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上的李尔王

    一个冬天的晚上，我们六个人聚在一个大学时期的老同学的家里。话题转到了莎士比亚身上，我们谈到他的人物典型，谈到他怎么又深刻、又忠实地从人类“天性”的最深处描绘出那些典型来。我们特别赞赏他们那种活生生的真实性，他们那种平易习见的性格；我们每个人都举得出来我们遇见过的那些“哈姆雷特”，那些“奥赛罗”，那些“福斯达夫”，甚至还举得出一些“理查三世”和“麦克白”来（自然，后两种性格只是说有可能而已）。

    “先生们，”我们的主人大声说，他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人，“我认识一位‘李尔王’呢！”

    “怎么一回事？”我们问他。

    “真有这回事。我可以讲给你们听，你们想听吗？”

    “请讲吧。”

    我们的朋友马上就讲起来了。

    一

    “我全部的童年，”他开始说，“连我青年时代的初期，一直到十五岁，我都是在乡下，在我母亲的领地上度过的。我母亲是某省一个有钱的地主。那个离现在已经很遥远的时期，在我的记忆里所留下的最鲜明的印象，也许就是我们的近邻，一个名叫马丁·彼得罗维奇·哈尔洛夫的人物。那个印象的确是很难磨灭的：以后我就再也没有遇到一个像哈尔洛夫这样的人了。你们自己不妨想象一个身材非常高大的人。在他那巨大的身体上安了一个形状古怪的头，这个头有些歪，完全看不出一点颈项的痕迹。头上像一堆枯草似的黄灰色的乱发几乎长到了浓眉旁边。那张仿佛给人剥去了皮似的宽阔的紫脸上隆起一根笔挺的酒糟鼻子，天蓝色的小眼睛高傲地圆睁着，那张也是很小的、弯曲而有裂纹的嘴也张得大大的，嘴的颜色跟脸上其他部分完全一样。从这嘴里发出来的声音，虽然沙哑，却是十分有力，十分响亮……这声音叫人联想到装了铁条的运货马车经过崎岖不平的道路时铁条发出的叮当声；哈尔洛夫说起话来，就像在狂风中隔着一条宽阔的山谷对什么人在大声呼喊。要正确地说出哈尔洛夫脸上的表情很不容易，他的脸是那样宽……你觉得它不是一眼可以看得尽的！可是它又不使人感到讨厌，——你甚至从那里还可以看出一种威严，——不过，它很使人惊异，而且很不寻常。他有的是一双怎样的手啊！那真可说是蒲团大手了！他有的是怎样的手指，怎样的脚啊！我记得每逢我注视马丁·彼得罗维奇两俄尺宽的后背和磨石一般的肩膀的时候，我不能不有一种肃然起敬的感觉。然而特别叫我感到惊奇的还是他的耳朵！它们完全像花卷形的面包，带皱褶的、弯弯的面包；他的脸颊从两边托起它们。马丁·彼得罗维奇不论是在冬天或者夏天，老是穿一身绿呢的哥萨克服装，束一条契尔克斯人的皮带，脚上还有一双擦过油的皮靴；我从没有看见他打过领带，真的，他要系领带干什么呢？他呼吸缓慢，而且十分沉重，就像一头公牛一样，可是他走路却没有一点声音！也许有人会想，他走进屋子来的时候，老是害怕会弄坏或者撞倒什么东西。所以他总是很小心地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他多半侧着身子走，好像悄悄地溜过去似的。他真正有希腊神话中大力士赫克里斯的力气，所以四邻对他都非常尊敬，因为我们的老百姓到现在还崇拜民间英雄诗歌中的大力士。关于他的传说也一个接一个地给编造出来了。他们常常说：有一天，他在树林里遇见了一头熊，差不多把熊都制服了；又有一天，他在他的养蜂场里捉到一个陌生的小偷，他把这个人连车带马一起扔到篱笆外面去了，以及诸如此类的故事。哈尔洛夫本人从不夸耀他的力气。他老是说：“如果我右手真有腕力，那也是上帝的意思！”他是一个傲慢的人：只是他并不夸耀自己的力气，他夸耀的是他的身份，他的血统，和他的脑子。

    “我们的家族是从胡瑞典（他把瑞典这一个字说成了这样的）来的，是从胡瑞典人哈尔路斯传下来的，”他肯定地说；“在失明的伊万·瓦西里耶维奇[1]统治公国的时代（这是什么年代呀！），他到了俄罗斯，这位胡瑞典人哈尔路斯不愿做芬兰的伯爵——宁肯当俄国的贵族，他的名字载在金册上。这就是我们哈尔洛夫族的来源！……也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全哈尔洛夫族的人生来都有金黄色头发，明亮的眼睛，白净的皮肤，因为我们是冰雪的子孙！”

    “但是，马丁·彼得罗维奇，”我反驳他道，“历史上从来没有失明的伊万·瓦西里耶维奇这个人，只有恐怖的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失明的’是伟大的大公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的外号。”

    “让你去胡说！”哈尔洛夫从容地对我说，“要是我这样说，事情就是这样！”

    有一天，我母亲忽然想起当面称赞他真是一个出色的大公无私的人。

    “啊哟，纳塔利娅·尼古拉耶夫娜！”他几乎发火地说；“您忽然来称赞我是什么意思！我们，贵族们怎么能有另外一种样子呢；种田的，养蜂的，农奴等等连想都不敢想我们会有缺点！我——一个姓哈尔洛夫的人，我的家族从哪儿来的……（这个时候，他把手举得高高的，指着头顶上的天花板）要我不做正派人！那怎么可能呢？”

    又有一天，一位从外地来的、到我母亲家做客的贵人忽然想拿马丁·彼得罗维奇开玩笑。马丁·彼得罗维奇又讲到了那个到俄罗斯来的胡瑞典人哈尔路斯……

    “是在上古时代吧？”贵人插嘴说。

    “不，不是在上古时代，而是伟大的大公、失明的伊万·瓦西里耶维奇的时代。”

    “不过，我这样想，”贵人继续往下说，“您的家族还要更古老些，甚至要回溯到太古时代，那个时候还可以看到第三纪的乳齿象和大惰兽呢……”

    马丁·彼得罗维奇对这些科学上的名词完全一窍不通，不过他明白这位贵人在嘲笑他。

    “也许吧，”他直截了当地说，“我们的家族当然是非常古老的；在我们祖先到莫斯科来的时候，他的确说过，那儿有一个并不比您阁下更傻的傻瓜，而那种傻瓜一千年才生一个呢。”

    这位贵人气极了，可是哈尔洛夫昂起头，翘起下巴，哼哼鼻子，扬长而去。两天以后，他又来了。我母亲责备他。“太太，我给他点教训，”哈尔洛夫打岔说，“他不先问问明白，在跟谁打交道，就敢放肆。他还年轻呢，应当教训他。”那位贵人的年龄几乎跟哈尔洛夫的不相上下，可是这个巨人向来不把任何人当作成年人看待。他有极大的自信，天不怕地不怕。“难道他们能把我怎么样？世界上哪有这种人？”他这样问道，于是他突然发出短促而震耳的哈哈大笑声来了。

    二

    我母亲对朋友非常挑剔，可是她非常亲切地接待哈尔洛夫，对他宽容极了。二十五年以前，他在悬崖的边沿拉住了她的马车，救了她的性命，那个时候马已经落下去了。牵曳的皮条和马具上的革带已经断了，可是马丁·彼得罗维奇还是紧紧地抓住车轮不放手——虽然，他的指甲下面已经迸出了鲜血。我母亲还帮助他成了家：她把一个在她家里养大的十七岁的孤女嫁给他，他当时已经过了四十了。马丁·彼得罗维奇的妻子是一个非常娇弱的女人，人们说，他是把她托在手掌心上带回家去的。可是她跟他在一起并没有生活多久。她给他生了两个女儿。在她死后，我母亲还是继续照顾马丁·彼得罗维奇；她把他的大女儿送进省城寄宿学校念书，后来又替她找了丈夫，而且她暗中也替小女儿物色了丈夫。哈尔洛夫管理田产很有本领，他有三百俄亩[2]的田地，还慢慢地盖起房屋来了；说到农民们对他怎样服从——那真是无法形容出来的！哈尔洛夫因为身体肥胖的缘故，几乎从不走路！大地也受不了他的体重。他不论到哪儿去，总是坐一辆矮矮的四轮无篷马车，亲自驾马，这匹瘦骨嶙嶙、三十岁的老母马肩上还带一块伤疤：这还是在博罗丁诺战役[3]中给近卫骑兵团上士当坐骑时受的伤。这匹老马总有点瘸，而且不知怎么的，四条腿一齐瘸；它不能一步一步走，只能跑一阵，跳一阵；它吃田坎上长的艾和苦艾，我从没有看见别的马吃过这种植物。我记得我老是想不通这匹半死半活的瘦马怎么载得起这个可怕的重荷。我不敢重复说，我那位邻居到底有多少普特重。在那辆赛跑用的马车上，坐在马丁·彼得罗维奇背后的是他那个浅黑色皮肤的小听差，马克西姆卡。他的整个身子和脸紧紧贴住主人，他的赤脚站在马车的后车轴上，跟这个巨大的身躯在一块儿，他好像是一片偶然粘在他身上的小树叶，或者一条蛆虫似的。也就是这个小听差，每星期替马丁·彼得罗维奇刮一次胡子。有人说，他是站在桌子上替主人刮胡子的；又有些爱开玩笑的人说，他不得不绕着主人的下巴跑来跑去来做这项工作。哈尔洛夫不喜欢老待在家里，因此人们经常看到他总是驾着那辆轻便马车[4]在路上跑，他一只手拉住缰绳（另一只手神气活现地支在膝盖上，臂肘向上弯出），头上戴一顶很小的老式无檐帽。他那对熊眼似的小眼睛精神抖擞地望着四周，他用响亮的声音跟遇见的一切农民、小市民、商人打招呼。他非常不喜欢教士，见到他们，他总要大声地奚落一番；有一天，他驾车赶上了我（我是带着猎枪出来散步的），看见一只躺在路旁的兔子，就大吼一声，这吼声和它的余音一直到晚上还在我的耳边响个不停。

    三

    我已经说过，我母亲对待马丁·彼得罗维奇非常亲切；她知道，他对她本人怀着多么深的敬意。“太太，贵夫人！她是我们一流人。”他老是这样说起她。他称她为恩人，她也把他当作一个忠心的巨人，为了保护她，他会毫不迟疑地挺身出来，一个人对付一大群农民；虽然这一类乱子，连想都没有人想到会有发生的可能性，但是，根据我母亲的看法，没有丈夫的女人（她早年居孀）对像马丁·彼得罗维奇这样的保护人是不应该轻视的。并且，他是一个性子直爽的人，从不逢迎人，不向人借钱，又不喝酒；再说，他也不是一个傻瓜，虽然，他并没有受过什么教育。母亲信任马丁·彼得罗维奇。有一天，她忽然想到要立遗嘱，就请他当见证人，他特地赶车回家去拿铁边圆眼镜，——不戴眼镜他无法写字；他在鼻梁上架着眼镜，一面喘气，一面喷气，花了一刻钟的时间，好不容易地勉强描成他的官级、教名、父称和姓，并且还给这些四四方方的很大的字母绘上花边和字尾；可是他一完成这件工作，就说，他已经精疲力尽，在他看来写字也好，捉跳蚤也好，都是一样困难的事情。是的，我母亲尊敬他……然而，在我们家里，却不让他到饭厅以外的地方去。他身上有一种很强烈的气味：土地味，树林腐烂味，沼地烂泥味。我那个老奶妈常常肯定地说：“真是一个树精呀！”吃饭的时候，马丁·彼得罗维奇总是坐在角落里一张特别的桌子跟前。对于这件事他并不见怪，他知道别人坐在他旁边会感到不舒服，而且这样他也可以吃得自在些。我猜想，自从波里菲姆[5]的时候以来，没有人吃得像他这么多的。为了怕他吃不饱，在开饭的时候，总是先给他端上一罐六磅重的粥：“你知道，要不然，你会把我的饭菜都吃光的！”我母亲说。“是这样的，太太，我能够吃光它！”马丁·彼得罗维奇边笑边说。

    母亲喜欢听他讲他对于田产管理的各种意见；然而她不能够多忍受他的声音。

    “亲爱的先生，这是怎么一回事！”她大声说。“你至少得找人医治你的嗓门，怎么哪！把我耳朵完全震聋了。简直是个大喇叭！”

    “纳塔利娅·尼古拉耶夫娜！恩人！”马丁·彼得罗维奇照例地回答道。“我管不了自己的嗓门啊。可是请您想想，又有哪一种药对我有效呢？我还不如少说话好。”

    真的，我想也没有一种药对马丁·彼得罗维奇有用处。他从来不生病。

    他不善于讲故事，也不喜欢讲故事。“话讲多了要气喘的！”他用责备的口吻说。只是有人向他提到一八一二年战争的时候（那时候他在民团服务，得到过一枚青铜勋章，每逢节日，他就把它挂在圣弗拉基米尔绶带上），向他问到法国人的时候，他才讲一两个故事，然而，他总是肯定地说，从没有什么真正的法国人到过俄国，只有一些因为饥饿而拥进来的抢劫者，而且他还在树林里把这些废物揍过好多次。

    四

    其实，连这个坚强而自信的巨人也有忧郁和沉思的时候。有时并没有任何明确的原因，他会突然愁闷起来；一个人锁在自己的屋子里，嗡嗡地哼着，就像一整窝蜜蜂似的嗡嗡地哼着；要不然便把他的小听差马克西姆卡叫来，吩咐他大声朗读偶然流传到他家里来的独一无二的书，诺维科夫主编的《勤劳者娱闲录》[6]的零本，或者叫他唱歌。马克西姆卡由于一个奇怪的机会学会了照音节读书，他读起来，照例把字眼读得断断续续，重音颠倒，大声念出像下面的句子：“但是热—情的人从他在生物中发见的那种空白里，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他说，任何个别的生物不能使我幸—福！”如此等等。或者他尖着细嗓子唱起一首悲歌，只能让人听出这样的调子：“伊……伊……嗳……伊……嗳……伊……啊啊……斯卡！……噢……呜……呜……皮……伊……伊……伊……拉！”于是马丁·彼得罗维奇就摇着头，提到人生无常，提到万物都要化为尘埃，都要像草一样枯萎，会死去，不再存在世上！有一幅画不知怎样落到了他的手里，这幅画上绘着一支燃烧着的蜡烛，风鼓着脸颊从四面八方吹着它，下面题着：“人生如斯！”他非常喜欢这张画；他把它挂在自己的书房里，但是在平日，忧郁病不发作的时候，他总是把画面朝里挂在墙上，免得叫他惶惑不安。哈尔洛夫这个巨人，他竟怕死！然而在他忧郁病发作的时候，他还是很少求助于宗教，或者祷告；他倒是更信赖他自己的智慧。他对宗教并没有特别的信仰，他也不常去教堂；真的，他说过，他不常去教堂，因为他害怕自己的巨大身子会把别人全挤到教堂外面去。平常马丁·彼得罗维奇总是吹口哨来结束他的忧郁病——于是他突然高声叫人把他的轻便马车驾好，他马上打起马跑到附近什么地方去，他猛然把那只闲着的手在小帽的帽舌上挥了一下，仿佛想说：现在我什么也不在乎了！他是一个道地的俄罗斯人。

    五

    像马丁·彼得罗维奇那样的大力士大多数都属于性格冷静的类型；相反地，他却非常容易激怒。特别是一个叫贝奇科夫的人（他亡故妻子的兄弟）叫他忍受不了——这个人不知道是以丑角的身份，还是以食客的资格经常住在我们家里；贝奇科夫从小就让人起了一个“苏威尼尔”[7]的外号，于是“苏威尼尔”就让大家叫开了，连仆人们都叫他苏威尼尔·季莫费伊奇。他真正的名字，似乎连他本人都搞不清楚了。他是一个可怜虫，大家都瞧不起他！换句话说，一个寄生虫。他嘴里有一边牙齿全落了，所以他的起皱纹的瘦脸现出了一边歪的样子。他永远忙忙碌碌，坐立不安；他常常偷偷地蹓到女仆的屋子里，或者到账房间去，或者到神父的住宅去，再不然就到村长的小屋去；他到处都给人家赶了出来，他也只是耸耸肩膀，眯起自己的斜眼睛，发出一声难听的碎笑，声音轻得像涮酒瓶的声音一样。我总觉得，苏威尼尔要是有了钱他会变成一个怎样荒淫、凶恶、甚至残暴的坏人。贫穷强制地“管束”了他。只有在节日才允许他喝酒。遵照我母亲的命令，给他衣服穿得十分体面，因为他晚上要陪她玩“皮凯特”，或者“波士顿”[8]。苏威尼尔常常反复地说：“我出这个，对不起，麻上（马上）出，麻上出。”母亲烦恼地问他道：“什么麻上呀？”他立刻缩回了手，胆怯地、结结巴巴地说：“请您吩咐吧，太太！”他最感兴趣的事就是在门口偷听，挑拨是非，尤其是“嘲笑”，愚弄人；他就那样地“嘲笑”人，好像他有这样做的权利似的，好像他为什么事情在报复似的。他称呼马丁·彼得罗维奇做老兄，而且使马丁·彼得罗维奇对他讨厌得要命。“您为什么要害死我姐姐玛加丽塔·季莫费也夫娜？”他老是纠缠着马丁·彼得罗维奇，一面在他面前转来转去，一面吃吃地笑着。有一天马丁·彼得罗维奇坐在台球房里，那间阴凉的屋子里从没有人看见过一只苍蝇，我们的邻居向来怕热，怕太阳，因此很满意这间屋子。他坐在墙壁和弹子台的中间。苏威尼尔在他的“大肚皮”跟前来回跑着，戏弄他，对他做鬼脸……马丁·彼得罗维奇要赶他出去，就伸出了两只手。幸好苏威尼尔躲得快，他姐夫的手掌劈到台球台的边沿——笨重的木台面马上脱离那六根螺旋钉飞下来了……要是苏威尼尔落在这双有力的掌心底下，他会变成什么样的肉饼啊！

    六

    好久以来，我就想去看看马丁·彼得罗维奇家里安排得怎么样，他有一所什么样的宅子？有一天，我自告奋勇地骑马送他到叶西科沃（他的领地的名称）去。“说实话！你是想来看看我的王国吧，”马丁·彼得罗维奇说。“好！我就带你去看看花园、住宅、打谷场——和一切。我的好东西多着呢！”我们就去了。我们的村子离叶西科沃不过三俄里的光景。“看，这就是我的王国！”突然马丁·彼得罗维奇大声叫起来，一边极力想回过他那扭不动的脑袋，一边用手左右指点着。“全是我的！”哈尔洛夫的住宅在一座山坡的顶上；山脚下，有几所贫穷农民的小屋，紧紧靠在小池子旁边。小池边的埠头上，一个农家老婆婆穿着自己织的方格子裙子，正在用洗衣棒敲打绞起来的湿衣服。

    “阿克西尼娅！”马丁·彼得罗维奇喊道，他的声音使得邻近燕麦田上的白嘴鸦成群地飞走了。“你在洗你丈夫的裤子吗？”

    老农妇马上回过头来，深深地鞠一个躬。

    “老爷，是洗裤子，”她小声应道。

    “怎么样！你看这儿，”马丁·彼得罗维奇一边让马顺着半朽的篱笆缓缓地跑着，一边说下去，“这是我的大麻；——那边是农民的；你看出差别来吗？这儿就是我的花园了；苹果树是我种的，柳树——也是我种的。要不然，这儿连一棵树也没有。你看那个——你可以学到一点东西！”

    我们弯进围着篱笆的院子里去；正对着院子的大门，有一所年久失修的侧屋，干草铺的屋顶，门阶上支着柱子；大门旁边另外有一所较新的有小阁楼的侧屋——就是这一所也是歪歪倒倒的。“这儿你又可以学到一点东西，”哈尔洛夫说；“你看，我们父辈住的是怎样的小房子；现在你看，我自己在那边建筑了一所怎样的大宅子。”这所“大宅子”好像是纸牌搭成的屋子。五六只狗，一只比一只更显得毛茸茸，更显得难看，汪汪地狂吠着欢迎我们。“牧羊狗！”马丁·彼得罗维奇说，“真正的克里木的纯种！嘘嘘，你这个疯子！瞧我不把你们一只一只捉来吊死！”在新宅子的门阶上出现了一个穿粗布长袍的年轻人，他是马丁·彼得罗维奇的大女儿的丈夫。他轻快地跳到马车跟前，恭敬地搀扶他那位正在下车的岳父的臂肘——另一只手甚至朝前动了一下，好像想接住他岳父那只巨人的脚一样，这时他岳父正向前弯着身子，提起脚跨过了座位；然后，他又扶我下马。

    “安娜！”哈尔洛夫大声喊道。“纳塔利娅·尼古拉耶夫娜的儿子光临我们家来了；我们得好好地款待他啊。可是叶芙兰皮优什卡[9]在哪儿？”（他的大女儿叫安娜，小女儿叫叶芙兰皮亚。）

    “她不在家，她到田里采矢车菊去了，”安娜从门边一扇小窗里探出头来，答道。

    “有奶渣吗？”哈尔洛夫问道。

    “有。”

    “也有鲜奶油吗？”

    “有。”

    “好，把它们端上桌子吧，我现在要带他去看看我的书房。请您往这儿走，这儿走，”他朝我转过身来，用食指邀请似地对我说。在他自己家里，他不用“你”来称呼我了：他觉得做主人应该有礼貌。他带我沿着一条走廊走。“这是我住的地方，”他一边侧着身子跨进一道宽门的门槛，一边说。“这儿就是我的书房。请进来吧！”

    这间书房原来是一间没有粉刷过、几乎空空荡荡的大屋子。两根马鞭子挂在随便钉在墙上的钉子上面，一顶变了色的三角帽，一支单筒枪，一把马刀，一副样子古怪、挂着许多金属片的马轭和那幅绘着“风中残烛”的画；一个角落里放的一张木制长躺椅上铺着一条花毯子。上百只苍蝇密密地聚在天花板上嗡嗡地哼着；然而这间屋子很阴凉，只是它有马丁·彼得罗维奇身上永远有的那种特别的树林气味，而且非常强烈。

    “怎么样，我的书房不坏吧，”哈尔洛夫问我道。

    “好极了。”

    “你看，那儿挂着我的荷兰马轭，”哈尔洛夫接着说，他对我又恢复了“你”的称呼，“很出色的马轭！我跟犹太人换来的。你来好好地看看吧！”

    “马轭很好。”

    “很实用！你来闻闻……多好的皮子！”

    我闻了闻马轭，除了腐臭的鱼油味外——再也闻不出什么了。

    “好，请坐吧——坐在那边那把小椅子上，做我的客人吧，”哈尔洛夫说，他自己就靠在长躺椅上，仿佛要打瞌睡的样子，闭上眼睛，甚至喘起气来了。我默默地望着他，我不能不感到十分惊奇：他是一座小山——再没有别的话可说了。他突然惊醒过来。

    “安娜！”他大声喊道，他说话的时候，他那个大肚子一起一伏，好像海洋里的波浪似的。“你在干什么？赶快啊！难道你没有听见我的话？”

    “什么都准备好了，亲爱的爸爸，请过来吧，”他女儿的声音应道。

    我看见马丁·彼得罗维奇的命令执行得这么快，不禁暗暗地感到惊奇；我跟着他走进客厅，在铺上红底白花的桌布的餐桌上，已经摆满了点心：乳渣，奶油，小麦面包，还有捣碎的砂糖和生姜。我在对付乳渣的时候，马丁·彼得罗维奇亲切地嘀咕着：“小朋友，吃吧，小家伙，吃吧，不要嫌我们乡下的食品啊。”他又在角落里坐下来，仿佛又在打瞌睡了。安娜·马丁诺夫娜低垂着眼睛，一动也不动地站在我面前，我从窗口可以看见她丈夫牵着我那匹德国种的跑马在院子里来回走着，两只手一边在搓马嚼的链子。

    七

    我母亲不喜欢哈尔洛夫的大女儿，她管她叫骄傲的女人。安娜·马丁诺夫娜几乎从不来拜访我们，她在我母亲面前举止庄重而冷淡，虽然由于母亲的恩惠，她才能够进寄宿学校受到教育，才能够结婚，才能够在举行婚礼的时候收到一千卢布和一条稍微用旧了的黄色的土耳其披巾。她是一个中等身材、瘦弱的女人；她的举动非常灵活，轻快；她有一头浓密的亚麻色头发；在她那浅黑色美丽的脸上突出来一对虽然有些古怪、却也动人的淡蓝色的细长眼睛；她有一根笔直的、瘦削的鼻子；她的嘴唇也是薄薄的，下巴像“发针”的样子。无论谁看见她，一定会想：“唔，你是一个多聪明的女人——可是没有好心眼！”但是，她身上却有一种动人的力量，连她满脸荞麦似的黑痣也跟她十分相称，而且更增强她给人唤起的那种感情。她把双手插在头巾里，偷偷地——由上到下地（我坐着，她站着）——看我；一种恶意的微笑在她的嘴唇上、她的脸颊上、她的长睫毛的阴影里出现了。这微笑好像在说：“哼，你是个娇生惯养的阔少爷！”她每一呼吸的时候，她的鼻孔总要微微地胀大，这也有点古怪；可是我依然觉得，要是安娜·马丁诺夫娜居然爱上了我，或者只是想用她那冷酷无情的薄嘴唇来吻我，——我就会高兴得直跳到天花板那样高。我知道，她非常严厉，而且苛求，乡下女人和姑娘们看见她害怕得像见了火一样。可是这有什么关系呢！安娜·马丁诺夫娜暗暗地激动了我的幻想……然而，那个时候我只有十五岁，——就在那样的年纪！……

    马丁·彼得罗维奇又醒过来了。

    “安娜！”他喊道，“你还是弹弹钢琴吧……年轻的先生爱听这个。”

    我朝四面看：屋子里有一架类似钢琴的可怜的东西。

    “好吧，亲爱的爸爸，”安娜·马丁诺夫娜回答道。“只是我给他弹些什么呢？他对这个不会发生兴趣的。”

    “那么，在寄宿学堂里人家教你弹什么呢？”

    “我全忘光了……而且琴键也走音了。”

    安娜·马丁诺夫娜的嗓子很好听：响亮而又带凄凉……好像猛禽的叫声。

    “好吧，”马丁·彼得罗维奇说，他又沉思起来了。“好吧，”他又说，“那么您去不去打谷场看看，有兴趣吗？沃洛季卡[10]会给您引路。喂，沃洛季卡！”他大声唤他的女婿，那个人还牵着我的马在院子里遛来遛去。“你就带他上打谷场去……把我的农场……大概地……指点给他看看。可是我得睡一会儿了！好吧！祝您好运气！”

    他走出屋子，我跟着他出去。安娜·马丁诺夫娜马上敏捷地，仿佛还带着怨恨的神情动手收拾桌子。我走到门口，还转过身子向她行礼；然而她好像没有看见我在鞠躬，只是又笑了，而且比上一次笑得更带恶意！

    我从哈尔洛夫的女婿手里牵过马来，拉住它的缰绳。我们一块儿走到打谷场去，可是因为那里没有什么特别有趣的东西，同时他也不能想象：像我这样一个年轻的孩子对农业会发生特殊的爱好，所以我们便穿过花园回到大路上了。

    八

    我跟哈尔洛夫的女婿很熟。他姓斯廖特金，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维奇·斯廖特金；他是一个孤儿，给我母亲办事的一个小职员的儿子，而且是由她抚养大的。起先他给安置在县立学校里，以后他进了“世袭领地办事处”，后来又给安插在国营商店里做事，最后他跟马丁·彼得罗维奇的女儿结了婚。我母亲老叫他“小犹太”，事实上，他的鬈发，他的永远潮润的、像煮熟了的李子般的黑眼睛，他的鹰钩鼻子，他的鲜红的大嘴都使人想到犹太人的样子，只是他的肤色白皙，而且从整个来说，他倒是个非常漂亮的男人。只要跟他个人的利益没有冲突的时候，他倒乐于给人效劳。要是牵涉到他个人的利益，他因贪欲马上会失去自制的力量，甚至会到痛哭流涕的地步。为了求得一块破布，他会纠缠你一整天；要是你许他的事情没有立刻做到，他会上百次地提醒你，会抱怨，会唠叨不止。他喜欢提着枪在田野里游荡；他偶然猎到一只兔子或者野鸭的时候，他会带着特别的感情把他猎到的东西扔到猎袋里去，一面说：“喂，现在你没有办法了，逃不掉啦！现在可要让我享受了！”

    “您这匹小马很好，”他一面扶我上马鞍，一面用不大清楚的声音说；“我多么希望有一匹这样的马！但是我哪儿会有呢？我没有这样好福气。要是您肯替我问问您母亲……提醒她。”

    “可是她允许过您吗？”

    “要是她允许过，那多好！没有；可是我猜想，照她莫大的宽宏大量……”

    “您最好向马丁·彼得罗维奇要吧。”

    “向马丁·彼得罗维奇要！”斯廖特金拖长声音重说了一遍。“在他看来，我跟那个不中用的小听差马克西姆卡没有两样。他多么虐待我们，从他手里你就不要想看到什么劳动的报酬。”

    “真的吗？”

    “真是凭天老爷说的话。那时候他会说：‘我的话是神圣的！’就这样斩钉截铁地回答你了。问与不问——有什么两样！而且我的老婆，安娜·马丁诺夫娜不像叶芙兰皮亚·马丁诺夫娜那样得到他的宠爱。”

    “啊，我的老天爷，我的老爷子啊！”突然他自己改变了话题，绝望地拍起手来了。“请您看吧：哪个坏蛋把整整半‘阿西明尼克’[11]的燕麦，把我们的燕麦割走了。怎么样呢？这是什么世道啊！强盗，强盗！真的，别人说得太好了，不要相信叶西加沃，别西加沃，叶烈诺，别里诺。”（这是四个邻近村子的名称。）“啊，啊！这是怎么啦！足足损失一个半卢布，也许还要损失两个卢布呢！”

    斯廖特金的声音里差不多有了哭声了。我用腿夹一下马肚皮，便从他身边跑开了。

    斯廖特金的叫声还传到我的耳朵里来，突然，在路的拐角，我遇见了哈尔洛夫的第二个女儿叶芙兰皮亚，正如安娜·马丁诺夫娜所说，她是到田里去采矢车菊的。她头上戴一顶用矢车菊编得密密的花冠。我们互相默默地行了礼。叶芙兰皮亚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并不比她姐姐差一点儿，不过完全是另外一种类型的美人。她的身材高大，身体结实；她身上的一切全是大的，不论她的头，她的手，她的脚，她的雪白的牙齿，特别是那对懒洋洋的、含情脉脉的眼睛，像玻璃珠子似的、深蓝色的鼓眼睛。她身上的一切，甚至可以说是壮丽的（她才不愧为马丁·彼得罗维奇的女儿），然而她很美。显然，她不知道怎么来处理她那粗粗的金色大辫子，就把它在头顶上盘了三圈。她那玫瑰一样鲜艳的嘴唇非常可爱，她说话的时候，她的上唇的正中部分非常动人地微微朝上翘起来。然而她的大眼睛的眼神却有一种野性的，几乎可说是严峻的东西。马丁·彼得罗维奇总是这样说她：“任性的孩子，哥萨克的血统！”我有些怕她……这个威严的美人叫我想起她的父亲来。

    我的马还不曾走了多远，我就听见她唱起歌来，她的嗓子平而有力，但又有点尖，是道地的农民的嗓子；后来她的歌声突然中止了。我朝四面望，看见她站在小山顶上，在哈尔洛夫的女婿身边，脸朝着那片被人割去了阿西明尼克燕麦的麦田。斯廖特金伸着手臂指来划去，她却一动也不动。太阳照亮了她高大的身形，她头上的矢车菊花冠发出蓝色的光。

    九

    先生们，我记得我已经跟你们说过，我母亲已经替哈尔洛夫的二女儿物色了一个丈夫。他是我们的一个最穷的邻人，退伍的陆军少校日特科夫，加夫里洛·费杜雷奇；像他自己不免有点自满地所说的那样，他已经不年轻了，而且他好像还介绍自己是一个“受过打击，经过风霜的人”。他不过略通文墨，为人十分愚蠢，可是暗地里却想当我母亲的总管，因为他自己觉得是一个“搞实际工作的人”。他常常几乎咬牙切齿地说，“至于另一方面呢，先生，就是农民的牙齿我都要数数呢——这类事我太清楚了，”他几乎是咬牙切齿地解释说，“因为我习惯了，我是指我从前的职务。”要是日特科夫稍微聪明一点，他就会明白，他绝没有机会做我母亲的总管，因为要他做总管，先得把现任总管克维钦斯基辞退，那是一个个性很强、非常能干的波兰人，我母亲对他完全信任。日特科夫有一张长长的马脸，他满头土白色的浓发，甚至长到眼睛下面、脸颊上来了；就是在严寒的天气，他也是满脸流下像露珠似的大汗。他见到我母亲，立刻站得笔挺，头也热心地晃起来，一双大手轻轻地拍着大腿，于是他的整个身子仿佛都在高声叫喊：“请吩咐吧！……我马上效劳！”我母亲对他的才能并不存幻想，然而，这并不妨碍她安排他跟叶芙兰皮亚的婚事。

    “我亲爱的先生，只是你对付得了她吗？”有一天，我母亲问他道。

    日特科夫自满地微笑了。

    “啊，纳塔利娅·尼古拉耶夫娜！我把一整连的兵都管得很有秩序；他们在我手里可服帖呢；那么，这算是哪回事呢，太太？不费力的小事情！”

    “一连兵是一回事，我亲爱的先生，而受过良好教育的女孩子，一个妻子又是一回事，”我母亲不高兴地说。

    “啊，太太！纳塔利娅·尼古拉耶夫娜！”日特科夫又大声说。“这个我们大家都很明白。一句话：年轻小姐，娇弱的女人！”

    “看吧！”我母亲后来决定了。“叶芙兰皮亚是不会让人欺负她的。”

    十

    有一天——事情发生在六月，将近黄昏的时候——仆人进来通报马丁·彼得罗维奇来拜访。我母亲大吃一惊：我们有一个多星期没有看见他了，而且他从来没有在这样迟的时候来拜访过我们。“出了什么事情吧！”她小声地嚷道。马丁·彼得罗维奇一进屋子，马上就坐到门口一把椅子上，他脸上带着那样不寻常的表情，显得那么心事重重，又那么苍白，连我母亲都不自觉地高声把刚才那句话又说出来了。马丁·彼得罗维奇的小眼睛望着母亲，他不说一句话，重重地叹了一口气，便又沉默了；后来他终于解释地说，他为了一件事情来的……那……这种事……因为……

    他含糊不清地说了这些断断续续的句子，突然站起来，走出去了。

    母亲按铃，吩咐进来的仆人立刻去追赶马丁·彼得罗维奇，务必把他带回来，可是马丁·彼得罗维奇早已坐上四轮马车走了。

    马丁·彼得罗维奇的古怪的举动和他那异乎寻常的脸色不但使母亲惊讶，甚至叫她不安了，第二天早晨她正要差人到他那里去的时候，他自己又在她面前出现了。这一次他显得比较平静了。

    “说吧，亲爱的朋友，你说吧，”我母亲看见他，便嚷起来，“你遇到了什么事情呢？我昨天真的想过：老天爷！——我这样想，——我的老朋友会不会发疯了？”

    “太太，我没有发疯，”马丁·彼得罗维奇回答道，“我不是那种人。但是我要跟您商量。”

    “商量什么？”

    “只是我怀疑，这件事会不会叫您不高兴呢……”

    “讲吧，讲吧，我的朋友，可是讲得简单一点。不要叫我激动啊！那么这是什么事呢？讲得简单一点吧。或者，你又发了忧郁病吧？”

    哈尔洛夫皱皱眉头。

    “不，不是忧郁病——忧郁病总是上半月发作的；但是，太太，请允许我向您请教，您对死是怎样看法？”

    母亲大吃一惊。

    “什么？”

    “关于死。死会不会放过这个世界上的哪一个人？”

    “我的朋友，这个你去胡思乱想它干什么？我们中间谁会不死呢？虽然你生来是一个巨人，——可是你也有一个最后的归宿。”

    “有！啊，有！”哈尔洛夫应声道，他垂头丧气了。“我做了一个梦……”后来他慢吞吞地说。

    “你在说什么？”母亲打断了他的话。

    “一个梦啊，”他又说了一遍。“要知道我是一个爱做梦的人！”

    “你？”

    “是啊，我！您还不知道吗？”哈尔洛夫叹息道。“好吧，这就是说……太太，一个多星期以前，圣彼得斋日前最后一个食肉日里，吃过午饭我躺着稍为休息一下，唔，我睡着了，我看见好像是一匹黑色小马跑进我屋子来了。于是这匹小马便开始玩，咧开嘴笑起来。这匹小马黑得活像一只甲虫。”

    哈尔洛夫闭上了嘴。

    “以后呢？”母亲说。

    “这匹小马突然一转身，朝着我左边肘臂踢了一脚，正好就踢在关节上！我醒过来了：可是我那只手臂，还有我的左腿全不会动了。唔，我想，这是麻痹症吧。可是我把手脚上下地伸展，于是又能够动了；只是好久以来，小关节上有一种蚂蚁爬的感觉，现在还有这种感觉呢。我一张开手掌，就起了这种蚂蚁爬的感觉。”

    “那么，马丁·彼得罗维奇，你一定不知怎么样把手臂压坏了。”

    “不，太太；请您不要这样说！这是在对我警告……就是说，来报告我的死讯。”

    “唔，你又来了！”母亲正要说下去。

    “警告！它在说，人啊，你准备着吧。太太，就是这件事，因此我毫不耽搁地跑来告诉您。我不希望，”哈尔洛夫突然大声叫起来，“死会突然把我这个上帝的仆人带走，所以我打定了主意：趁我现在还活着的时候，按照万能上帝所指示我的那样，把我的田产分给我的两个女儿：安娜和叶芙兰皮亚。”马丁·彼得罗维奇停顿了一下，大声叹气，又接下去说：“不能拖延了。”

    “什么？这是好事情呀，”我母亲说，“只是我以为，你不必这样急。”

    “我希望这件事情，”哈尔洛夫继续说，他的嗓子提得更高了，“遵照应有的手续和法律办理，所以恭请令郎德米特里·谢苗诺维奇——太太，我不敢来麻烦您，——就请令郎德米特里·谢苗诺维奇光临，我还要舍亲贝奇科夫履行亲属的职务——在签订正式文约，授予我两个女儿，已嫁的安娜，和未婚的叶芙兰皮亚以全部产业所有权的时候出席；该文约将于后天正午十二时，在我本人的领地叶西科沃，又名科左里金诺，在邀请来的地方当局、官吏参与下签字生效。”

    马丁·彼得罗维奇勉强说完了这一段显然是硬记在心里的话，而且时时被叹息声打断……他仿佛透不过气来了；他苍白的脸色又变成了紫红色，他擦脸上的汗，擦了好几次。

    “那么，你已经拟好了分产文约吗？”我母亲问道。“你什么时候把它写成的？”

    “写成了……啊！不喝……不吃……”

    “自己写的吗？”

    “沃洛季卡……啊！他帮我写的。”

    “申请书送上去了没有？”

    “送上去了，法院也批准了，也通知了县法庭，地方法庭的临时分庭……啊！届时也要派人来参加。”

    母亲微笑了。

    “我懂了，马丁·彼得罗维奇，你把一切都办理妥当了，——真是太快了！这就是说，你没有给自己留一笔钱吗？”

    “太太，没有留！”

    “原来如此！你还说要跟我商量。好吧，米坚卡[12]一定来；我也让苏威尼尔跟他一块儿来，我会跟克维钦斯基说的……你还没有请加夫里洛·费杜雷奇？”

    “加夫里洛·费杜雷奇……日特科夫先生……他也从我这儿……得到通知了。当作未来的女婿，我应该通知他！”

    看来，马丁·彼得罗维奇已经用尽他所有的口才了。而且我老是觉得，他仿佛不十分满意我母亲为他女儿找的未婚夫；也许，他希望给他的爱女叶芙兰皮优什卡找一个更合适的配偶吧。

    他从椅子上站起来，双脚靠拢地行了礼。

    “谢谢您的同意！”

    “你到哪儿去？”母亲问道。“请坐吧；我叫人送点心来！”

    “多谢！”哈尔洛夫答道。“可是我吃不下……啊！我要回家去了。”

    他朝后退，而且照他平常那样地踮着脚，侧着身子走到门口去了。

    “等一下，等一下，”母亲继续说。“难道你就把你的全部产业送给你两个女儿，自己一点儿也不留下吗？”

    “那还用说，一点儿也不留。”

    “唔，那么你自己呢？……你住到哪儿去？”

    哈尔洛夫甚至挥起手来了。

    “怎么到哪儿去住？住在我自己家里，我一直住到现在……以后也这样住啊。会有什么改变呢？”

    “你就对你的两个女儿，你的女婿这样信任吗？”

    “您提这个沃洛季卡干什么呢？关于这个废物吗？我要对他怎么样，便怎么样……他有什么权力呢？至于她们，就是说我的女儿们，她们会供养我，给我吃喝啊，穿着啊，一直到我进坟墓的那一天……老天爷怜悯！这是她们最重要的天职啊！我不会做她们眼中钉多少日子了。死离开我还不如那边山远了——死到我跟前来了。”

    “死掌握在万能的上帝的手里，”母亲说；“不错，这是她们的天职。只是马丁·彼得罗维奇，请你原谅我：你的大女儿安娜，一个出名骄傲的女人，唔，而你的第二个女儿，老是用狼一样的眼光看人……”

    “纳塔利娅·尼古拉耶夫娜！”哈尔洛夫打断了她的话说。“您这话是什么意思？……您是说她们……我的女儿们……还是说我……她们不再服从我吗？她们就是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个……反抗吗？对谁？对她们的父亲吗？敢吗？难道用得着长久咒骂她们吗？她们一辈子怕我，服从我——而突然！……天啊！”

    哈尔洛夫咳嗽起来，他的声音哑了。

    “唔，很好，很好，”我母亲连忙安慰他道；“可是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你现在突然想把财产分给她们呢？难道你去世以后，她们还得不到手吗？所以我想，这全是忧郁病的关系。”

    “唉，我亲爱的太太！”哈尔洛夫带了点烦恼的口吻说道。“您老是反复地说我的忧郁病！也许，这儿有更大的力量在指使我呢，而您只是说：忧郁病！太太，我突然想到这件事，是因为我要亲自在我还活着的时候，亲自来办妥这件事，谁该有什么，我便赏她什么，她便成为那个东西的主人，她知道感激，感到满足，把父亲，恩人所作的事情认为是莫大的恩惠……”

    哈尔洛夫的声音又中断了。

    “唔，不要说了，不要说了，我的好朋友，”母亲打岔地说；“要不然，那匹黑色的小马又要出现了。”

    “啊，纳塔利娅·尼古拉耶夫娜，不要跟我说到它！”哈尔洛夫呻吟地说。“那是我的死期到了。再见吧。我的少爷，后天我可要等待您大驾光临啊。”

    马丁·彼得罗维奇走出去了；母亲望着他出去，意味深长地摇了摇头。

    “这不会有好结果，”她小声说，“不会有好结果。”她转过身来对我说：“你注意到没有？他说话的时候，总是眯起眼睛，好像在避开太阳光一样；你要知道，这是凶兆。这种人每逢心里不愉快的时候，灾难就会趁机来威胁他。后天你跟维肯季·奥西波维奇和苏威尼尔一块儿去吧。”

    十一

    到了约定的那一天，我们那辆六匹深褐色马拉的、四个座位的家用大马车平稳地驶到我们宅子的台阶前，车夫台上坐着那个当过“御车夫”的领班，灰白胡子的胖子阿列克谢伊奇。哈尔洛夫着手办的事情的重要性，和他邀请我们的庄重态度影响了我的母亲。她亲自吩咐套上这辆特别的轻便马车，还叫我和苏威尼尔穿上节日的衣服：很明显，她要尊敬她的protégé[13]。至于克维钦斯基，他一向总是穿燕尾服，打白领带的。一路上苏威尼尔像喜鹊似地说个不停，哧哧笑着，谈论他的姐夫会给他什么，接着又骂他姐夫是傻瓜，是妖怪。克维钦斯基是一个阴沉的、容易激怒的人，他终于忍耐不住了。“您尽瞎扯这种没有意思的废话，”他带了很重的波兰口音说起来，“何苦呢？难道您不说这些‘对什么人都毫无益处’〔这是他的口头禅〕的废话，就不能安安静静地坐着吗？”“好，麻上（马上）不说，”苏威尼尔不高兴地、含糊不清地说，便把他的斜眼移向小窗了。不到一刻钟，在新马具的细皮带下面稳步跑着的马刚冒出热气的时候，哈尔洛夫的田庄已经看得见了。我们的马车穿过大开的门，驶进了院子。骑在前排左马身上的小马夫（他的腿垂下来还不到马身体的一半）发出一声孩子气的尖叫声，最后一次在柔软的马鞍上跳起来，同时老阿列克谢伊奇的双臂便张开，微微地举起，一声轻轻的吆喝声，我们的马车便停住了。不见一只狗带着狂吠出来迎接我们，那些敞开长衬衣、微微露出大肚皮的家仆的男孩们也不知道躲到哪儿去了。哈尔洛夫的女婿在大门口等着我们。我记得，最引起我注意的，就是仿佛像在“三一节”[14]似的，插在台阶两边的小白桦枝子。“锦上添花，”苏威尼尔哼着鼻音说，他最先跳下了马车。果然，一切都现出庄严的意味来。哈尔洛夫的女婿系上一条结着缎子蝴蝶结的长毛绒领带，穿一件非常窄小的黑色燕尾服，他背后出现了马克西姆卡，他的洒上克瓦斯[15]的头发湿得直在淌水。我们走进客厅，便看见马丁·彼得罗维奇一动也不动地屹立——真是屹立——在屋子当中。我不知道苏威尼尔和克维钦斯基看见他巨大的身体有什么样的感觉，我却有一种类似肃然起敬的感情。马丁·彼得罗维奇穿一件黑色高领的、灰色哥萨克宽大上衣，这也许是一八一二年他在民团服务时的制服吧，胸前佩着青铜勋章，身边挂了一把马刀，左手按着刀柄，右手撑在铺红毡的桌子上。这张桌子上放了两张写满字的纸。哈尔洛夫动也不动，连气都不透一口；他的态度显得多么尊严，他对他自己，对他那种无限的、而且无可置疑的权力又是多么相信啊！他只是点点头来欢迎我们，一边声音嘶哑地说：“请坐！”——用左手的食指指着一排椅子。客厅里右面墙边，站着哈尔洛夫的两个穿礼拜天服装的女儿：安娜穿了一件丁香色带绿色的里面一样的衣服[16]，束了一根黄色绸带；叶芙兰皮亚穿一件镶深红色边的粉红色衣服。日特科夫站在她们旁边，他穿了一身新制服，他的眼睛里流露出平时那种迟钝而又贪婪的期待神情，他那多毛的脸上冒出了比平常更多的汗珠。客厅里左面墙边坐的是神父，这个老人长着一头褐色硬发，身上穿了一件鼻烟色的旧法衣。这种头发，无精打采的、没有光泽的眼睛，生茧的大手（这双手似乎是他自己的重负，像一堆石头似地压在膝盖上），和法衣下露出来的一双擦过油的皮靴——这一切好像在诉说他那没有欢乐的、辛苦的生活：他的教区是很穷的。坐在他旁边是县警察局局长，一个肥胖而带苍白色、邋遢的绅士，有着肥软而短小的手和脚，黑眼睛，修剪得整齐的黑色唇须，脸上经常带着虽然快乐、却毫无意义的微笑：照当时的说法，他是出名的大受贿者，甚至是个暴君；但是不单是地主，就是农民也跟他很熟，而且都喜欢他。他非常随便，而且略带嘲讽地朝四周望望：看得出来，他觉得这整个“手续”都很可笑。他感到兴趣的，事实上只有就要端上来的冷菜和伏特加。可是坐在他旁边的那个书记官（这是一个干瘦的人，有一张长脸，从耳边到鼻端的中间留了一片窄窄的亚历山大一世时代流行的连鬓须），却全神贯注地参加马丁·彼得罗维奇主持的仪式，他那双严肃的大眼睛牢牢地盯住马丁·彼得罗维奇；由于聚精会神和同情的缘故，他一直在动、在扭他的嘴唇，却并不把嘴张开。苏威尼尔先告诉我，他是本省共济会[17]的领袖，然后便挨着他坐下，低声跟他谈起话来。人人都知道，县法庭临时分庭是由县警察局局长、书记官、警长三个人组成的，可是警长也许并没有出席，不然他就躲在我看不到的地方；然而，在我们县里他有一个“不存在的人”的绰号，好像总是“无法查明此人”似的。我坐在苏威尼尔的旁边，克维钦斯基坐在我的旁边。在这个讲究实际的波兰人的脸上明显地流露出对这次“对什么人都毫无益处”之行，和徒然浪费时间的懊恼来……他仿佛在小声地自言自语：“贵族太太！俄罗斯贵族的幻想！这些俄罗斯人实在叫我受不了！”

    十二

    我们大家坐下之后，马丁·彼得罗维奇抬起肩膀，清了清喉咙，用他那对小小的、熊眼似的眼睛把我们全体一一地打量过，重重地叹口气，就开始说话了：

    “亲爱的先生们！由于下面的事情，我邀请你们到这儿来。先生们，我老了，疾病开始来折磨我……我已经得到一个警告，死期就像小偷那样正在偷偷地走近……是不是这样，神父？”他朝神父回过头去。

    神父吃了一惊。

    “是这样，是这样，”他含糊不清地说，他的胡子抖了起来。

    “所以，”马丁·彼得罗维奇突然提高了声音，说下去，“我不希望死会突然把我带走，我决心要……”马丁·彼得罗维奇一个字、一个字地把两天前对我母亲说过的话重说了一遍。“按照我的决定，”他的声音越来越响了，“我拟了这张文约（他的手拍拍搁在桌子上的文件），邀请地方当局出席作证，在这张文约上，我的意思在于下列几点。我让位了，我当家的时间将跟我一块儿过去了！”

    马丁·彼得罗维奇把他那副铁边圆眼镜架在鼻梁上，从桌子上拿起一张写了字的纸，读起来：

    “退伍军官，炮兵上士和世袭贵族马丁·哈尔洛夫，在他头脑十分清楚时，根据他本人健全的判断，亲自写下分产的文约，在本文约内明确地规定哪项利益归两个女儿，安娜和叶芙兰皮亚——鞠躬！（她们鞠躬了）——承受，以及如何将奴仆，其它产业，家畜等交给上述两个女儿均分！特此立约为凭。”

    “这是他们的字据，”县警察局局长带着他那种永远不变的微笑对克维钦斯基小声说，“他们把它写得辞藻美丽，读起来好听，可是法律上的文约要照格式写，并没有这一切的辞藻。”

    苏威尼尔偷偷地笑了……

    “照我的意思办吧，”哈尔洛夫插嘴说，他听见了县警察局局长的批评。

    “一切都照您的意思！”县警察局局长连忙高兴地回答道。“马丁·彼得罗维奇，您知道，只有格式是免不了的。多余的细节可以省略。因为法庭不可能管有斑纹的乳牛和土耳其鸭子的事情。”

    “你到这儿来！”哈尔洛夫对他的女婿大喝一声，他的女婿还是跟着我们进屋里来的，却始终带着谄媚的神情站在门口。他马上跑到他的岳父跟前。

    “你拿去，念！因为我念起来吃力。只是要当心，不要含糊啊！要使所有在场的先生们都能够听明白。”

    斯廖特金双手接住了那张纸，开始胆小地，然而发音清晰，还带着一种津津有味、而且有感情的调子念起这张分产文约来。文约上非常明确地指出，属于安娜的是什么，属于叶芙兰皮亚的又是什么，以及应该如何分配。哈尔洛夫时时插嘴进来，打断了他的朗读：“听着，安娜，这是给你的，为了你的勤劳！”或者说，“叶芙兰皮优什卡，这是我赏给你的！”于是姊妹两人都向他鞠躬，安娜深深地鞠躬，叶芙兰皮亚只是点点头。哈尔洛夫带着阴沉的威严望着她们。“庄园”（指新的小宅）他送给叶芙兰皮亚了——“按照向来的习惯，属于幼女。”朗读者读到这些对他不愉快的字眼，他的声音响亮，而且发抖了；而日特科夫却在舐嘴唇。叶芙兰皮亚瞟了他一眼；要是我处在日特科夫的地位，这种眼光会使我不高兴的。叶芙兰皮亚像所有俄罗斯真正的美人那样，脸上常有一种瞧不起人的表情，这次并且带了特殊的意味。马丁·彼得罗维奇保留了他本人继续居住在他现在所住的房间的权利，而且在“口粮”名义下，给自己留了一份用“粮食实物”计算的充足赡养费，——和十个卢布一月的鞋袜、衣着费。哈尔洛夫要亲自来念分产文约的最后的一节。文约上这样写着：“所以遵照我做家长的意思，对我的女儿们来说，乃是神圣的，不可违背的，犹如我的训诫一样。因为我，仅次于上帝，是她们的父亲，家长，故我没有对哪一个人解释的义务，也不必解释。她们要遵照我的意思，而我，父亲的祝福将跟随她们；她们要不遵照我的意思（上帝不许这种事），则她们将永生遭受我做父亲的永不变更的诅咒，阿门！”哈尔洛夫把纸高高地举在头上，安娜马上敏捷地跪下去，叩头了；她的丈夫也跟着她弯身跪下。“那么，你怎么样？”哈尔洛夫对叶芙兰皮亚说。她满脸涨得通红，也跪在地上叩头了；日特科夫全身朝前弯下去。

    “签字！”哈尔洛夫大声嚷起来，他的手指指着纸的下端。“这儿，安娜，‘我感谢并接受！’叶芙兰皮亚，‘我感谢并接受！’”

    两个女儿站起来，一个接一个地签了字。斯廖特金也站起来，要伸手去拿钢笔，可是哈尔洛夫把中指插进他的领带中间，把他推开，吓得他透不过气来。沉默了片刻。突然，马丁·彼得罗维奇仿佛呜咽了，喃喃地小声说：“唔，现在一切都是你们的了！”他走到一边去了。两个女儿和一个女婿互相看了看，便走到他跟前，吻他臂肘的上端[18]。他们够不到他的肩膀。

    十三

    县警察局局长读着真正的正式文约，马丁·彼得罗维奇起草的赠与证书。然后他跟书记官一块儿走到台阶上，对聚在门口的邻居，见证人，哈尔洛夫家的农民们，和几个家仆说明事情的经过。然后举行两个新地主接管产业的仪式。她们也在台阶上出现了，县警察局局长用手指着她们，他的一根眉毛微微皱着，他的无忧无虑的面孔一下子露出威严的神情，他告诫农民“服从”。其实他大可以免去这番告诫，我以为天底下决找不到比哈尔洛夫家农民的面貌更温顺的了。他们都穿着平常遇到隆重典礼时才穿的衣服：旧的厚绒布外衣和破烂的长襟皮袄，不过腰带都束得很紧，像石像似的，动也不动地站着，只要县警察局局长发出类似惊叹词的叫声：“鬼东西，你们听见了没有！魔鬼，你们明白了没有！”他们好像奉到命令一样，一下子全体鞠躬。这些“鬼东西和魔鬼”中的每个人，都用双手紧紧抓住帽子，眼睛一直盯住那扇窗户，在那里看得见马丁·彼得罗维奇的身形。就连那些见证人也都有点胆怯。

    “你们知道，”县警察局局长向他们嚷道，“马丁·彼得罗维奇的女儿和法定承继人承受产业有什么障碍吗？”

    全体见证人一下子好像都把身子蜷缩起来了。

    “鬼东西，知道吗？”县警察局局长又嚷道。

    “没有，大人，我们不知道，”一个胡子和唇须都修得短短的、麻脸的小老头子勇敢地答道，他是一个退伍的士兵。

    “好呀，叶列美伊奇真有种啊！”见证人这样地讲他，一面朝四方散去。

    哈尔洛夫不管县警察局局长的请求，不肯跟他的女儿们一起走到台阶上来。“我不出来，我的百姓们也会服从我的意旨的！”他回答说。在办完分产手续以后，他感到了一种类似悲哀的感觉。他的脸色又变得苍白了。这种新的、以前不曾有过的悲哀的表情跟马丁·彼得罗维奇宽阔而肥胖的面貌是多么不相称，我简直不知道应该怎么想才好。不会是忧郁病发作了吧？农民们也显然感到莫名其妙了。而事实上：“老爷活得好好的——他站在那儿，还是那么神气的老爷：马丁·彼得罗维奇！可是突然间，他不再是他们的主人了……真是怪事！”不知道哈尔洛夫是不是已经猜到他的“百姓们”脑子里的念头，还是想最后一次显显他的威风，他一下子打开小气窗，露出头来，就用响雷似的声音大吼：“服从！”然后，砰的一声，关上了小气窗。农民们的迷惑当然不会因此消除或者减轻。他们显得更僵硬，而且好像连人也不看了。家仆们（他们中间有两个是健壮的女仆，穿印花布短衣，长着这样的小腿，好像只能够在米开朗基罗的著名的壁画《最后的审判》[19]中才看得到，还有一个非常衰弱、半盲的老头子，老得须发雪白，穿一身表面有绒毛的、非常粗硬的呢外套，——据说，他还是波将金[20]时代的号手，——和哈尔洛夫留给自己使唤的小听差马克西姆卡），——这一群人显得比农民们活跃得多了，至少他们还站在原地摇摆着身子。那两位新的女地主本身态度也非常尊严，尤其是安娜。她的薄嘴唇紧紧地闭着，她的眼睛老是朝下望……她的严厉的面貌对家仆们并不是什么好兆头。叶芙兰皮亚也不抬起眼睛，她只是回过头来一次，仿佛还带着惊讶的神情，把她的未婚夫日特科夫从头到脚地看了一眼，他认为自己也应该跟着斯廖特金站到台阶上来的。“你有什么权利站在这儿呢？”这对鼓起的美丽的眼睛仿佛这样说。斯廖特金这个人比什么人变化都大。他好像给贪欲浸透了一样，全身都露出一种忙忙慌慌的得意来；虽然他的头和脚还是像先前那样卑躬屈节地动着，可是他多么快活地伸开他的手臂，又多么起劲地扭动他的肩胛骨啊！他好像在说：“终于，弄到手了！”接受产业的“手续”完毕以后，县警察局局长因为快要吃冷盘，喝伏特加，已经在咽口水了，便做出平常干第一杯酒之前那种特殊样子——搓他的手，可是马丁·彼得罗维奇仿佛要先举行一次洒圣水的祷告。神父披上破破烂烂的旧法衣，一个半死不活的执事从厨房里出来，费力地吹燃一个古老的、教堂用的铜香炉里的神香。祷告开始了。哈尔洛夫不断地叹息；由于他身体肥胖，不能在地上跪倒，可是他一面用右手画十字，一面埋下头，用左手指着地上。斯廖特金红光满面，甚至淌下眼泪来了；日特科夫按照军队礼节，尊严地用手指头拨弄他的制服上第三、第四颗钮扣；克维钦斯基因为是罗马天主教徒，就待在隔壁房间里；书记官却那么虔诚地祷告，又那么同情地跟着马丁·彼得罗维奇叹息，而且那么激动地嚼着嘴唇在喃喃地念着什么，同时又抬起眼睛望着高处。我看见他这个样子，我也感动了，也热诚地祷告起来。祷告完毕，就开始洒圣水，所有在场的人，连半盲的波将金时代的“号手”，连克维钦斯基都用圣水弄湿了眼睛，安娜和叶芙兰皮亚遵照马丁·彼得罗维奇的吩咐，再一次跪在地上向他感谢；最后，早餐的时刻终于到了！食物很丰富，而且都是非常好吃的；我们大家都吃得非常多。一瓶不可少的顿河的酒拿上来了。县警察局局长比我们大家更熟悉交际的习惯，而且他是政府的代表，所以他先举杯为“美丽的女主人们”的健康干杯！然后他向我们提议为最高贵、最慷慨的马丁·彼得罗维奇的健康饮酒！他说到“最慷慨”这个字眼的时候，斯廖特金发出一声尖锐的叫声，跑过去吻他的恩人……“好，够了，够了，用不着了，”哈尔洛夫仿佛带了一点懊恼的神情含糊地说，一面用臂肘推开了他……就在这个时候，一般人所谓的一件并不太愉快的意外事情发生了。

    十四

    事情是这样的：苏威尼尔在早餐开始以后，就一直不停地喝酒，他突然站了起来，整个脸红得像甜菜头一样，用手指着马丁·彼得罗维奇，发出了一阵零零落落的、恶劣的笑声。

    “慷慨！慷慨！”他叽叽呱呱地说。“等到他，这个上帝的奴仆给人剥得精光……推到雪地里去，到那时候，我们倒要看看，慷慨是不是还配他的胃口！”

    “傻瓜，你胡说些什么？”哈尔洛夫轻蔑地说。

    “傻瓜！傻瓜！”苏威尼尔跟着他念了一遍。“只有至高无上的上帝明白，我们两个人中间哪一个是真正的傻瓜。可是您看，老兄，您弄死了我的姐姐，你的老婆——现在却来弄掉您自己了……哈！哈！哈！”

    “您怎么敢来侮辱我们尊敬的恩人？”斯廖特金放下原来抱住马丁·彼得罗维奇肩膀的手，冲到苏威尼尔跟前，尖声嚷起来。“不过您要知道，只要我们的恩人愿意的话，我们马上就可以把这张文约当场作废！”

    “反正您会把他剥得精光——推到雪地里去的……”苏威尼尔躲在克维钦斯基的背后，答道。

    “闭嘴！”哈尔洛夫大声吼道。“我一巴掌就可以打得你只剩下一摊血水。”他掉转身对斯廖特金说：“狗崽子，你也给我闭嘴！不用你插嘴，这儿可没有你说话的份！要是我，马丁·彼得罗维奇决心立下分产文约，谁能够把它作废？谁敢违反我的意志？世界上并没有这样的权力……”

    “马丁·彼得罗维奇！”书记官突然用响亮的男低音说道；他也喝了很多酒，可是酒意只给他增加了威严。“唔，万一这位地主先生说的是真话又怎样呢？您做了一桩高贵的事情，万一——但愿没有这种事——真的……将来发生的并不是应该有的感恩举动，而是这种忘恩的行为又怎样呢？”

    我偷偷地望了望马丁·彼得罗维奇的两个女儿。安娜的眼睛只是盯住说话的人，不用说，我从没有见过比这更恶毒、更阴险，然而甚至在这种恶毒的表情中显得更美丽的面孔！叶芙兰皮亚掉过身去，抄着双手；一种轻蔑的微笑使她那丰满、红艳的嘴唇比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弯曲了。

    哈尔洛夫离开椅子站起来，张开嘴，可是，看得出，舌头不听他使唤了……他突然用拳头在桌子上重重地捶了一下，使得屋子里所有的东西都跳起来，发出了响声。

    “亲爱的爸爸，”安娜连忙说，“他们不了解我们，所以他们对我们会有这样的看法；可是请您不要气坏您自己。您犯不着生这样大的气；真的，您的脸都气得变了样了。”

    哈尔洛夫望了望叶芙兰皮亚；她动也不动一下，虽然坐在她身边的日特科夫就近推了她一下。

    “谢谢你，安娜，我的女儿，”哈尔洛夫闷声地说；“你是我的懂事的女儿，我指望着你，也指望着你的丈夫。”斯廖特金又发出尖锐的声音；日特科夫挺起胸膛，微微顿了顿脚；可是哈尔洛夫并没有看到他的这种努力。“这个无赖，”他用下巴指着苏威尼尔，继续说，“他很喜欢挖苦我；”他转过身去对书记官说：“可是您，我亲爱的先生，您用不着管马丁·彼得罗维奇的事情，您还不了解呢。您虽然是一位官员，可是您的话很荒谬！而且事情已经办好，我的决心是无法变更的了……好吧，祝你们幸福！我要走了。我不再是这儿的主人，我是客人。安娜，你尽责招待客人吧，我可要回我自己的书房去了。够啦！”

    马丁·彼得罗维奇掉转身，背朝着我们，不再多说一句话，慢慢地踱出屋子去了。

    主人突然退席，我们这伙人不能不感到扫兴，尤其是两个女主人接着也不见了。斯廖特金想挽留我们也没有用。县警察局局长当然不会忘记责备书记官这种不合时宜的直率。

    “没有办法！”书记官回答道。“良心逼着我说话。”

    “这儿就看出他是个共济会会员，”苏威尼尔悄悄地对我说。

    “良心！”县警察局局长反驳道。“我们很了解您的良心！我看它放在您的口袋里就跟放在我们这些罪孽深重的人的口袋里一样不起作用！”

    这个时候，神父已经站起来了，可是看到宴会马上就要结束，他还在不住嘴地大口吃东西。

    “我看，您的胃口倒不错，”斯廖特金尖刻地对他说。

    “储备啊，”神父带着一种温顺的、不自然的态度答道，从这句答话里可以听出来他很久没有吃饱过了。

    轻便马车的声音响了起来……我们分别坐车走了。

    在回家的途中，没有人阻止苏威尼尔的装腔作势同喋喋不休，因为克维钦斯基早说过：这一切“对什么人都毫无益处”的胡闹叫他腻透了，他在我们动身之前，就走路回家去了。日特科夫搭我们的马车，坐在他的位子上；这个退伍少校脸上现出十分不满意的表情，他像蟑螂一样不断地拉他的唇须。

    “喂，您阁下，”苏威尼尔声音不清楚地说，“从属关系[21]毁了，知道吗？等着看吧，看将来的发展吧！他们会狠狠地收拾您的！啊，您这位新郎，新郎，可怜的新郎啊！”

    苏威尼尔醉得厉害，可怜的日特科夫只是摸着他的唇须。

    我回到家里，就把看到的事情原原本本地对我母亲讲了。她静静地听我讲完，把头摇了好几次。

    “不会有好结果，”她说，“我不喜欢所有这些新办法！”

    十五

    第二天，马丁·彼得罗维奇来吃午饭。我母亲祝贺他顺利了却了他的心愿。

    “你现在是一个自由自在的人了，”她说，“那么你应该感到轻松些了。”

    “当然轻松些了，太太，轻松些了，”马丁·彼得罗维奇回答说，但是，从他脸上的表情一点儿也看不出他真正感到轻松。“现在我倒可以来替我的灵魂打算了，我也该为我的末日来临做准备了。”

    “可是怎样呢？”我母亲问道，“你的手臂上还有那种蚂蚁爬的感觉吗？”

    哈尔洛夫把他的左手手掌捏紧又放松了两次。

    “还感觉到，太太；而且我还要告诉您：我刚要睡着的时候，就有人在我的头脑里大叫：‘当心啊！当心啊！’”

    “这……是神经，”我母亲说，她便谈起昨天签订分产文约的时候所发生的某些情况来了。

    “唔，是的，是的，”哈尔洛夫打断了她的话说。“发生了一件……不重要的事。只是现在我有话告诉您，”他拖长声音补充地说。“昨天苏威尼尔的废话并没有使我不安——就是书记官先生，其实他是个慎重的人，——就是他的话也不会使我不安；使我不安的倒是……”说到这里哈尔洛夫支吾起来。

    “谁呀？”母亲问。

    哈尔洛夫抬起眼睛，望着我母亲：

    “叶芙兰皮亚！”

    “叶芙兰皮亚？你的女儿？这是怎么一回事？”

    “老天爷怜悯我，太太——她就像石头一样，简直是一尊塑像！她真没有感觉吗？她的姐姐，安娜，——哦，一切应当做的事安娜全做了。她真机灵！可是叶芙兰皮亚——要知道我对她——我坦白地承认！我是特别偏爱她的！她真的一点不怜惜我吗？既然我把一切都送给她们，那就是我身体不好，那就是我感觉到我不久于人世了；可她真像一块石头啊！她至少得哼一声嘛！鞠躬——她是在鞠躬，可是看不出一点感谢的样子！”

    “那么，随她去吧，”母亲说，“我们把她嫁给加夫里洛·费杜雷奇……在他手里，她会变得柔顺的。”

    马丁·彼得罗维奇又抬起眼光望母亲。

    “怎么，就是这个加夫里洛·费杜雷奇吗？请问，太太，您也指望他吗？”

    “我指望他。”

    “好吧，太太。嗯，您比我了解得多。至于叶芙兰皮亚，让我告诉您——我有什么，她也有什么：我们的性情完全一样。我们都有哥萨克的血，我们的心就像燃烧的炭一样！”

    “我的朋友，难道你真有一颗这样的心吗？”

    哈尔洛夫不回答这句问话。他沉默了一会儿。

    “你究竟要怎么样，马丁·彼得罗维奇，”母亲又说，“你现在打算怎样来拯救你的灵魂？你去瞻仰米特罗法尼[22]去，还是到基辅去呢？也许，还是到奥普季纳沙漠去吧，因为它就在这附近！我听见人说，那儿出现了一位这样的圣僧……他叫马卡里神父，再也找不到一个像他这样的人了！不管什么样的罪过，他都看得很清楚。”

    “如果她真是一个忘恩负义的女儿，”哈尔洛夫声音沙哑地说，“那么我还不如亲手把她杀死！”

    “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上帝跟你同在！你清醒清醒吧！”母亲大声说。“你说的是什么话呀！我看麻烦就在这里了！前几天你来找我商量的时候，你就应当听我的话！而现在，你不替你的灵魂打算，却来折磨你自己！你折磨你自己——可是犯不着后悔啊！是啊！现在你在诉苦，你害怕了……”

    这种责备仿佛刺痛了哈尔洛夫的心。他以前全部的骄傲又像潮水似地在他的心里涌起来了。他打起精神，他的下巴又朝前翘出来了。

    “纳塔利娅·尼古拉耶夫娜太太，我不是这种好诉苦的或是胆小的人，”他闷闷不乐地说。“我只是想对您，对我的恩人，我所尊敬的人说出我的感觉罢了。可是老天爷知道（他说到这里，把手举到头上去了），如果我违背诺言，或者……（他说到这句话甚至都噗哧笑了）或者感到害怕，或者后悔我做过的事，那比地球毁灭还难得多呢！这就是所谓原因了！我的女儿永生永世都要服从我的，阿门！”

    母亲掩住了耳朵。

    “亲爱的朋友，你为什么要像大喇叭似地大声嚷呢！要是在这件事上，你对你的家属真是这样信任的话，那真该谢天谢地了！你把我的头都震破了！”

    马丁·彼得罗维奇道了歉，叹了两口气，又不做声了。母亲又提起基辅，奥普季纳沙漠，和马卡里神父来……哈尔洛夫随声附和道：“这是必需的……必需的……应该的……替灵魂打算……”就只是这一类的话。一直到他离开的时候，他还是提不起兴致；他时时把他的手掌捏紧又放松，望着手掌心说，他感觉到最可怕的事情就是没有忏悔突然中风死去，因此他下了决心：不再生气了，因为心境变坏，会犯脑充血的……而且，他现在已经不管事了，为什么还要生气呢？现在让别人来操劳，来呕心血吧！

    他向母亲告辞的时候，带一种奇怪的神气，忧郁而疑问地望着她……他突然动作迅速地从衣袋里抽出了一本《勤劳者娱闲录》，塞到母亲的手里。

    “这是什么？”她问。

    “读吧……这儿，”他连忙说，“书角打折的地方，讲到了死。我以为它说得太好了，可是我怎么也不明白。恩人，您能不能给我解释清楚呢？我下次来的时候，您可要给我解释啊。”

    马丁·彼得罗维奇说完这句话，就离开了。

    “这个人有毛病了！嗳，有毛病了！”等他走出门望不见了的时候，母亲这样说，她读起《勤劳者》来。

    在哈尔洛夫打折的那一页上有下面这些话：

    “死是自然界的伟大而重要的工作。死也不过是这么一回事：精神因为比那些支配着它的原素，甚至比电的力量更灵巧，更细致，而且更深透得多，所以它会靠化学作用来净化自己，而且努力要达到一种跟它一样的精神世界……”等等。

    母亲把这一节念了两遍，叫了一声：“呸！”就把书本扔到一边去了。

    两三天以后，母亲得到她姐夫病故的消息，带着我动身到她姐姐的乡下去了。母亲原先打算在她那里住一个月，可是一直住到秋末，我们九月底才回到自己的村子里。

    十六

    我的听差普罗科菲（他自以为是地主家的猎人[23]）出来迎接我，他报告的第一个消息就是：有很多的山鹬飞来了，特别是在叶西科沃（那是哈尔洛夫的产业）的白桦林里，它们更是大群、大群地飞着。这时离午餐的时间还有三个钟头光景，我马上拿起枪和猎袋，带着普罗科菲和一条有波形长毛的猎狗一块儿奔到叶西科沃林子去了。在那里，我们的确发现了许多山鹬——而且放了三十多枪，打死了五只山鹬。我带着猎物赶回家去的时候，我看见路旁有一个正在耕田的农民。他的马站住不动了，他一边带怨声凶狠地骂着，一边用缰绳毫不留情地抽它那个偏在一边的脑袋。我仔细地看看这匹可怜的瘦马，它的肋骨差不多全露出来了，而且它那热汗淋淋的腹部两边就像铁匠铺的风箱那样痉挛地、不规则的起伏着，——我马上认出它来，就是给马丁·彼得罗维奇拉过多少年车子的那匹肩上带伤的、又瘦又老的母马。

    “哈尔洛夫老爷还活着吗？”我问普罗科菲道。我们两个人那样“全神贯注地”热心打猎，一直到这个时候，我们还没有说过一句别的话。

    “活着，少爷。可是，少爷，您为什么问这句话？”

    “这不是他的马吗？难道他把它卖掉了？”

    “少爷，这正是他的马；说到卖，他才不会卖掉它呢；是他们从他手里弄走它的——而且把它给了这个农民。”

    “他们怎么弄走它的？他会同意吗？”

    “少爷，他们不会征求他同意的。您不在家的时候，那儿的一切事情全改变了，”普罗科菲脸上露出微微的冷笑说，作为对我的惊讶的眼光的回答。“灾难啊！我的老天爷！现在他们那儿是斯廖特金老爷在管理一切了。”

    “那么马丁·彼得罗维奇呢？”

    “马丁·彼得罗维奇可以说已经成了一个最下等的人了。他只是啃干面包过日子了——还有什么别的呢？他们把他完全毁了。说不定哪天他们会把他赶出来的。”

    这样一个巨人会给人赶出来，这个念头我怎么也想不到。

    “那么日特科夫为什么不照顾他呢？”我后来问道。“他跟哈尔洛夫的第二个女儿结了婚吗？”

    “结了婚？”普罗科菲跟着我说了一遍，这一次他很明显地冷笑了。“人家根本就不让他走进那所宅子。他们说，我们不需要你；他们说，往后不要来碰钉子吧。我说过：斯廖特金在主持一切事务了。”

    “那么未婚妻又怎样呢？”

    “您是说叶芙兰皮亚·马丁诺夫娜吗？唉，少爷，我怎么能对您讲呢……可是您太年轻了——就是这么一回事。这些事情还在那儿照样进行，咦……咦……咦！喂！季安卡[24]好像站住了！”

    我的猎狗趴在路旁一个幽谷的尽头，在一片茂密的橡树林前面，真的好像生了根一样地站住不动了。我和普罗科菲奔到狗跟前去：从林子里飞出了一只山鹬。我们两个人对它开枪，没有打中；山鹬飞到别处去了；我们跟着它追过去。

    我回家的时候，汤已经放在餐桌上了。母亲责备我。“这是怎么一回事？”她带着不满意的神情说。“回家第一天，——你就要叫我等候你吃饭啦！”我把死山鹬提起来给她看：她连看都不看它们一眼。餐厅里除了她，还有苏威尼尔、克维钦斯基和日特科夫。这位退伍的少校躲在角落里——简直像一个犯了过失的小学生，脸上现出惶惑和懊恼的表情，眼睛通红……你甚至会这么想：他不久以前还哭过呢。母亲的心情一直不好；我毫不费力地猜出来，我回家迟跟这件事毫无关系。吃午饭的时候，她差不多没有说过一句话；少校偶尔抬起头来，用他那可怜的眼光看看她，然而，他的胃口倒不错；苏威尼尔战战兢兢；克维钦斯基保持他平日那种沉着的态度。

    “维肯季·奥西培奇，”母亲转身对他说，“明天请您派一辆马车去接马丁·彼得罗维奇，因为我得到消息，他已经没有自己的马车了；还叫人告诉他，他一定要来，我很想看见他。”

    克维钦斯基想说什么反驳的话，可是他忍住了。

    “还让斯廖特金知道，”母亲继续说，“我命令他到我这儿来……您听到没有？我……命……令！”

    “原本是这样，正是……这种坏蛋该……”日特科夫悄悄地说，可是母亲那样轻蔑地瞅了他一眼，他马上掉过头去，不作一声了。

    “您听到没有？我命令！”母亲又说了一遍。

    “听到了，太太！”克维钦斯基恭顺而带尊严地回答。

    “马丁·彼得罗维奇不会来的！”午饭后，苏威尼尔跟我一块儿从餐厅里出来的时候，小声对我说。“您看吧，他变成什么样子了！简直想象不到！我以为——不管别人对他讲什么——他一句话也不会懂了。是的！毒蛇给叉子压住了！”

    苏威尼尔那种发颤的笑声又响起来了。

    十七

    苏威尼尔的预言果然是正确的。马丁·彼得罗维奇不肯来看我的母亲。她对这件事很不高兴，派人送信给他；他叫来人带回一张四开纸的字条，上面用大字写着这些话：“的确我不能来。我会羞死的。让我自食其果吧。谢谢您。请不要苦恼！哈尔洛夫·马丁柯。”斯廖特金来了，不过，并不是在母亲“命令”他来的那一天来的，而是过了整整一昼夜之后。母亲吩咐人把他带到她的书房里去……天晓得，他们谈了些什么，可是谈话的时间并不长：不会超过一刻钟。斯廖特金从母亲的书房走出来的时候，他那涨得通红的脸上现出那么狠毒、凶恶、又无礼的表情，我在客厅里看到他，也给他吓呆了，连那时在客厅里荡来荡去的苏威尼尔也突然打住了笑声。母亲也是满脸通红地从屋里走出来。她大声说，从今以后，无论怎么也不让斯廖特金先生进门；要是马丁·彼得罗维奇的两个女儿胆敢前来的话，——她说，她们会无耻到这样的程度——她也不让她们进门。在吃午饭的时候，她突然叫了起来：“多么可恶的小犹太！是我拉着他的耳朵，把他从污泥里救出来的；是我提拔了他；他的一切，一切都是我给他的，——他居然敢对我说，我不该干涉他们的事情！马丁·彼得罗维奇多么糊涂！怎么能够纵容他呢！纵容！怎么成？啊哈！他是一个忘恩负义的臭小子呀！卑鄙的小犹太呀！”日特科夫少校也在餐桌上吃饭，他以为现在上帝吩咐他利用这个好机会，便插嘴进来……可是母亲马上用申斥阻止了他。“得啦，你倒是一个好人，我的先生！”母亲说。“你对付不了一个小姑娘，还算是一个军官！你还指挥过一连士兵呢！我想象得出那一连士兵是怎样服从你的！还希望当总管呢！你会是一个多么出色的总管啊！”

    坐在餐桌那一头的克维钦斯基，带着幸灾乐祸的神情，独自微笑，然而可怜的日特科夫只是摸着胡髭，竖起眉毛，把他那张长满胡须的脸藏到餐巾下面去了。

    午饭后，他照着平常习惯，到台阶上去抽烟斗，——我觉得他是那么可怜，又那么凄凉，我平时虽然不喜欢他，可是我马上就走到他跟前去了。

    “这怎么一回事，加夫里洛·费杜雷奇，您跟叶芙兰皮亚·马丁诺夫娜的婚事吹了？”我直截了当地说，“我还以为你们早已结婚了呢。”

    退伍少校无精打采地看了我一眼。

    “阴险的毒蛇，”他痛苦地用力把每个字的每个字母吐了出来，“用他的毒舌刺伤了我，我一生的希望完全化成灰了！德米特里·谢苗诺维奇，我真愿意把他所有恶毒的行为全告诉您，可是我又怕惹您母亲生气！（“您太年轻了，”普罗科菲脸上的表情在我的脑子里一闪。）已经闹到这样……”

    日特科夫呻吟起来。

    “忍耐……忍耐……现在还留下什么呢！（他捏紧拳头打自己的胸口。）忍耐吧，老兵，忍耐吧！我忠诚老实地……无可指责地……为沙皇服务过！是的！不惜流血淌汗，可是现在我弄到了什么样的地步！要是这是在军队里，事情就全凭我做主了，”他带痉挛性地抽着樱桃木的长烟斗，沉默了一会儿，他又接着说下去，“我要把他……我要用我的马刀背打他三次……就是说，叫他痛得打滚……”

    日特科夫从嘴里拿下烟斗，他的眼睛凝视着空间，好像他正在欣赏他所想象出来的那幅图画一样。

    苏威尼尔跑过来，又在挖苦少校了。我离开他们走到一边去，我打定主意，无论如何要亲眼去看看马丁·彼得罗维奇……我孩子气的好奇心给强烈地唤起来了。

    十八

    第二天，我又拿着枪，带着猎狗，到叶西科沃林子去了。这一次我没有叫普罗科菲一块儿去。这一天天气非常好：我以为除了在俄罗斯外，哪儿也找不到这样美好的九月的日子。四周是那么宁静：你能够听见一百步以外松鼠在枯叶上跳来跳去，断枝掉下来，先微微钩住另外的枝子，后来落到了柔草上面——永远掉在那儿：静静地等着腐烂。不冷不热的、只是发出香味的、仿佛还略带酸味的空气令人舒适地向你的眼睛和脸扑来；一个像丝一样细的、中间还有一个小白球的、长长的蜘蛛网平稳地在空中浮动，刚刚挨到我的枪身，便一直往上伸到空中去了——这是温暖气候的真正征象。太阳照耀着，可是阳光却像月光那样地柔和。山鹬倒常常出现；不过我现在并不特别注意它们；我知道这个林子差不多直通到哈尔洛夫的住宅和他的花园的篱笆，我便偷偷地朝那边走去，虽然连我自己也不能够想象，我怎么会溜到那所宅子去，我甚至怀疑，我极力想溜到那里是不是应该的，因为我母亲很不高兴那所宅子的新主人。

    我好像觉得不远的地方有人声。我倾听着……有人在林子里走着……一直朝我的方向走来。

    “你应当这样讲的，”一个女人的声音说。

    “你倒会讲！”另外一个人打岔说，这是男人的声音。“难道一下子全讲明白吗？”

    我熟悉这些声音。在稀疏的胡桃树丛中隐约地现出来一个女人的天蓝色的衣服；在她的旁边的是一个穿深色农民外衣的男人。过了一会儿，斯廖特金和叶芙兰皮亚走出来了，走到离我五步光景的林间空地来了。

    他们突然窘透了。叶芙兰皮亚马上退到林子里去了。斯廖特金想了一想，就朝着我走过来。在他的脸上已经看不到四个月以前他在哈尔洛夫院子里走来走去、手里搓着我那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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