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巴黎时代

    一八八六年三月，梵高同了他的弟来到巴黎。这弟比他年轻三四岁。比较起过激的神经质的精神能力失却平衡的兄来，这弟是一个极温良沉静而对于一切世故富有理解力的人。兄在实际生活的处理上全无能力，只知随了自己的真实的感情而行动，不解世故人情。弟虽没有像兄的天才，但富于实际的精神，能判断事理轻重，处处以礼待人。兄弟相似的点，只是容貌，及正直的根性。故父亲死后，提奥是家族中最能理解梵高的人。除父亲以外，只有他能认识兄的才能，确信其将来。现在他代替父亲而尽力为兄的保护人了。

    他是古皮尔商店的职员，颇富于商业上的才干，久为店主所信赖。且又不像普通的商人般只知图利。除图利以外他又具有对于艺术的彻底的理解力。他能窥察顾客的意向，提供有益的意见；但又不是尊重自己的主张。他能巧妙地劝导顾客，使顾客渐渐容纳他的主张，作为自己的意，而选购有艺术的真价的作品。一方面他又能拿关于绘画及画家的有益的消息报告店主。所以店主仰赖他，托付他重权。远方的顾客，常常托他引导参观巴黎的美术馆。

    当时印象派绘画尚未为巴黎人所理解，一般人都用嘲笑的态度看待这等新派绘画。提奥以一个商人，却早已认识这等作品，莫奈、毕沙罗（Pissarro）(1)、德加（Degas）(2)等的作品，他早已买入，又开印象派绘画展览会。梵高初到巴黎，蒙了弟的影响，曾经受印象派的迷，埋头于光与色的研究中。以前他在安特卫普美术学校修业仅数月，半途而废。现在，培植美术教养的根基的念头又在他心中复活。他就在巴黎从师研究。师匠是当时巴黎画家科尔蒙（Fernand Cormon）(3)教授。

    梵高在科尔蒙教授的画室中专心用功。然而他不遵守师匠的教训，反而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同门学侣中有一个还不上二十岁的青年画家，名叫贝尔纳。这人后来是以象征派画家驰名于世的，当时也在科尔蒙先生的门下。他在画室中看见梵高坐在古代雕刻的石膏模型前面，专心致志地描写。背后一群同学常在那里窥探他、窃笑他。因为梵高这时候已经是三十三岁的中年人，满面赭色的须髯，穿着古朴的服装，一个毫无风采的荷兰人，在一群青年的巴黎画学生中常为嘲笑之的。又因为他的画风自有一种法则以外的正确与真实，在只知法则而别无思想的青年画学生们看来，完全是一个痴人。

    贝尔纳不是那样的庸人。只有他能理解梵高，一早敬崇他。后来他对人说：“我在科尔蒙先生的画室中与他同学的时候，每天下午，学生散去之后，空阔的画室犹如他的修道院。他坐在石膏的古代雕刻之前，用了天使一般的忍耐，描写美丽的形。他努力研究其轮廓、面、明暗。屡次自己订正，用了热烈的兴味而修改、揩擦。常常在画纸上擦破许多洞。”

    科尔蒙先生对他的教授，最初与对一般青年一样。后来看他总是固守自己的法则，且年龄上又是成熟期以后的人，晓得没有法子可以感化他，就听任他走他自己的路。然而梵高在这“学院派的冻巢”中，终于不堪久留，他又退出画室。

    巴黎的新的光彩逼迫他的视野，使他把造形界不绝地分解又结合，感到极度的苦恼与欢喜。他就全部放弃了旧日的自己，而开始Reformation（革新）的工作了。荷兰时代已经过去，科尔蒙的画室的冻结的空气已经稍稍化解。从此向着全新的前途，用了异常的努力而跃进。成绩果然可惊！他在这第二故乡研究不到二年，四分之三世纪的近代法兰西绘画，凝集于他的一身了。

    他的杰作中，有两幅肖像画，题名为《唐吉老爹(4)像》（Portrait of Père Tanguy）的，不但是他的代表作品，又是他当时的交游生活的纪念物。最高水平的肖像画，不但描出人物的外部的形似而已，又必表现其人物的内部的感情、情绪与灵魂。因为艺术家能看透其人物的内部生活，而对他发生交感的原故。唐吉老爹的肖像，正是最高水平的肖像画的模范。唐吉的英雄的一生，象征化在梵高的笔法中。

    唐吉是一个温厚而真挚的人。长育于下层阶级中，没有特殊的教养；而天赋以豪侠的热情。一八七〇年，普法战争的时候，他正在巴黎开一爿小美术商店，贩卖画布、颜料及各种关于美术的用品。他的经商方法很精明，一切货物都能比别的商店廉价。因此贫乏的美术家、无名的作家，及初学的美术学生，都集中在他的店里。有时美术家没有钱付账，拿作品抵偿给他，他也容纳，努力给他们售卖作品。这真是贫乏的美术家的护星！

    巴黎被围困的时候，豪侠的唐吉也加入了国民军。一八七一年三月，临时革命政府成立，他就向新政府誓愿服务，表示他的热烈的共和主义的精神。不幸这革命政府成立了两个月之后就倒了，唐吉挺身加入市街战，这战争又败北。唐吉与同党人一同被捕入狱。军法会议的预审，宣告他有罪，判定他流刑。

    他的旧主顾的美术家们，纪念他的往日的宽大的恩惠，设法为他营救。他们联名请愿，为他向当局陈情。然而这陈情没有左右军法会议的力量！就中有一个搜集家，名叫鲁阿尔（Henri Rouart）(5)的，以前常常向唐吉买画，一向敬重他的为人，现在也出来尽力为他营救。鲁阿尔是一个富翁，又是巴黎第一流的实业家。平生怀抱保守主义的政治思想，少时曾经当过炮兵士官，现在有许多旧友在军界中做将校。因为他有这种资格与势力，他的恳愿居然动摇了当局的意思，免除了唐吉的流刑。唐吉得以重新回到巴黎的店内。然而一般人都以“革命党”看待他，当时又有勃兴的反动思想，所以他时时遭人们的嫌忌与迫害，过了好几年的不安的生活。在这辛苦的境遇中，他之所以能支撑得住，全靠画家毕沙罗的扶助。毕沙罗是不拘泥于政治上的主义的当时的所谓“新思想家”，他一直记得唐吉以前对他的厚谊，同情他现在的苦境，把自己的作品托他买卖赚利。因为毕沙罗这时候在巴黎美术界颇有名望，作品的销路已经很广了。唐吉靠了这特权，维持了几年的生活。后来毕沙罗又为他介绍塞尚的作品。然塞尚的作品当时受一般人的诽谤，卖不出高的价格。只有他的性格上的几个崇拜者，常常来唐吉的店内，接近塞尚的作品。一八七八年与一八七九年之间，塞尚卜居他处，曾把画室的钥匙交付与唐吉，托他处理残留着的绘画。唐吉把他的作品整理为大幅与小幅两部分，定价大幅一律一百法郎，小幅一律四十法郎，就陈列在塞尚的画室中发卖。然塞尚的画室离开唐吉的店很远，有人要买画的时候，必须唐吉自己陪了主顾跑到那画室中去看选，为此添了不少的麻烦。

    唐吉常常竭诚地为不幸的美术家效劳，这不过其一端而已。所以青年的美术家群集于他的店中。有的把作品卖给他，有的向他购求廉价的艺术品，没有一人不满足。因此宣传愈广，美术家和文士们都欢喜和他交际，称呼他为“唐吉老爹”。唐吉的小店居然变了酿成新机运的美术的中心。

    革命主义者的唐吉在政治运动上遭逢失败之后，想在美术界中实现其理想。他极度反对拥虚名而恣意专横的官僚美术家，而关心于有将来的希望及独创的才能而苦于境遇的压迫的青年美术家。他是这等青年美术家的保护者，为他们奋斗，又为他们的艺术的爱护者、管理者。他对于把作品寄存在他店里的画家们，称为“一派”。他的意见，这“一派”是现代绘画上唯一无二的新艺术，其余均不足顾。实际上他的确富有眼光：毕沙罗与塞尚，还没有受世间的理解的时候，早已被唐吉老爹所认识，他一早说这俩人是现代的大家，始终对他们表示尊敬。总之，这人对于艺术有明确的信念，比较世间大多数的无定见的批评家，及根据于利害之念而选择作品的凡庸的搜集家，他的确有先见之明。

    贝尔纳形容唐吉的家庭，称呼他的店为“燃烧一般的小礼拜堂”（Ardente petite Chapelle）。又说：“这礼拜堂内的老司祭面上常常浮着慈祥的微笑。”他的夫人也是一个好妇人。人们戏称唐吉为“老爹”（Père），也就称这妇人为“妈妈”（Mère）。唐吉老爹和颜悦色地应酬他的客人的时候，唐吉妈妈坐在店的一角里缝纫。她的丈夫不在家的时候，有人来问她要画看，她就起来竭诚地招待。这一对老夫妇在巴黎街上开了多年的店，都是为别人忙了，自己的生活始终不如意。

    梵高也是这老夫妇家的访问者里的一人。照他这种性格与境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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