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忠武之首功

少时以武举起家，后来任天德军使（现在吴州二旗西北）兼九原太守（现在鄂尔多斯右翼后旗西一百里）。那时，他的年岁已在四十左右，而天下太平，四方无事。英雄没有用武之地，所以也没有什么表现，不过为国家守边罢了。天宝十四年（玄宗在位的第四十三年），安禄山在范阳造反（范阳是现在河北省涿县），战火连绵，这便是郭子仪立功的机会。唐朝从高祖统一以后，一直到玄宗，因为太平的日子长久了，所以大家都习惯了安宁享乐，不知道用兵是什么一回事。重要的地方也没有什么军事设备，因此安禄山造反，河北的各州县，便都失陷了。不到四个月工夫，玄宗皇帝逃往蜀中，东西两京失守，天下大乱。自古以来大一统的王朝，没有比这覆亡更快的了（安禄山在天宝十四年十一月反叛，第二年二月，玄宗逃往蜀中，长安、洛阳相继失陷）。但当玄宗逃往蜀中的时候，正是郭子仪在河北立功的日子。假使当时玄宗慢些出走，时局也许要比较容易收拾些。这都是当时交通阻滞、消息不灵的缘故。若在现在，电子通讯飞驰，消息可以顷刻相传，千里可以朝发夕至，早就让马嵬坡的御驾停止了(马嵬，今陕西兴平县西。玄宗逃到这里，军队止步不走。杨国忠被禁军所杀，杨贵妃被赐死)。

    当安禄山刚开始叛乱的时候，黄河流域的官吏，没有一个不开门迎降的。起兵讨贼的，只有颜真卿(平原，今山东平在县。真卿，字清臣，后死于朱泚之乱，谥文忠)和颜杲卿(常山，今山西恒县。杲卿，字昕，常山失陷后，杲卿就死了)两个人。那时郭子仪在九原太守任上，朝廷任命他为朔方节度使，率军东讨。先前郭子仪和李光弼(光弼，是契丹酋长之子，死后谥号武穆)都在安思顺的部下充当牙门都将，二人素来不合，虽同在一桌吃饭，常常一句话都不说。等到郭子仪骤然间蒙朝廷大用，李光弼心中害怕，便进去见他道：“我死固然很甘心，但请求你赦免了我的妻儿，可以吗？”郭子仪急忙走下来，抱住他，跟他一起走上堂，流着泪道：“现在国家乱得这样，若没有你的帮助，我也不能东伐，这哪里是怀私忿的时候？”他握住李光弼的手，相向而拜，又推荐李光弼做河东节度使，分一万朔方兵给他。后来李光弼在安史之乱中立下不少战功，若不是郭子仪这样的宽大识人，李光弼也决不会如此的。

    郭子仪派李光弼、仆固怀恩（仆固是复姓）在振武(唐军名，单于都督府治，其地在今归化城南)所辖区大败贼军，乘胜直抵东陉关（今山西代州南）。后来贼将史思明攻陷常山，颜杲卿殉难。李光弼率领一万多蕃汉步骑，三千太原弓弩手，出井陉，到常山，收复七县，只有九门、藁城（藁城县，在今河北省，九门故城在藁城西北二十五里）还被史思明所占据着。李光弼和史思明相持四十几天，史思明断绝常山粮道，李光弼派人到郭子仪处告急。郭子仪亲自赶到，和李光弼合军，在九门城南进攻史思明，把史军打得大败。史思明收集残军，逃奔赵郡（现在的直隶县）去了。自安禄山反后，惟有郭子仪这一战，算是第一次挫了他的锐气，使他们知道唐朝的兵威还在，不敢轻视，所以这场战役的关系是很大的。

    安禄山听见史思明大败，便派出精兵去援助他。郭子仪召集将佐谋议道：“他靠增兵，必定轻视我们，轻视我们的话心就不会坚定，我们必定可以一战而胜了。”交战的时候，胜负未决，他杀了一个步将以儆戒大众，将士便奋勇死斗，又将史思明打得大败，斩敌四万人，生擒五千人，夺获战马五千匹。史思明赤足披发，逃奔博陵（今河北定县）。于是河北十几个郡，都斩杀贼人的守将，来迎接王师。郭子仪的威名，震动天下。

    【评论】

    李白能在郭子仪微贱之时赏识他，其眼力真可谓惊人。李白在朝廷做官，挺受宠信。后来他被高力士厌恶，于是将李白《清平调》里的“可怜飞燕倚新妆”的句子摘出，向杨贵妃进谗说：“李白将您比作赵飞燕。”赵飞燕是汉成帝的妃子，实际上是一代红颜祸水。杨贵妃因此怨恨李白，李白故而仕途不顺。当时郭子仪已经显贵，假设李白拿当年的施救恩德来要求郭子仪，依附他，以后难道就没有东山再起的时候么？只不过李白不屑罢了。《战国策》里记载唐睢对信陵君进言说：“我对别人有恩，不能不忘记。”这说的是李白。“别人对我的恩德我绝不能忘记”，这是说的郭子仪。

    安禄山是营州的杂种胡人，小名轧荦山，长大后冒姓安，名禄山，他懂得九个蕃族的语言，做各个蕃族交易的牙郎。张九龄看见他，对人说：“扰乱幽州的一定是这个胡人。”想要杀了他，玄宗不许，李林甫后来还举荐了他，因而特别受宠，甚至于杨贵妃将他认作干儿子，允许他随意出入皇宫，身份等同亲王。宰相杨国忠跟他不合，多次向玄宗诬陷他，说他肯定会造反，多次用事激怒安禄山，希望加快他的造反，自己好取信于皇帝。天宝十四年，安禄山真的在范阳造反了。安禄山不过是一个胡人的小儿罢了，玄宗爱他就像亲生骨肉，任用他就像左右手，却最终不能让他感恩戴德，有这样的狼子野心，还说什么呢！《春秋左传》里说“不是同族的人，他的心思一定会跟我们不一样”，世间抛弃同族的人而专任异族的领导人，看看安禄山的故事也可以得以借鉴了。战国时代，赵惠文王因为蔺相如完璧归赵的功劳，封他为上卿，位列廉颇之上。廉颇说：“我身为赵国大将，有攻城略地的功绩，而那蔺相如只靠嘴皮子功劳，竟然位居我之上，我见到他一定羞辱他一番。”相如听说以后不肯参加朝会，即使偶然路上远远望见他，也一定避开。蔺相如的舍人讥诮他胆怯，相如却说：“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只因为我们两个人在罢了。如今两虎相争，必然导致两败俱伤。我之所这样做，就是因为要先顾全大局，再来谈个人恩怨哪。”廉颇听说后，通过蔺相如的宾客介绍来到相如门前请罪，最后两人成为刎颈之交。郭子仪和李光弼的故事和这个也很相似，也一定要这样才能算得上具有大臣风范了。

    “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这句话，难道仅仅只有大臣应当懂得么？这个道理，凡是国民都应该知道。好比近年来英国的爱尔兰，俄国的工人党和虚无党，德国的社会党，法国的保皇党，都和政府不合，局势非常紧张，几乎使国家分裂；还有匈牙利和奥地利，加在一起有十几种民族，都统一听命于一个王朝，就是在平时也不能消灭相互之间的猜疑。如今各国战事兴起，过去曾经摩拳擦掌、准备同室操戈的国人都转为了同仇敌忾、抵御外辱的一个整体。假设他们乘着国家遇着外患，为所欲为，难道不是很容易成功吗？然而却没人这样做，无非是因为心存“先解决国家的急难再说个人的私仇”这个信念罢了。像这样才不愧为国民。所谓国民，本来就是跟国家休戚相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