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风雪

    一

    傍晚六时许，我喝足了茶，从驿站启程，驿站的名字我已经记不清了，但是我记得这似乎是在顿河部队辖区内，靠近诺沃契尔卡斯克。当我跟阿廖什卡并排坐上雪橇，裹紧大衣，围上车毯以后，天已经黑了。我们刚离开驿站时，天气似乎还暖和，静悄悄的，没有风。虽然没有下雪，头顶上却看不见一颗星星。天空似乎非常低，跟展现在我们前面的白雪皑皑的原野相比，又显得异常地黑。

    我们刚走过几座黑黝黝的风磨（其中一座正笨拙地挥动着它那巨大的翅膀），出了村庄，我就发现路变得难走了，积雪也更深了，风也吹得更猛烈了。风开始从我的左面吹来，把马的尾巴和鬃毛吹到一边，把被滑木和马蹄刨松的雪使劲刮起来，挟持而去。铃声渐喑，一股冷风从袖口的空隙吹进来直灌脊背，这时我不由得想起驿站长的劝告：还是别走的好，免得整夜不辨东西地瞎跑，冻死在路上。

    “咱们不会迷路吧？”我问车夫。但是没有得到回答。我又更清楚地提出了问题：“我说，赶车的，咱们到得了站吗？不会迷路吧？”

    “天知道，”他头也不回地回答，“你瞧，多厉害的风搅雪：啥路也瞅不见。主啊，老天爷！”

    “你倒说说，你有没有把握把我送到下一站吧？”我继续问道，“咱们到得了吗？”

    “应该是到得了的。”车夫说，接着他又说了一句什么话，但是因为风大，我没有听清。

    回去我又不愿意；但是在顿河部队辖区这片荒漠的草原上，在严寒和暴风雪中整夜瞎跑，我又觉得实在不愉快。此外，虽说我在黑暗中没法把我的车夫好好地看个清楚，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不喜欢他，他也引不起人家对他的信任。他缩起两腿坐在雪橇的正中间，而不是坐在旁边，他的个子过分高大，他的声音懒洋洋的，戴的帽子也不是车夫们常戴的那种——很大，朝四面乱晃悠；而且他吆喝马也不合乎规矩，他用两手拉着缰绳，好像是个坐在赶车人位子上充当车夫的听差。而主要的是因为他耳朵上包着一块头巾，不知为什么使我不信任他。一句话，我不喜欢这个耸立在我前面的一本正经的伛偻的脊背，我看他做不出什么好事来。

    “我说，还不如回去的好，”阿廖什卡对我说，“乱跑一气有什么劲儿！”

    “主啊，老天爷！你瞧，刮起了多大的暴风雪！啥路也瞅不见，眼睛全给糊住了……主啊，老天爷！”车夫嘟囔道。

    我们走了不到一刻钟，车夫就勒住了马，把缰绳交给阿廖什卡，费劲地从座位上伸出两腿，大皮靴咯吱咯吱地踩着积雪，前去寻路了。

    “怎么？你上哪儿？难道迷路了吗？”我问，但是车夫不理睬我，他转过脸去，不让风抽打他的眼睛，就离开了雪橇。

    “嗯，怎么样？有路吗？”等他回来，我又问道。

    “啥也没有。”他突然不耐烦地和带有几分恼怒地对我说，仿佛他走岔了道是我的过错似的，接着他又慢条斯理地把自己的两只大脚伸进前座，用戴着结了冰的手套的手把缰绳分开。

    “那咱们怎么办？”当我们又驱车前进时，我问道。

    “那有啥办法！走着瞧呗。”

    于是我们仍旧一溜小跑地出发了，分明已经迈不开大步，一路上，一会儿是深达四分之一俄尺[1]的松散的积雪，一会儿又是刷刷作响的冰凌。

    虽说天气很冷，但领子上的雪很快就融化了；风搅起的雪暴越来越猛烈，空中也下起了稀稀落落的干雪。

    很清楚，天知道我们在往哪儿走，因为我们又走了约莫一刻钟，甚至连一个里程标也没有看到。

    “你看怎么样，”我又问车夫，“我们到得了站吗？”

    “到啥站？要是咱们往回走，由着马儿跑：它们准能拉到；至于到下一站，那就难说了……只会把咱们自个儿毁了。”

    “嗯，那就回去吧，”我说，“真是的……”

    “那么说，回去吗？”车夫又问了一遍。

    “对，对，回去！”

    车夫松开了缰绳。马跑得更欢了，虽然我没有注意我们的车是怎么掉头的，但是风向变了，很快，透过飞舞的雪花，又开始现出那几座风磨。车夫的精神好起来，也开始说话了。

    “前些日子，正刮暴风雪，有一辆回头的雪橇从前头那个站回来，”他说，“他们在草垛里过了一宿，直到天快亮的时候才到站。还亏着钻进了草垛，要不然呀，大伙非一块儿冻死不可——那天可冷啦。即使这样，还是有一个人把两条腿给冻坏了，足有仨礼拜疼得差点死过去。”

    “可现在并不冷，风也小了些，”我说，“能走吗？”

    “今儿个暖和倒还暖和，就是风把雪搅得满处飞。眼下咱们往回走，看来还容易些，可是雪搅得更凶了。走，总还是能走的，如果是个信使，要不就是自个儿乐意；要是冻坏了乘客可不是闹着玩的。您老爷有个三长两短，我回头咋交待？”

    二

    这时我们背后传来了几辆三套马雪橇的铃铛声，它们向我们疾驰而来。

    “这是特快车[2]的铃铛，”我的那个车夫说，“全驿站就一个这样的铃铛。”

    果然，跑在前面的那辆雪橇的铃铛声已经清晰地随风飘来，声音异常优美：清脆、响亮、低沉而又铿锵悦耳。后来我才听说，这是爱好者弄的：把三只铃铛拴在一起：中间一只大的，声音甜美悦耳，两旁两只小的，配成三度音。这种三度音和在空中回响的颤动的五度音融合在一起，真是异常动听，在这荒凉僻静的草原里听来特别优美。

    “邮车[3]来了。”当三辆三套马雪橇中最前的那辆雪橇跟我们并驾齐驱时，我的那个车夫说道。“喂，路怎么样？走得过去吗？”他向后面的那个车夫大声问道；但是那人只是对他的马一声吆喝，并没有理睬他。

    邮车刚从我们身旁掠过，铃铛声就立即被风吹走了。

    我的那个车夫大概感到有点不好意思。

    “要不，咱们就走吧，老爷！”他对我说，“趁人家刚走过——这会儿，他们的车印还是新的。”

    我同意了，于是我们又掉转车头，在深深的积雪上慢吞吞地逆风前进。我从一旁望着路，以免偏离了那几辆雪橇留下的印痕。约莫有两俄里光景，车辙看得很清楚；再往前，就只能看出滑木驶过的地方路上略显不平，很快我已经完全分辨不清这是车印呢，还是被风吹集在一起的一溜儿积雪。我瞧着雪在滑木下单调地往后跑，把眼睛都看花了，于是我便朝前看。第三个里程标我们还是看到了，可是第四个里程标却怎么也找不着；我们又跟从前那样一会儿顶风，一会儿顺风，忽儿往右，忽儿往左，弄到最后，车夫说我们偏右了，我说偏左了，而阿廖什卡则一口咬定我们根本是在走回头路。我们又几次停下来，车夫又好几次将自己那双大脚伸出来爬下去寻路，但是一切都是枉然。有一回，我也下车去看了看，我隐隐约约看到的是不是路；可是我顶着寒风吃力地才走了五六步路，就死心塌地地相信，到处都是一层压一层的单调的积雪，所谓道路，我不过是在想象中看到它罢了，——可这时候，我却发现雪橇不见了。我大叫：“赶车的！阿廖什卡！”可是我觉得，我的声音还没有出口，就被风从嘴里一把抓去，霎时间随风飘散，不知去向。我向原来停雪橇的地方走去，——雪橇不见了，我又走到右边——也无影无踪。说来惭愧，记得我当时怎样用响得刺耳的、甚至有点绝望的声音又一次叫道：“赶车的！”其实他离开我才两步路。他那抱着马鞭、歪戴着大帽子的黢黑的身影陡地出现在我的眼前。他把我领到了雪橇旁。

    “亏着今儿还暖和，”他说，“倘若碰到大冷天就了不得啦……主啊，老天爷！”

    “放开马，让马把咱们拉回去吧，”我坐上雪橇后说，“它们能拉到吗？能行吗，赶车的？”

    “应该是能拉到的。”

    他抛开缰绳，挥起马鞭，在辕马的辕鞍上抽了三下，于是我们又朝某个方向走去。我们走了约莫半小时。蓦地，在我们前方又传来了我所熟悉的那个悦耳的铃铛声和另外两个铃铛声；但是这会儿，这声音是迎着我们来的。这就是刚才的那三辆雪橇，它们已经卸下了邮件，把带回去的马拴在后面，正在回驿站去。那辆套着高头大马、系有悦耳的铃铛的三套马特快雪橇，正快步跑在最前头。雪橇上的一名车夫坐在赶车人的位子上，时而精神抖擞地吆喝几声。后面两辆空雪橇的中座上各坐着两名车夫，我们可以听到他们在高高兴兴地大声说话。其中一个车夫在抽烟斗，风中闪烁的火星照亮了他的一部分脸。

    我望着他们，对于自己不敢前进，不由得感到惭愧，我的车夫大概与我也有同感，因为我们俩都不约而同地说：“咱们跟在他们后面走吧。”

    三

    我的车夫不等最后那辆雪橇过去，就开始笨手笨脚地掉转马头，把车杆撞在拴在后面的那几匹马身上。其中有三匹马猛地闪到一边，挣断缰绳，向一旁疾驰而去。

    “瞧，鬼东西，你瞎了眼啦，也瞅不见你在往哪儿拐，——都拐到人家身上来了。鬼东西！”一个个子不高的车夫用嗄哑而又铿锵有力的声音破口大骂；我从他说话的声音和他的身材可以断定，这就是坐在后面那辆雪橇上的小老头。他一个箭步跳下雪橇，跑去追马，一面还继续痛骂我的车夫。

    但是那几匹马不肯就范。车夫紧追不舍，霎时间，马和车夫都消失在白茫茫的一片暴风雪中。

    “瓦西里—里！把那匹浅黄色的马骑来，要不然，逮不住它们。”还可以远远地听到他的声音。

    一个个子高极了的车夫，从雪橇里爬出来，一声不吭地解开自己那三匹马，牵过其中一匹，踩着皮马套爬上了马背，接着马蹄便把积雪踩得咯吱咯吱地响着，步法零乱地疾驰而去，在同一方向消失了。

    于是我们就跟其他两辆雪橇尾随在那辆特快车后面，也不管有路没路，继续向前。那辆特快车则一路铃声叮当，快步跑在前头。

    “可不！准能逮住！”我的那个车夫谈到那个跑去追马的车夫时说道，“倘若一匹马跟别的马不合群，那准是一匹劣性马，它要是领头跑到什么地方去呀，那……准不肯回来。”

    我的车夫自从跟在人家后面走以后，他似乎变得比我高兴，也比较健谈。我因为尚无倦意，不用说，也就趁此与他攀谈起来。我开始向他问长问短：他是哪儿人？怎么会来这儿的？从前是干什么的？我很快就知道了，他是我的同乡，也是图拉省人，是个农奴，家住在基尔皮奇村；他们家的地少，自从那年闹霍乱以后，地里简直颗粒无收；他们家还有兄弟二人，老三当兵去了；剩下的一点粮食不够吃到圣诞节，只好出来挣钱口；在家里，当家的是他弟弟，因为弟弟成了亲，而他自己是个光棍。他又说，他们村每年都有不少车夫结伙到这儿来，他过去虽然没赶过车，但还是到驿站上来了，以便贴补贴补兄弟；他在这儿干活，谢谢上帝，每年能挣一百二十卢布纸币，他把一百卢布寄回家去；要不是“那些信使凶得像野兽，加上这儿的人又爱骂人”，日子本来可以过得蛮不错的。

    “就说这个车夫吧，他为什么要骂人呢？主啊，老天爷！难道是我存心让他的马挣断缰绳的？难道我是个坏蛋？干吗要骑马去追它们呢！它们自个儿会回来的嘛；要不，把马给累坏了且不说，还会把自己给毁了的。”这个敬畏上帝的农民一再重复说。

    “前面那黑乎乎的东西是什么？”我发现在我们前面有几个黑乎乎的东西，问道。

    “那是车队。他们走起来可有意思啦！”当我们赶上那一辆接一辆、苫着蒲席的带轱辘大车时，他又继续说道，“你瞧，一个人影也瞅不见——都在睡觉。聪明的马自个儿明白：它是绝对迷不了路的。咱也跟过车队，所以知道。”他又补充了一句。

    这些从蒲席顶直到车轮都落满了雪的大车，在孤零零的独自行进，——一眼望去，确实令人觉得异样。当我们的铃声从车队旁响过去时，只有领头的那辆大车上，覆盖着两指厚的积雪的蒲席被稍许抬起了点，有一顶帽子从里面伸出来一小会儿。一匹高大的花马伸长了脖子，挺直了脊梁，在被雪完全埋没的道路上不慌不忙地迈步前进，单调地摇摆着它那在白色车轭下的毛茸茸的脑袋，当我们走到与它并排时，它警惕地竖起一只落满了雪的耳朵。

    我们默默地又走了大约半小时，车夫又跟我攀谈起来。

    “我说老爷，您觉得怎么样，咱们走得对吗？”

    “不知道。”我答道。

    “原先风是那么吹的，可这会儿咱们却完全顶着暴风雪。不，咱们走得不对，咱们也迷路啦。”他十分镇静地总结道。

    看得出来，尽管他十分胆小，但是“人多胆量大”，因此，自从我们的人数增多了，不用他带路和负责以后，他就变得十分镇定了。他十分冷静地观察着领头的那个车夫的错误，似乎此事与他毫不相干似的。确实，我发现领路的那辆三套马雪橇一会儿出现在我的左面，一会儿出现在我的右面；我甚至觉得我们是在一块非常狭小的空间在来回打转似的。话又说回来，这也可能是我的错觉，正如我有时觉得领头的那辆雪橇一会儿在上山，一会儿在下坡或者下山，其实，草原上到处是一马平川。

    我们又走了若干时候，我看到，似乎在遥远的地平线上有一长溜移动着的黑影；但是过了不大一会儿我就明白，这就是我们刚才超过的那个车队。雪花依然纷纷扬扬地撒落在嘎吱作响的车轮上，有几只车轮甚至都不转了；大伙仍旧在蒲席下睡觉；领头的那匹花马仍旧张开鼻孔，嗅着道路，警惕地不时竖起耳朵。

    “瞧，转悠来转悠去又转到那个车队跟前来了！”我的车夫用不满的声调说。“特快车的马都是好马，所以他才这么玩命地赶；要是咱们的马呀，倘若这么通宵不停地赶路，早就站住不走啦。”

    他清了清嗓子。

    “咱们回去吧，老爷，免得遭罪。”

    “那又干吗呢？咱们总能到个什么地方吧。”

    “到得了哪儿呀？咱们就得在草原上过夜了。瞧，暴风雪刮得多厉害……主啊，老天爷！”

    领头的那个车夫分明已经迷失了道路和方向，但是他非但不去找路，反而愉快地一路吆喝着，继续大步流星地疾驰而去，这虽然使我觉得奇怪，可是我也就不想离开他们了。

    “跟他们走得了。”我说。

    车夫驱车前进，但他赶得比先前更没劲了，而且再没有开口跟我说过一句话。

    四

    暴风雪越刮越厉害了，空中下着星星点点的干雪；天似乎开始变冷了：鼻子和两腮冻得更厉害，一股股冷风更经常地灌进皮大衣，必须把衣服裹紧。有时候，雪橇在光秃秃的冰凌上辘辘地滑过：地面上的积雪都被风刮跑了。虽说我很关心我们这次迷路到底结果如何，但是因为我不分昼夜地趱赶了五百多俄里，因此我还是身不由己地闭上了眼睛，打起了瞌睡。有一次，我睁开眼睛，大吃一惊，起初我仿佛觉得，有一片亮光照耀着雪白的原野：地平线大大开阔了，黢黑低矮的天空也突然不见了，四面八方只见一道道斜飘下来的雪花；走在前头的那几辆雪橇的轮廓也看得更清楚了；我举首望天，我起初觉得似乎乌云已经四散，只有纷飞的大雪遮没了天空。在我打盹的那会儿工夫，月亮升起了，透过稀薄的云层和纷飞的大雪投下一片寒冷的清辉。我看得最清楚的是我的那辆雪橇、马匹、车夫和跑在前面的另外三辆雪橇：第一辆是特快车，车上的车夫仍旧坐在赶车人的位子上，驱车疾步前进；第二辆雪橇上坐着两个车夫，他们撂下缰绳，用厚呢上衣顶在头上挡风，不停地吸着烟斗——这从那里不时闪亮的火星看得出来；在第三辆雪橇上，什么人也看不见，也许那个车夫钻进雪橇里睡着了。不过当我醒过来以后，我发现，领头的那个车夫有时也勒住马下来寻找道路。每当我们停下来，风的怒号声就变得更清晰，在空中飞舞的多得惊人的雪花也看得更清楚了。在暴风雪铺天盖地的月光下，我看到那车夫的不高的身影，他手执马鞭，试探着身前的积雪，在明亮的雪雾中忽前忽后地走动着，然后又回到雪橇旁，侧身跃上前座，于是在风的单调的呼啸声中又传来他那利落、响亮的吆喝声和铃铛声。每当那领头的车夫下去寻路或者去寻找草垛时，从第二辆雪橇里就传来一个车夫的干脆利落的自信的声音，他向领头的那个车夫喊道：

    “听着，伊格纳什卡！偏左了：往右一点儿，顶着暴风雪走。”或者嚷道：“瞎转悠什么？打雪地上走，哪儿有雪，哪儿就能找到道。”或者喊道：“往右，往右走嘛，伙计！你瞧，什么东西黑乎乎的，没准是路标。”或者说：“你乱走什么呀？你乱走什么呀！把花马给卸下来，让他带路，准能把你带上道。事情就好办啦。”

    可是，那个爱出点子的车夫自己不仅没有把拉边套的马卸下来或者走到雪地上去寻路，而且连鼻子都没有从自己的厚呢上衣里伸出来。有一次，当领头的伊格纳什卡听到他出的点子后嚷道，既然他知道怎么走，他自己来带路得了，那人就答道，有朝一日让他赶特快车，他就带路，而且准能把大伙领上道。

    “我们的马遇到暴风雪是带不了道的，”他嚷道，“不是那种马！”

    “那就别瞎嚷嚷！”伊格纳什卡答道，一面愉快地连打几声唿哨，催马快跑。

    跟那个爱出点子的车夫坐在同一辆雪橇上的另一个车夫，对伊格纳什卡什么也没有说，而且根本不介入他们俩的争执，虽然他还没有睡着，——我从他那只一直没有熄灭的烟斗，以及当我们停下来时我总听到他那从容不迫的、不间断的谈话声就可以看出这点。他在讲故事。只有一次，当伊格纳什卡不知是第六次还是第七次停下来，他显然因为他的旅行乐趣被一再打断而感到恼火，才对伊格纳什卡嚷道：

    “怎么又停下来啦？瞧，他还想找到道哩！早跟你说啦：暴风雪！这会儿，哪怕土地丈量员亲自出马，也休想找到道。趁马还能拉，你就走呗。没准，咱们冻不死的……我说，你就走吧！”

    “可不是吗！去年就有个信使差点给冻死了！”我的车夫搭腔道。

    第三辆雪橇上的车夫始终酣睡不醒。只有一次停车的时候，那个爱出点子的人嚷道：

    “菲利普！喂，菲利普！”因为菲利普没答理他，他又说道：“没准给冻死了吧？伊格纳什卡，你也该下车去瞅瞅呀。”

    干什么都十分麻利的伊格纳什卡，走到那辆雪橇跟前，推了推那个睡着的人。

    “瞧，半瓶白酒就把他醉成这样！你冻死了也该说句话呀！”他摇着那车夫说道。

    睡着的人嘟囔了一句什么，又骂了一声。

    “他活着哩，伙计们！”伊格纳什卡说罢又向前跑去；于是我们又上路了，甚至跑得那么快，连我的雪橇上拉边套的那匹小枣红马的尾巴上也不断地挨到鞭子，不止一次地跳起来，跌跌撞撞地放开脚步跑起来。

    五

    跑去追赶脱缰的马匹的那个小老头和瓦西里回到我们这儿来的时候，我想，已经快近半夜了。他俩逮住了马，找到了并且赶上了我们；但是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暴风雪中，在这荒漠的草原上，他们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我永远无法理解。那小老头晃动着胳膊肘和两腿，骑着那匹辕马快步而来（另外两匹马被拴在辕马的颈圈上：决不能在暴风雪中把马撇下）。当他跑到和我并排时，他又大骂起我的车夫来：

    “你瞎了眼啦，鬼东西！真是的……”

    “喂，米特里奇大叔，”第二辆雪橇上那个讲故事的车夫喊道，“你活着吗？上我们这儿来吧。”

    但是那老头不理他，继续骂不绝口。直到他觉得骂够了，才策马跑到第二辆雪橇跟前。

    “全逮住了吗？”有人从那儿问他。

    “可不！”

    他那不大的身躯用胸部紧贴着马背，一路小跑着，然后一纵身跳到雪地上，脚不点地追着雪橇，然后一骨碌钻进去，两腿搁在车沿上，脚板朝上。高大的瓦西里仍旧和过去一样，一声不吭地爬上领头的雪橇，跟伊格纳什卡坐在一起，跟他一起找路。

    “瞧他多会骂人……主啊，老天爷！”我的那个车夫嘟囔道。

    在这以后，我们马不停蹄地在白茫茫的荒野上，在暴风雪那寒冷、清彻、摇曳不定的光亮中走了很久。睁开眼睛——我眼前依旧耸立着那顶落满积雪的又大又笨的皮帽和脊背，依旧是那个不高的车轭，车轭下——辕马的脑袋依旧跟我保持着同样的距离，在笼头的两条拉紧的皮缰绳间不停地摆动，黑黑的鬃毛一顺儿被风吹到一边；从背后望去，右边依旧是那匹拉边套的枣红马（它的尾巴短短地绾了个结），还有那偶尔敲击着雪橇夹板的辊子。再往下瞧——依旧是那被滑木分向两边的松散的积雪，风还在一个劲儿地把一切都从地面上吹起来，吹向一边。前面，带头的那几辆三套马雪橇还与我们保持同样的距离，在一直向前飞奔；左右两边，一切都迷离恍惚，白茫茫的。我的眼睛想要寻找一件新物体，但是徒然：既无路标，又无草垛，更无栅栏——什么都看不见。到处都是白茫茫的一片，而且在不断移动：地平线一会儿似乎无比遥远，一会儿又从四面逼近，好像近在咫尺，一会儿一堵白色的高墙陡然耸立在右边，在雪橇旁奔跑，一会儿又蓦地消失不见，陡然矗立在前面，接着它又不停地往回奔跑，重又消失。再往上看——起初觉得很亮，似乎透过雾霭可以看到星星；但是星星却越升越高，逐渐高出于我的视野之外，只见一片片雪花飞过我的眼帘落到脸上和大衣领子上；空中到处是一片明亮，一片洁白、无色和单调，而且经常在动。风向也似乎在不断变换：一会儿迎面吹来，吹得雪花糊住了眼睛，一会儿又从旁边吹来，可恶地把大衣领子翻卷到头上，嘲弄地用领子拂着我的脸，一会儿又从背后吹来，钻进什么缝隙，发出嗡嗡的声音。只听得马蹄声和滑木从雪地上滑过时发出的轻微的刷刷声，以及当我们驶过很深的积雪，铃铛逐渐喑哑的丁当声。只有当我们间或逆风行驶和行走在光秃秃的冰冻的硬地上时，才能清楚地听到伊格纳特的精神抖擞的口哨声，他那在空中回响的带有颤动的五度音的悠扬的铃声，这些声音骤然欢快地打破了这片荒漠的忧郁色彩，然后又是一片单调的响声，令人难受地、一成不变地弹奏着我在想象中不由升起的同一个调子。我的一只脚冻僵了，可是当我侧过身子想把衣服裹紧一些时，落满我的领子和帽子的积雪又钻进了我的脖子，使我不由得打了个寒噤；但我穿着焐暖了的皮大衣一般说还是暖和的，于是瞌睡逐渐向我袭来。

    六

    在我的头脑中，回忆和想象分外迅速地纷至沓来。

    “那个老是从第二辆雪橇里嚷嚷的爱出点子的车夫，究竟是个什么样子的人呢？准是个红头发、红胡子，身体结实、短腿的庄稼汉，”我想，“就跟我们家的那个老听差费奥多尔·菲利佩奇一样。”于是我就仿佛看见我们家大宅子里的楼梯，五个家奴沉重地迈着脚步，用毛巾垫着把钢琴从厢房里搬出来；我仿佛看见费奥多尔·菲利佩奇挽起了粗布上衣的袖子，手中拿着钢琴上的一块踏板，抢前几步打开门闩，这儿拉一把，那儿推一把，在人家的大腿中间钻来钻去，碍手碍脚，可是他还煞有介事地不住声地嚷嚷：

    “抬起来呀，我说前头的，前头的！这就对啦，后面的抬高些，抬高些，抬高些呀，抬进门里去！这就对啦。”

    “对不起，费奥尔多·菲利佩奇！我们自个儿来。”我们家的花匠怯生生地说，他的身子紧贴着栏杆，由于使劲涨得满脸通红，他用尽全力抬着钢琴的一角。

    但是费奥多尔·菲利佩奇不肯罢手。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寻思道，“难道他以为大家干这活少了他就不行吗，还是因为上帝赐给了他这种自以为是、能说会道的本领，他就沾沾自喜，因而洋洋自得地滥用这个本领呢？也许正是这样。”我不知道为什么又看到一个池塘，一些筋疲力竭的家奴正在没膝深的池水里拉鱼网，又是那个费奥多尔·菲利佩奇，手拿喷壶，对大家大叫大嚷，在岸边跑来跑去，只间或跑到水边，用一只手轻轻拿住金色的鲫鱼，把它们放进浑水里，然后又洒上些清水。但是，我又仿佛看到一个七月的中午。我正迈步在花园中的刚割过的草地上，顶着炎炎烈日走到什么地方去。我还很年轻，我老觉得我还欠缺什么，而且老在憧憬着什么。我向池塘边走去，向位于蔷薇花坛和白桦小道之间的我那心爱的地方走去，然后我便躺下睡觉。我记得，当我躺着，透过玫瑰那红色的带刺的枝条望着干松的黑土和清澈如镜的浅蓝色池塘时，我心中所怀的感情。这是一种天真的自负和带有几分忧郁的感情。我周围的一切是如此美好，这美又对我起了那么强烈的作用，以致我觉得自己也很好，美中不足的是没有一个人赞赏我，这使我感到懊恼。天气很热。我想睡一觉来排遣愁思；但是苍蝇，可恶的苍蝇，就是在这儿也不让我安宁，它们麇集在我的周围，一个劲地、不知为什么纠缠不休地，像一枚枚果核似的，从我的前额跳到胳膊上。蜜蜂在离我不远的地方，在阳光下嗡嗡地叫着；一只只黄蝴蝶像蔫了似的，从这棵小草上飞到那棵小草上。我举眼望天，眼睛感到刺痛——太阳透过枝叶纷披的白桦树的明亮的树叶发出耀眼的光，白桦树枝高高地在我的头顶上轻轻地摆动，——望着上面就感到更热了。我用手帕盖住脸；又觉得太闷，苍蝇仿佛粘在我的出汗的手上。在蔷薇丛中有几只麻雀在啁啾。其中一只跳到地上，离我只有一俄尺远，它有两次假装使劲啄着地面，接着便把花枝弄得飒飒地响，发出一声快乐的啁啾，飞出了花坛；接着，另一只也跳到地上，摆了摆尾巴，又回头望了一眼，便跟着第一只，一面唧唧叫着，一面也像箭似的飞了出去。池塘上传来了捣衣声，这捣衣声仿佛在低低地贴着池面向四外飞散。可以听到在池塘里洗澡的人的欢声笑语和他们在水中扑腾的声音。在离我较远的地方，一阵风吹来，把白桦的树梢吹得飒飒作响；接着风声渐近，风拂过草地，然后花坛上蔷薇的叶子也在枝头摆动摇曳起来；然后一阵清风吹来，掀起了我的手帕的一角，弄得我那汗涔涔的脸怪痒痒的。接着，一只苍蝇从被掀开的手帕的缝里钻了进来，惊慌地在我的湿润的嘴边乱飞。下面有一根枯树枝把我的脊背硌得难受。不行，没法再躺下去了：去洗个澡吧。可是就在花坛旁边，我听到了急促的脚步声和一个惊惶失措的女人的声音：

    “哎呀，老天爷！这是怎么回事呀！怎么一个男人也没有呢！”

    “什么事儿，什么事儿？”我跑到太阳下，问那个大呼小叫地跑过我身旁的女仆。她只是回头看了看我，又摆动着两条胳膊继续向前跑去。但是就在这当口，我看见那个一百零五岁的老太婆马特廖娜，用一只手按着从头上滑落下来的头巾，拖着一条穿着毛袜的腿，跌跌撞撞地向池塘边跑去。两个小女孩手拉手地跑着，还有一个十岁的男孩，穿着他父亲的上衣，拽着其中一个女孩的麻布裙子，也跟在他们后面急急忙忙地跑着。

    “出了什么事儿？”我问他们。

    “有个农民淹死了。”

    “在哪儿？”

    “池塘里。”

    “哪个农民？咱们家的吗？”

    “不，过路的。”

    车夫伊万穿着一双大皮靴在刚刚割过的草地走着，还有一个是胖管家雅科夫，都上气不接下气地向池塘边跑去，于是我也跟在他们后面跑。

    我还记得我当时心里油然而生的一种感情：“跳下去，把那农民救出来，这下大家就会对你赞不绝口了。”我当时追求的正是这个。

    “哪儿，哪儿呀？”我问挤在岸边的一群家奴。

    “就在那边，在靠近对岸池水最深的地方，差不离就在浴室旁边，”洗衣服的女仆把湿衣裳搭在扁担上，说道，“我看见他钻进水里，一会儿露出来，一会儿又沉下去，一会儿又露了出来，他使劲嚷道：‘我要淹死啦，老天爷！’然后他又沉底了，只瞧见冒了几个水泡。我一看见这农民快没命了，就拚命喊：‘老天爷，有个农民快淹死啦！’”

    说罢，这个洗衣服的女人就挑起扁担，扭动着腰肢，踏上小径，离开了池塘。

    “瞧，多造孽！”管家雅科夫·伊万诺夫用一筹莫展的声音说道，“这一来跟地方法院的麻烦事就少不了啦。”

    这当儿，有一个农民手拿镰刀，从聚集在对岸的那群娘儿们、小孩和老头中间挤了过去，他把镰刀挂在柳树杈上，慢慢地开始脱鞋。

    “哪儿，他在哪儿淹死的？”我一个劲儿地问，想要跳下水去，干出一番不平凡的业绩来。

    但是人家指给我看的却是一片平静的水面，微风过处，只偶或在水面吹起一丝涟漪。我简直不明白他是怎么淹死的，而他头上的池水，却始终那么平静、美丽、若无其事地荡漾着，在正午的阳光下闪烁着一片金光。我感到自己实在无能为力，没法干出一番令人惊叹的事情来，再加我的水性实在太差。可是那农民已经把身上的衬衫从头上脱下来，立刻跳进了水里。大家都抱着希望，屏息敛容地望着他。但是当他走到水深齐肩的地方后，又慢慢地退了回来，穿上了衬衫：他不会游水。

    人们纷纷跑来，人越聚越多，娘儿们手拉着手；但是没有一个人肯出头帮忙。那些刚来的人七嘴八舌地出着点子，不住声地唉声叹气，脸上表现出惊恐和一筹莫展的神情。至于那些早先聚拢来的人，有的因为站累了就在草地上坐下，有的要回去。老太婆马特廖娜在问女儿，她有没有把炉门关上。那个穿着父亲上衣的小男孩则在使劲往水里扔石头子儿。

    但是就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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