.2-7.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Agrarian China，tables on pp.3 and 4指出类似的结论。
[57] Chen Han-seng，Chinese Peasant，pp.14-15； Tawney，Land and Labour，p.37.
[58] 《鹿邑县志》（1896），9/3a，引自傅松龄的论述。
[59] 《神木乡土志》，4/1b。
[60] 《番禺县续志》（1911），12/1b-2a。有关其他几个租佃关系，例见：《洛川县志》，8/9a-b；Buck，Chinese Farm Economy，p.148；Chen Han-seng，Agrarian Problem，p.52有关租佃制度的补充讨论，参见Chang Chung-li，The Gentry，pp.41 ff。
[61] 《西宁县新志》（1873），9/1b。
[62] Chen Han-seng，Agrarian Problem，p.1.
[63] 王瑛《太平天国革命前夕的土地问题》，载《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第一卷第一期；薛农山《中国农民战争之史的研究》，第231——255页。
[64] 《明史》，77/2b。下列措施部分说明了这一政策：朱元璋在1369年登基当皇帝后不久就下令浙江和应天府（江苏）4，300多家富户迁移到当时明朝的首都南京〔编者按：查原文：“命户部籍浙江等九布政司、应天十八府州富民万四千三百余户，以次召见，徙其家以实京师，谓之富户。”朱元璋是把全国富户共14，300家集中到南京，不只是江浙四千多家〕，明成祖又命令3，000家富户迁移到北京及其邻近地区。这些富户不但要在原籍纳税，还必须在新居住地纳税。在其中一些破产并逃走之后，明王朝又下令将原籍其他富户迁移以填补破产、逃走的富户。1492年（弘治五年），虽然不再惩罚“在逃富户”，但是要向逃走的富户成员或其亲属征银三两；到16世纪中叶嘉靖帝在位期间，降为二两。参见《明史》，77/2b-3a。明太祖还设置了另一项措施，就是以每个乡村为单位设置“粮长”，负责征收税粮。粮长由其乡邻选举产生。参见《明史》，78/4b；柳诒徵《中国文化史》，第二章，第265页，引自顾炎武《日知录》。还请参见第四章注106。不过，明太祖采取的措施远不如王莽（公元9——23年在位）来得激烈。参见《汉书》，卷99。
[65] 《大清十朝圣训·世宗朝》，26/19a。
[66] 《清朝文献通考》，4/4887。
[67] 《大清会典事例》，399/4b。
[68] 参见第五章注1。
[69] 《大清十朝圣训·宣宗朝》，78/10a-b。
[70] 《大清历朝实录·仁宗朝》，296/24a-b。另一项措施是政府对债主向典押庄稼的农民索取的利率进行控制，这是否可以给贫民带来利益值得怀疑。参见《江西通志》，卷首之三，16b-17a；《巴陵县志》，15/3a。
[71] 杨景仁《筹济编》，卷首，2a-30b。
[72] 《皇清奏议》，42/4b〔编者按：应为42/4a〕，1745年（乾隆十年）礼科监察御史刘方霭的上奏〔编者按：刘方霭《清修补城垣勿用民力疏》〕。
[73] 参见第四章关于绅士及税收制度部分；Chang Chung-li，The Gentry，pp.25-28。
[74] 《沔阳州志》（1894），卷四《食货》，37a。
[75] 《贵筑黄氏家乘》，20b。引自Chang Chung-li，The Gentry，p.26。
[76] 《钦定六部处分则例》，15/29。《清实录》和《东华录》中没有收录。
[77] 《清远县志》，卷首，15a-16a。
[78] 《天津府志》，26/5a-b。同书26/6a中记载了这条有趣的信息：“绅士田产率皆佃户分种，岁取其半。佃户见田主，略如主仆礼仪。”
[79] 《大清历朝实录·文宗朝》，140/1b-2a。
[80] 章炳麟《检论》，（1924），7/17a-b。
[81] 《大清十朝圣训·世宗朝》，26/19a-20b；《大清历朝实录·世宗朝》，79/5b-7a；王先谦《东华录》，14/20b-21b。
[82] 《学政全书》，9/6a-b。
[83] 杨景仁《筹济编》，卷首，13a-14a。19世纪晚期，直隶清苑县王家庄一村塾教师就在日常生活中把雍正帝强调的“积善”原则体现出来了：“光绪十五年（1889），楷随兄树楠受业于王家庄。其时环王家庄各村，皆有地多至数十顷之户，贫人无地者多，先生急劝地户出粮赈穷，听者固有之，然未能遍及。私窃叹而无如何。至二十六年，拳难起，而地户一扫空矣。”齐树楷《惜阴学案》，载《中和》月刊，1941年第2卷（第10期），第19页。
[84] 《大清十朝圣训·高宗朝》，263/10a，乾隆帝引（《山东通志》收录的）康熙谕旨。在康熙四十三年元月辛酉的上谕中，康熙帝说出对“小民”的关心：“朕数巡幸，咨访民生利弊，知之甚详。小民力作艰难，每岁耕三十亩者，西成时，除完租外，约余二十石。其终岁衣食丁徭所恃惟此。……今乃苛索无艺，将终年之力作而竭取之，彼小民何以为生耶？……至于蠲免钱粮，原为加恩小民，然田亩多归缙绅豪富之家，小民所有几何？从前屡颁蠲诏，无田穷民未必均沾惠泽。约计小民有恒业者，十之三四耳，余皆赁地出租，所余之粮，仅能度日。……比年巡行七省，惟秦晋两地民稍充裕，畿南四府及河南一路，殊觉生计艰难。山左初次巡幸，民甚饶裕，继而少减，今则大异往昔矣。皆由在外大小官员，不能实心体恤民隐，为民除弊，而复设立名色，多方征取，以此民力不支，日就贫困。”参见王先谦《东华录·康熙》，73/4a-b中所引。我们从这道上谕中清楚看出，康熙帝对大地主未采取任何遏止措施。
[85] 《大清十朝圣训·高宗朝》，263/10a-11a。
[86] 杨景仁《筹济编》，卷首，14a-b。
[87] 《大清十朝圣训·高宗朝》，263/15a-b。
[88] 《江西通志》，卷首之三，16b-17a。
[89] 王仁堪《王苏州遗书》，7/31a。王仁堪在担任江苏镇江知府时，在1892年大旱之后，为丹阳县知县及其下属制定了一套救济灾民的措施。其中一条措施规定：“尔等须知，朝廷放赈，系为农民被旱受害，并非普济穷人。”这与清王朝对地方粮仓所显示的政策完全符合。
[90] 《孟子·滕文公上》。Legge将此句翻译为“If they have a certain livelihood，they will have a fixed heart”。无论把原文中“产”一词当作“生计”（Livelihood）还是当作“财产”（Property），都必须记得，孟子及其同时代的其他孔子信徒都认为农业是基本谋生手段，认为土地是生存必不可少的条件。
[91] 例见傅筑夫《中国经济衰落之历史的原因》，载《东方杂志》卷31，14期，第221——228页；孔雪雄发表在《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第二卷第1143——1158页上的文章〔编者按：《农村破产之事实分析》〕。
[92]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Agrarian China，pp.168-170所考察的村庄名叫“件只村”（chien-che-chueng），位于河北（即清代的直隶）南部广宗县。
[93] 《定州志》，19/12b-13b。
[94] 《鹿邑县志》，9/3a。其他资料可以参见：《卢龙县志》，10/1b，“卢龙为地瘠民贫之地”；同书10/2a中记载说：“人口十六万余，多自食其力，且十九业农，地狭人稠，终岁劳苦。”《邯郸县志》，2/8b：“近年以来，雨量缺乏，或且酿成旱灾。……虽城东有数十村地滨滏水，每岁拦河闭闸，尚可灌溉一次，即乏雨泽，犹能赖以播种，不至寸粒俱无。然统一县计之，则不及十之一二。约要以言，谓邯邑为土瘠民贫也可。”《洛川县志》，11/16a，引《延安府志》旧志，描述延安府所属九个州县说：“千里顽山，四周重阻，商贾难以至其地，行旅难以出其乡。以此经营之路即绝，有力难以雇请而得财，有粟难以货卖而得银。”同书在3a中，是黎锦熙所写的序言：“全县人口尚不满六万，视南方大邑之城厢或一乡镇且不如。山原无林，川沟无水。”
[95] 《蒙城县志书》，1/9b。贫穷的村民要想从他们那悲惨的经济处境翻身，通常非常困难；他们这种悲惨的景况，一直持续到最近时期。举例来说，S.C.Lee，“Heart of China’s Problem，”Journal of Farm Economics，XXX （1948），p.268，引用C.Arnold Anderson和Mary Joan Bowman合著的The Chinese Peasant，p.233，反映了下列情况：
[96] 《灵山县志》，21/297b。在广东省这个比较繁荣省区的一些地区，也存在类似情况。Daniel Kulp，Country Life，I，pp.104-105对其中一个乡村的情况作了如下概括：
Kulp补充说：“经济状况坏的家庭，过着上顿不接下顿的生活，任凭自然和宗族意志的支配。……半数以上的家庭被迫为生存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其成功主要凭借于宗族观念和宗族组织。”
[97] Lt.Col.George B.Fisher，Three Years’ Service （1863），pp.25-27.
[98] 冯桂芬《显志堂集》，9/3a-b，收录代李鸿章写的奏折：“嗣是承平百余年，海内殷富，为旷古所罕有。江苏尤东南大都会，万商百货，骈阗充溢，甲于寰区。当是时，虽担负之夫，蔬果之佣，亦得以转移执事，分其余润。无论自种佃种，皆以余力业田，不关仰给之需，遂无不完之税。故乾隆中年以后，办全漕者数十年，无他，民富故也。……至道光癸未大水……商利减而农利从之，于是民渐自富而之贫。……迨癸巳大水而后，始无岁不荒，无县不缓。”
[99] 参见本章注14-17中所指出的情况。
[100] Von Richthofen，Letters （1903），p.54.
[101] Von Richthofen，Letters，p.54.
[102] Von Richthofen，Letters，p.56.
[103] 《恩平县志》，4/12b。南海和九江两地都是经济繁荣地区。
[104] 例见《阳江志》（1925），7/4a；《巴陵县志》，52/6b；Kulp，Country Life，p.53。
[105] Kulp，Country Life，I.pp.104-105：“不到1/10的移民成功地迁回。”更坏的是，出门闯天下未成功者在其家乡也属不适应环境的人（如果他们的确设法回去的话）。无论怎样，这些人中很少会愿意或能够像辛勤的农民那样劳动。
[106] Ellsworth Huntington，Character of Races，pp.192-193：“（灾荒之后）逃荒人群分为两类。一类由设法回到家乡的人组成。……原因之一是他们在家乡拥有土地；原因之二是性格使然，他们受传统影响，喜欢过旧有的生活，即使悲惨也愿意。……另一类逃荒者，则属于充满精力和开创精神的人。……乡村地区最优秀的人才就这样流失了。”Huntington的总结性结论虽然不可信，但其观察接近事实。
[107] Kulp，Country Life，pp.53-54；吴文辉《灾荒与乡村移民》，载《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第六卷，第49页。
[108] 《巴陵县志》，52/6b。
[109] 《邯郸县志》，6/3b。还请参见《同官县志》，10/12b-17b；Lin Yüeh-hwa，Golden Wing，pp.3-10，黄东林的故事。
[110] 王植《遵旨缕陈八事疏》，引见吴汝纶《桐城吴先生日记》（1928），6/37a。
[111] 王邦玺《缕陈丁漕利弊户口耗伤情形疏》，载葛士浚《皇朝经世文续编》，32/20a。
[112] 例见《靖州乡土志》（1908），2/21b列举湖南靖州20世纪初的数据：成年男子总数为44，126口。其中，士子有2，576人，农民为2，550人，商人为1，528人，小计33，873人。〔编者按：人数有误。《靖州乡土志》原文：士，二千五百七十六；农，二万七千二百一十九；工，一千五百二十八；商，二千五百五十。〕其余占总数23%的10，253人可能大多数无业。《绵竹县乡土志·历史辛》（1908），15a中列举了四川绵竹县20世纪初的数据：男性人口为218，580口。其中，士8，900人，学童2，000人，农173，900人，工14，500人，商11，250人，吸烟者4，690人，游民3，310人。《洛川县志》在6/10b中列举了陕西省洛川县在20世纪初的数据：拥有职业（种田等）的为1，032人（占3.5%），无业者30，122人（占96.5%）。Kulp，Country Life，p.90，提到了广东省凤凰村在1920年代的数据：总人口为650人；其中，有职业者为167人，移民55人，无业者428人（占该村总人口的65%）。Fei hsiao-t’ung，Peasant Life in China，p.139，提到了江苏开弦弓村在1930年代的数据：家庭总数为360户；其中，274户从事农业，59户从事“专门职业”，14户从事渔业，13户无业。
[113] Kulp，Country Life，p.38，作出的结论比较模糊：“如果农民一生从事农业生产的年龄为20岁到44岁，那么很清楚，只有29%（1/4强）的人口创造了维生所必要的收入。然而，在这29%的人中，包括一些因健康原因而丧失劳力的人；其他45岁到64岁年龄段的人，应该还有一些具有生产力的像是从事家庭手工业的妇女，或是在外经商的男子。考察所有年龄层的人的生产能力，可以说实际上有一半人口的生存依靠另一半人口的劳动。”Kulp所说“20岁到44岁”的含义虽然并不清楚，但他那许多人口并不从事生产性工作的观点，大体上很有道理。
[114] 杨景仁《筹济编》16/17b-24a，概括了清政府1682年到1802年间所采取的措施。
[115] 杨景仁《筹济编》，16/21a-b和23b。还请参见第五章。
[116] E.-R.Huc，Chinese Empire，II，pp.324-325。Huc还在第323页中作出这样的总评价：“在艰难年月里，度日如年。中国的某些地区，每一年都有大量的人口死于饥荒，每天仅能糊口的人，多到数不清。”晚近也可以看到类似情况；其事例可以参见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Agrarian China，pp.248-249，对山东郓城县乡村的描述。
[117] Constance Gordon-Cumming，Wanderings in China （1886），II，pp.137-142.
[118] Francis H.Nichols，Through Hidden Shensi （1902），p.242.
[119]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钞》，10/13a。
[120] Gordon-Cumming，Wanderings in China，p.142.
[121] Nichols，Through Hidden Shensi，p.228.
[122] 吴文辉在《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第四卷第45页上发表的论文〔编者按：《灾荒与乡村移民》〕估计说，在1846年袭击陕西、山东和江西的洪旱灾害中，有220，000多人死去；在1849年袭击直隶、浙江、甘肃、江苏的类似灾害中，有13，750，000人死去；在1876年到1878年间，江苏、山东、直隶、陕西、河南、安徽和湖北等地大约有9，500，000人死于各种灾害。还请参见《清史稿·灾异志》，1/37-41。下列地方志的记载，也可以说明此点：
据《靖州乡土志》（1908）2/10a-b的记载（只包括汉人，苗人不在此列）：
据《同官县志》（1944）8/1b中的记载：
《翼城县志》（1929）在9/11b-12a中记载说，陕西翼城县受到严重干旱的打击，其后果是：人口从139，985人锐减到45，248人，户数从25，957户锐减到11，131户。抛荒土地有23，087亩。
[123] Chang Chung-li，Chinese Gentry，pp.51-52。Morton H.Fried 对现代安徽滁县所作的下列考察，全面地反映了清王朝19世纪的总体情况：“在过去五十年或更多的时间里，滁县乡绅不断移居县城。这一潮流缓慢，而持续。随着清王朝对社会的控制减弱，远离城墙保护的乡绅发现自己的生活环境越来越不安全。……由于乡间出现了土匪，偶尔会有民变，生活在乡村中的绅士……就成为这些土匪或民变的牺牲品。在这种情况下，绅士急于移居县城，不但寻求城墙的实体保护，而且通过宗族纽带关系和‘干亲’（私人之间的协议或‘好意’）关系寻求官员的社会保护。”参见Fabric of Chinese Society，p.224。不过，绅士并不一定都到有城墙的城镇寻求保护。19世纪流行的一句名言警告说：“小乱隐于市，大乱隐于乡。”其道理十分清楚。在大规模反叛或民变期间，城镇如果遇到强烈围攻而抵抗失败，灾难就容易降临。这样，较高程度的安全存在于乡间堡垒。因此，认为乡绅移居城镇的唯一动机在于寻求生命保护的观点，并不完全正确。我们不应忘记一个事实：城镇是社会和政治影响的中心，活跃的乡绅自然向往。
[124] 正如Lin-le （林利，即A.F.Lindley），Ti-ping Tien-kwoh（1866），I，p.101，指出：“在1838——1841年期间，清帝国许多地区处于极端悲惨和贫乏的状态；由于灾荒非常严重，致使成千上万的居民死去，无数居民被迫走上造反的道路。”
[125] 《蒙城县志书》，4/2b。
[126] Von Richthofen，Letters，p.75.
[127] Ernest F.Borst-Smith，Mandarin and Missionary （1917），pp.52-57.
[128] 《清史稿·食货志》，1/5b-6a。据估计，1849年的人口几乎达到4.13亿，而到1875年锐减到3.34亿以下。
[129] Tawney，Land and Labour，p.37.
[130] Von Richthofen，Letters，pp.13 and 16.
[131] 《知新报》，光绪二十三年（1897），20/11a。
[132] Chen Han-seng，Chinese Peasant， p.6：“自上个世纪中叶以来，沿海港口、铁路沿线和沿江各地，商业、工业的持续发展越来越明显。金钱经济，或者说以钱币作为交换工具，日益深入到清帝国遥远的内陆地区。所有这一切，同灌溉工程长久以来被忽视、农业生产下降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
[133] L.Richard，Comprehensive Geography，p.327，列出了这些港口和商业中心。
[134] John S.Burgess，Guilds of Peking（1928），p.43.Stanley Spector，“Li Hung-chang and the Huai-chun” （Ph.D.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Washington，1953），chapter 10，概括了这一发展的开端。Morse，International Relations，I，p.366，Table F，列举了中国1843——1860年间茶叶、丝绸出口数据。1830年到1833年间，茶叶出口平均每年为51，311，000磅，1860年上升为121，388，100磅；丝绸出口，1830年到1833年间平均每年为5，434包（广州和上海），1858年上升到85，970包（上海）。
[135] 或许，棉布是最好的范例。1844年英国在广州的一名商务代理把当地所产棉布的样品连同价格说明送回英国。他的通讯员告诉他，他们在曼彻斯特生产不出同一价格、同一质量的商品。他的报告值得在这里部分引述如下：“中国人的习惯是节俭和守旧，以至他们穿的衣服正是他们祖先以前所穿过的。……一个靠劳动为生的中国人，一件新衣至少要能穿上三年，并且在这个期间还要能经得住干极其沉重的粗活时的磨损，不然他们是不会买的。”“当收获完毕后，农家所有的人力，不分老少，都一齐去梳棉、纺纱和织布……产品的品质是不同的……都是家中生产出来的。生产者除了原料以外，实际上不用花任何钱。”参见Karl Marx，“Trade with China，”文中引用Correspondence Relative to the Earl of Elgins Special Mission to China and Japan蓝皮书。该文载于New York Daily Tribune，1859年12月3日，后来收入Marx on China，pp.89-99。
[136] Peter Auber，China （1834），p.64.
[137] E.Colborne Baber，Travels and Researches in Western China （1882），p.159.
[138] 比如，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Agrarian China，p.225：“中国乡村社会在同世界市场产生联系之后，在过去百年来不可避免的趋势是，中国方面的手工产品为生存而对抗国外经济侵略的绝望挣扎。……换句话说，棉布、煤油、棉纱、钉子和缝纫针等商品的进口数量一直增加；这些商品取代了以前的手工产品，直接造成了中国手工业的全面没落。”还请参见李紫翔的《中国手工业之没落过程》，载《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第四卷第三期。该文叙述了20世纪最初几十年中国手工业衰落情况。
[139] Arthur Smith，China in Convulsion （1901），I，pp.90-91.
[140] Fei Hsiao-t’ung，China’s Gentry （1953），pp.113-114.
[141] Roswell H.Graves，Forty Years in China （1895），pp.77-78：“虽然在外国人把鸦片从印度输入之前，中国人就知道鸦片，但是吸食鸦片的习惯还不普遍。毫无疑问，在印度广种鸦片烟，并鼓励中国人吸食，东印度公司必须承担这个责任。中国最初竭力抵抗，但是由于在1842年所谓‘鸦片战争’中战败，被迫默许鸦片贸易；接着在1856年同英国、法国进行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战败之后，只得签订条约，承认鸦片贸易合法化。此后，吸食鸦片在沿海各省惊人地扩散开来。本地鸦片种植也快速增加，以供应日益增加的毒药需求。”James D.Ball，Things Chinese （1906），pp.488-490，提醒注意19世纪最后几十年鸦片进口减少的事实。参见清帝国海关总税务司统计科（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the Imperial Customs）出版的小册子，主要有：“Opium，” Special Series No.4，Shanghai，1881；“Native Opium，” Special Series No.9，1888；and“Opium：Historical Note，or the Poppy in China，” Special Series No.13，1889.
[142] Morse，Trade and Administration （1913），p.337。他举出一些数字，显示鸦片贸易的扩张情况。还请参见他的另一著作International Relations，I，pp.209-210，Tables D and E。不过，马士指出自己的数字是有争议的。
[143] Burgess，Guilds of Peking （1928），p.38。正文中所提到的时间是指1880年；当时进口总值大约80，000，000两。
[144] Robert Coltman，The Chinese （1891），p.125.
[145] Nichols，Through Hidden Shensi （1902），pp.56-57.
[146] Borst-Smith，Mandarin and Missionary（1917），pp.72-73.
[147] Morse，International Relations，I，p.210。同时，银元的流通越来越广泛，最终取代了银两而作为交换中介。参见汪辉祖《病榻梦痕录》，卷下，69a-b。他在1796年，描述了洋钱或番银从广东和福建流入浙江的情况，并明显很遗憾地指出“物所罕见，辄以洋名”，“其价皆视直省土产较昂”。还请参见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孟学斋日记》，乙集上，3a。1865年秋，当时他在浙江绍兴。“日记”说，他的一个朋友（生员）从北京汇给妻子14两银子。钱到绍兴后，他妻子到手了20银元8分，该数目与14两银子相当。李慈铭还补充说：“尽人皆知之‘英洋钱’，十年前还未见。……咸丰末年，仅于沪、粤等处流通，然今江、浙皆用此洋钱。”
[148] 骆秉章（1793——1867）《骆文忠公奏稿》，8/13-14。还请参见全汉昇《美洲白银与十八世纪中国物价革命的关系》，载《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8本下册，第517——550页。
[149] Franklin L.Ho（何廉） ，Rural Reconstruction in China，p.1.
还有其他事例，全村或全镇的居民全部消失。一名中国官员1902年春发现，位于山西曲沃和闻喜两县附近的一个乡镇和一些村子，在1897——1898年一场规模巨大的灾荒之后完全无人居住。该官员经过这些地方时，看到的仍然是一片废墟。[119]
这些严重灾害发生期间，整个清帝国死去的人数相当惊人。我们虽然没有可靠的统计数字，但是据估计，在1878年5月，前面提到的华北五省有500万人死去。[120]在1901年7月之前的3年里，陕西有200多万人死去。仅仅在三原一县，人口就从50，000减少到不足20，000人。[121]其他估计数字更为惊人，[122]但不太可信。
即使发生了最严重的灾害，居住在乡村地区的绅士和富户大概都能幸存下来，并不会像没有什么地位的村民那样死去。不过并不能肯定，他们没有迁到更有希望的地方去。早在灾害袭击他们的家乡之前，他们就从乡间迁往城镇和城市；在那里，他们容易找到舒适程度较高、较安全的生活，或者能够让他们发挥影响力的更大空间。[123]在灾害期间，这些乡村名流更容易抛弃自己的祖传家园，不再回去。他们移民他乡，使因大批乡民死去所造成的情形更加恶化，在一些情况下，甚至导致许多乡村的毁灭。
反叛和民变，本来是悲惨环境的部分产品，[124]反过来加剧了乡村环境进一步恶化。清政府为镇压民变而采取的军事行动，对生命和财产所带来的毁灭性比“贼”的活动来得更大；这常常为事实所证明。“乱后”，深受影响的村民发现自己的处境比以前更坏，这一点也不令人奇怪。在许多地方，很少有村民能逃过战争洗劫而幸存下来。例如，据说安徽蒙城县无数居民死于1850年代的军事行动，或者逃离自己的家园到其他地方避难。[125]安徽和浙江一些地方受到的破坏非常严重，曾经繁荣富庶的乡村在许多年后，无论是其规模还是经济发展，都还未得到复苏。例如，一位西方考察者就把他所看到的情况报告如下：
就风景来说，分水〔译者按：富春江支流，在浙江省〕河谷是我在中国所看到的最好地方之一。……然而，该地生存现状却极悲凉凄惨。……尽管河谷土地非常肥沃，却到处显得荒凉。从远处看，一间间白色房屋坐落在小树林中；可是走近时，却发现它们已经变成废墟。种种迹象都表明，这一带地方以前非常富庶，可现在变成了荒地。各处的房屋都是简单搭建起来的，作为可怜、凄惨的居民的栖身之所；他们的贫穷与他们生活的土地的肥沃形成鲜明的对比。我先前提到的城镇————桐庐、昌化、於潜、宁国，都变成了巨大的废墟，每处还能居住的房屋不过十来间。这是13年前太平天国之役带来的。……
很难想象世界上还有哪个地方的生命和财产被毁坏到这样的程度；这些地方只不过是命运相同的广大乡村地区中很少的一部分。[126]
战争对中国北方乡村社会的破坏作用，即使不会更严重，也是同样具有毁灭性的。另一位西方学者叙述了他所得知的陕北延安府及其附近地区在1850到1875年期间的悲惨情况；延安府所受灾难首先是战争，接踵而来的是饥荒：
告诉我情况的人回忆起他年轻时延安府的情况时，语气充满激情。他感慨道：“当铺有八间之多！”在中国，“当铺林立”是描述城镇繁荣最好的词语。……
进一步讲，延安府在繁荣时期，人烟稠密；甚至连西山山上的每个窑洞，都住满了人户。……
然而，和平繁荣被打断了。同治六年三月（1866年4月），一支回民大军进攻陕北，把沿途所有城镇都摧毁了。……幸运的是，延安府当时还能够抵抗反叛者。……
如果总人口并未减少，整个乡间不被抢劫，延安府城不因其他地区居民大量拥入而拥挤，当地资源未被巨大消耗掉，那么，延安府还会繁荣下去。……
在同治六年十月（1866年10月），一支太平军……到达延安府。……它的到来，彻底完成了7个月前回民军队开始的人口减少过程。每一个角落都被抢劫……幸存下来的居民逃走了。……
来年4月（1867年），回民军队又来了，进行周期性的抢劫。……
接着到来的是饥荒。我那位年长的朋友说道：“这事不能怪老天爷。”天气一直都很好；因此，如果没有战争，延安府当然还能维持繁荣。……1866年收获前，一支叛军来了，接着是另一支。……其结果是，1867年粮食供应比平常少，而需求量比平常要大。……
1867年4月，回民军队第二次进攻延安府，完全干扰了当年的耕种和收获。……
……粮食价格是平常的10倍，90%的人因此挨饿。……
不过，少数幸存下来的居民在1869年获得丰收；这种景象一直持续到1876年。是年，延安府遇到了一场真正的饥荒的毁灭性打击，亦即横行数省，导致800万人死去的“丁戊奇荒”。
延安府城再未从战争和灾荒的毁灭中复苏过来，其周围乡间被毁灭的程度更严重。由于人烟稀少，整个原野变成野兽的乐园。虽然平原地带重新种上了庄稼，较广阔的山谷地带也逐渐夺了回来，但是较狭窄的溪谷仍然是豹子、野猪、狼等野兽的天下。……因此，整个延安府至今仍然是全中国最贫穷的地区之一。[127]
虽然许多地区所遇到的情况不如延安府那样严重，但是清帝国一些地方的乡村社会被毁灭，注定要对其他地方产生不利影响。我们没有足够的资料指出被毁灭的精确程度，但一些作者指出，清帝国在社会动荡时期的人口减少，无疑就是社会衰败的象征。[128]我们完全可以说：中华帝国长时期的相对繁荣因人口过剩而很快结束；人口过多是经济的诅咒，而战争和饥荒使人口减少，从而缓解了这个恼人的经济问题，但同时给生活在乡村的亿万百姓带来了数不清的灾难。
西方对乡村环境的冲击
如果不指出西方商业和工业的注入所产生的影响，是难以描绘出19世纪的中国乡村环境的。很明显，西方对中国乡村产生的冲击力，不如对城市和乡镇（尤其是那些坐落在海岸附近和内陆主要交通线上的城市、乡镇）的那样迅速和直接。同样显而易见的是，无论乡村地区感觉到的影响是什么，本质上应该是经济的，而非知识的；而且这种影响的强度，在清帝国各个地方是不同的。
西方影响中国乡村社会的一个面向，是对土地所有权和价格的影响。最近有学者称在受商业和工业影响较小的省区，租佃关系的存在或多或少受到了限制；而在“城市资本”流入农业生产的省区，土地所有权的集中经常变得特别引人注目。举例来说，在近代上海的郊区，95%的农民属于佃农阶层；在广州三角洲，为85%；而在山西、陕西、河北（直隶）、山东和河南，2/3的农民拥有自己的耕地。[129]
西方的这种影响并不限于20世纪的沿海地区。1870年2月，一位西方学者就报告湖南东部的情况说：
一般说来，湘东居民的衣着比起我在任何其他省区所看到的要好。……相当多的金钱流入乡间，换取茶叶、茶油、大麻和煤等。……这是我看到的第一个“富人”拥有相当多上好宅邸的地区。他们经商致富之后，就不再经商，把资本投入不动产，然后租给农民耕种。……湘潭长时期以来就是西方产品的巨大集散地。这里的西方商品主要从广州运来，流向四川、贵州、湖北、河南、山西、陕西，甚至云南和甘肃。[130]
在这样的情况下，土地就成为理想的投资方向，不可避免地导致土地价格上涨。在一些地区，土地变得非常昂贵并不是因为它可以有农租的收入，而是由于其位置很适合于商业之用。广东三水县乡村地区的情形就是如此。有资料记载说：
粤东三水一县，为西北二江之冲，顷英人在梧州通商，轮舶往来，必经此路，故三水冈根乡之地，英人设立领事署，我中国亦设立税关征税焉。港省诸巨商，闻此消息，争往购地……昔之每亩价值数十金者，今增至二三百金。[131]
这样发展的结果在内陆一些地方不可能出现，也不一定就有利于乡村经济的发展。购买土地而不用于农业生产的人，其兴趣既不在于提高农业生产，也不在于改善农民生活，而主要在于从出租土地或土地增值中获取更大的利益。[132]这种趋势早在19世纪之前就存在，在西方商业和工业引入后的刺激下进一步发展起来。
西方势力对乡村经济的影响，还有另一个层面。1842年到1906年，清帝国各个地方向外国开放的城市和市场达到40多个；[133]西式工厂的修建（大多数设在拥有较大港口城市的省区），[134]使洋货的进口从涓涓细流变成前所未有的洪流，首先淹没了城市，最终冲击了乡村。这种情况，对许多消费者来说意味着奢侈和享受；对城镇和城市来说，意味着工商业的发展；对相当多数在其他情况下仍然失业的乡民来说，意味着被雇佣。所有这一切，都给一些地方带来了繁荣，或扭转了严峻的经济形势。丝绸、茶叶、生姜等的出口，毫无疑问使生产这些土产的乡村受益。不过，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乡村手工业在19世纪下半期的衰败。此前，手工业产品常常给乡民带来额外收入；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乡民因农业收入不足而受到的痛苦。中国本地产品一时还能抵挡“洋货”的猛烈进攻，[135]不过乡民很快意识到了这个威胁。西方一位学者记载了1831年英国一些商务代理向〔东印度公司〕董事会的报告，其中反映了乡民对进口洋纱首次入侵所作的反应：
在离广州最近的两个地区以及另一个离广州大约20英里的县，乡民们爆发了一场非常严重的反对洋纱进口的骚乱。这些乡民大声地抱怨说，洋纱进口，夺走了他们妻儿的饭碗，因为他们是靠纺织为生的。[136]
但是，抵抗最终是无用的。无论是家庭消费还是地方生产，甚至是在最遥远的地区，“洋货”都被广泛使用。比如，一位西方旅行者在1870年代发现，云南西部普通市场上也摆放着进口商品。[137]
这个发展情况已经众所周知，用不着再赘述。外国商品涌入对中国乡村经济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也同样广为人知。[138] 19世纪末，一位西方传教士对这种情况作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概括：
从给航运公司董事的报告中，我们看到的是与中国进行棉产品贸易的发展，以及从广州到天津和牛庄沿海商业贸易线上的美好前景，但是，没有一个人看到这种贸易扩张对生活在许多棉产地的亿万中国人带来的影响。迄今为止，这些中国人靠纺织维持贫困的生活。他们每纺宽15英寸的一匹布，要艰苦地工作两天，卖到市场上，只够买一点少得可怜的家庭生活必需品以及继续纺织所需要的棉花。……但是现在，外来棉产品的“美好前景”，已经夺走了本土棉布的市场。……在一些乡村，每户家庭都有一两台织布机……而现在，这种织布机已经弃置不用了。……
大批没有织布机的中国人能靠纺织棉纱勉强支撑————这是中国人面对在门口徘徊的狼，保护自己的一项最重要的辅助手段。但是近来，孟买、日本，甚至上海当地，工厂日渐活跃。比家庭生产的更平整、更耐用，甚至更便宜的棉纺织品，被大量生产出来，淹没了中国的棉作区，导致纺车不再转动，而作为年幼的、年老的、虚弱的和无助的人们收入来源的涓涓细流也最终枯竭了。[139]
织布机和纺车工匠是受到最残酷打击的群体，但绝对不是唯一的受害者。一位当代学者认为，在家庭手工业被极大地破坏以前，中国乡村问题并不太严重。[140]这一观点并非没有说服力。
吸食鸦片（鸦片也是国外输入的商品之一）日益普遍，其后果比国外消费品的入侵甚至更为严重。当然，早在鸦片从印度输入中国之前，中国的确已经有了鸦片，中国土产鸦片大量用于制造鸦片药，对经济和社会都产生了严重威胁。但是，外国商人必须承担部分实质责任。[141]无论怎样说，鸦片烟输入量持续增加，同时“因吸食鸦片而产生的邪恶逐年上升”。[142]进口鸦片的价值一度达到进口商品总值的一半。[143]鸦片贸易的扩张和持续，除了导致本来可以用于获利的部分财富被浪费外，还让人吸毒成瘾，最终毁灭整个家庭。
鸦片吸食成性已成为全国性的现象，虽然其程度在清帝国各地有些不同。1890年左右，西方一位医生就报告了华北一些地方的情况：
山西省……一些村子里，男女老少都在吸食鸦片。……走进这类村子，一看到破烂的房屋和庙宇，立马就知道整个村子是由烟鬼组成的。
在山东省，几乎每个村庄都有鸦片烟馆，所有庙会和市场都在出售鸦片烟。[144]
大约10年之后，西方一位旅行者也写道：
穿越晋北高原，从长城到太原府，道路两旁的一连串村庄，几乎都拥有某种共同的特色。居民超过300人的村庄很少。这些村庄与世隔绝……村民虽然没有什么奢侈享受，也没有什么舒适设施，但是，他们仍然感到幸福、满足。……
我已经说过，在穿越晋北高原的行程中，一天之内至少可以发现一个这样的村庄，无论用什么标准衡量，都很难认为是幸福或幸运的。即使在远处，也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处境悲惨的村庄同其他村庄的明显区别。位于村口的泥墙已经破碎不堪。……房屋屋顶破败不堪，到处都是洞。走近一看，窗子上的纸窗格已经不见了，门也只有一个轴勉强支撑着。街上没人卖菜，仅有的一两间店铺也关着门。房屋的阴影里，几个男女躺着或蹲着————看上去都麻木不仁。他们的脸像皮革一样皱巴巴的，眼睛无神，迟钝，他们的衣服是一团破布。……即使是女人手中抱着的婴孩，也是皮肤干燥、脸色憔悴————所有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鸦片烟。[145]
在一些地方，几乎所有居民都沉湎于烟雾缭绕之中。陕西一个府的情况就是这样。一传教士叙述说：
在许多地方，居民吸食鸦片的恶习比通常认为的要严重得多；延安府就是其中之一。毫不夸张地说，延安府90%的居民都在不同程度上成为鸦片烟的牺牲品。……不但在沿着通往省城的主要道路上，而且深入每个府，每个州县，每个乡镇，每个乡村；按照延安府的情况来说，实际上深入到每户家庭之中。[146]
染上鸦片烟瘾，最终给烟鬼带来的是“败家丧身”。它对乡村经济的破坏作用就很容易想象了。
进口鸦片烟和消费品，还对中国经济产生另一恶果，在乡村以及城镇都造成很大反响。按照西方一些学者的看法，19世纪早期的银价上涨，其部分原因就是鸦片进口。[147]前文已经指出，小农和佃农的钱币收入通常是铜钱，而纳税要用银两。因此，银价上涨，意味着小农、佃农的苦痛加重。[148]
因此，西方工商业对19世纪中国乡村各方面造成的影响，至少在一段时期里是危害而非好处。“自从与西方强大的工业接触以来，中国乡村最显著的事实就是处于不停的衰败之中”，[149] 这一观点是有些道理的。不可否认，即使没有外来势力的冲击，清帝国所处历史环境中内在的和固有的因素也会促使中国乡村经济走上崩溃之路，但是，这些外力无疑加速了这个过程。
总而言之，中国乡村社会的恶化，部分原因是内力的作用，另一部分原因是西方工商业的破坏作用。到19世纪中叶，这种恶化达到临界点，清帝国各地许多乡民已经因赤贫和苦痛而绝望，情况已到了崩溃边缘。许多村民痛苦无助，默默地死去；其中一些村民加入“匪”，或者聚集在寻求摧毁现存政权的反对派领导者的麾下。
* * *
[1] 关于此种乡村的描述，参见第一章。
[2] E.Colborne Baber，Travels and Researches in Western China （1832），p.9：“一般说来，四川纯农业地区最特别的就是，并没有什么可称为村落的东西。在中国东部省份，地主、佃农和其他劳动者以及店铺老板和工匠，聚集而居。他们的住处相互比邻，为土墙环绕，常常离他们耕种的田地有一点距离————显然是为了相互保护。而在四川，可以这样说，地主及其劳工都生活在自己田地上的农房里，各家各户分散而居，并不是聚集在一处的。……由此产生的图景是：一间间农舍点缀在田野上，相互间距离不是很远。”Ferdinand von Richthofen，Letters （2nd ed.，1903），p.181，描绘了1872年成都府郊区乡村：“原野上点缀着一间间小农舍，乡民就居住在里面。每间农舍坐落在竹林、观赏性树林和果林中，若隐若现。”晚近的成都郊区，其情况仍然如此。
[3] William martin，Cycle of Cathay （1896），p.335。这首《击壤歌》，出现时间大概比尧帝时期要晚得多。“壤”（这里翻译为Lute），不是乐器，而是用于简单游戏场合的木棍。还请参见James Legge对这首小诗的翻译，引见Arthur E.Moule，Half a Century in China （1911），p.292；Herbert A.Giles，Gems of Chinese Literature （2nd ed.，1929），p.12。
[4] 《灵山县志》，22/311a。
[5] A.Doak Barnett，“Notes on Local Government in Szechwan” （unpublished paper，1948），“一个家庭”章。
[6] Arthur H.Smith，Chinese Characteristics （1894），p.160.
[7] 方孝孺（1357——1402）《逊志斋集》，卷三《民政》。陈涉又名陈胜。关于他的传记，参见《史记》卷四十八。
[8] 薛农山《中国农民战争之史的研究》（1935），各页。
[9] 华岗《太平天国革命战争史》（1949），第29——50页。吕振羽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第521——531页中叙述了王艮（1483——1541）、李贽（1527——1602）、颜元（1635——1704）等人的“农民派政治思想”。仔细检视这些人的思想，吕的观点让人不敢苟同。
[10] 毛泽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1949），第5页。1954年纽约出版的英文版《毛泽东选集》第3卷，是根据修订版本翻译的，与此处所引略有出入。
[11] L.Richard，Comprehensive Geography of the Chinese Empire （1908），p.341.
[12] L.Richard，Comprehensive Geography of the Chinese Empire （1908），p.341.
[13] 参见第一章中关于乡村物质方面的探讨。
[14] Robert Fortune，Residence Among the Chinese （1857），pp.98-99.
[15] Robert Fortune，Residence Among the Chinese，pp.171-173.〔编者按：“天封塔”原文作“Kong-k'how-ta”，不知所指何塔。细绎原书，得知该塔位于“Fung-hwa”（奉化），应该不是位于宁波府城内的天封塔，可能指的是奉化的江口塔，也就是寿峰塔，从寿峰塔可以俯瞰整个宁波平原。作者的拼音大概依照的是奉化方言。〕
[16] George W.Cooke，China （1858），pp.111-112.
[17] Emily G.Kemp，The Face of China （1909），pp.21-26.
[18] E.C.Oxenham，“Report on a Journey from Peking to Hankow，1868，”引自Alexander Williamson，Journey in North China （1870），II，p.398。还请参见Williamson在同书第一卷第269页对1865年9月17日直隶定州附近明月店猪市的描写。关于乡市上通常出售的货物，参见本书第一章。
[19] Francis H.Nichols，Through Hidden Shensi （1902），p.56.
[20] Kemp，Face of China，pp.158-159.
[21] 参见第一章注23和注24。
[22] Constance F.Gordon-Cumming，Wanderings in China（1886），II，p.134。有关中国乡村物质生活和耕作方法的简述，参见L.H.Dudley Buxton，China（1929），pp.59-63 and 65-134。Medhurst（麦都思）使团医生Clark Abel，Journey in the Interior of China （1818），pp.75-77，对清帝国各地不同环境作了如下叙述：“我想，无论是哪个旅行者，都会认为世界上再没有哪个地方比起大沽和天津之间白河两岸地区更为凄凉。到处是沼泽，土地非常贫瘠；居民非常贫穷、悲惨，他们的住房非常简陋、肮脏、破烂不堪；土地上长不出什么东西，没有什么值得注意。……在我们第一天（1816年8月9日）的行程中，白河河岸比水面高不了多少。……河岸以外之地区，比水平面更低。……在河岸两边，一块块小米地，点缀着一些豆地，环绕在紧挨着河边的泥土房周围；产量相当少，连养活聚集在两旁看使团走过的居民都不够，很难想象可以维持居民生存。在这些围观的居民中，大多数是男人，衣裳破烂不堪。……我们走过一段路之后，沿途虽然仍然贫穷，但景况越来越好。小米地块越来越大，居民衣着越来越好。当我们来到距离天津几英里处，这种改变更明显。从这时起，我们所看到的玉米地和豆类地绵延不断，住房更加坚固；居民比起我们之前所看到的也要更健康和强壮。”
[23] E.C.Oxenham的报告，引自Alexander Williamson，Journeys in North China （1870），II，p.423。
[24] 想得到可靠的数字是不可能的。不同的估算数字见：《清史稿》，1/5b-6a；罗尔纲《太平天国起义时期的人口压力》，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8期，第20——80页；L.Richard，Comprehensive Geography （1908），p.346；Edward H.Parker，China （1901），pp.189-192；Archibald R.Colquhoun，China in Transformation（1900），p.9；Martin，A Cycle of Cathay （1896），p.459；Hosea B.Morse，Trade and Administration （1913），pp.206-207；William W.Rockhill，“An Inquiry into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Annual Report of the Smithonian Institution，XLVII （1905），pp.669-676；Walter F.Willcox，“A Westerner’s Effort to Estimate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and Its Increase Since 1652，”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1930）。前文提到，在1712年前，清帝国关于人口的报告只是包括丁数。后来的报告虽然包括了人口数和户数，但这种数字是以从来就不值得相信的保甲登记为基础的。现代的学者在研究时应该注意这一点。有关地方人口数字事例，可以参见《续修庐州府志》，14/35a；《富顺县志》，5/2b-3b；《江津县志》，5/1a；《潼川府志》（1897），卷3；《南宁府志》（1847），16/19b-25a；《滕县志》（1846），4/10b-11b；《洛川县志》，6/6a-7b；《恩平县志》，8/3a-b。
[25] 《清朝文献通考》（第4860页、4865页、4872页、4888页和4890——4891页）和《清朝续文献通考》（第7534页）列出了下列数字：
[26] 《户部则例》，110/2a。
[27] 《清朝文献通考》，3/4871。文中提到有关省区是山西、河南和山东。
[28] 《清朝续文献通考》，25/7755。原文为“十五倍”，显然有误。
[29] 《大清历朝实录·高宗朝》，405/19b；《大清历朝实录·文宗朝》，50/33b。E.Stuart Kirby，Introduction to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China （1954），p.177这样概括当时的趋势：“到18世纪末，清王朝日趋衰落，危机日益严重。……幸运的是，对研究这一时期的经济史来说，有许多合适的人口统计数字和农业统计资料可以利用。统计资料表明，耕地并没有按比例随着人口增长而增加。”
[30] Paul Monroe，China （1928），p.50指出中国大约有80%——90%的居民生活在乡村。C.M.Chang （张春明），A New Government for Rural China （1936），p.1：“大约80%或更多的中国人居住在乡村地区。”
[31] L.Richard，Comprehensive Geography.p.8指出对中国来说，最合适的人口密度为每平方英里267人。这一数字对中国早些时候来说，应该往下修正。
[32] 罗尔纲《太平天国起义时期的人口压力》，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8期，20——80页。
[33] George B.Cressey，China’s Geographical Foundation （1934），p.90列出了下列数据：
Chang Chung-li，The Gentry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Ph.D.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Washington，1953），pp.403 ff，也可以参考。
[34] 《通州志》，4/4b-5b和4/17a-19a。
[35] 《蔚州志》，7/1a；《博白县志》，6/21a；《富顺县志》，5/4a-b。
[36] 正如现代研究所表明，中国一些地区不同程度地出现粮食短缺的情况。19世纪的情况比20世纪的可能要好，但是不能因此就草率认为19世纪各地的粮食都很充足。下列论著可以参考：C.B.Malone and J.B.Taylor，A Study of Chinese Rural Economy（1924）；C.C.Chang （张心一），China’s Food Problem （1931）；Richard H.Tawney，Land and Labour （1932），p.103；Wen-hao Wong（翁文灏），“The Distribution of Population and Land Utilization in China，” China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VI （1933），p.3。在这些学者中，Tawney的叙述最惊人：“要强调的是，基础事实极为简单。中国人口太多了，现有资源不可能养活。”
[37] 《绵竹县乡土志》（1908），《历史戊》，9b。西方学者实际上也赞同该观点。George Philips，in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North China Branch，N.S.，XXIII （1888），p.109，就叙述了福州乡村一农家情况：
即使假定没有什么债务出现，这点收入也是很难维持五口之家的生活的。晚近的农民状况也没有什么好转。Wen-hao Wong，“The Distribution of Population and Land Utilization in China”引John Lossing Buck，Chinese Farm Economy，p.4，作出下列结论：“华北地区小麦产量与美国的产量大致相同，每英亩12蒲式耳。根据上面所计算的人均3亩或1/2英亩来看，每人年均产量仅为6蒲式耳，约为20斗（1斗相当于10升）。这点粮食对于一个成年男子生存所需来说，并不够。这种情况不但说明了为什么大部分中国农民即使在正常年月里也很难得到足够粮食的原因，也说明了一个事实，即一旦因雨水过多或过少，或者爆发任何其他导致耕种面积减少或产量降低的灾害，就会发生严重的灾荒。”
[38] Edward A.Ross，“Sociological Observations in Inner Asia，” Papers and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Sociological Society，V，p.18.
[39] Buxton，China （1929），p.64：“中国虽然实质上是个农业国家，可是很奇怪的是自己不能养活自己。19世纪初很普遍，到今天某种程度上仍然存在的情况是，作物歉收就意味着饥饿。虽然清王朝皇帝设法贮藏粮食以防灾年，并规定每年收入新粮替换旧粮，但是，这些措施在要走上好几月才能到达的乡村推行并不成功；即使得到饥荒的消息，运送救济粮也要花费很多时间。”粮食供应本身也不足；关于此点，参见第五章注179——182。
[40] 《清朝文献通考》，3/4874。米价上涨会引起更广泛的注意，因为米是最重要的单一农产品。Chang Chung-li，The Gentry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p.408，提到1929年到1933年间主要粮食产量百分比如下：
19世纪的情况与此相比没有什么根本区别。
[41] 钱泳（1759——1844）《履园丛话》，1/14a-b。
[42] 汪辉祖《病榻梦痕录》下，49b。他1794年指出：“夏间米一斗钱三百三四十文。往时米价至一百五六十文，即有饿殍。今米常贵，而人尚乐生。盖往年专贵在米，今则鱼虾蔬果无一不贵，故小贩村农俱可糊口。”同书，57a。
[43] Peter Hoang，De legali dominio practicae notiones （1882），p.24n，引自 Harold C.Hinton，“The Grain Tribute System of China” （Ph.D.dissertation，1950），p.64。
[44] 汪辉祖《病榻梦痕录》下，49b-50a。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钞》，1/74b，指出1877年的兑换率每两银子为铜钱1，300文，但浙江的兑换率上涨幅度没有其他省区那么剧烈。
[45] 举例来说，李慈铭《越缦堂日记·桃花圣解庵日记》庚集第二集，54a，1877年（光绪三年十月九日）中说，在北京，一石（150斤）粮食，大约要4.5两银子。曾国藩在咸丰元年十二月十八日的上奏中指出，兑换率上涨带来的痛苦落到了纳税人的头上。参见《曾文正公奏稿批牍书札》，1/40a。关于华北地区小麦和其他主要粮食的价格，我们现在还找不到资料来说明。
[46] 杨锡绂《陈明米贵之由疏》，载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39/5a-6a。
[47] 钱泳《履园丛话》1/14a中指出，在18世纪，江苏一亩土地价格大约是10两银子。在19世纪前25年中，这一价格上涨了5倍。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补》戊集下（咸丰八年十二月三日）中表白，他为了积钱买官，卖掉一些祖地。同书，巳集〔编者按：应为己集〕，他以总价875两银子卖掉27.7亩适合水稻生长的好田————每亩价格为30两。这一事例发生于浙江东北部。同时，自康熙和乾隆时期以来，一般商品的价格也在上升。参见Chang Chung-li，The Gentry，pp.11-12。
[48] Chang Chung-li，The Gentry，pp.33-35。农家用得到或需要的物品，价格也上涨了。《恩平县志》（1934），4/13a-b，就列举了广东一个县的这些数字：
[49] 陈高傭，《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卷10《通表》，4b，关于清代灾害情况的表格；Yao Shan-yu （姚善友），“The Chronological and Seasonal Distribution of Floods and Droughts in Chinese History，”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I （1942），pp.273-311；以及第五章注179引用的资料。
[50] 虽然绅士并不一定依靠农业收入为生，但是许多绅士都拥有不同数量的土地。一般说来，绅士认为土地是最好的投资。Chang Chung-li，The Gentry，p.59，note 2，引用张英关于投资土地好处的文章，p.19引用苏州叶氏宗族的“家训”：“有便好田产可买，则买之，勿计厚值。”反映了绅士对占有土地的典型态度。事实上，这一种态度是众所周知的，因而一些谚语说，“富字田作底，贵字中当头”（“中”在这里的意思为取得科举考试的成功）。参见《吉安县河西坊廓乡志》，3/39b。然而，土地并不总是最吸引人的。在19世纪最后几十年，绅士和其他阶层的人对商业投资的兴趣日益浓厚。参见杨及玄《鸦片战役以后中国社会经济转变的动向和特征》，载《东方杂志》第32卷第4期，第5——20页。
[51] 除了第四章注179——188中所指出的资料以外，在这里还可以指出李慈铭在《越缦堂日记·息荼庵日记》，42a-b，1869年（同治八年七月三日）所作的有趣观察。当时，李慈铭花钱捐个户部主事的官，但暂时住在家乡。他写道：“作牒致山阴杨令，以征米事也。予无一亩田，而为宿逋及弟侄所牵累。吾越自地丁钱粮外，又亩收白米二升有奇。去年省中忽议概改折钱，定价升钱五十。今市中米价升二十余钱，而吏书勒收，升至八九十钱。昨有役来，催仲弟及僧慧家米，予与之论价，升至六十四钱，而役必不受。我朝定制，二十税一。今受田者既赁耕于佃，计岁所收，以中田中岁则之，亩不过米一石，粜之仅得钱二千五六百，而征晒砻臿，所需器用人力之费，又去其五六百，则亩得钱二千耳。而地漕征其四百，白米征其二百，则朝廷取之于民者四之一有赢矣。……吏贪残而无纪，是岂天子所及知哉？有司与乡之士大夫相容为奸利，督抚不举发，科道不昌言，谓寇祸其可弭乎？”李慈铭没有说明他亲戚最终纳税的税率。大概情况是，由于李慈铭对知县的影响，其亲戚比没有绅士保护的普通纳税人所纳要少。
[52]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Agrarian China，pp.1-2，简明地叙述了总的情况：“在清王朝时期，或从清王朝建立一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中国的土地有九大类型，即：（1）皇室土地，分布在京师北京附近地区；（2）皇帝赏赐给满族贵族和兵丁……的旗地，主要分布在直隶……山东和河南；（3）寺庙土地和属于宗教团体……的土地；（4）学地，最初由文庙所有，用于维持运转，后来用于赞助公共学堂；（5）军垦地，或称最初由驻军开垦的土地；（6）族地……扬子江下游地区、福建、江西南部、湖南和整个广东及广西东部，特别普遍；（7）部落地……实际上为许多土著部落酋长拥有的土地；（8）官地，要么属于中央政府，要么属于各省当局或州县衙门，其形式多种多样，如荡地……新垦地和未垦的不毛地；（9）家庭私地，这是主要的土地占有形式。”《大清会典》在17/3a中记载了清政府对土地类型的划分，共有12类，其中有部分是重叠的。这里所特别关心的，是私人可以拥有的土地。
[53] 《清朝文献通考》，4/4887。〔编者按：这名高级官员是顾琮。〕关于这一点，我们在随后的相关问题中会再谈到。
[54] 葛士浚《皇朝经世文续编》，36/81a-b。还请参见上面注46。〔编者按：正文出处和本章注46相同，不在葛士浚书中。〕
[55] 昭梿《啸亭杂录》，1/63-64。引见Teng Ssu-yu （邓嗣禹），“New Light on the History of the Taiping Rebellion，” p.42.〔编者按：查邓嗣禹原书，正文出处为《啸亭续录》（1810年刻本），第一册，63——64页。按见《啸亭续录》卷二“本朝富民之多”条下。原文为“怀柔郝氏，膏腴万顷”。〕
[56] George Jamieson and others，“Tenure of Land in China，”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North China Branch，N.S.，XXIII （1888），pp.59-174.Edward T.Williams，China （1923），pp.92-93，概括了他们一些研究成果。现代的研究，结论也类似。比如，John L.Buck，Chinese Farm Economy（1930），p.146，Table 1 （1921——1925，7省17个县的2，886个村庄）：
Chen Han-seng，Chinese Peasant，pp.14-15；Tawney，Land and Labour，p.37.
Chen Han-seng （陈翰笙），Chinese Peasant，首先探讨了现代中国各地的情况，然后作出结论说：“华南和华北的情况普遍不同。很明显，华南土地占有比华北更集中。”（第14页）但是他补充说，这种情况并不意味着华北地区农民的处境比华南地区农民要好。“华北地区典型的形象是一位贫穷的农人耕作着自己不够大的土地。这块土地一般为10亩或15亩左右；而要养活本人及其家庭，需要的土地一般是此数目的两倍。……他们个人的经济条件并不比华南地区佃农的要好。”（第26页）还请参见Chen Han-seng，Agrarian Problem，特别是 pp.2-7.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Agrarian China，tables on pp.3 and 4指出类似的结论。
[57] Chen Han-seng，Chinese Peasant，pp.14-15； Tawney，Land and Labour，p.37.
[58] 《鹿邑县志》（1896），9/3a，引自傅松龄的论述。
[59] 《神木乡土志》，4/1b。
[60] 《番禺县续志》（1911），12/1b-2a。有关其他几个租佃关系，例见：《洛川县志》，8/9a-b；Buck，Chinese Farm Economy，p.148；Chen Han-seng，Agrarian Problem，p.52有关租佃制度的补充讨论，参见Chang Chung-li，The Gentry，pp.41 ff。
[61] 《西宁县新志》（1873），9/1b。
[62] Chen Han-seng，Agrarian Problem，p.1.
[63] 王瑛《太平天国革命前夕的土地问题》，载《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第一卷第一期；薛农山《中国农民战争之史的研究》，第231——255页。
[64] 《明史》，77/2b。下列措施部分说明了这一政策：朱元璋在1369年登基当皇帝后不久就下令浙江和应天府（江苏）4，300多家富户迁移到当时明朝的首都南京〔编者按：查原文：“命户部籍浙江等九布政司、应天十八府州富民万四千三百余户，以次召见，徙其家以实京师，谓之富户。”朱元璋是把全国富户共14，300家集中到南京，不只是江浙四千多家〕，明成祖又命令3，000家富户迁移到北京及其邻近地区。这些富户不但要在原籍纳税，还必须在新居住地纳税。在其中一些破产并逃走之后，明王朝又下令将原籍其他富户迁移以填补破产、逃走的富户。1492年（弘治五年），虽然不再惩罚“在逃富户”，但是要向逃走的富户成员或其亲属征银三两；到16世纪中叶嘉靖帝在位期间，降为二两。参见《明史》，77/2b-3a。明太祖还设置了另一项措施，就是以每个乡村为单位设置“粮长”，负责征收税粮。粮长由其乡邻选举产生。参见《明史》，78/4b；柳诒徵《中国文化史》，第二章，第265页，引自顾炎武《日知录》。还请参见第四章注106。不过，明太祖采取的措施远不如王莽（公元9——23年在位）来得激烈。参见《汉书》，卷99。
[65] 《大清十朝圣训·世宗朝》，26/19a。
[66] 《清朝文献通考》，4/4887。
[67] 《大清会典事例》，399/4b。
[68] 参见第五章注1。
[69] 《大清十朝圣训·宣宗朝》，78/10a-b。
[70] 《大清历朝实录·仁宗朝》，296/24a-b。另一项措施是政府对债主向典押庄稼的农民索取的利率进行控制，这是否可以给贫民带来利益值得怀疑。参见《江西通志》，卷首之三，16b-17a；《巴陵县志》，15/3a。
[71] 杨景仁《筹济编》，卷首，2a-30b。
[72] 《皇清奏议》，42/4b〔编者按：应为42/4a〕，1745年（乾隆十年）礼科监察御史刘方霭的上奏〔编者按：刘方霭《清修补城垣勿用民力疏》〕。
[73] 参见第四章关于绅士及税收制度部分；Chang Chung-li，The Gentry，pp.25-28。
[74] 《沔阳州志》（1894），卷四《食货》，37a。
[75] 《贵筑黄氏家乘》，20b。引自Chang Chung-li，The Gentry，p.26。
[76] 《钦定六部处分则例》，15/29。《清实录》和《东华录》中没有收录。
[77] 《清远县志》，卷首，15a-16a。
[78] 《天津府志》，26/5a-b。同书26/6a中记载了这条有趣的信息：“绅士田产率皆佃户分种，岁取其半。佃户见田主，略如主仆礼仪。”
[79] 《大清历朝实录·文宗朝》，140/1b-2a。
[80] 章炳麟《检论》，（1924），7/17a-b。
[81] 《大清十朝圣训·世宗朝》，26/19a-20b；《大清历朝实录·世宗朝》，79/5b-7a；王先谦《东华录》，14/20b-21b。
[82] 《学政全书》，9/6a-b。
[83] 杨景仁《筹济编》，卷首，13a-14a。19世纪晚期，直隶清苑县王家庄一村塾教师就在日常生活中把雍正帝强调的“积善”原则体现出来了：“光绪十五年（1889），楷随兄树楠受业于王家庄。其时环王家庄各村，皆有地多至数十顷之户，贫人无地者多，先生急劝地户出粮赈穷，听者固有之，然未能遍及。私窃叹而无如何。至二十六年，拳难起，而地户一扫空矣。”齐树楷《惜阴学案》，载《中和》月刊，1941年第2卷（第10期），第19页。
[84] 《大清十朝圣训·高宗朝》，263/10a，乾隆帝引（《山东通志》收录的）康熙谕旨。在康熙四十三年元月辛酉的上谕中，康熙帝说出对“小民”的关心：“朕数巡幸，咨访民生利弊，知之甚详。小民力作艰难，每岁耕三十亩者，西成时，除完租外，约余二十石。其终岁衣食丁徭所恃惟此。……今乃苛索无艺，将终年之力作而竭取之，彼小民何以为生耶？……至于蠲免钱粮，原为加恩小民，然田亩多归缙绅豪富之家，小民所有几何？从前屡颁蠲诏，无田穷民未必均沾惠泽。约计小民有恒业者，十之三四耳，余皆赁地出租，所余之粮，仅能度日。……比年巡行七省，惟秦晋两地民稍充裕，畿南四府及河南一路，殊觉生计艰难。山左初次巡幸，民甚饶裕，继而少减，今则大异往昔矣。皆由在外大小官员，不能实心体恤民隐，为民除弊，而复设立名色，多方征取，以此民力不支，日就贫困。”参见王先谦《东华录·康熙》，73/4a-b中所引。我们从这道上谕中清楚看出，康熙帝对大地主未采取任何遏止措施。
[85] 《大清十朝圣训·高宗朝》，263/10a-11a。
[86] 杨景仁《筹济编》，卷首，14a-b。
[87] 《大清十朝圣训·高宗朝》，263/15a-b。
[88] 《江西通志》，卷首之三，16b-17a。
[89] 王仁堪《王苏州遗书》，7/31a。王仁堪在担任江苏镇江知府时，在1892年大旱之后，为丹阳县知县及其下属制定了一套救济灾民的措施。其中一条措施规定：“尔等须知，朝廷放赈，系为农民被旱受害，并非普济穷人。”这与清王朝对地方粮仓所显示的政策完全符合。
[90] 《孟子·滕文公上》。Legge将此句翻译为“If they have a certain livelihood，they will have a fixed heart”。无论把原文中“产”一词当作“生计”（Livelihood）还是当作“财产”（Property），都必须记得，孟子及其同时代的其他孔子信徒都认为农业是基本谋生手段，认为土地是生存必不可少的条件。
[91] 例见傅筑夫《中国经济衰落之历史的原因》，载《东方杂志》卷31，14期，第221——228页；孔雪雄发表在《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第二卷第1143——1158页上的文章〔编者按：《农村破产之事实分析》〕。
[92]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Agrarian China，pp.168-170所考察的村庄名叫“件只村”（chien-che-chueng），位于河北（即清代的直隶）南部广宗县。
[93] 《定州志》，19/12b-13b。
[94] 《鹿邑县志》，9/3a。其他资料可以参见：《卢龙县志》，10/1b，“卢龙为地瘠民贫之地”；同书10/2a中记载说：“人口十六万余，多自食其力，且十九业农，地狭人稠，终岁劳苦。”《邯郸县志》，2/8b：“近年以来，雨量缺乏，或且酿成旱灾。……虽城东有数十村地滨滏水，每岁拦河闭闸，尚可灌溉一次，即乏雨泽，犹能赖以播种，不至寸粒俱无。然统一县计之，则不及十之一二。约要以言，谓邯邑为土瘠民贫也可。”《洛川县志》，11/16a，引《延安府志》旧志，描述延安府所属九个州县说：“千里顽山，四周重阻，商贾难以至其地，行旅难以出其乡。以此经营之路即绝，有力难以雇请而得财，有粟难以货卖而得银。”同书在3a中，是黎锦熙所写的序言：“全县人口尚不满六万，视南方大邑之城厢或一乡镇且不如。山原无林，川沟无水。”
[95] 《蒙城县志书》，1/9b。贫穷的村民要想从他们那悲惨的经济处境翻身，通常非常困难；他们这种悲惨的景况，一直持续到最近时期。举例来说，S.C.Lee，“Heart of China’s Problem，”Journal of Farm Economics，XXX （1948），p.268，引用C.Arnold Anderson和Mary Joan Bowman合著的The Chinese Peasant，p.233，反映了下列情况：
[96] 《灵山县志》，21/297b。在广东省这个比较繁荣省区的一些地区，也存在类似情况。Daniel Kulp，Country Life，I，pp.104-105对其中一个乡村的情况作了如下概括：
Kulp补充说：“经济状况坏的家庭，过着上顿不接下顿的生活，任凭自然和宗族意志的支配。……半数以上的家庭被迫为生存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其成功主要凭借于宗族观念和宗族组织。”
[97] Lt.Col.George B.Fisher，Three Years’ Service （1863），pp.25-27.
[98] 冯桂芬《显志堂集》，9/3a-b，收录代李鸿章写的奏折：“嗣是承平百余年，海内殷富，为旷古所罕有。江苏尤东南大都会，万商百货，骈阗充溢，甲于寰区。当是时，虽担负之夫，蔬果之佣，亦得以转移执事，分其余润。无论自种佃种，皆以余力业田，不关仰给之需，遂无不完之税。故乾隆中年以后，办全漕者数十年，无他，民富故也。……至道光癸未大水……商利减而农利从之，于是民渐自富而之贫。……迨癸巳大水而后，始无岁不荒，无县不缓。”
[99] 参见本章注14-17中所指出的情况。
[100] Von Richthofen，Letters （1903），p.54.
[101] Von Richthofen，Letters，p.54.
[102] Von Richthofen，Letters，p.56.
[103] 《恩平县志》，4/12b。南海和九江两地都是经济繁荣地区。
[104] 例见《阳江志》（1925），7/4a；《巴陵县志》，52/6b；Kulp，Country Life，p.53。
[105] Kulp，Country Life，I.pp.104-105：“不到1/10的移民成功地迁回。”更坏的是，出门闯天下未成功者在其家乡也属不适应环境的人（如果他们的确设法回去的话）。无论怎样，这些人中很少会愿意或能够像辛勤的农民那样劳动。
[106] Ellsworth Huntington，Character of Races，pp.192-193：“（灾荒之后）逃荒人群分为两类。一类由设法回到家乡的人组成。……原因之一是他们在家乡拥有土地；原因之二是性格使然，他们受传统影响，喜欢过旧有的生活，即使悲惨也愿意。……另一类逃荒者，则属于充满精力和开创精神的人。……乡村地区最优秀的人才就这样流失了。”Huntington的总结性结论虽然不可信，但其观察接近事实。
[107] Kulp，Country Life，pp.53-54；吴文辉《灾荒与乡村移民》，载《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第六卷，第49页。
[108] 《巴陵县志》，52/6b。
[109] 《邯郸县志》，6/3b。还请参见《同官县志》，10/12b-17b；Lin Yüeh-hwa，Golden Wing，pp.3-10，黄东林的故事。
[110] 王植《遵旨缕陈八事疏》，引见吴汝纶《桐城吴先生日记》（1928），6/37a。
[111] 王邦玺《缕陈丁漕利弊户口耗伤情形疏》，载葛士浚《皇朝经世文续编》，32/20a。
[112] 例见《靖州乡土志》（1908），2/21b列举湖南靖州20世纪初的数据：成年男子总数为44，126口。其中，士子有2，576人，农民为2，550人，商人为1，528人，小计33，873人。〔编者按：人数有误。《靖州乡土志》原文：士，二千五百七十六；农，二万七千二百一十九；工，一千五百二十八；商，二千五百五十。〕其余占总数23%的10，253人可能大多数无业。《绵竹县乡土志·历史辛》（1908），15a中列举了四川绵竹县20世纪初的数据：男性人口为218，580口。其中，士8，900人，学童2，000人，农173，900人，工14，500人，商11，250人，吸烟者4，690人，游民3，310人。《洛川县志》在6/10b中列举了陕西省洛川县在20世纪初的数据：拥有职业（种田等）的为1，032人（占3.5%），无业者30，122人（占96.5%）。Kulp，Country Life，p.90，提到了广东省凤凰村在1920年代的数据：总人口为650人；其中，有职业者为167人，移民55人，无业者428人（占该村总人口的65%）。Fei hsiao-t’ung，Peasant Life in China，p.139，提到了江苏开弦弓村在1930年代的数据：家庭总数为360户；其中，274户从事农业，59户从事“专门职业”，14户从事渔业，13户无业。
[113] Kulp，Country Life，p.38，作出的结论比较模糊：“如果农民一生从事农业生产的年龄为20岁到44岁，那么很清楚，只有29%（1/4强）的人口创造了维生所必要的收入。然而，在这29%的人中，包括一些因健康原因而丧失劳力的人；其他45岁到64岁年龄段的人，应该还有一些具有生产力的像是从事家庭手工业的妇女，或是在外经商的男子。考察所有年龄层的人的生产能力，可以说实际上有一半人口的生存依靠另一半人口的劳动。”Kulp所说“20岁到44岁”的含义虽然并不清楚，但他那许多人口并不从事生产性工作的观点，大体上很有道理。
[114] 杨景仁《筹济编》16/17b-24a，概括了清政府1682年到1802年间所采取的措施。
[115] 杨景仁《筹济编》，16/21a-b和23b。还请参见第五章。
[116] E.-R.Huc，Chinese Empire，II，pp.324-325。Huc还在第323页中作出这样的总评价：“在艰难年月里，度日如年。中国的某些地区，每一年都有大量的人口死于饥荒，每天仅能糊口的人，多到数不清。”晚近也可以看到类似情况；其事例可以参见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Agrarian China，pp.248-249，对山东郓城县乡村的描述。
[117] Constance Gordon-Cumming，Wanderings in China （1886），II，pp.137-142.
[118] Francis H.Nichols，Through Hidden Shensi （1902），p.242.
[119]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钞》，10/13a。
[120] Gordon-Cumming，Wanderings in China，p.142.
[121] Nichols，Through Hidden Shensi，p.228.
[122] 吴文辉在《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第四卷第45页上发表的论文〔编者按：《灾荒与乡村移民》〕估计说，在1846年袭击陕西、山东和江西的洪旱灾害中，有220，000多人死去；在1849年袭击直隶、浙江、甘肃、江苏的类似灾害中，有13，750，000人死去；在1876年到1878年间，江苏、山东、直隶、陕西、河南、安徽和湖北等地大约有9，500，000人死于各种灾害。还请参见《清史稿·灾异志》，1/37-41。下列地方志的记载，也可以说明此点：
据《靖州乡土志》（1908）2/10a-b的记载（只包括汉人，苗人不在此列）：
据《同官县志》（1944）8/1b中的记载：
《翼城县志》（1929）在9/11b-12a中记载说，陕西翼城县受到严重干旱的打击，其后果是：人口从139，985人锐减到45，248人，户数从25，957户锐减到11，131户。抛荒土地有23，087亩。
[123] Chang Chung-li，Chinese Gentry，pp.51-52。Morton H.Fried 对现代安徽滁县所作的下列考察，全面地反映了清王朝19世纪的总体情况：“在过去五十年或更多的时间里，滁县乡绅不断移居县城。这一潮流缓慢，而持续。随着清王朝对社会的控制减弱，远离城墙保护的乡绅发现自己的生活环境越来越不安全。……由于乡间出现了土匪，偶尔会有民变，生活在乡村中的绅士……就成为这些土匪或民变的牺牲品。在这种情况下，绅士急于移居县城，不但寻求城墙的实体保护，而且通过宗族纽带关系和‘干亲’（私人之间的协议或‘好意’）关系寻求官员的社会保护。”参见Fabric of Chinese Society，p.224。不过，绅士并不一定都到有城墙的城镇寻求保护。19世纪流行的一句名言警告说：“小乱隐于市，大乱隐于乡。”其道理十分清楚。在大规模反叛或民变期间，城镇如果遇到强烈围攻而抵抗失败，灾难就容易降临。这样，较高程度的安全存在于乡间堡垒。因此，认为乡绅移居城镇的唯一动机在于寻求生命保护的观点，并不完全正确。我们不应忘记一个事实：城镇是社会和政治影响的中心，活跃的乡绅自然向往。
[124] 正如Lin-le （林利，即A.F.Lindley），Ti-ping Tien-kwoh（1866），I，p.101，指出：“在1838——1841年期间，清帝国许多地区处于极端悲惨和贫乏的状态；由于灾荒非常严重，致使成千上万的居民死去，无数居民被迫走上造反的道路。”
[125] 《蒙城县志书》，4/2b。
[126] Von Richthofen，Letters，p.75.
[127] Ernest F.Borst-Smith，Mandarin and Missionary （1917），pp.52-57.
[128] 《清史稿·食货志》，1/5b-6a。据估计，1849年的人口几乎达到4.13亿，而到1875年锐减到3.34亿以下。
[129] Tawney，Land and Labour，p.37.
[130] Von Richthofen，Letters，pp.13 and 16.
[131] 《知新报》，光绪二十三年（1897），20/11a。
[132] Chen Han-seng，Chinese Peasant， p.6：“自上个世纪中叶以来，沿海港口、铁路沿线和沿江各地，商业、工业的持续发展越来越明显。金钱经济，或者说以钱币作为交换工具，日益深入到清帝国遥远的内陆地区。所有这一切，同灌溉工程长久以来被忽视、农业生产下降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
[133] L.Richard，Comprehensive Geography，p.327，列出了这些港口和商业中心。
[134] John S.Burgess，Guilds of Peking（1928），p.43.Stanley Spector，“Li Hung-chang and the Huai-chun” （Ph.D.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Washington，1953），chapter 10，概括了这一发展的开端。Morse，International Relations，I，p.366，Table F，列举了中国1843——1860年间茶叶、丝绸出口数据。1830年到1833年间，茶叶出口平均每年为51，311，000磅，1860年上升为121，388，100磅；丝绸出口，1830年到1833年间平均每年为5，434包（广州和上海），1858年上升到85，970包（上海）。
[135] 或许，棉布是最好的范例。1844年英国在广州的一名商务代理把当地所产棉布的样品连同价格说明送回英国。他的通讯员告诉他，他们在曼彻斯特生产不出同一价格、同一质量的商品。他的报告值得在这里部分引述如下：“中国人的习惯是节俭和守旧，以至他们穿的衣服正是他们祖先以前所穿过的。……一个靠劳动为生的中国人，一件新衣至少要能穿上三年，并且在这个期间还要能经得住干极其沉重的粗活时的磨损，不然他们是不会买的。”“当收获完毕后，农家所有的人力，不分老少，都一齐去梳棉、纺纱和织布……产品的品质是不同的……都是家中生产出来的。生产者除了原料以外，实际上不用花任何钱。”参见Karl Marx，“Trade with China，”文中引用Correspondence Relative to the Earl of Elgins Special Mission to China and Japan蓝皮书。该文载于New York Daily Tribune，1859年12月3日，后来收入Marx on China，pp.89-99。
[136] Peter Auber，China （1834），p.64.
[137] E.Colborne Baber，Travels and Researches in Western China （1882），p.159.
[138] 比如，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Agrarian China，p.225：“中国乡村社会在同世界市场产生联系之后，在过去百年来不可避免的趋势是，中国方面的手工产品为生存而对抗国外经济侵略的绝望挣扎。……换句话说，棉布、煤油、棉纱、钉子和缝纫针等商品的进口数量一直增加；这些商品取代了以前的手工产品，直接造成了中国手工业的全面没落。”还请参见李紫翔的《中国手工业之没落过程》，载《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第四卷第三期。该文叙述了20世纪最初几十年中国手工业衰落情况。
[139] Arthur Smith，China in Convulsion （1901），I，pp.90-91.
[140] Fei Hsiao-t’ung，China’s Gentry （1953），pp.113-114.
[141] Roswell H.Graves，Forty Years in China （1895），pp.77-78：“虽然在外国人把鸦片从印度输入之前，中国人就知道鸦片，但是吸食鸦片的习惯还不普遍。毫无疑问，在印度广种鸦片烟，并鼓励中国人吸食，东印度公司必须承担这个责任。中国最初竭力抵抗，但是由于在1842年所谓‘鸦片战争’中战败，被迫默许鸦片贸易；接着在1856年同英国、法国进行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战败之后，只得签订条约，承认鸦片贸易合法化。此后，吸食鸦片在沿海各省惊人地扩散开来。本地鸦片种植也快速增加，以供应日益增加的毒药需求。”James D.Ball，Things Chinese （1906），pp.488-490，提醒注意19世纪最后几十年鸦片进口减少的事实。参见清帝国海关总税务司统计科（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the Imperial Customs）出版的小册子，主要有：“Opium，” Special Series No.4，Shanghai，1881；“Native Opium，” Special Series No.9，1888；and“Opium：Historical Note，or the Poppy in China，” Special Series No.13，1889.
[142] Morse，Trade and Administration （1913），p.337。他举出一些数字，显示鸦片贸易的扩张情况。还请参见他的另一著作International Relations，I，pp.209-210，Tables D and E。不过，马士指出自己的数字是有争议的。
[143] Burgess，Guilds of Peking （1928），p.38。正文中所提到的时间是指1880年；当时进口总值大约80，000，000两。
[144] Robert Coltman，The Chinese （1891），p.125.
[145] Nichols，Through Hidden Shensi （1902），pp.56-57.
[146] Borst-Smith，Mandarin and Missionary（1917），pp.72-73.
[147] Morse，International Relations，I，p.210。同时，银元的流通越来越广泛，最终取代了银两而作为交换中介。参见汪辉祖《病榻梦痕录》，卷下，69a-b。他在1796年，描述了洋钱或番银从广东和福建流入浙江的情况，并明显很遗憾地指出“物所罕见，辄以洋名”，“其价皆视直省土产较昂”。还请参见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孟学斋日记》，乙集上，3a。1865年秋，当时他在浙江绍兴。“日记”说，他的一个朋友（生员）从北京汇给妻子14两银子。钱到绍兴后，他妻子到手了20银元8分，该数目与14两银子相当。李慈铭还补充说：“尽人皆知之‘英洋钱’，十年前还未见。……咸丰末年，仅于沪、粤等处流通，然今江、浙皆用此洋钱。”
[148] 骆秉章（1793——1867）《骆文忠公奏稿》，8/13-14。还请参见全汉昇《美洲白银与十八世纪中国物价革命的关系》，载《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8本下册，第517——550页。
[149] Franklin L.Ho（何廉） ，Rural Reconstruction in China，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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