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揖美追欧，旧邦新造”

并不仅仅是个人的志趣爱好问题，而是一种政治斗争和文化冲突的外在表现。它的更新，往往是社会制度和风俗习尚变迁的一个标记。正因为如此，近代一些力主革新的进步人士常常把易服饰同政治变革相联系。早在1892年，宋恕便提出“易西服”的主张，他说：

    变法之说，更仆难终，请为相公先陈三始：盖欲化满汉文武之域，必自更官制始；欲通君臣官民之气，必自设议院始；欲兴兵农水火之学，必自改试令始。三始之前，尚有一始，则曰欲更官制、设议院、改试令，必自易西服始。(30)

    “易西服”即用“西服”来取代长袍马褂。但宋恕把“易西服”视作“更官制、设议院、改试令”的前提，显然别有深意。他想藉此以扫除“千年积重”，造成一种向西方学习的人文环境，推进政治的革新。但那个时候提倡“易西服”无异于“用夷变夏”，因此比倡设议院更为世俗所不容。宋恕深有体会地说，我“与人谈‘三始’，犹有然之者；谈‘一始’（即易西服），则莫不掩耳而走，怒目而骂，以为背谬已极，名教罪人”(31)。戊戌维新时期，康有为在时呈的奏议中曾不正一次地提及“易服”。他认为“王者改制，必易服色”。中国“守旧者固结甚深，非易其衣服不能易人心，成风俗，新政亦不能行”(32)。这种近乎形式主义的看法背后，却有其深刻的道理。中国以礼教立国，服饰决不仅仅是民族的外观，而带有深刻的礼的烙印，从服饰上映衬出来的是特权、等级和道德信念。晚清时期，不少开明的中国人已经承认长袍马褂不如西服便利。但在当时，满街都是长袍。更多的人把西服看作二毛子或假洋鬼子的表征。

    帝制取消之后，随之而来服饰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那些曾经象征着等级尊卑的服饰被弃若敝屣，“宫廷内外，一切前清官爵命服及袍褂补服翎领朝珠，一切束之高阁”(33)。而“西式装服”则随机大畅，“人士趋改洋服洋帽，其为数不知凡几”(34)，蔚然成为一种风气。西式服装的畅销是传统服饰被弃置后的一种必要补充，也是在没有“适当之服式”以替代传统服饰的情况下必然出现的社会现象，此其一。其二，服饰的政治意味逐渐被审美情趣所取代，其款式也由单一走向了多样，所谓“西装东装，汉装满装，应有尽有，庞杂至不可名状”(35)。一些“适于卫生，便于动作，宜于经济，壮于观瞻”的时代服装开始被研求和推广。孙中山一生既穿过长袍，也穿过西服。然而当他就任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期间，却既不穿西服，也不穿长袍。他穿的就是一种改制过的学生装。这种服装有西服的优点，但比西服更合乎中国人的口味，且价格廉于西服。于是，在民国成立之后，它比西服更容易代替长袍马褂。孙中山不仅改革了传统的社会制度，而且改革了传统的服装。因此，他所创制的服装至今仍被称作“中山装”。

    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便服照

    “自由尽是新风尚。”民国初年，社会习尚的改良在上述六个方面之外，还有破除迷信，革除旧的婚丧礼俗，倡导自由婚姻等等。它是一股时代性的社会潮流。当时有人在《时报》上发表了以《新陈代谢》为题的文章，其中写道：

    共和政体成，专制政体灭；中华民国成，清朝灭；总统成，皇帝灭；新内阁成，旧内阁灭；新官制成，旧官制灭；新教育兴，旧教育灭；枪炮兴，弓矢灭；新礼服兴，翎顶补服灭；剪发兴，辫子灭；盘云髻兴，堕马髻灭；爱国帽兴，瓜皮帽灭；爱华兜兴，女兜灭；天足兴，纤足灭；放足鞋兴，菱鞋灭；阳历兴，阴历灭；鞠躬礼兴，拜跪礼灭；卡片兴，大名刺灭；马路兴，城垣卷栅灭；律师兴，讼师灭；枪毙兴，斩绞灭；舞台名词兴，茶园名词灭；旅馆名词兴，客栈名词灭。(36)

    社会的兴革、事物的新陈代谢是一个复杂的扬弃和汲取过程，并不像引文中所描写的那样立竿见影，但它却反映了革故鼎新潮流所向的威力和民初社会异乎往古的变迁。

    四、实业的推进

    提倡实业，振兴实业，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和立宪派共有的认识。早在革命与改良两大阵营的激烈论战中，革命派就声明革命不能没有破坏，革命一旦取得胜利，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大建设。立宪派与工商界有较广泛的社会联系，积极倡导实业，直接参与实业建设者更是不少。他们害怕革命带来破坏，引起外国列强的干涉，也主要是从实业建设着眼的。虽然革命与改良两派追求的社会政治理想不同，但他们都是从爱国出发，都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所以对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要求是一致的。基于这一相同的要求，在民国创立之后，革命派、立宪派和工商界莫不怀着“破坏告成，建设伊始”的兴致，致力于实业。1912年初成立的“工业建设会”旨趣中说：

    政治革命，丕焕新猷，自必首重民生，为更始之要义；尤必首重工业，为经国之宏图。夫社会经济，坠落久矣。金融也，交滞；机关事业也，悉成荆棘。孰为为之，迁流至于此极？彼农非不生之也，而粗粝之生货不投俗尚，商非不通之也，而舶来之精品又深欧化。是则农为前驱，而工不为之后盾，商为白战，而工不与以寸铁，工以成之之谓何！何昧昧焉而不提倡之也！不提倡工业，而适当工业的民族帝国之潮流，宜其社会经济悉漏卮于千寻之海壑而无极矣。往者忧世之士，亦尝鼓吹工业主义以挽救时艰而无效也，则以专制之政毒未除，障害我工业之发达，为绝对的关系，明达者当自知之。今兹共和政体成立，喁喁望治之民，可共此运会，建设我新社会，以竞胜争存，而所谓产业革命者，今也其时矣。(37)

    政治和经济必须互相适应，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经济的发展必然推动政治的变革，政治的革命也同样会促动经济的变迁。中国民族工业长期处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迫的夹缝中，饱受压抑之苦的资产阶级渴望政治革命带来“产业革命”。辛亥革命的胜利不仅使“当时人们特别感到解放的欢欣”，以为发展实业的最佳“运会”到来了，而且确曾为资产阶级发展实业提供了封建专制政体下所不可能有的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的有利条件。

    革命的胜利提高了中国资产阶级在社会上的地位。清末，资产阶级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但总的说来仍然比较低下，官商之间存在着相当的隔阂。民国创立后，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资产阶级不再像以前那样居于“四民之末”。不少实业界人士进入国家政府部门和国会。如南京临时政府实业部总长张謇、交通部总长汤寿潜等，都是近代实业界之大有名者。在各地军政机构中，也有不少实业界头面人物直接参与政事。上海光复后成立的沪军都督府中，前上海自治公所总董、商团公会会长李平书，全国商团联合会会长沈缦云，前上海自治公所董事王一亭、虞洽卿、朱葆三等分别出任民政总长、财政总长、交通总长、洋商交涉使等要职。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地位的改变，使他们有可能利用自己掌握的部分权力制定有利于实业发展的新法令政策。

    辛亥革命后，各级政府都比较重视实业，制定和颁行了一系列振兴实业的法令条例。如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拟定的《商业银行条例》，鼓励民间私人资本开办银行。1912年孙中山还亲自筹设中华实业银行，自任名誉总董。据统计，清末最后十余年创设银行不过17家，而1912年新设之银行即达14家。为改变前清有心于实业者“欲开发则不能”的窘境，实业部拟定了《商业注册章程》，准许各类商号自由注册；取消前清规定的种种注册费用。商人呈办厂矿企业，“只要资本实业”，“于民生主义，国计前途，大有裨益”的，政府即予以批准，“力为保护”。开办企业的种种限制的取消，使工商业的发展获得更多的自由。临时政府北迁后，工商部又颁布了《暂行工艺品奖励章程》，把专利权之授予严格限制于工艺品的首先发明及改良者，并规定了具体年限，从而废徐了前此的封建性专利垄断。各地政府也都采取了一些相应的鼓励实业政策。湖北、上海、杭州、广州、福建等地政府都曾宣布废除厘金、苛税，积极倡导实业建设。湖北起义军还曾于1911年10月12日颁布公告，明确规定：“虐待商人者，斩。扰乱商务者，斩。关闭店铺者，斩。繁荣商业者，奖。”(38)这个公告出现于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前，但它以简洁明了的文字反映了革命党人的经济政策。

    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一职后，商办铁路公司所举行欢迎会

    除了颁布以振兴实业为中心内容的法令条例外，革命派和立宪派大都自觉以振兴实业为己任。武昌起义后，还在由美归国途中的孙中山就宣称：“此后社会当以工商实业为竞点，为新中国开一新局面。”(39)他在就任临时大总统的时候和辞职以后，更积极倡导实业，认为“实业为民国将来生存命脉”。在前一种情况下，他号召：“合汉、满、蒙、回、藏为一家，相与合衷共济，丕振实业，促进教育，推广全球之商务，维持世界之和平。”(40)在后一种情况下，他呼吁：“兴实业实为救贫之药剂，为当今最重要之政策。”(41)与此同时，他和黄兴、宋教仁等一起积极从事各种实业建设。1912年，孙中山除筹设中华实业银行作为“振兴实业之总机关”外，并兼任全国铁路督办、中华民国铁道协会会长、上海中华实业联合会会长、永年保险公司董事长。黄兴也与其他革命党人先后创办国民银行、中华汽船公司、湖南五金矿业股份公司、富国矿业股份公司等实业。立宪派前此对收回利权、发展实业作过贡献，这时更是跃跃欲试，孜孜以求。张謇说：“今欲巩固民国，非振兴农工商各项实业不可！”(42)随后又提出“棉铁主义”等振兴实业计划。梁启超在结束长期的逋客生涯之后，1912年10月30日在北京总商会举行的欢迎会上说：“在今日尤为一国存亡之所关者，则莫如经济之战争”(43)，大讲振兴实业之法。汤化龙、熊希龄、沈云沛、王清穆等人则分别组织经济协会、拓殖协会、中国实业研究会、中国实业会等实业团体。据不完全统计，仅1912年一年内创立的各种实业团体就有40多个。这些团体如中华民国工业建设会、工业建设会、中华实业团、民生团以及西北、安徽、镇江、苏州、黑龙江等地的实业协会，莫不以建设工业社会、振兴实业为旨归，号召人们群策群力地推进实业建设。他们还发行了《经济杂志》、《中国实业杂志》、《实业杂志》、《中华实业丛报》、《中华实业界》等专刊。1912年到1915年间新创办的这类实业报刊不下50种，其中大都以倡导实业为主旨。于是，振兴实业成为民国初年代表时代脚步的社会思潮，天下“群知非实业不足以立国，于是有志于实业者项背相望”(44)。据《农商部统计报告》提供的数字，这一时期所设工厂分别是：1910年986家，1911年787家，1912年1 502家，1913年1 378家，1914年1 123家。这些数字从一个方面显示了辛亥革命后实业有所发展的趋向。这种发展趋向从工人的激增也可以反映出来。中国近代产业工人的人数，辛亥革命前不过50万～60万人，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即达到了200万人。透过产业工人人数的激增，不难窥见民国初年实业推进的步伐。

    汤化龙

    振兴实业与民族市场息息相关，南京临时政府在倡导实业的同时又积极倡导国货运动，嘉许和鼓励那些以本国原材料生产的工艺品。工商业者更相率以“挽回利权、杜塞漏卮”为标榜，组织国货维持会、维持土货会等团体，实力提倡国货，抵制洋货。一时间“提倡国货，挽回权利之说，洋洋溢溢万口同声”(45)。当时人多以购国货为荣、买洋货为耻。正是在这种风气下，不少国货工厂“生意发达，日不暇给”，许多企业绝处逢生。如创办于1905年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辛亥革命时因销行不畅，资本亏蚀颇多。“辛亥革命后，华侨爱国心大受鼓舞，国货畅销，仅爪哇一地月销‘飞马’1 000箱左右。1912年获利4万余，1913年获利增至10万元，1914年为16万元。业务蒸蒸日上，发展迅速。”(46)又如针织业、织布业、制鞋业、火柴业等也在“国货”浪潮的推动下，获得长足的发展，出现了前此不曾有过的盛况。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广告

    由革命转向建设是历史的必然，即使在全国范围内还没有争取到足以进行建设事业的局面，提出来作为奋斗目标也是必需的。如果没有经济建设的目标，革命也就丧失自己最终的意义。上述的事实表明：辛亥革命后，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确曾出现过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黄金时代”，然而人们殷殷向往、已在招手的建设机会很快丧失了，中国并没有出现随政治革命而来的“产业革命”。个中缘由，过去只强调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帝国主义没有支持南京临时政府，这是事实。但更主要的原因在于封建政治势力的破坏，革命党人非但没有能力制约封建军阀，反而一步步受封建军阀的制约。胜利的辛亥革命推动了实业的发展，而随之而来的军阀统治和军阀混战，又窒息了民族工业的生机。1913年3月，宋教仁曾敏锐地指出：

    今革命之事毕矣，而革命之目的则尚未全达，是何也？不良之政府虽倒，而良政治之建设则未尝有也。故民国成立，已届年余，而政治之纷扰，无一定策画如故也，政治之污秽，无扫荡方法如故也。以若斯之政府，而欲求得良善之政治，既不可能，亦不可望矣。(47)

    而没有“良善之政治”，也同样不可能有真正的实业建设。

    五、南孙北袁之间

    南北议和之后，袁世凯代替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以十多年的奋斗推翻清王朝，但成为民国元首的却是反对革命的袁世凯。这种矛盾，后人论史或归于孙中山之拱手相送，或归于袁世凯之鼠窃狗偷。然而，1912年2月15日黄兴致袁世凯的电文中说：“本日午后二时，参议院全体一致公举先生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亿众腾欢。民国初基，赖公巩固。”(48)袁世凯是选举出来的，于法有据，因此不能简单地归之为孙中山的拱手相送，也不能完全归之为袁世凯的鼠窃狗偷。在“全体一致公举”和“亿众腾欢”的背后，是那个时候历史的选择。孙中山后来常以让位于袁为一大失误，清监国摄政王载沣在退位后的四十个春秋中，也常追悔罢了袁世凯的官而没有把他除掉。正反两面都视袁世凯为政敌，却都没有奈何他。这不只是袁世凯个人及其集团能挟持武力、财力以君临天下，也不仅仅是袁世凯善于玩弄权术，纵横捭阖，更重要的是中国那个时候的社会心理。

    隐居洹上静待时变的袁世凯

    当议和之际，北方的孙宝琦致电各省都督：“今者南北意见两无归宿之途，深恐停滞日久，战祸方长，万一牵及外交，为患更深。”(49)南方的张謇则因“英人李治面告，东邻（日本）与宗社（党）一月前已有勾结”而忧虑。“夜长梦多，皆由不早统一之过。若再相持，危机愈迫，祸乱不可胜言。”(50)他们的忧虑共同反映了当时中国的一种社会心理。这种社会心理呼唤一个能迅速结束动乱、稳定政局的人物，一个在专制政体倾覆之后能重建和平与秩序的人物。

    在当时人的心目中，与孙中山相比，袁世凯更像是这样的一个人物。孙中山的名声是同他的革命经历相联系的。而革命派又常常被目为专事“流血破坏”之业的“乱党”，与历代草寇、盗贼无异。张謇说：“革命有圣贤、权奸、盗贼之异。圣贤旷世不可得，权奸今亦无其人，盗贼为之，则六朝五代可鉴。而今世尤有外交之关系，与昔不同，不若立宪，可安上全下，国犹可国。”(51)张謇是国内立宪派的头目，又是实业界的重要代表。这段话虽是他1905年的看法，但它出现于自订年谱当比一般报章更真实地体现了立宪派对革命的态度，反映了实业家惧怕革命的心理。武昌起义后，革命席卷全国，但并不能泯灭立宪派的这种态度和心理。何况革命的英雄能否成为治国之能人也还是一个未经证实的疑问。这种态度、心理、疑问，决定了立宪派与革命派的合作不可能是长久的，一旦要他们在激进的革命形象与稳健的立宪形象之间做出抉择的时候，便十分自然地倾向于后者。而当时的袁世凯远不像后来那样臭名昭著、声名狼藉。他不仅手握重兵，并且有过庚子之变时在山东“保境安民”的形象；有过新政时期力倡立宪的名声；有过宣统时被满人排斥归山的历史。这种形象、名声和历史，比一百篇文章更能影响人心。黄远生说，袁世凯“使非数年间之废罢，则至晚清末造，其声望必不能隆然至于彼极”(52)。在这里，打人、整人是一宗政治资本，被打、被整也是一宗政治资本。所以那时“非袁莫属”的声浪不仅喧嚣于立宪官僚和外国公使、领事，而且在起义军和同盟会内部也有共鸣。不用说黎元洪、汤化龙这样一些人，就是章太炎这样的名气很大的革命家，于1905年11月由日本回国后，便与立宪官僚携手，挟嫌怨以分化同盟会。孙中山和黄兴是有功成不必由我的气度，屡说只要赞成共和而又有威望和魄力能统一中国，谁当总统都可以。早在孙中山得知武昌起义的消息，由美洲经欧洲回国，未入国门即致电《民立报》说：“今闻已有上海议会之组织，欣慰。总统自当推定黎君。闻黎有请推袁之说，合宜亦善。总之，随宜推定，但求早巩国基。”(53)当时任“中华民国军政府总司令”的黄兴更致书袁世凯说：“明公之才能，高出兴等万万。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直捣黄龙，灭此虏而朝食，非但湘、鄂人民戴明公为拿破仑、华盛顿，即南北各省当亦无有不拱手听命者。”(54)一个月之后，他在《复汪精卫电》中再一次称赞袁世凯“雄才英略，素负全国重望，能顾全大局”，只要他“与民军为一致之行动，迅速推倒满清政府，令全国大势早定，外人早日承认”，则“中华民国大统领一位，断推举项城无疑”，“全国人民决无有怀挟私意欲与之争者”(55)。他们对总统人选都表示了超脱的态度。

    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时与僚属合影

    而袁世凯则远未如此超脱。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次日，袁世凯就悻悻然来电责问。孙中山立即发出义正词严的复电，并以“孙逸仙君”、“袁慰庭君”相称，彼此大有不悦之色，揭示了孙袁矛盾的信息。情况的发展，迫使孙中山迅速由对清朝的斗争转为对袁世凯的斗争，而对袁斗争远比对清朝斗争复杂。孙中山对袁世凯的真实面目，有一个认识的过程。2月13日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推举袁任临时大总统。8月24日，经袁世凯迭电邀请，孙中山赴北京与袁世凯会谈。与袁世凯接触后，孙中山又为袁的假象所迷惑，甚至为之解说，“绝无可疑”，电促黄兴速去北京会谈，并说“统一当有圆满之结果”。然而孙中山对袁世凯确不那么信任，曾多方谋求给袁以约束。后来人论说这段历史时颇有责怪孙中山之意，但在当时形势下，孙中山不去位已很难，所以他曾自我慰藉地说：“维持现状，我不如袁；规划将来，袁不如我。”1914年10月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曾就此事做过解释，说明自己不得不然的苦衷。“局外人不察，多怪弟之退让。然弟不退位，则求今日之假共和犹未可得也。盖当时党人已大有争权夺利之思想，其势将不可压。弟恐生出自相残杀之战争，是以退让，以期风化当时，而听国民之自然进化也。”(56)这样，革命派指望袁能“服从大多数之民心，听义师之要求，以赞成共和”而接受了袁世凯。

    同盟会内部尚且如此，而散居于城乡的几亿小生产者，千百年来的小生产习惯挡住了他们的视野，对机器大生产陌生，对民主共和漠不关心和不信任，更是难以对付。关于这一点，胡汉民在自传中的沉思是值得重视的。他说：

    同盟会未尝深植其基础于民众，民众所接受者，仅三民主义中之狭义的民族主义耳。正惟“排满”二字之口号，极简明切要，易于普遍全国，而弱点亦在于此。民众以为清室退位，即天下事大定，所谓“民国共和”则取得从来未有之名义而已。至其实质如何，都非所问。革命时代本有不能免之痛苦，闻和平之呼声足以弛其忍受牺牲、继续奋斗之勇气，故当时民众心理，俱祝福于和议。逆之而行，乃至不易。夫以有热烈倾向于革命之群众，而不能使为坚强拥护革命之群众，此其责当由革命负之，而亦为当日失败之重要原因也。(57)

    一般民众并非出于对“共和”、“民主”的自觉而“热烈倾向于革命”。民国与国民之间存在着一段客观上的距离，因而也就无法产生同构效应。而这，不仅决定了当时的人心向背，而且也为后来袁世凯复辟帝制提供了现实的社会土壤和文化心理基础。

    在孙中山与袁世凯之间，立宪派选择了后者，帝国主义也选择了后者，而更多的人则出于对“乱党”的不信任而在无意识中倾向于后者。帝国主义的选择是基于他们对南北形势的判断以及他们在中国建立起来的现实利益而做出的。在他们看来，支持袁世凯比承认孙中山更有利。袁世凯“在中国有信誉，在外国有好名声，是唯一可望从目前的动乱中恢复秩序的一个人”(58)，并且“是中国人民中最受信任的代表”(59)，因而博得了各国的信任。1911年11月15日，还在袁世凯复出之际，英国政府即致电驻北京公使朱尔典说：“我们对袁世凯怀有很友好的感情和敬意。我们希望看到，作为革命的一个结果，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能够与各国公正交往，并维持内部秩序和有利条件，使在中国建立起来的贸易获得进展。这样一个政府将得到我们能够提供的一切外交上的支持。”(60)所以他们不仅在政治上支持袁世凯，而且在财政上亦给予“热心”的扶植。立宪派则因为袁世凯有过立宪的名声而拥护袁世凯。与其说他们的选择是出于个人好恶，不如说是出于现实利益的权衡。立宪派相信袁世凯既不是曾国藩，也不是华盛顿（张謇如是说）。但他具备了孙中山所缺少的财力、武力和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因此，在他们的心目中，袁世凯不仅是“统一”和“秩序”的象征，而且代表了民国外交的秩序，孙中山则逊其远矣。1912年1月4日，即张謇被南京临时政府任命为实业总长两天以后，曾与孙中山就政策问题作过一次长谈。他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写下了“未知涯畔”四个字，表达对孙中山的不信任。所以，他们一面用怠工和抵制等方式以涣散临时政府，另一面又为袁世凯出谋划策，并制造“非袁不可”、“非袁不能收拾”、“非袁莫属”的社会舆论，希望袁世凯“奋其英略，旦夕之间，戡定大局”(61)，在共和的形式下统一中国。

    帝国主义列强和立宪派之选择袁世凯有其各自不同的目的，不可同日而语、相提并论。但正是在这重重的掣肘和压力之下，一往直前的孙中山引退了。十载戎马，忠诚于民主共和的黄兴，在南京临时政府建立一年前的黄花岗之役前夕，他大书“丈夫不为情死，不为病死，当为国杀贼而死”，何其悲壮！南京临时政府北迁后，1912年10月他从上海经鄂返湘，座舰夜航江心，思潮起伏，命笔作诗：“惊人事业随流水，爱我园林想落晖。”诗中已不无凄凉之感了。

    黄兴

    《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理循在当时说：“革命党人不信任袁世凯，认为他是清朝的支柱；满人也不相信他，认为他在策划倾覆清朝的阴谋。”(62)但是，同样的意思换一个角度却说明了不同的问题。因为革命党人不信任他，所以他可以得到反对革命的人们的信任；因为清朝不信任他，所以他可以得到反清的人们的信任。对立面的不信任正是自己可以信任的，本来两面不讨好的袁世凯结果却是两面都讨好，所以他在南京临时参议院上以17票（全票）当上了临时政府大总统，既取代了清朝也取代了革命。

    【注释】

    (1)《致袁世凯函》，见杨立强等编：《张謇存稿》，24页。

    (2)[澳]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916～917页。

    (3)居正：《辛亥札记》，110页。

    (4)《国民党沪交通部欢迎会演说词》，见《宋教仁集》，下册，46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5)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续编》上卷，29页，重庆，中国文化服务社，1946。

    (6)韩愈：《原道》，见《韩昌黎先生集》，卷11。

    (7)司马迁：《秦始皇本纪》，见《史记》，卷6，258页。

    (8)赵翼：《军机处》，见《檐曝杂记》，卷1，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

    (9)黄宗羲：《原君》，见《明夷待访录》，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10)唐甄：《室语》，见《潜书》，下篇（下），196页，北京，中华书局，1963。

    (11)参见拙著《近代史思辨录》，108～115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

    (12)参见《中国革命记》，第12册，《杂谈》，1、2页。

    (13)参见于墉：《金沙细唾》，见《清史资料》，第2辑，15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14)《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2辑，32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

    (15)鲁迅：《病后杂谈之余》，见《鲁迅全集》，第6册，15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16)“闲评一”，载《大公报》，1912-11-20。

    (17)[美]保罗·S·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18)《社会改良会章程》，见《宋教仁集》，下册，378～379页。

    (19)《临时大总统关于劝禁缠足致内务部令》，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2辑，35页。

    (20)黄炎培：《我亲身经历的辛亥革命事实》，见《辛亥革命回忆录》，第2集，68页。

    (21)关卓然：《闺阁妆服记》，见《雪印轩丛书》。

    (22)《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2辑，31页。

    (23)《南京临时政府公报》，第32号。

    (24)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291页。

    (25)《大总统通令开放蛋户惰民等许其一体享有公权私权文》，载《南京临时政府公报》，第41号。

    (26)《南京临时政府公报》，第27号、第42号。

    (27)《女子军事团警告》，载《民立报》，1911-11-18。

    (28)《女子北伐队宣言》，载《时报》，1912-01-16。

    (29)《中华女子共和协进会征求女子意见书广告》，见《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编》，91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

    (30)《上合肥傅相书》，载《万国公报》，第101册。

    (31)《上合肥傅相书》，载《万国公报》，第101册。

    (32)康有为：《波兰分灭记》，卷6。

    (33)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三），下篇，卷1，《京兆》，17页。

    (34)《潘月樵请用国货》，载《申报》，1912-03-04。

    (35)“闲评二”，载《大公报》，1912-09-08。

    (36)《时报》，1912-03-05。

    (37)《民声日报》，1912-02-28。

    (38)《汉口中西日报》，1911-10-12。

    (39)《民立报》，1911-11-17。

    (40)《孙中山年谱》，140页。

    (41)同上书，145页。

    (42)《民立报》，1912-09-27。

    (43)梁启超：《莅北京商会欢迎会演说辞》，见《梁任公先生演说集》，第一辑，37页，北京，正蒙印书局，1912。

    (44)陆费逵：《实业家之修养》，载《中华实业界》第1期。

    (45)致远：《武汉机织业之勃兴》，载《中华实业界》，第11期。

    (46)《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

    (47)《代草国民党之大政见》，见《宋教仁集》，下册，488页。

    (48)《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2辑，84页。

    (49)《民立报》，1911-11-25。

    (50)《致唐绍仪电》（1912年3月4日），见杨立强等编：《张謇存稿》，31页。

    (51)张謇：《啬翁自订年谱》卷下，58页，上海，中华书局，1930。

    (52)黄远生：《社会心理变迁中之袁世凯》，见《远生遗著》，卷1，1页。

    (53)《民立报》，1911-11-17。

    (54)《致袁世凯书》（1911年11月9日），见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黄兴集》，8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55)《复汪精卫电》（1911年12月9日），同上书，94页。

    (56)《致邓泽如函》，见《孙中山全集》，第3卷，12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

    (57)《胡汉民自传》，载《近代史资料》，69～70页，总45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58)[澳]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767页。

    (59)《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上），6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

    (60)同上书，58页。

    (61)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150页。

    (62)[澳]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8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