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nbsp;“我们去……寨堡。”堂安保迪奥说道。

    “你们想得很周全，在那儿就像在教堂里一样安全。”

    “你们留在这儿，不觉得害怕吗？”堂安保迪奥问道。

    “神甫先生，要说安营扎寨，您知道，他们是不会上这儿来的，上帝保佑，我们这儿离他们行军的大路太远了。即使他们偶尔要光顾，上帝也会保佑我们的。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有时间；现在先得去打听一下，他们停留过的那些倒霉的村子，究竟发生了怎样的事情。”

    这几位客人决定留下来，稍事休息。这正是吃午饭的时间。

    “诸位，”裁缝说道，“请你们务必赏光，将就着跟我们共进午餐，我竭诚欢迎。”

    佩尔佩杜娅说，他们自己带了些充饥的食品。在彼此一再谦让之后，大家同意把吃的东西凑在一起，共同用餐。

    孩子们好像见到了老朋友似的，兴高采烈地围住了安妮丝。但裁缝马上吩咐他的一个女儿（不知读者是否记得，就是那个给寡妇玛利亚送吃的东西去的女孩），从堆在墙角的栗子中，取出四枚早熟的，把壳剥掉，用火烤熟。

    “你去一趟菜园子，”裁缝又对一个男孩说道，“把桃树摇晃摇晃，让它掉下四只桃子，拿到这儿来，别自个儿吃了。”他又对另一个男孩说，“你爬到无花果树上去，摘四个熟的无花果子。你们做这些事情都是很熟练的了。”

    裁缝自己去打开酒桶的塞孔，装了一瓶葡萄酒。他的妻子用台布铺好餐桌。佩尔佩杜娅从藤筐里取出食品。餐桌安排停当；一块餐巾，一只白瓷盘子，还有佩尔佩杜娅拿出来的一副餐具，摆在请堂安保迪奥就座的主宾席上。众人一起入席，这一顿饭吃得虽然不能说特别开心，但至少在座的人当中谁也不曾料到那一天会得到这样的快乐。

    “神甫先生，局势如此的混乱，您有何高见？”裁缝说道，“我觉得在阅读摩尔人入侵法兰西的历史。”

    “我能说些什么呢？这厄运也要降临到我的头上了！”

    “不过，你们倒是选择了一个可靠的避难场所，”裁缝接着说道，“谁不是迫不得已才去那儿的呢？好在那儿你们会有人作伴儿，听说许多人已经去那儿避难，而且至今还有人去。”

    “但愿我们会受到很好的接待，”堂安保迪奥说道，“我认识那位正直的先生；曾经有过一次很荣幸的机会，我跟他待在一起，他是如此的温文尔雅！”

    “他也请红衣主教大人带话给我，”安妮丝插话说，“如果我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尽管找他就是了。”

    “真是完美无比的脱胎换骨！”堂安保迪奥继续说道，“他坚定地履行了自己的诺言，不是这样吗？他是坚定不移的。”

    裁缝开始滔滔不绝地谈论无名氏圣洁的生活，谈他怎样从一方的祸害变成了大众的楷模和仁人君子。

    “他留在身边的那些人呢？……还有那些伺候他的人呢？……”堂安保迪奥又问道。他不止一次地听到这方面的传闻，但是他始终没有完全放下心来。

    “大多数人被遣送下山了，”裁缝回答道，“那些留下来的人，也完全洗心革面了，真是不可思议！总而言之，那座寨堡成了世外桃源。您当然知道这些事情。”

    裁缝又跟安妮丝谈起红衣主教那次登门看望的事情。

    “真是一位了不起的大人物！”他感叹道，“了不起的大人物！很遗憾，他那次匆匆忙忙来到这儿，我没有法子向他多少表示我的敬意。如果我还能有一次机会跟他更随意地谈谈，那我将太幸运了！”

    用毕午餐，裁缝请他们观看红衣主教的画像。他把这幅画像贴在门上，表示对这位大人物的敬意，也是为了向瞧见这幅画的人说，这画不像本人，因为他就是在这间屋子里，很从容地亲眼见到了近在咫尺的主教大人。

    “这是他们想把他画成这个样子吗？”安妮丝说道，“这身衣服倒挺像他的；可是……”

    “这幅画不像，对吧？”裁缝继续说道，“我一直是这么说的，我们还会受骗吗，嗯？不过，没什么，这画底下有他的名字，作一个纪念吧。”

    堂安保迪奥急于要赶路，裁缝便去张罗着找一辆四轮大车，送他们到山脚下。他去了不久，回来说，大车马上就到。他转过身来，对堂安保迪奥说道：

    “神甫先生，倘若您想带几本书到山上去看看，消磨时间，我虽然家境并不富裕，但我甘愿为您效劳，因为我也多少有点儿在阅读中寻找乐趣的癖好。不过全是用俗语写的，也许不太适合您读，但是……”

    “多谢，多谢，”堂安保迪奥回答，“如今这个年头，我们的脑袋顶多只能勉强地去想《日课经》里的内容了。”

    当他们互相表示谢意，彼此交换良好的祝愿，邀请和允诺回去时再来逗留的时候，大车停在了靠近大路的门口。他们把藤筐放进车里，然后也在车子里坐下，怀着平静下来的心情，颇为舒适地开始了后一半的旅程。

    裁缝向堂安保迪奥谈到无名氏的情况，确实是讲了真话。从我们和他暂别那一天起，他就始终不渝地为着实现他当时给自己立下的目标而努力，诸如补赎因他的缘故造成的伤害，寻求和平，扶危济困，时时刻刻依据不同的情况行善积德。

    当年，他的勇气体现于欺凌别人和维护自己，如今，他的勇气表现于不再欺凌别人，不再维护自己。他每次都是独自外出，不携带任何武器，时刻准备着接受他往日的种种强暴行径所带来的恶果；他确信，此前他向许多人欠下了许多孽债，倘若他再要用武力来维护自己，那不啻是又犯下新的罪孽；他确信，别人对他的任何伤害，都是对于上帝的亵渎，但是对于他来说，却是公正的报应。而且，他比这世上的任何人都更没有权利去报复那伤害他的人。

    但一旦悔过自新，比起当初他依赖别人的暴力和自己的暴力来保护自己，他的安全丝毫不曾受到影响。他旧时的贪酷凶残给人留下了难忘的记忆，今日的温顺谦恭则给人带来深深的印象，前者自然会激起许多人复仇的愿望，后者又会使这种复仇变得容易起来。然而，实际的情形却是相反，这两者却帮助他赢得了众人的赞赏，帮助他保持着众人对他的赞赏，而这正成了他保护自己的主要手段。他就是那样一种人，谁都没有能力来侮辱他，但他侮辱了自己。往日他对别人的傲慢和别人对他的恐惧，曾引发了众人对他切齿痛心的仇恨，而今面对他甘愿自新的谦卑，这些怨恨也就渐次冰释了。那些遭受过他凌辱的人，轻而易举地、而且不冒任何风险地获得了出乎意料的满足，这是一种哪怕从最成功的报复中也无法获得的满足，一种目睹一个人痛切地改悔自己的罪过，并且对自己怀有与他们同样的愤慨的满足。许多人对他的怨恨，因为时间久深的积蓄，因为痛感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都无法比他更强大，都无力对他的某些重大的罪过实行报复，从而变得愈益强烈，刻骨铭心；随后，他们看见他单身一人，不携带任何武器，而且显露出不作任何抵抗的神情，于是不由得萌生出一种热烈的情感，向他表示敬意。在这种自觉的自我贬损的行为中，他的举止和仪态也不知不觉地显得更加高尚、更加优雅，而且可以看得出来，蕴含了比从前更加坦诚的蔑视危险的气度。

    那些针对他的仇恨情绪，即使是非常激烈的和粗暴的，面对公众向这位改邪归正、乐于行善的人的赞誉，也不能不受到束缚和制约。人们对他的赞誉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他常常陷入困境，要去躲避别人对他的称颂；他只好尽力克制，不让自己内心的自责过分地在面容和举止上流露出来，不让自己过分地谦卑，以免被人过分地褒奖。他在教堂时总是选择一个最后一排的位置，没有一个人敢去占据这个座位，因为那将被视为窃取一个荣誉位置的行径。另外，如果有人去侮辱他，或者极不尊敬地对待他，那不只会被认为是粗暴无礼和心地卑劣，更会被当作一种亵渎的行为；而那些能够借助别人的这种感情来约束自己的人，也或多或少地接受了这一感情。

    这些原因和别的一些原因使得无名氏免遭官方的惩处，同时也就保证了他的安全，虽然他对自己的安全并不在意。他的地位和家族，对于他始终意味着某种保护伞，如今又愈发具有意义，因为在他的显赫的、狼藉的声名之外，又增加了他悔改自新的荣誉和对他堪称楷模的行为的颂扬。官府和权贵为此跟百姓一样毫不掩饰自己的欣喜。如果去冒犯一个深受公众推崇的人物，那将是不可思议的。此外，政府深深陷于对活跃的、滋长不已的动乱所作的斗争之中，而且是永恒的、又常常是失败的斗争；政府现在摆脱了那最难以制服、最让人头疼的动乱，当然会满心欢喜；何况，那个人的悔过自新引发的救赎行为，更是政府不曾遇见过的，求之不得的。惩罚一位圣人，显然不是一个有效的手段，足以勾销无力处置罪犯的耻辱；如果开了这种惩罚的先例，它所能产生的唯一的效果，就是阻止像他这样一类的人成为不再危害社会的人。或许，菲德里戈红衣主教在无名氏的改悔中所起的作用，他的大名跟改悔者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事实，无疑赋予了无名氏一面神圣的盾牌。当时教权与世俗政权之间存在着一种特殊的关系，它们常常互相争斗得不可开交，但却没有吃掉对方的雄心，相反，双方总是交替使用敌对与赞扬、抗争与尊重的两手，它们有时甚至联手去做一件事情，但从来不曾缔结和平，因此，在这样的情势和观念的影响下，就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这样的局面：教会的宽容，虽然不能使世俗政权豁免无名氏的罪过，但也导致人们逐渐忘却这件事，何况前者的努力所产生的效果，正是双方一致期盼的。

    事情就是这样，如果一个人被打倒在地，众人就会不分地位的贵贱，争先恐后地跑上前去，践踏他一番；而如果他是心甘情愿地俯伏在地上，那众人反倒会宽恕他、尊敬他。

    确实，也有许多人对无名氏此次轰动一时的悔改并不觉得高兴；不少人原是他雇用来干犯罪勾当的，有些人是他在犯罪的营生上志同道合的伙伴，他们就这样突然失去了习惯于信赖的重要靠山，或许他们正忙乎着一项早已策划的阴谋，只等着他一声令下，即可付诸行动，如今却竟然化作了泡影。在那些正和他在一起的追随者当中，我们也可看到他亲自宣布的弃旧图新的决定引发了各种不同的反应：惊奇、痛苦、沮丧、愤怒；什么情绪都有点儿，唯独没有鄙视和仇恨。那些被派遣到各处的强人和地位颇高的同伙，在听到这一惊人的消息后，也滋生出同样的情绪。不过，从里帕蒙蒂援引的材料不难发现，仇恨都集中到了菲德里戈红衣主教身上。许多人把他看作干预他们的事情，坏了他们的好事的罪魁祸首。无名氏希冀拯救自己的灵魂，谁也没有理由对此发出抱怨声。

    渐渐地，留在寨堡的大部分强徒，无法适应新的纪律，也看不到改变这种局面的希望，就纷纷各奔前程去了。有人去投靠新的主子，或许这新主子就是他抛弃的主人的老朋友；有人去加入西班牙人或者曼托瓦人的所谓第三军团，或者往别的交战国家去从军；也有人沦落街头，独自去干剪径的勾当；还有人愿意自由自在地去敲诈勒索。那些他下令派遣到各地的人也作了类似的选择。而那些能够适应或者甘愿接受新的生活方式的人，大部分来自本地，他们或者回家种地，或者重新操起他们年轻的时候学会、后来荒疏了的手艺；那些外乡人当了仆役，留在了寨堡里。无论是本地人，还是外乡人，都跟他们的主人一样，都重新获得上帝的恩泽，都跟他一样过着宁静的生活，既不欺凌他人，也不受他人欺凌，他们抛弃了武器，但获得了尊重。

    当日耳曼军队挥师南下的时候，一些被侵占或者受威胁的地方的难民，纷纷逃到寨堡，请求给予他们庇护。无名氏深感欣慰，因为在很长的时间里，人们都把它当作一个庞大的魔窟，不敢走近一步，现在那些弱者已把寨堡视为避难的福地，慕名而来。他不只以满腔的热诚，更以感激的心情，接待这些背井离乡的人们。他还传下话去，他的宅第向所有想来避难的人敞开大门。他马上下了决心，不只是他的宅第，而且整个山谷都应当处于戒备的态势，如果日耳曼军队或者威尼斯轻骑兵胆敢上这儿来作威作福。他把仍然留在身边的人数虽少但骁勇无比的仆役们（正像托尔蒂的诗作那样，少而精）召集起来，向他们发表了一番演说，说这是上帝赐予他们和他的大好机会，去致力于救援那些他们曾经如此压迫和侮辱过的亲人们。他以非常随和的、坚信别人将会顺从的语气下达命令，大致宣布他要他们去做的事情，特别是指示他们应当怎样检点自己的行为，务必使那些上山来寻求庇护的人，全把他们当作朋友和保护者。

    然后，他又下令从顶楼把储藏在那儿很长时间的火枪、刀剑和长矛搬下来，把它们一一分配给逃难来的人。他还传话给山谷里的农民和租户，若有谁个愿意，欢迎他们随身带武器到寨堡里来；谁个没有武器，他就把武器发放给他们。他还挑选了几个外来人当头头，让另外的一些人听他的指挥。他在山谷的入口和各处要害，在通向寨堡的山坡上和寨堡的门口，都安排了岗哨，规定了换岗的时间和方式，这就好像在军营里，或者好像在他干着罪恶的营生的年月里习惯做的那样。

    在顶楼的一个角落里，安置着只有他使用过的各种武器，他的远近闻名的卡宾枪、毛瑟枪、佩剑、宝剑、手枪、大刀、匕首散放在地上，或者倚靠在墙上。仆人中没有一个人敢去触动它们；他们商量之后，决定去请示主人，该把什么样的武器给他拿去。“一件也不要。”他这么回答，或许是因为发了誓愿，或许是出于一种愿望；作为这样一支特殊的守卫部队的首领，他也始终没有佩带过武器。

    同时，他又动员其他效劳或者听命于他的男人和妇女，在寨堡里为尽可能多的人安排安身之处，在已经改作宿舍的房间和过厅里支起床铺，预备被子和褥子。他还下令采购足够的食品，供应那些由上帝派遣到他这儿来的客人，而这些客人也一天比一天多了起来。而他自己却在寨堡内外、山上山下和山谷四处奔波，没有片刻的安宁。他忙碌于设立、加强和巡视岗哨，探访守卫者，也让守卫者看见他，用自己的言语、眼神和表率，把一切都处理得有条不紊。他在家里，在大街上，随时接见那些刚刚来的客人。所有的人，无论是曾经见到过他的人，还是头一次见到他的人，都欣喜若狂地望着他，在这瞬间，他们忘掉了那些驱使他们上山来的痛苦和恐惧。当他离开了众人继续走自己的路时，他们仍然转过身来注视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