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中年时代

继，累重道远，不免舟行。自离黄州，风涛惊恐，举家重病，一子丧亡。今虽已到泗州，而赀用罄竭，去汝尚远，难于陆行。无屋可居，无田可食，二十余口，不知所归，饥寒之忧，近在朝夕。与其强颜忍耻，干求于众人；不若归命投诚，控告于君父。臣有薄田，在常州宜兴县，粗给饘粥。欲望圣慈，许于常州居住。”

    神宗许之，遂居常州。曾致贾耘老书云：

    仆已买田阳羡，当告圣主，哀矜余生，许于此安置。幸而许者，遂筑室荆溪之上而老矣。仆当闭户不出，君当扁舟过我也。

    东坡五年谪窜，饱尝世途的纷扰，壮志消磨殆尽，意气沮丧不堪，无怪他要日趋恬淡无为，而有老于山水之想了。他从宜兴到扬州的竹西寺，留题有云：

    十年归梦寄西风，此去真为田舍翁。剩觅蜀冈新井水，要携乡味过江东。

    道人劝饮鸡苏水，童子能煎罂粟汤。暂借藤床与瓦枕，莫教辜负竹风凉。

    此生已觉都无事，今岁仍逢大有年。山寺归来开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

    看了这三首诗，可知东坡早已抛弃一切，愿为田舍翁以老了。然而有为的人才，天岂肯让他空老？果也东坡再立廊庙之机会又到了。

    元丰八年，神宗崩，朝政为之一变，东坡乃入朝视事。综观神宗在位十八年，勤俭爱民，不御畋游，不治宫室，励精图治，不失为一世英主。惜乎求治过急，听信王安石，变坏法度，竟为国之大害。富弼尝得窥神宗有好大喜功的野心，劝其二十年口不言兵，以免边疆生事，而不用其言。结果西夏一役，死者数十万，创巨痛深，后悔莫及，卒至百不如意，贲志以殁。太子立，是为哲宗，年幼，太后临朝，垂帘听政。太后于神宗在位时，已屡觉新法之不便，及摄政，即将熙宁以来之新政，尽行罢去。时王珪已卒，蔡确、章惇之徒，亦皆贬窜，司马光复入为相。缘庆历年间之名臣，如韩琦、富弼、欧阳修等，都已一一物化，惟光独存。是时凡在熙宁、元丰年间被贬窜之大臣，皆一一召还。东坡亦于是年五月，以朝奉郎知登州。到任才五日，又被召至京，任礼部郎中。半月后，擢为中书舍人。东坡忧患余生，本不欲一跃而居要职，顾屡辞不获。寻于元祐元年二月，迁中书舍人。司马光既入为相，锐意废除新法，凡安石所建立者，一概划除净尽。惟当时亦有人议道，古人有云：“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今何不姑且将新法之害人最深者，稍加损益，又何必完全把它废去呢？”光慨然曰：“先帝之法，其善者虽百世不可变也。若王安石、吕惠卿所建为天下害者，救之当如救焚拯溺，惟恐不及。况以太皇太后而改革儿子的法则，是以母改子，又谁敢议其非是！”于是众议少止。盖司马光深知新法之为害，故决然废之而不疑。前王安石谓深信新法始终可行者，只一曾子宣；认为始终不可行者，只一司马光。今果不出其所料。自光入相后，即罢去免役法，恢复差役法。差役法，即以丁充役之旧法。其实差役法与免役法比较起来，究以免役法为优。差役一法，行之已久，流弊百出，如官府小吏，任意虐待行役者。又如因长时间之服役，人民不得休息，甚且妨害农耕。免役法则计民之贫富，分若干等级，使各输钱代役，就是女户单丁，亦可输纳助役钱，免于力役之苦。在安石新法中，要以此法为最善，迄今奉行不替。当时王安石听得朝廷要废去新法，尚夷然不以为意，及闻并免役法而罢去。始愕然，不觉失声曰：“竟欲将此有百利无一弊之免役法，一并废去吗？”已而又曰：“此法终究是废不掉的。”可是司马光当时一心要想复旧，所以不免将新法的长处，一概抹煞了。东坡看到司马光欲废免役法，因言于光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聚敛于上而下有钱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专力于农，而贪吏猾胥，得缘为奸。此二害轻重，盖略等矣。”又曰：“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三代之法，兵农为一，至秦始分为二，及唐中叶，尽变府兵，为长征卒。自是以来，民不知兵，兵不知农。农出谷帛以养兵，兵出性命以卫农，天下便之。使圣人复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实大类此。公欲骤罢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罢长征而复民兵，盖未易也。”而司马光之意，以为差役仅及上等之户，且可更互以充休息，免役则岁岁出钱，永无休息之时；且下户单丁女户，以及鳏寡孤独，也都要出钱，未免太苛。又每当令民输钱免役之际，民无所得钱，丰岁则贱粜其谷，一遇凶年，便要伐桑枣，杀牛羊，卖田地，非与人民以休养之道。坚执以东坡之言为非是。东坡也坚执其议，遂不相合。当东坡由朝廷返寓休息，卸巾弛带的时候，连呼司马牛司马牛不止，可见其对于司马光之不胜愤恨了。

    吾们看了以上三人的主张，借可窥见其性质之一斑。王安石急于改革，好新喜名。司马光则一味守执泥旧。一盲进，一迂阔，独有苏东坡，不同于二人，待事物之来而徐图应付，一听其自然。盖王好生事，司马主保守，苏则主无事。唉！司马牛，司马牛，忠信有余，才智不足。时台谏大都是司马光一方面的人，皆希合以求进。东坡既以其言而不用，且谗间频入，乃不安于朝，乞求外补，不许。惟其时司马光颇有逐东坡之意，适于是年九月，司马光卒，乃已。吕大防、范纯仁继光之后，次第为相。十一月，东坡以翰林院学士，除侍读。是时河南的程颐，亦为侍读。不料后因意见各异，而洛蜀党争，又发生了。

    所谓洛蜀党争，换言之，就是东坡和程颐因学说的不同，个人的嫌隙，延及朝廷上所生的朋党争执。今在叙述洛蜀党争之前，先将程颐的学说，述其梗概。

    原来吾国学术界，自遭秦火之后，所有古代传下来的典籍，大半焚毁一空，实为学术界一大厄运。汉兴以后，申毛之徒，传授旧经；马郑之辈，训诂古文。于是当世儒生，纷纷费精劳神于章句记诵，言语名物，抱残守缺，孳孶不倦，遂将古圣先贤所讲的义理，置之不问了。但是这琐屑的章句训诂之学，又怎能满足所有学者的欲望？况当东汉之际，佛教已由印度传入。一般素来缺乏信仰，缺乏哲理，并不满于章句训诂之儒生，自不免要尽弃其所学而从之了。加之释教寂灭之说，与老庄虚无之说，又极相似。一方面既可借老庄之言，以说佛理；一方面又可借佛理以阐明老庄之学。于是魏晋以后，清谈之徒，释老之辈，便如雨后春笋，勃然怒发。经唐五代而至于宋，佛教之风弥甚，禅学亦披靡一时。当时号称正宗派的儒生，虽竭力加以排斥。然他们这些平易浅近，日用伦常之老生常谈，又怎能折服当时之人心？即如以唐韩愈之雄于文，大声疾呼，尚不足以振儒风，也可见当时的风尚。宋儒谈性说理，精博深远，颇和佛家妙奥之说相仿佛。虽自命仍服膺孔门遗教，实际已受过佛教的洗礼。其风气开端于周程，成功于朱陆，而肇始于宋仁宗的时候。

    周敦颐，字茂叔，濂溪人，是二程的老师，著有《通书》及《太极图说》。太极图得自五代华山道士陈抟，陈抟授与种放，种放授与穆修，穆修授与周敦颐。此图虽出自道家，而本于《周易》。《易经》与《道德经》，本有相似之点。儒家和道家所以得融合者，实基于此。而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即为儒道两说融合以后的新产儿。

    儒道既经融合了，道和佛最相近，到这个地步，儒家和佛教，自亦有融合联络的可能。果然，周敦颐的高足二程，乃开始取佛理来融合儒家之说了。二程兄颢，号明道；弟颐，号伊川。二人以为天下无论什么理，悉备于儒家。并谓吾人只要将儒家之理，加以扩充，即佛老之精说，亦无不包括在内。缘儒学支配我国人心，最为深切，无论何说，脱离了儒学，便难立足。当时的宋学，当然也不能跳出此范围。然一考其内容，则除了儒家衣钵相传之修身齐家之实际学问外，已纯然偏于佛老的思想了。

    苏东坡承受家学，他的学说思想，与程颐绝不相同。所谓东坡之家学，是杂经而带有法术的。法术之学，虽由老庄无为思想中得来，而并非老庄之学。是将老庄空想的纯理，来实行儒家实际政治观念的。因其来自老庄，故多少带一些老庄思想。可是又因其着眼之点，切实于儒家的政治方面，所以也可以说和儒家相近。惟二者不同之点，就是法家挟其权术，先经世致用，而后修身齐家。故法术之学，既不是老庄的思想，也不是儒家的思想，是纯粹独树一帜的。今将二程和苏氏的学问，两相比较。则苏氏之学问，着力于实际问题；二程的学问，涉想高远。苏氏的学问是本于儒家的思想，而含有老庄思想之变化的。二程的学问，是本于佛老的思想，而又不免含有儒家思想之固定性的。东坡上书神宗，痛论性命理气之说，有云：

    夫性命之说，自子贡不得闻。而今之学者，耻不言性命。读其文，浩然无当而不穷；观其貌，超然无着而不可挹。此岂真能然哉？盖中人之性，安于放而乐于诞耳。陛下亦安用之？

    这种不切实用的理气性命之说，在东坡看来，实在是一种放诞迂阔的论调。又因理学之偏狭，而影响程颐的个性，亦偏狭而小心翼翼。因法家的变通，影响东坡的个性，亦变通而放浪不羁。所以二人除学说主张不同外，即个性亦相冲突的。

    程颐为人峭峻孤狷，不似乃兄之温和可亲。明道为学，泛滥诸家出入释老垂数十年，结果虽仍归宿到孔孟一条路上。然其对于释老，仍不能忘情。程颐则专对四书下功夫，余则屏弃一切。其器量之狭小，可想而知。其学亦如其人，主诚敬，主人当克己复礼，驱邪存诚。周敦颐的学问，本主张对静字下功夫，传到程颐，则又主以敬守静了。这是他和周敦颐主张不同之一点。程颐后罹绍兴年间的党祸，被贬于涪州。当渡江时，适值大风，舟几倾覆不可支，舟中人皆号哭失声。颐独正襟危坐，毫不为动。已而舟行及岸，同舟父老问曰：“当船行危急之际，君独面无怖色，何耶？”程颐曰：“是不难也。心诚主敬而已。”父老曰：“心诚主敬固善，然终不若无心之为尤善也。”此语正中其病根。

    颐既主诚敬，故律身极严，即其待人接物，亦莫不如是。一日，颐尝静坐，弟子游酢侍立不敢去，迨日暮就舍，门外已雪深数尺矣。所以明道尝言，异日师道之尊严，我不及吾弟。若接引后学，随人才而教育，则吾何敢多让焉。

    治平（英宗）、元丰（神宗）年间，程颐门下弟子屡荐其师于上，皆不就。及至元祐元年，被召至崇政殿说书，乃入。因上奏曰：

    习与智长，化与心成。今夫民善教其子弟者，亦必延名德之士，使与之处，以熏陶成性。况陛下春秋方富，虽睿圣得于天资，而辅养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贤士大夫之时多，亲宦官宫妾之时少，则气质变化，自然而成。愿选名儒，入侍劝讲，讲罢留之分直，以备访问。或有小失，随事献规，岁月积久，必能养成圣德。

    观其主张，未始不是。然教人当宽猛共济，以涵养其性情。若一味主张严格，虽常人犹不免厌恶，况人主乎？况年幼之人主乎？而程颐对于这一点，却不注意。其进讲也，气色严厉，丝毫不肯假借，虽小事必争。帝尝凭槛，偶折柳枝。颐即正色曰：“方春时和，万物发生，不当轻有所折，以伤天地之和。”哲宗闻之，即将柳枝掷地，不待终讲而去。其待人接物，丝毫不容苟且，即此一端，已可想见。

    东坡生性阔达，故其讲经，主张说其大礼，不拘小节。且其学根据于法术，故其讲经时，多参插史事，将历代治乱兴衰邪正得失之端，反复开导。帝每有所悟，一时虽恭默不言，然辄为之首肯云。

    东坡与程颐学说的不同既如此，性情的不同又如彼，而二人同立于朝，自不免发生冲突。在东坡视之，程颐为一矫饰不近人情者；在程颐视之，东坡为一放肆无赖之徒。因之同一事情，二人的意见总是相左的。有一次，百官方有庆礼，忽得司马光病殁恶耗。事毕，百官欲往吊，程颐反对曰：“子于是日哭，则不歌。”而东坡颇持异议，曰：“此枉死市叔孙通制此礼也！”二人遂成嫌隙。东坡尝谓哲宗曰：“臣素恶程颐之奸，未尝假以词色。”后为程颐所悉，二人愈不相容，有若水火。其门下亦各以师说，互相标榜，互相攻击。洛蜀党争，由是而起。

    先是，东坡在试馆策问中曾云：“今朝廷欲师仁宗之忠厚，惧百官有司不举其职，而或至于媮；欲法神宗之励精，恐监司守令不识其意，而流入于刻。”于是程颐门人右司谏贾易、左正言、朱光庭等，劾轼策问讪谤之罪。事为东坡门人殿中侍御史吕陶所知，曰：“台谏当询至公，不可假借事权，以报私隙。”右司谏王觌亦言：“轼命辞不过失轻重之体。若悉考同异，深究嫌疑，则两岐遂分，党论滋炽。大学士命词失指，其事尚小。使士大夫有朋党之名，国家之大患也！”后朝廷也明了这个意思，宣论称详览轼文意，是指今日百官有司监司守令言之，非是讥讽祖宗。范纯仁亦言东坡无罪，遂置不问。会帝患疮痛不出，颐诣宰臣吕公著，问上不御殿，知否？且曰：“二圣临朝，上不御殿，太后不当独坐。且人主有疾，而大臣不知，可乎？”明日宰臣以颐言问疾，由是大臣亦多不悦。于是御史中丞胡宗愈、给事中顾临，连章力诋颐不宜在经筵。谏议大夫孔文仲，因奏颐污下憸巧，素无乡行，经筵陈说，僭横忘分，遍谒贵臣，历造台谏，腾口闲乱，以尝恩仇，致市井目为五鬼之魁，请放还田里，以示典刑。乃罢去。东坡亦不欲在纷争之区，多流连，请外补。其与李方叔书云：

    某以虚名过实，士大夫不察，责望逾涯，朽钝不能副其求，复致纷纷。欲自致省静寡过之地，以饯余年，不知果得此愿否？故人见爱以德，不应更虚华粉饰，以重其不幸。承示谕，但有愧汗耳。

    又和王晋卿诗云：

    先生饮东坡，独舞无所属。当时挹明月，对影三人足。醉眠草棘间，虫虺莫予毒。醒来送归雁，一寄千里目。怅焉怀公子，旅食久不玉。欲书加餐字，远托西飞鹄。谓言相濡沫，未足救沟渎。吾生如寄耳，何者为祸福。不如两相忘，昨梦那可逐。上书得自便，归老湖山曲。躬耕二顷田，自种十年木。

    终于四年七月，除龙图阁学士，知杭州。杭州一地，东坡于十六年前，因与王安石意见不合，曾到此做过通判。所以他作的《到杭州任谢表》有“江山故国，所至如归；父老遗民，与身相问”之言了。

    杭州风景绝佳，唐白乐天曾守其地，有诗云。

    余杭形胜世间无，州傍青山县枕湖。绕郭荷花三十里，拂城松树一千株。梦儿亭古传名谢，教妓楼前道姓苏。独有使君年老大，风流不称白髭须。

    东坡居此，啸傲湖山风月者凡三载，与从前白乐天居杭的岁月相仿佛。他有诗云：

    当年衫鬓两青青，强说重临慰别情。衰发只今无可白，故应相对话来生。

    出处依稀似乐天，敢将衰朽较前贤。便从洛社休官去，犹有闲居三十年。

    在郡依前六百日，山中不记几回来。还将天竺一峰去，欲把云根到处栽。

    从前白乐天诗中有“在郡六百日，入山十二回”之句，所以东坡便引用白氏陈句，而有“在郡依前六百日，山中不记几回来”之言了。又当时东坡与人书云：

    景色如此，去将安往，但着衣吃饭处，得住且住也。

    东坡游湖，每以吏牍自随，泛舟渡湖后，先后普安院用饭，然后到灵隐天竺间，尚羊盘桓，最后到冷泉亭，将随身所带的案牍剖决之，落笔有如秋风扫黄叶，于谈笑之间，是非曲直，已经辨明了。既毕，乃和僚吏剧饮，直到暮色苍茫，始乘马归去。其豪情逸兴，有如此者。

    六年三月，复应召赴阙，入为翰林。其弟子由，同时入为尚书右丞。兄弟二人，同时列朝，谗谤之来，自所不免。右司谏杨康国奏曰：

    轼之兄弟，谓其无文字则非也，蹈道则未也，其为乃学为仪、秦者也。其文率务驰骋，好作为纵横捭阖，无安静理。陛下若悦苏轼文字，而用之不疑，是又用一王安石也。轼以文学自负，而刚狠好胜，则与安石无异。

    上不报。贾易亦弹劾之，谓彼前年由黄州移至汝州，题诗竹西寺壁上，有“山寺归来闻好语”之句，此诗颇含听得先帝晏驾消息，表示欣喜之意。御史中丞赵君锡亦以为言。太后闻之大怒，免贾易、赵君锡职，吕大防请并轼两免。东坡闻之惧，乃乞求外补，后以龙图阁学士出知颍州。总计东坡在阙仅及四阅月。其怀别子由诗有序云：

    元祐六年，子自杭州召还，寓居子由东府，数月复出，领汝阴，时予五十六矣。

    又与王定国书亦云：

    平生亲友，言语往还之间，动成坑阱，极纷纷也。……得颍藏拙，余年之幸也，自是刳心钳口矣。此地于我稍切，须是安处。

    又云：

    近日都下又一场纷纷，何时定乎？颍虽少僻，去都下近，亲知多特来相看者，殊倦于应接，思远去而未能也。

    先是元祐更化之后，王安石的一党，一时失势，退居各地，静待时机，作卷土重来之计。及司马光卒，朝臣各分党派，互相猜忌，王、吕之徒，乃乘机大方蜚语。于是内部的攻击，外来的中伤，一时并作，庙堂之上，顿呈混乱状态。东坡目击此状，不欲厕身其间，自寻烦恼，请求远去。因于七年正月，改知扬州。有诗云：

    东都寄食似浮云，襆被真成一宿宾。收得玉堂挥翰手，却为淮月弄舟人。羡君湖上斋摇碧，笑我花时甑有尘。为报年来杀风景，连江梦雨不知春。

    到扬未及一年，于是年九月，复召入为兵部尚书，兼侍读。初，元祐五年一月，程颐丁父忧去朝。七年三月，服阙，复被召赴京。颐上表再三，辞不就。御史董敦逸抚其表中怨望语，闻之于上，因改授管勾崇福宫。自是以后，终其身不复召用矣。及东坡之入阙也，御史董敦逸等，又言东坡为中书舍入时，草吕惠卿制词，指斥先帝，与其弟辙互相表里，紊乱朝政。太后不信，罢董敦逸职。而东坡因之亦不安于位，上书求去。

    乞郡三章字半斜，庙堂传笑眼昏花。上人问我迟留意，待赐头纲八饼茶。

    梦绕吴山却月廊，白梅卢橘觉犹香。会稽且作须臾意，从此归田策最良。

    东南此去几时归，倦鸟孤飞岂有期。断送一生消底物，三年光景六篇诗。

    上不许。寻迁礼部尚书，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既而大势一变。东坡又遭贬窜之祸了。

    过扬雅集

    时在熙宁四年，年三十六岁。《东坡年谱》：“先生年三十六，任监官告院兼判尚书祠部。王荆公欲变科举，上疑焉，使两制三馆议之。先生献三言，荆公之党不悦，命摄开封府推官，有奏罢买灯疏，御史知杂事诬奏先生过失，未尝一言以自辩，乞外任避之，除通判杭州。赴任，过扬州，与刘贡甫、孙巨源、刘莘老相聚数月，用逐人字作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