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

    自从圣马丁节和第二天的骚动发生以后，米兰城里似乎又奇迹般地恢复了往年的富裕景象。所有的面包铺老板都敞开供应面包，价格也跟丰收年份相差无几，面粉也相应地降了价。那些在骚乱的日子里曾经狂呼乱叫，或者干了一些更糟糕的事情的人，除了少数人遭到逮捕，如今好像有了夸耀的资本。请不要以为，在因搜捕而引发的最初恐惧消失以后，他们开始有所收敛。在广场、酒店和街头巷尾，人们都欢呼雀跃，互相道贺，得意洋洋地吹嘘他们找到了降低面包价格的最好的法子。

    不过，在这欣喜的自负的气氛之中，也隐含着，不可能不隐含着某种困惑不安和不祥的预感，生怕这种局面难以为继。他们纷纷围住面包铺和面粉店，就像当初安东尼奥·菲雷颁布的第一道告示造成暂时的丰盛的假象一样；所有的人都毫无节制地消费；谁个家里有点多余的钱，就都用来抢购面包和面粉；人们把家里的箱子、木桶和大锅统统用来储存粮食。他们如此争先恐后地享用眼下的廉价供应，不仅使这种原本难以维持的局面无法持久下去，而且连短暂的持续都愈来愈困难。

    于是，十一月十五日，安东尼奥·菲雷大臣根据堂贡扎罗总督的指示，颁布了一道告示，规定凡是家中存有麦子或面粉的人，一律不准再行购买，任何人购买超过两天之需要的面包，“将遵照总督阁下的旨意，判处罚款和刑罚”；命令每一名公职人员和市民有义务检举蓄意违抗告示者；授权法官们搜查被检举者的家宅；但同时又向面包铺老板下达新的命令，要他们确保面包的供应，“一旦供应短缺，将判处五年或更多的劳役”。如果有谁以为这些命令都一一得到执行，那他一定要具有非凡的想象力。当然，如果当时颁布的全部告示，都确实得到认真的贯彻，那么，米兰大公国打发到海上的人，至少就会像今天的大不列颠人一样众多。

    在给面包铺老板下达的命令中，要他们充分供应面包，但是又必须保证做面包的原料不致匮乏。于是，他们决定，正像在饥荒的年月总是设法在面包里掺入通常派作别的用场的谷物一样，把米粉掺入面包，生产一种叫混合面包的食品。十一月二十三日，又下令每个市民交出一半未碾好的大米（在米兰，未碾过的米称为稻谷，这一说法一直沿用至今），交给总督和十二人粮食委员会。如果有人不经当局准许，私自存储粮食，则将予以没收，并处以每一百五十公斤判罚三枚银币；谁都看得出来，这是完全合理的处罚。

    但是大米也是要用钱去买的，而大米的价格却大大超过面粉的价格。这巨额的亏空就转嫁给了市政当局。米兰元老院接受了这项任务，但就在同一天，十一月二十三日，向总督大人报告，他们难以长期承担下去。总督大人又于十二月七日颁布一道告示，限定大米的价格为每一百五十公斤十二里拉，凡抬高米价或拒绝出售大米者，将没收其粮食，并处以同样价值的罚款，“并根据情节的轻重和当事人的情况，遵照总督大人阁下的旨意，判以更重的罚款和更严厉的刑罚，直至服劳役。”

    碾好的大米的价格是骚动以前制定的，至于麦子和其他普通谷物的价格，或者用现代编年史上常用的说法，最高限价，很可能另行作出规定，对此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米兰的面包和面粉用这样的方式维持了便宜的价格，但随之而来的后果是，附近乡村的百姓都蜂拥而来，抢购粮食。堂贡扎罗为了防止事态恶化，迫不得已，正像他自己所说的，于十二月十五日颁布另一道告示，禁止把价值超过一里拉的面包携带出城，违者面包将悉数没收，并处以二十五银币的罚款，在无力支付罚款的情况下，将按照总督大人阁下的意旨，判以两次当众上吊架，或者更严厉的刑罚。同月二十二日，说不清楚为什么如此迟缓，又颁布了一道关于禁止携带面粉和粮食出城的类似的告示。

    人们希望借助放火与掠夺来获得富足，而政府则一心要借助劳役与拷问架来达到这一目的。这些手段在他们之间倒是很合拍的；不过，它们归根结底会导致怎样的结局，读者自然看得分明；而它们实际上将导致怎样的后果，读者很快也可明白。指出下面一个事实不是毫无裨益的，何况它又是显而易见的，这些莫名其妙的措施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因果关系，每一项措施都可追究到前头一项措施，对面包的限价，竟是如此地远离面包的实际价格，是远离供需关系的自然结果。对于民众来说，按照供需关系来调整价格，过去和现在都始终是一种公正的，同时又是简单和便于执行的法子；因此，每当粮食匮缺，人们忍受饥荒的痛苦时，他们自然而然地期盼这样的措施，祈求这样的措施，而且，如果可能的话，他们甚至采取行动来强制执行这样的措施。后来，那些后果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那些对此负有责任的人，不得不试图纠正其中的某一个后果，便颁布法令，禁止人们去做前一个法令规定他们去做的事情。

    请诸位允许我在这儿顺便提及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巧合。在某个国家，在离我们很近的年月，发生了近代史上最为轰轰烈烈，最为引人注目的事件，在相似的局势下，采取了相似的措施（几乎可以说，它们的实质几乎如出一辙，事情发生的顺序也差不多一模一样，只是范围有所不同），尽管时代已经完全不同，尽管在欧洲，或许尤其是在那个国家，认知力已大大地提高了。发生这样的巧合，主要是大多数民众尚没有提高自己的认识水准的缘故，因此他们得以让自己的意愿长久地占上风，得以对那些制定法律的人施加压力。

    现在且让我们回到原先叙述的故事。这场骚乱，归根结蒂，产生了两个主要的后果：在骚动期间糟蹋和损失了许多粮食；在面包限价时期，普遍的、轻率的和毫无节制的浪费，消耗了本可以维持到来年收成的不多的粮食。除了这些重大的后果，还有四名不幸的人作为骚动的罪魁祸首蒙受极刑；两名在最大的面包铺门前，两名在大街尽头粮食大臣的宅第前被绞死。

    顺便说一句，当时的各种编年史的编撰是如此充满随意性，以致关于那严厉的限价措施是怎样和为什么停止实行的，竟没有一点儿记载。既然缺乏正面的材料，那只好求助于假设。我们倾向于认为，粮食限价是在十二月二十四日，绞死那四名不幸的人的那一天之前或之后不久取消的。至于说那些告示，在我们援引的那份十二月二十二日颁布的告示之后，再也见不到别的有关食品问题的告示；它们或许销毁了，或者落在了我们的视野之外，或许因为政府没有从它采取的种种措施的失败中汲取教训，反而垂头丧气，被眼前的局势所压倒，终于决定废除它们。

    相反，我们在不止一位历史学家的著作中（它们更多地热衷于叙述重大的事件，而不是揭示其根源和进程），看到对全国尤其是米兰的现实图景的描绘，在这一年的冬天和第二年的春天，造成灾祸的根源，也就是食品同需要之间关系的矛盾不仅没有得到根除，相反，却因采取的那些饮鸠止渴的措施而愈发激化；而公共的、私人的运输工具的不足，周边地区粮食的匮缺，货物流通的缓慢、牵制，那些规定和维护粮食低价的法令，都妨碍了从外地调进数量可观的粮食，这些同样激化了矛盾。我想重复说一句，饥荒的真正根子，或者说得更明白点儿，饥荒本身，以它的全部能量肆无忌惮地逞凶作恶。下面就是那幅悲惨的现实图景的写照。

    大街上，展现着一幅难以用语言描绘的悲惨景象。贫困不停地四处游荡，痛苦永恒地栖息人间；每一步路都有关闭的商店；大部分工厂空空荡荡。平时以乞讨为生的叫花子，如今已为少数，混杂和淹没在庞大的新乞丐群之中，他们跟那些以前还曾向自己布施的新乞丐争夺施舍物。被店老板解雇的伙计和青年，减少了或者完全失去了每天的收入，仅仅靠着从前的积蓄和老本艰难度日；而对于店主们来说，生意的中断意味着倒闭和破产；工人们，无论是生产和技术的能人，还是普通的或者精细的，常用的或者豪华的工艺的里手，都游浪在大街小巷；他们或挨家挨户，或倚靠着墙角，或在大街的石板上，在住宅和教堂前，蜷缩成一团，可怜巴巴地乞求施舍；他们有时又在穷困和尚未泯灭的羞之间迟疑犹豫，脸色苍白，神情樵悴，身穿单薄、褴褛的衣服，因寒冷和饥饿而浑身直打哆嗦，但许多人身上还存留着往日富足生活的痕迹；但是，在他们的沮丧和懈怠之中，又透露出来很难说得清楚的某种勤奋和自在的习性的印记。在这令人怜悯的群体之中，有不小的一部分是被老板们解雇的仆人，他们的主人从往日小康的生活如今突然坠入困窘的境地，他们过惯了富足生活，遇上这样的年景，再也无法维持平时的排场。除了这些形形色色的穷困潦倒者，还有许多另外的不幸人，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孩子、妇女和老人，习惯于依靠他们过去的供养者的收入为生，如今跟他们成群结伙，或者散落在各处，分头求乞。

    还有许多强人混迹于乞讨者之中，他们由于同样的原因，失去了那份靠为非作歹得到的面包，也不得不乞求施舍。蓬乱的头发，讲究的破衣服，或者言行举止中某些说不清楚的特征，各种恶习在面孔上打烙下的怪异的鲜明印记，把他们同众人区别了开来。他们显出惊恐、驯服的样子，加入乞讨的竞争行列，在大街上踯躅。曾几何时，他们身着华丽、怪异的制服，帽子上插着五彩缤纷的羽毛，整洁的衣着喷洒了香水，佩戴着各式武器，趾高气扬地走在这些大街上，用狐疑、凶残的目光环视四周；如今，他们也卑躬屈膝地伸出那双曾经无数次蛮横无理地举起来恫吓或伤害别人的手。

    不过，最触目惊心同时也最令人心生怜悯的景象，是那些或孤苦伶仃，或三五成群，或举家逃荒的农民；丈夫，妻子，脖子上或肩背上的幼儿，用手牵着的孩子，扶着的老人。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因为驻扎在那儿的或者路过的大兵侵占和洗劫了他们的居所，不得不怀着绝望的心情逃离家乡。他们当中还有些人为了赢得人们更多的同情，表明自己特别悲惨的遭遇，故意把他们在保护自己最后的些许粮食，或者在躲避大兵们野兽般凶恶、盲目的放纵行为时遭到殴打而落下的伤痕或青肿，暴露给众人观看。其他人虽然没有遭遇这种特殊的灾祸，但却深受粮食歉收和苛捐杂税之苦，这两大祸害是全国任何一个角落都无法幸免的，而如今的捐税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沉重，用来满足所谓战争的需要；这些农民背井离乡，涌入城市，把它当作古老的栖息之地和获得富足和慷慨赐予的最后福地。

    那些刚来乍到的难民，可以从他们彷徨不决的步履，迷茫若失的表情，从他们的惊奇、沮丧的情绪识别出来，他们原以为自己是最能引起怜悯的群体，最能吸引人们的关注和获得人们的援助，但他们现在却面临着难以计数的逃难者，面临着贫困的竞争。那些更早一些时候就在城里游荡，露宿在街头的人，靠着可怜的救济和施舍勉强度日，在供给和需求如此失衡的情势下，他们的面容和行为都明显地流露出异常阴暗和倦怠的怅惘恐惧。这些人的衣着五花八门，如果那还能称得上是衣着的话；他们的外表也各不相同，来自平原的难民有着苍白的面容，丘陵来的人个个晒得黝黑，而山里人的皮肤则呈现出血红色。但所有的人都消痩不堪，满怀凄怆，凹陷的双眼忽而射出凶恶的目光，忽而又显得呆滞无神；他们的头发凌乱，胡须既长又硬，在艰辛的劳作中形成的壮实身子，如今因为营养不良而精疲力竭；干瘦的手臂、大腿和破衣烂衫遮掩不住的胸脯的皮肤，统统起了折皱。在更加软弱的妇女和儿童身上，痛楚的情形丝毫不亚于这种心力交瘁的景象，分明可以感到更加容易被征服、更加懦弱和更加惶惧的本性。

    在大街的这儿或那儿，沿着居民住宅的墙根，铺着一些肮脏的碎稻草，摻和着别的污秽物。然而，这也是仁爱的恩赐；这些脏窝提供给一些不幸的人，让他们晚上有个落脚之处。大白天也时不时地可以看到有人卧倒在那儿，疲倦或饥饿耗尽了他的力量，仿佛截断了他的双腿似的；有时，那污秽的铺位上忽然出人意料地抖搂出一具尸体来；有时，又可看到有人忽然栽倒，就像一片破布突然掉下来，尸体就躺在大街路面的石板上。

    有时也可见到个别路过此地或在附近居住的人，忽然受到同情心的感召，在某个脏窝前止步，俯下身来。在某些地方，出现了由某个惯于慷慨大度地扶危济困的人发动的有组织的救护和援助行动。此人就是善良的菲德里戈。他挑选了六名平素都怀有一颗热烈的仁慈心，又有着一副健壮的体魄的神甫，把他们编成两人一组，再率领一些挑夫，带上各种食品、各种混合的和速效的营养品，以及衣服，分别负责巡视三分之一的城区。每天早晨，这三组人马走上街头，去往不同的方向，走到那些躺倒在地上的难民跟前，按照需要给予他们援助。有的已经气息奄奄，再也不能进食，神甫们就给予他们最后的护理和宗教的安慰。面对那些饥饿的人，神甫向他们施舍鸡蛋、面包、汤菜和葡萄酒；还有一些因长久的饥饿而极度衰弱的人，就喂以肉汤、补剂、浓葡萄酒，让他们先恢复元气，如果需要的话，再供给酒精饮料。同时，神甫们还给那些不堪入目的赤身裸体者发放衣服。

    他们的援助并不限于此。善心的红衣主教一心希望，至少在他力所能及的地方，能够带去确确实实的、而不是暂时的效果。对于那些经最初的救护而获得足够的力气站立起来和行走的穷苦人，神甫们施与少量的钱财，免得他们因新的困窘和缺乏别的救济而很快重新沦落到原先的悲惨处境；同时，神甫们又忙着在附近的什么人家，为另外一些难民寻找可供栖身和将息的地方。那些生活富裕的人家，出于仁爱之心，也出于对红衣主教的尊重，收容了这些难民；另外一些人家虽然心地善良，但心有余而力不足，神甫就请他们为难民提供膳宿，在谈妥价钱之后，马上先支付一部分现金。然后，又把这些得到安置的人员的名单，交给本堂神甫，以便前往探视，他们自己也会回来探望这些可怜的人。

    我们没有必要去谈及这样一点，菲德里戈绝对没有把自己的关怀局限于这种极端凄惨的状况，也没有坐等这种触目惊心的事件发生了才开始行动。他的炽热的、多方面的仁爱行动，处处感受得到，处处体现出来，它迅速出现在未能更早地出现的地方，按照需要采取各种的救援形式。实际上，他把自己的全部钱财都拿出来的同时，实行最严格的节约，撤销如今已显得无关紧要的善举，他想尽各种法子筹措资金，全都用于救济饥寒交迫的大众。他购买了大批粮食，把其中的大部分调拨给他的教区中最缺粮的地方；鉴于援助远远不够需求，他又运去一些食盐，“借助这些食盐，”里帕蒙蒂在他的史学著作中写道，“青草和树皮也变成了食品。”他把粮食和钱财分配给米兰的各个教会堂区；他亲自前往视察，一个街区一个街区发放赈灾物资。他又悄悄地救助许多穷困的家庭；在大主教宫，据当时的作家亚历山德罗·塔迪诺医生在他的一部有关米兰大瘟疫的著作中记叙（这部书以后我们将常常予以援引），每天早晨布施二千碗米粥。

    不过，一颗仁爱之心所产生的这些效果，我们完全有理由称之为了不起的，如果考虑到它们全是来自某个个人和他的家财；因为按照惯例，菲德里戈谢绝把别人的慷慨捐赠接受下来，再用自己的名义去分配。他的这些捐助，加上其他私人提供的物资，虽然不能说怎样的丰富，但也数量可观；另外，还有元老院决定拨给的救济品，委托粮食委员会予以分配；但是，它们对于实际的需要，也只能说是杯水车薪。一些濒临死亡的山里人，承蒙红衣主教的关怀，延续了自己的生命，另外一些人却又陷入了绝境；一旦有限的救助中断，那些几乎复活的人又重新陷于死亡的边缘。而另外一些地方，虽说并没有被人遗忘，但形势不是最为险恶，只能稍后才予以考虑，因为不得不有选择地实施救济，于是贫病交加就足以致人于死地了。正是哀鸿遍野，路有饿殍，人们从四面八方向城里涌来。在这儿，举例来说，有两千个身体较为强壮、灵活的饥饿汉子，在混乱的人丛中赢得了胜利，拨开众人，去领得了一份米粥，不致在那一天活活饿死。但是，在他们身后，还有数千名饥饿者，眼睁睁地望着和嫉妒着那些幸运的人；而在这些连一碗米粥也得不到的人群中，不就有那些人的妻子、儿女和父母吗？在城市的某些地方，一些被遗弃的、陷入绝境的人，得到救助，起死回生，站立了起来，有了栖身之地，在一段时间里生活获得了保障；同时，在另外的上百个地方，许许多多人得不到帮助，得不到安慰，倒了下去，身心衰竭，甚至一命呜呼。

    整个白天，到处都可以听到各种啼饥号寒的苦苦哀求的声音；夜晚，低声的呻吟，不时被突然爆发的尖厉刺耳的大声哭诉、吼叫和悲切的祈求声所打断。

    值得指出的是，经受着如此骇人听闻的灾祸，如此忧心惨切的悲痛，众人却始终没有流露出一点造反的图谋，始终没有发出一声造反的呐喊，至少看不到一丁点儿这样的迹象。而且，在以那样的方式活着和死去的人当中，许多人分明从来不曾养成忍气吞声的习惯，成千上万的人在圣马丁节那天分明充分表现了自己。大可不必这样猜想，说那四个不幸者替众人偿了命，他们被处以极刑的教训，今天足以让众人不敢造次。当过着漂泊无定的生活，形成一个整体的民众，已经意识到自己无法逃脱慢性死亡的厄运，并且正在忍受着这一痛苦的时候，且不说那极刑，就是那极刑的回忆，又岂能对他们的心灵产生什么冲击呢？一般说来，人是这样造就的：我们会以极大的愤慨，去同寻常的恶作激烈的搏斗，而一旦遭逢极端的恶，我们却会默默地低下头来；我们不甘心屈服，但会糊里糊涂地忍受那最初我们发誓绝不忍受，而如今已达到登峰造极地步的东西。

    死亡每一天都在这些悲惨的人们中造成空白，每一天又有更多的人来把这空白填补。难民源源不断地流来，起先是来自附近的乡村，然后是来自周边地区，再后来是来自大公国的各个城市，最后则是来自远处的各个城市。同时，每日每时也不断有长期居住米兰的市民逃往他处；一些人不忍心再瞧见这满目疮痍的城市；另外一些人眼见新来的竞争者在乞讨中夺走了他们的面包，他们满怀凄凉的失望离开这儿，最后一次地尝试着随便去个什么地方，只要那儿至少不像米兰那样人满为患，乞讨的竞争如此残酷。这两股难民洪流朝着截然相反的方向行走，在途中迎面相遇，这是一幅令人心悸魄动的图景，不啻是他们逃亡的目的地不吉利的预兆和悲哀的写照。他们各自走自己的路，如果说不是怀着改变命运的希望，至少是为着不再重返那令人憎恶的故里，不再见到那令他们伤心落泪的地方。有的人实在是丧失了最后一点力气，栽倒在路上，把自己的尸体留在了那儿；这对于他的不幸的亲朋好友，真是毛骨悚然，惨痛难言的场面，对于其他的同伴或许是一种责备。“我亲眼目睹，”里帕蒙蒂写道，“在环绕城墙的大路上，一具妇女的尸体。她的嘴里含着啃了一半的青草，她的嘴唇差不多仍然保存着愤怒挣扎的态势……她的背上有一只包袱，而怀里用布带系着一个小男孩，正哭哭啼啼，闹着要吃奶……走过来几名怀有同情心的人，从地上抱起小难民，带走了，完成了第一件母亲的职责。”

    华丽盛装同衣衫褴褛，富裕奢侈同贫困潦倒的对照，是平常的日子里司空见惯的景象，而那个时候却荡然无存了。衣衫褴褛和贫困潦倒几乎充斥世界。表面的节俭成为显明的特色。可以看到贵族们衣着朴实无华，有时甚至穿着寒酸、破旧的衣服在街头行走；对于一些人来说，引发贫困的共同原因，也改变了他们的命运，或者迫使他们原先已经动摇了的家业破产；而另外一些人，害怕豪华会激发大众的绝望，或者因为自己亵渎了大众的绝望情绪而感到羞愧。那些权豪势要，既受人尊敬，又让人憎恨，平时出门总是由一群强人前呼后拥，趾高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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