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皇上虽有小恙，但无大碍。”吕惠卿毫不犹豫地回道。

    舒亶的确是个聪明人，如今的情势，正如薛向所说，人人都以为是吕惠卿主使，舒亶不过是吕惠卿手中的大枪，吕惠卿反倒成了舒亶的大盾牌。

    范纯仁在心里想着，如果是司马光，他会怎么样？他在心里叹了口气，不用说，司马光一定不会同意。虽然是奸人，也只能“罪有应得”，若是“罪非应得”，司马光甚至会不计代价，替对方辩护——范纯仁是如此的肯定，因为，这种“不智”的行为，范纯仁自己也会做。

    “譬如与一狂人共渡，有必覆之危。当此之时，勇者逐之，智者避之。”

    若混淆了君子与小人的分野，那么他们这些君子，守护的又是什么？

    “师正！”吕惠卿盯着薛向，厉声道：“皇上励精图治十七年，我等呕心沥血，前仆后继，国家才有今天这个局面。这次争的，不是个人的荣辱，而是大宋的前途！顺着介甫开创的这条路走下去，天下必能致太平；但若是中途而废，行百里者半九十，再回到那些因循守旧的腐儒手中，我们十余年的辛苦，就算是白忙一场了！”

    但在宴会上，石越向他介绍了一个人——刑房都事范翔。

    吕渊抿着嘴看着他父亲，他不像他的几个叔叔那么害怕吕惠卿：“便是王介甫复出，又何足虑？廉颇老矣。”

    “师正过谦了。”吕惠卿亲手给薛向满了一杯酒，笑道，“师正到太府寺后，可还顺利？你那位寺丞，可是个伶俐人。”

    “此东郭之智，不足效法。”吕惠卿大摇其头。这时候收手，旧党不仅不会感恩，还会反咬一口。而舒亶又岂是好惹的？

    薛向忽然感觉后脖发凉，他避开吕惠卿的眼神，试探着问道：“难道、难道皇上……”

    吕惠卿默然不语。谁能知之？谁会相信他？旧党不会相信，新党也不会相信；皇帝不会相信，司马光、石越，甚至薛向，都不会相信！既然人人都不相信，那么是不是事实，根本就不重要。

    一面隐忍不发，让吕、舒得意忘形。吕惠卿得此良机，定会借机尽可能地铲除异己，以期独揽大权——这桩案子，虽不足以致政敌于死地，但是贬流远地，却是足矣。但用这种滥兴大狱的手段，难免不使人人自危，许多大臣虽然不敢说话，但即使为了自保，也必然不愿吕惠卿继续掌权；而且他株连的人越多，皇帝便越易认清他的为人。而另一方面，暗中搜集证据，吕、舒为官都不清白，只要迅速找到证据反击，不管最后能否扳倒二人，都能让这场一边倒的大清洗，变成一场大混战。而且，要越乱越好，越乱就越容易转移焦点。这桩案子的主审官是舒亶，那就先要将舒亶扳倒！但也不能只攻击舒亶一个，要同时攻击吕、舒，以及在这案子中叫嚣得最厉害的所有人，弹劾时要尽可能有直接的证据，让开封府、大理寺、御史台，全部卷进来。

    不过他们却小看了范纯仁，早在陕西的时候，范纯仁便已认定石越是既要防范，又是可以借助、倚重的对象。石越固然不是“君子”，但也不是“小人”。范纯仁心里很明白，要想对付吕惠卿、舒亶，他必须联合石越。他也相信石越不会袖手旁观。从根本上来说，范纯仁判断石越也是他父亲所说的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人。

    当年王安石为相，称得上新党干将的，除了王元泽外，不过韩绛、吕惠卿、曾布、邓绾、蔡确、薛向等数人而已。这些人中，韩绛资历较高，邓绾很早就遭斥，吕、曾、蔡三人虽同为新党重臣，但除了对王安石外，彼此间却互不服气，明争暗斗从未停止过。吕惠卿虽然最终胜出，接过王安石的衣钵，十年为相，继续主持熙宁变法；但新党经此内耗，也元气大伤，曾布、蔡确相继被贬往海外——王安石之时，新党便已是人才奇缺，至吕惠卿执政时，新党所能依赖的，只能是常秩、舒亶、陈元凤这种资历、声望更浅的官员。而如章惇、陆悃等人，因对吕惠卿不满，许多人都倒向石党，或者也是支持新法多过支持吕惠卿。这也是吕惠卿在执政期间没有推行过于激烈的改革路线，维持与旧党、石党共同分享权力的重要原因之一。当年王安石不仅是皇帝惟一的选择，又有崇高的道德威望，在“政府”中，有韩、吕、曾三大助手，先后又有邓绾、蔡确掌握台谏，整个新党毫无选择地团结在王安石的周围，自然比较有底气大胆改革，也不那么害怕政治斗争。但吕惠卿执政十年，却从未有过这样的好事。外有司马光、石越掣肘，连台谏都无法完全控制；内则始终无法有效地统合新党，为了巩固自己的权位，吕惠卿被迫做出了大量的妥协。但即使如此，吕惠卿也从未动过念头要引薛向进中枢帮助自己。薛向早在仁宗之时，便以“财计”闻名，长期在永兴军路等地担任转运使，政绩卓著；熙宁初年，又曾经是均输法的实际执行者，做过六路发运使，权倾东南。而且，因为只短暂担任过权三司使，旋即又转任地方，长期在外，远离汴京的纷争，也是早期新党重臣中，除了吕惠卿以外硕果仅存的一个人。正因如此，不能真正统合新党的吕惠卿，更加不愿意新党中再出现可能的竞争对手，因此，尽管二人私交甚好，但吕惠卿为相期间，多半的时间薛向却都在各路任转运使——熙宁西讨时，皇帝因薛向熟知陕西情事，曾想召他为同知枢密院事，负责军需后勤，亦为吕惠卿所阻，只是这事几乎没几个人知道。直到不久前，吕惠卿几乎自保不暇，薛向才得以进入中枢任太府寺卿。其后，吕惠卿为了拉拢薛向，又不断向他暗示将引他进入政事堂做参政。而薛向虽明知道吕惠卿猜忌自己，但他执行均输法时得罪过不少人，素为旧党所恶；与石越虽无旧隙，但石越自顾不暇，他也指望不上——更何况，他资历远高于石越，又不像曾布受过挫折且与石越私交甚密，也未尝没有耻居其下之心。所以虽说熬了十几年，到头来，他暂时能倚赖的，还是只有吕惠卿。

    “皇上病情好转了？”范纯仁立时兴奋起来，眯着眼睛望着冯京，但说话却只是平常的语气，“杭州、广州，如今亦算是国家东南两个大镇。两州知州更是权倾东南——不知吕相公与冯公以为如何？”杭州知州与广州知州的确称得上是目前宋朝东南两个最重要的职位，分别节制着宋朝两支最重要的海船水军力量，是宋朝海外战略的两个最重要的基点，但在这时候，范纯仁其实已经根本不在乎这两个知州的人选了——皇帝的身体有所好转才是最重要的，如果能够面见皇帝……

    舒亶若真能把案子办成铁案，倒也罢了。

    石越的这个办法，无论范翔说得多么委婉，多么冠冕堂皇，其实质就是党争、罗织罪名。

    他心中猜疑，脸上却不露声色，只淡淡说道：“既如此，还是交给秦少游吧。”

    “相公既要我直言，自己为何又不肯推心置腹？”薛向却不肯让吕惠卿这般装模作样，“诸‘君子’们可都以为舒亶不过是相公门下走狗而已——且不管他是不是，他这般莽撞，人家却不免把账记在相公头上。‘苛酷’二字，不是甚好名声。恕我直言，今日误相公者，舒亶矣！”

    雍王固不足道，但总好过太后垂帘！策立之功，更是非同小可——想想韩琦家的殊荣，做了三朝宰相，死后皇帝还下诏让韩家世世代代都有人担任相州的地方官！韩忠彦又有何能，仗的还不是韩琦的遗泽吗？

    最重要的，他绝不甘心向司马光示弱，更舍不得拱手让出自己的权位——哪怕只是一天也不行。

    “若司马与冯当世终于无事……”薛向枯瘦的脸上，花白胡子一抖一抖的，“皇上乃英主，舒亶做出这等事来，皇上虽一时不察，终必厌之！且万一有不讳之事，少主年幼，自是太后当国……”

    这与范纯仁的判断，不谋而合。

    冯京话里透露出来的希望，让范纯仁精神一振。皇帝不仅在延和殿召见秦观，而且还主动关心起杭州、广州知州的任命，那么这一次，说不定就有机会面君。

    仆人们引导着吕惠卿与薛向进了花园的一间水榭之内，里面早已布置好了茶果点心之类。薛向见水榭之中就摆了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忙请吕惠卿坐了主位。吕惠卿亦不谦让，笑着坐了，一面吩咐侍女倒酒，一面笑道：“师正不是外人，我亦不闹那些玄虚。今晚请师正过来，便是想清清静静地说点话。”说罢，也不等薛向回话，抬抬眼皮看了侍女一眼，倒完酒的侍女连忙欠身缓缓退下，顷刻之间，水榭之内，便只剩下吕惠卿与薛向两人。吕惠卿一只手端起酒杯，双目注视薛向，淡淡问道：“不知师正以为今日之事如何？”

    更何况，真的舍得离开这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吗？哪怕只是暂时的。

    但吕渊却全不在意：“父亲可知天下之功以何者最大？如今正是千载难逢之良机，父亲若能立此大功，不止可权倾天下，些些小过，又何足道哉？”

    这也是“君子”不应当使用的方法。

    果然，石越没有让他失望。

    “若能立此大功，不止可权倾天下……”

    薛向忽然觉得喉咙有点干，使劲咽了一口口水，笑道：“相公当比我更清楚。”

    范纯仁听他语气中略带酸意，不禁笑道：“秦观要走了吗？”

    “王介甫……”吕惠卿心里念着这个名字，无论怎么样，他始终还是忌惮这个名字。在得知王安石婉拒复出的消息之后，他感到过前所未有的放松。仿佛在突然之间，对一切都有信心了。但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就在这个时候，王安石忽然决定要接受诏令！

    “真奇策也！”薛向的话未说完，吕惠卿已经在心里赞了起来。只要他在此时辞相，那么一切事情，都与他无关了。益州也好，陈世儒案也好，朝廷自然会找到相应的替罪羊——皇帝和王珪都有充足的理由替他保存体面。他也有个不贪恋权位的好形象，将来东山再起，还是极有机会的。但吕惠卿也很清楚，薛向此计不是为他而想的。他是为自己想的。吕惠卿若辞相，为了将来东山再起，定会推荐薛向当参政——毕竟他已经六十八岁，没有了当年的威胁，且这个人情他不做，王珪也会做，吕惠卿自然不会留这个人情给王珪……

    “御史办案，与我何干？”吕惠卿不自在地反问道。

    策立之功！

    车夫帮他放下帘子，听到范纯仁的吩咐，高声吆喝一声，在仪卫的拥簇下，车驾往御街行去。范纯仁闭上眼睛，又想起八天前在石府的宴会。那一天，也和现在一样，到处都是皇城司的亲事吏。

    吕惠卿越发动摇起来。皇帝的心思，他比谁都清楚。赵顼最初只不过是恼怒苏颂等人枉法循私，一时激怒，才令舒亶穷治此案。不料舒亶竟借机兴大狱。这并非皇帝的本意。只不过舒亶有大义的名分，皇帝又在病中，少知外事，一时间也无力制止。在皇帝那里，现在还以为司马康涉案不深呢！

    “父亲。”吕渊的呼唤，让吕惠卿猛然回过神来，他恼怒地望了吕渊一眼，喝道，“你还在这里做甚？！”

    不过，“奇策”这种东西，永远都不可能十拿九稳。司马光虽还被舒亶纠缠着，但吕惠卿若辞相，皇帝也可能会任命他为仆射。还有石越、王安礼、韩维，都可能乘虚而入。这些正是王珪会希望引吕惠卿回来的理由，但万一弄巧成拙，便是尽九州之铁，不能铸此一错！

    “勇者逐之，智者避之……”吕惠卿沉吟道。

    薛向笑了笑，也不质疑他所说真假，只淡淡反问道：“相公的这番苦心，谁能知之？”

    “韩忠彦倒没什么，只是蔡京……”冯京亦没将韩忠彦放在心上，只觉那是韩琦的荫泽，无可无不可；但蔡京调回京师没多久，却又要被派往杭州——他虽然不知道吕惠卿是何居心，但仅凭直觉，便已知其中没有这么简单。

    为了益州之事，费尽千辛万苦，终于熬过最艰难的时刻。此时占据着对旧党的绝对优势，若是他全力以赴，未必不能彻底击败旧党！皇帝眼见着是不行了——吕惠卿心里很肯定这一点。而高太后到底只是个不出宫禁的女流，以宰相的威望权重，果真有必要那么怕她吗？

    “若有不测，保慈宫垂帘听政……”

    “这又不是遮遮掩掩之事，儿子知道，又何足为奇？”吕渊冷笑道，“今上之病，已非药石能治。父亲若能趁此良机，一举击溃旧党，益州不足虑。王介甫便为观风使，又有何用？”

    只看到这一段话，吕惠卿的思绪便混乱起来。后面王安石对他的勉励，在他眼中，已是一个个模糊不清的黑团……吕惠卿仿佛觉得全身的力气被什么东西突然抽走一般，只想找个东西来靠着。他勉强挪动着脚步，坐到了书案后的椅子上面。

    这封信，吕惠卿只看了一眼封皮，脸色就变得慎重起来——这是王安石的信。他从案上找了一把小刀，小心地将信拆开，方打开信纸看了一眼，整个人顿时就呆住了。

    吕惠卿猛地晃了晃头。现在不是想这些的时候。当此之时，吕惠卿最为被动的，是京师之中，无得力之人可以助己者。还是要召回安惇，与他重修旧盟！吕惠卿的目光，又落到了王安石的那封信上。

    但无论如何，这对吕惠卿来说，不失为一个好方法。在占尽优势时忽然辞职，谁再来说是他指使舒亶党争，都将让人难以置信。他连宰相都不当了，为何要去争权夺利？而“至宝丹”虽是墙头草，没什么能力，但此时若皇帝仓促间要找个仆射的话，需要的反而就是“至宝丹”这样的除了资历就一无是处的人。而王珪与司马光向来水火难容，他要保住自己天上掉下来的相位，免不了还是要请回吕惠卿。

    但是，这一定会是有效的方法。

    薛向虽然资历很深，但他知道汴京实称得上是龙潭虎穴，甫入京师，自己并无根基，更不敢造次。只是安安分分做着自己的太府寺卿，一面却密切地关注着汴京政局的变换。接到吕惠卿的札子后，薛向便知定有要事，也不敢怠慢，连忙风急火燎地赶到吕惠卿的相府。

    薛向的心里，也如同有一面鼓一般，在不停地催促着他。

    “哦？”

    想要什么，要靠自己！

    范府。

    范纯仁站在那里，望着他的背影，咀嚼着他的那两句话，越发觉得扑朔迷离。他不觉摇了摇头，到政事堂打了个转——这些日子吕惠卿不论当不当值，每天都会到政事堂坐堂，理由是冠冕堂皇的：皇帝病重，西南干戈未息，身为首相，自然没有道理偷懒的。范纯仁参见过吕惠卿，却见当值的冯京坐在榻上，埋头看他的公文。见着他进来，只是抬头笑笑，也不说话。待他坐下，才听冯京干巴巴地笑道：“尧夫也来了。方才秦少游来辞行——皇上虽圣体违和，居然还许他到延和殿入辞，这等恩宠，连你我皆有不及，真是罕见。”

    “这里是医官诊断、用药的记录抄本。”吕惠卿从案上抽出几张纸来，递给冯京，“今日皇上又略好了些，这是国家之幸。但是……”吕惠卿喟然轻叹，轻轻摇了摇头。冯京接过那几张记录，连忙认真地浏览起来。范纯仁见他脸色渐渐难看，一颗心顿时又沉了下去。却听吕惠卿又说道：“依某之见，杭广太守之命，还是要等狄谘换了文资之后再说。与高丽的谈判，不如还是先让蔡京去一次杭州，他到底熟知高丽情事。此外，苏颂这回只怕难以洗脱罪名了，皇上日前问我，欲以韩忠彦为开封府尹，未知二公意下如何？”

    韩忠彦却避开了他的目光，也不肯回答他的话，只是笑了笑。过了一小会儿，方抱拳道：“太后召见，下官不便久留。范公恕罪。”说罢长揖一礼，竟匆匆告退而去。

    “如之奈何？！”吕惠卿忍不住喃喃道。

    真正让范纯仁感叹的，是石越提出的应对之策。

    “你这是什么意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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