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

，趾高气扬；如今几乎总是独自悄悄地外出，低垂着脑袋，脸上流露出和解的或者请求和解的表情。另外一些家业仍然处在兴旺时期的人，思想终于更加富于人性，举止更加谦和，他们也显得茫然、沮丧，好像是被时时刻刻见到的贫困所征服，这贫穷不仅粉碎了救济的可能性，而且也几乎粉碎了同情的力量。那些还有能力做一些施舍的人，陷入了必须在不同程度的贫穷之间，在不同程度的需求之间，作出选择的两难境地。只要有一只充满怜悯之情的手，向一位不幸者的手伸去，周围立即会爆发一场不幸者之间的竞争；那些多少还有点儿精力的人，奋力拨开人群，走上前去，执著地请求恩典，那些精疲力竭的人，老头子、老太太和孩子们，都高高举起瘦骨嶙峋的手，乞求赐舍；母亲们不时把裹在破布中的哭哭啼啼、有气无力的小孩举起来，以便让远处的人也能瞧见。

    冬天和春天就这样过去了。一个时期以来，卫生署早已通报粮食委员会，由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聚集着众多的乞讨者，米兰正面临着瘟疫的危险。它建议把这些乞丐全都集中起来，安置到不同的收容所。就在当局研究这项建议，审批这项决议，商量有关执行这项决议的手段、方式和地点的时候，街头倒毙的尸体却是与日俱增，饥荒的各种并发症也随之恶化。粮食委员会却提出了一个更方便、更迅速的应急方案，把所有的乞丐，无论是染病的还是健康的，统统集中到一个地方，由传染病医院收容和治疗，经费从城市公共财政中开支。这一方案被采纳，形成决议，虽然卫生署提出反对意见，说把这么多的人集中到一个地方，将大大增加原本想避免的危险。

    米兰的传染病医院（有的读者也许不了解这座医院的情况，既没有见过，也未看到过书籍记述）是一块用栅栏围起来的近于四方形的场地，位于东门外左侧，在它和城墙之间，是护城河、环形大道和一条环绕医院的水渠。医院纵向的两侧约有五百步之长，另外两侧较短，也许只有十五步路。这座一层楼的建筑，从外面分隔成许多小房间，在里面，沿着平房三侧的墙，是一条曲折的拱形走廊，饰以一排排小巧的石柱。

    小房间共有二百八十八个，或者略少一些。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在这座建筑的中央，有一个很大的入口；在正面的一侧，面对大路，有一个较小的入口；为了开设这两个入口，不知牺牲了多少小房间。在我们叙述的故事发生的年代，医院只有两座门，一座在侧墙的中间，面对城墙，另一座在与它相对的另一侧。在里面的场地中央，过去和现在都有一座八角形的小教堂。

    一四八九年，这座建筑开始兴建，先是由私人捐资，后来又获得政府的拨款和许多热心公益事业人士的资助。它最初的用途，正像它的名字所表明的，是在需要的时候用来收容染上瘟疫的病人。在此之前和之后的许多年里，瘟疫时常流行，在一个世纪里，它会爆发两次、四次、六次，甚至八次，有时发生在欧洲的一个国家，有时肆虐于欧洲的许多国家，有时甚至势不可挡地席卷整个大陆。在这个故事发生的年代，这里是检疫货物的场所。

    眼下，为了尽快腾出这座建筑，也顾不上严格遵照卫生法规行事，急急忙忙地进行了清扫和规定的试验，把所有的货物匆匆发放出去。在所有的房间里铺上了稻草，想尽各种法子筹集了大量合格的食品；随后，又广泛张贴告示，邀请所有的乞丐前来住院。

    许多人自愿地住了进去，所有躺倒在街头和广场的病人被护送进医院；短短几天的时间，这两种人就收容了三千多名。但是，更多的人留在了外面。也许，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在等待别人的离去，好让少数的人更充分地享用当局的施舍；也许这是对囚禁生活的本能的反感，或者这是穷人对掌握财富和权力的人所倡导的一切特有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同感受它的人和诱发它的人的无知，同穷人的数目，同法律的非正义性，始终是相称的）；也许他们心里明白，那儿的慈善行动其实究竟是怎么回事；也许是这一切原因的总和，以及别的什么原因，使得大多数人依旧踯躅街头。

    面对这样的局面，当局决定改变做法，由邀请转向强制。他们派遣警察上街，把难民驱赶到医院；如果遇上胆敢反抗者，便用绳索捆绑，强行收容，每押送一人，可获得十里拉的奖金；尽管财政非常拮据，但当局总能找到金钱，把它们花在不该花的地方。虽然根据粮食委员会的估计，有相当数量的难民离开了米兰，去投奔随便什么别的地方，以求至少可以在那儿自由地活着和死去。不过，强制行动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在短短的时间里，传染病医院收容的人数，包括当作客人似的志愿者和当作囚犯似的关押者，几近一万人之多。

    妇女和儿童大概是被安置在单独的病房，但当时的史学著作丝毫没有涉及这一点。为着维护良好的秩序，自然还制定了规章制度；但是，不难想象，在那么特殊的日子里，在那么特殊的环境中，面对那汇聚三教九流的人们，能够建立和维护怎样的秩序呢？在那儿，自愿入住者，同被强行扭送者；视乞讨为无奈、耻辱的人，同以乞讨为生者；在诚实的田间劳作和工厂生活中成长的人，同混迹于广场、酒店、权贵的宫廷，热衷于怠惰、诈骗、嬉笑和暴力者，乱糟糟地住在一起。

    关于这些人的住宿和膳食情况，即使我们没有获得确切的材料，也可以猜测到令人心酸的惨状；然而，我们掌握了相关的材料。在每一间屋子里，满满当当地住着二三十个人，还有许多人蜷缩在拱廊里，睡在散发着臭气的烂稻草上，或者干脆躺在地上。虽然明令规定，必须准备数量充足的新鲜稻草，经常更换；但事实上他们只能得到少量的、极其糟糕的稻草，而且从不更换。还曾明令规定，这儿供应的面包应当优质可靠；是的，难道有什么行政官员下令生产和配给蹩脚的食品了吗？然而，在正常的条件下，向少数人服务的时候，尚且很难做到的事情，如今，在那样恶劣的条件下，面对如此众多的人群，又怎能做到呢？当时曾传说，我们在一些历史著作中也找到了印证，传染病医院里的面包掺杂了一些难以消化的、毫无营养价值的东西；很遗憾，人们不能不相信，这样的抱怨是有根据的。医院里也严重缺水，我想说的是干净的、有益于健康的水。环绕医院围墙的那条浅浅的、流动缓慢的、有时漂浮着水藻的水渠，成为水的唯一来源，由于如此之多的病人的使用和接触，它也逐渐长满了绿苔。

    这种种因素，对患病的或者虚弱的身体都发生了强烈的作用，导致了死亡；此外，还要加上异常恶劣的天气的因素：阴雨连绵在先，更加严重的干旱随后，接着又是突然到来的酷暑。伴随肉体的折磨而来的，是精神的折磨，囚徒般的生活带来的厌倦和焦躁，对往昔生活的眷恋，失去亲人的痛楚，对不在身边的亲人的刻骨铭心的思念，病人之间的侮辱和憎恶，以及其他种种带进医院或者在医院里引发的沮丧和愤怒的感情；还有对死亡的恐惧，连续的死亡造成的凄惨景象，死亡因这诸多原因而愈来愈频繁，它自身又进而成为死亡的新的、重要的原因。

    无须惊奇的是，死亡的人数与日俱增，死亡笼罩医院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正像许多人所承认的，它已具备了瘟疫的各种征兆。所有这些原因的综合和激化，必然增强了纯粹的瘟疫的影响力。正像某些饥荒的严重程度和持续的时间都不及这次米兰大饥荒，但也蔓延了传染病一样，如今，在那些因穷困、营养的不足、恶劣的天气、肮脏的环境、痛苦和屈辱而患病的和将要患病的身体上，传染病找到了发生、滋长和扩散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和土壤。（请允许一个无知者在这儿侈谈这么一番话，他其实只是接受了一些医生，特别是最近一位绝顶聪明、勤奋的医生以充分的论据和修正提出的观点。）很可能，根据一份含糊的、不确切的报告，卫生署的医生们认为，传染病起初是在这座医院里爆发的；或许，传染病在此以前已经存在和潜伏着（这种看法似乎更加真实可信，如果考虑到这样的事实，此前早已哀鸿遍野，陈尸街头），只是被带进了这个人满为患的场所，在那儿以新的、可怕的速度蔓延开来。不管其中哪一个假设是正确的，反正在很短的时间里，这所医院里每天死亡的人数已超过了一百人。

    此时，医院里幸存的人个个坐卧不宁，惊慌失措，到处是发泄怨恨、愤怒的叫骂声，而在粮食委员会里又笼罩着羞耻、慌张和犹豫不决的气氛。他们久久地争论，又听取卫生署的意见，最终找不到别的法子，只能把当初如此大张旗鼓，花费如此之多的钱财，采用如此强制的手段所做的一切，统统予以推翻。他们下令打开传染病医院的大门，允许所有尚未染上传染病的幸存者离开。于是，这些人都怀着发狂似的惊喜，离开了医院。米兰城里又重新听到了呻吟声，但显得更加虚弱，断断续续；又重新见到了流浪的人群，但比从前少了许多，也更加让人生发恻隐之心。里帕蒙蒂曾写道，流浪者如此大幅度减少，令人纳闷。其余的病人都被送往当时的一座名叫圣马利亚·德拉斯台拉的济贫院，大多数人都在那里凄然死去。

    又到了田野一片金黄的收割季节。从乡村来的乞讨者纷纷离开城市，回到各自的家乡，去收获期盼已久的粮食了。好心肠的菲德里戈想出了一个新的法子为他们送行，他向每一名来到大主教宫的农民，赠送一枚朱里奥钱币和一把收割用的镰刀。

    随着粮食的收获，饥荒终于消失了。传染病或者说瘟疫引发的死亡，逐日减少，但也一直延续到秋天。正当传染病或者瘟疫行将消失的时候，却又发生了新的灾祸。

    这时，许多被称为历史性的重要事件发生了。法国首相、黎塞留红衣主教攻占了拉罗谢尔，随即匆匆地同英国国王签订了和约，并以他雄辩的语言敦促和说服法国政府给予讷韦尔的公爵以切实有效的援助，他还成功地促成法国国王御驾亲征。正当准备工作紧锣密鼓进行的时候，日耳曼皇帝的代表纳萨乌伯爵，向曼托瓦新公爵发出通牒，要求他把所掌管的版图贡献给日耳曼皇帝斐迪南二世，否则皇帝陛下将发兵前去占领。公爵处于十分危急的局势，但拒绝接受如此强硬和如此令人可疑的条件，他寄希望于近在咫尺的法国的援助，这鼓舞他采取抗争的立场。不过，他又尽可能用转弯抹角的、模棱两可的方式来表达他的这种态度；他提出的建议表面上显得更为顺从屈就，但实际上并无多大风险可言。纳萨乌伯爵离开的时候，对他发出警告，说将不得不诉诸武力。

    三月，黎塞留红衣主教果然随国王御驾亲征，率军南下。他向萨伏依大公卡洛·埃马努埃莱一世提出过境的申请，双方进行了谈判，但未能达成协议。经过一场激战，法国人占了上风；双方再次谈判，签订了协议。协议中的一条是公爵保证要科尔多瓦解除对卡萨莱的围困，偏遭拒绝，则不得不联合法军一起进攻米兰公国。堂贡扎罗认为这样无伤大局，便撤销对卡萨莱的围困，法国军队随即开进了卡萨莱，加强公爵的守卫力量。

    这一事件激励阿基利尼写了一首著名的十四行诗，献给法国国王路易十三：

    燃烧吧，啊，火焰，

    给我们冶炼金和铁。

    在另一首诗中，他还呼吁法国国王前来解放圣土。不过，命运常常是这样，诗人们的意见并不被采纳；如果诸位在历史上发现有些事情同诗人们的妙思相吻合，那你们尽管放心地说，这些事情是早就拍板了的。黎塞留红衣主教却决定班师回朝，因为他觉得有更加紧要的事情等待他回国处理。威尼斯的使者吉罗拉莫·索朗佐条分缕析地陈述了种种理由，希望改变这个决定；不过，国王和红衣主教就像对待阿基利尼的诗歌一样，来对待他的无聊的话，他们率领大部队返回法国，只在苏萨留下六千人马，以守卫通道和执行协议。

    当法国军队前脚刚走，斐迪南二世后脚从另一边来了。他的军队占领了格里焦尼和瓦尔泰利纳，即将进入米兰辖地。人们不仅恐惧大军所到之处会带来各种灾害，而且把德国军队中潜伏着瘟疫，不断地发生局部的爆发的可怕消息报告了卫生署，正像瓦尔基所描述的，一个世纪以前，德国人把瘟疫带到了佛罗伦萨。而卫生署中的主管人物之一塔迪诺（卫生署由六名主管成员组成，除了署长，四名官员，两名医生），在上文提及的那份报告中写道，他受委托向总督大人报告，如果德国人像传闻的那样经过此地，去围困曼托瓦，国家将面临可怕的危险。从堂贡扎罗的全部表现来看，他异常热衷于在历史上给自己留下一席之地，事实上，历史也不可能忽略他；不过，正像经常发生的那样，历史不会或者不愿去记载他的一个很值得记忆的行为，那就是他在那种形势下对塔迪诺的回答。他回答说，他不知道如何办是好；利益与名誉，正是为了这两者德国军队才向这儿挺进，远比向他指出的危险重要得多；尽管如此，他将试着寻找解决的法子，并寄希望于天命。

    为了寻找解决的法子，卫生署的两位医生，塔迪诺和大名鼎鼎的卢道维科·塞塔拉的儿子塞塔拉元老，向卫生署建议，禁止从经过的军队购买任何东西，违者严加惩处；但是，却无法让署长明白下达这样的命令的必要性。“这是一个大好人，”塔迪诺说道，“他无法理解，同那伙人还有他们的东西接触，会导致成千上万的人死亡。”我们援引的这番话，堪称当时最有特点的言论之一，显然，自卫生署存在之日起，从来不会有一个什么署长会有这样的见解，如果这可以称作见解的话。

    至于说堂贡扎罗，在作了那样的回答以后不久，就离开了米兰；这离别对于他来说是悲凉的，正像促使他离开的原因一样悲凉。他是这场战争的发动者和指挥者，如今因为屡吃败仗而被罢官。老百姓在他执政期间遭逢了饥荒，无不认定这是他的罪责。而他在瘟疫爆发上的所作所为，要么众人毫不知情，要么没有人为此感到不安，正像我们在下文将要看到的，除了卫生署，尤其是两位医生。他坐在旅行马车里，在一队执戟兵士的簇拥下、两名骑马的号手开道、其他权贵乘坐的马车紧随其后、离开了王宫。一群孩子聚集在大教堂广场，一面乱哄哄地追赶马车，一面大声吹口哨。一千人马来到通向提契诺城门的大路上，他应当由这里登上归途，却陷入了人群的包围，一部分人早已在那儿恭候他，一部分人从四面八方赶来。那些号手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从王宫直到此地，一直不曾停止演奏。

    在后来举行的关于这场骚动的审讯中，一名号手遭到指责，说他的演奏是促使人们骚动升级的根源。他回答道：“亲爱的先生，这是我们的职业；如果总督大人不喜欢我们再演奏下去，那他应当下令我们停止演奏。”然而，堂贡扎罗或许很不情愿流露出他畏惧的样子，或许担心会刺激民众更加放肆，或许是因为他确实有点张皇失措了，所以他没有下达任何命令。卫兵们徒劳地驱赶人群；民众聚集在马车的前面、左右和后面，高声呼喊：“滚蛋，带来饥荒的家伙！滚蛋，穷人的吸血鬼！”以及别的更加难听的口号。当马车驶到城门跟前的时候，民众开始投掷石头、瓦片、菜帮子、各种各样的果皮，以及在这种场合通常会抛出的东西。一部分人还登上城墙，从城墙上向离开城门的马车发动最后的袭击。片刻工夫以后，众人都作鸟兽散。

    安布罗焦·斯皮诺拉侯爵被派来接替堂贡扎罗，此人在法兰德斯战役中赢得了显赫的声名，至今仍存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

    与此同时，在最高统帅、另一位颇有名气的意大利雇用军司令朗巴多·迪科拉托伯爵指挥下的日耳曼军队，接到了攻占曼托瓦的最终决定，并在九月份进占米兰大公国。

    在那些年代，军队大多是由职业的雇用军司令招募的流民组成，去执行这个或那个君主交代的使命，有的时候，却完全是为着实现自己的图谋，以使把自己和这些士兵一起待价而沽。这些士兵被这个职业所吸引，并不是看重区区的饷银，而是受到能随意地劫掠和去干种种放纵的勾当的诱惑。从来没有严格的、普遍的纪律；而且，这种纪律也是同雇用军司令很大程度上不受拘束的权威水火不相容的。何况这些人在纪律问题上恐怕也一窍不通，即使他们想在这件事情上有所作为，但看得出来，要制定纪律和维护纪律，他们也无能为力，因为那种素质的士兵，或者会起来造反，把矛头对准想搞点新名堂、带头禁止劫掠的司令官，或者至少抛弃他，让他独自一人去守护军旗。

    除此之外，君主们雇用那些士兵，心里只想着要招募到足够数目的人马，确保实现他们的野心，让雇用兵的人数同他们通常是很有限的财力相称。在大多数的情况下，雇用兵的饷银拖延很久才支付，而且是每次支付一点儿；因此，军队所到之处大肆掳掠，就心照不宣地成为士兵们饷银的补充。无怪乎瓦伦斯坦说了一句跟他的姓氏差不多一样广为流传的名言：统率一支十万人的大军，要比统率一万二千人的队伍容易得多。我们谈及的这支军队，基本成员是这样一些流民，他们在瓦伦斯坦的指挥下，在战争中肆无忌惮地去劫夺掳掠，使德国呈现出一派荒芜凄惨的景象；那场战争，就其本身和其后果来说，乃是所有战争中最赫赫有名的，后来因它延续之久，而取名三十年战争，而当时正好是它的第十一个年头。他还有一支属于他的私人军队，由他的一名助手带队；而别的雇用军司令，则大多由他直接指挥，他们当中就有不止一个人，四年以后促成了他的人所共知的悲剧性结局。

    二万八千步兵，七千骑兵，从瓦尔泰利纳谷地出发，向曼托瓦进发。他们从阿达河顺流而下，阿达河形成湖泊的两条支流，然后又重新汇合，最终流入波河。他们又沿着波河河岸走了许多路程，在米兰大公国境内走了整整八天。

    大多数居民都赶着自家的牲口，带上多少值点儿钱的东西，逃到山上隐藏起来；另外一些人留了下来，或者因为不能抛下家中的病人，或者为了看守房屋，免得被焚烧，或者为了保护藏匿或埋到地下的珍贵物品。还有一些人没有弃家出逃，因为他们没有任何可以失去的东西，或者甚至想借此机会浑水摸鱼。当第一支人马进入村子打尖后，大兵们立刻分散到这个村子里和附近各处，大肆洗劫。凡是能派得上用场的，统统带走，席卷一空；其余的东西，全都毁掉，翻个底朝天；家具化作支离破碎的木片，住房成了污秽不堪的马厩，更不用说对村民的殴打、伤害，对妇女的奸淫。村民们为了保护财产所使用的一切计谋，所玩弄的一切花招，到头来都徒劳无益，有时反倒招致更严重的损失。大兵们都是极其精通这样一场战争的谋略的专家，他们仔细搜查屋子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窟窿，甚至不惜推倒墙壁；他们轻而易举地辨认出园子里刚刚挖掘和覆盖的泥土；他们还到山上去牵走牲口，由村子里的某个地痞领路，到山洞里去寻找躲藏在那儿的富人，把他强行带回他的家里，施用刑罚和恫吓，强迫他招出珍宝隐藏的地方。

    终于，这支先头部队离开了，鼓角声渐渐在远处消失了；随之而来的是几个钟点令人可怕的沉寂。然后，又一次响起了令人厌恶的鼓角声，预告着另一支部队的到来。这些大兵再也搜寻不到什么战利品，便以加倍的疯狂毁坏幸存下来的东西，焚烧被前面一批士兵喝空的酒桶和空空洞洞的房子的门槛，甚至索性放火烧掉这些民房。他们自然又以加倍的疯狂虐待村民。由于这支军队分编成许多支分队，因此，在这二十天的期间里，随着每一支部队的到来，情况便越来越糟糕，无法收拾。

    科利科镇是这些恶魔们进入米兰大公国后停留的第一站，然后，他们长驱直入贝拉诺，进占瓦尔萨西纳，在那儿部队分头出发，来到了莱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