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江陵之柄政（下）

建议，考察群臣，自陈不职，听候处分。于是此一大风波始告停息。然而公内心之苦痛，盖不问可知矣。万历六年三月，神宗婚礼既成，公乃一再疏请归葬。上初犹不许，后以其情辞迫切，乃勉从其请，惟仍限以三个月内葬毕即上道返京。濒行，上范“帝赍忠良”银印以赐之，令如杨士奇、张孚敬例，得密封言事；并戒次辅吕调阳等有大事毋得专决，驰驿之江陵，听张先生处分。公请广内阁员，诏即令公推荐，公因推礼部尚书马自强、吏部左侍郎申时行入阁。公既归葬毕，以母老不能冒炎暑，请俟清凉上道，卒以朝旨催促，乃于六月回朝复职，计往返正三阅月也。讵于公方还京之际，忽又有户部员外郎王用汲借赵应元托疾乞休事，上疏劾公，略谓：

    御史应元以不会葬得罪辅臣（指江陵），遂为都御史炌（陈炌）所论，坐托疾欺罔削籍，臣窃恨之。……今大臣未有不逢相之恶者，炌特其较著者尔。以臣观之，天下无事不私，无人不私，独陛下一人公耳。陛下又不躬自听断，而委政于众所阿奉之大臣，大臣益得成其私而无所顾忌，小臣益苦行私而无所愬告，是驱天下而使之奔走乎私门矣。陛下何不日取庶政而勤习之，内外章奏躬自省览，先以意可否焉，然后宣付辅臣，俾之商榷。阅习既久，智虑益宏，几微隐伏之间，自无逃于天鉴。夫威福者陛下所当自出，乾纲者陛下所当独揽；寄之于人，不谓之旁落，则谓之倒持。政柄一移，积重难返。此又臣所日夜深虑，不独为应元一事已也。（见《明臣奏议》）

    此疏责公行私无忌，威福自己，与刘台前后如出一辙。上览奏不悦，立谕将用汲切责，并革职为民。公以“其所言有朝廷政体所关，天下治乱所系者”，乃上疏力辩，略谓：

    夫吊丧送殡，人道之常，不但臣无所憾于应元，即应元亦未尝有持秉风裁不为私交之意，但偶不与耳。彼亦何所畏避，而遂以病乞休耶？若其称病之有无虚诈及宪职之果否修举，在炌为堂官，访之必真，臣不知也。前者屡奉明旨，御史托病偷安及差满回道，俱着都察院着实纠劾考察。然掌院之臣竟未闻有执法奉行者。今独炌有此举耳，而遂为人所诬指胁制。则后之居是任者必将以炌为戒，宁背违明旨，而不敢结怨台臣，相与务为共同欺蔽，以致纪纲陵替而不可收拾，岂朝廷所以属任台臣振扬风纪之意耶？……至…谓皇上当独揽乾纲，不宜委政于众所阿附之元辅，此则其微意所在，乃陷臣之机穽也。……明主劳于求贤而逸于得人，故信任贤臣者，正所谓揽权也。岂必若秦始皇之衡石程书，刚愎自用；隋文帝之猜忌任察，谗害忠良，而后谓之有权耶？……夫国之安危在于所任，今但当论辅臣之贤不贤耳。使以臣为不贤耶，则当亟赐罢黜，别求贤者而任之。如以臣为贤也，皇上以一身居于九重之上，视听翼为不能独运，不委之于臣，而谁委耶？先帝临终，亲执臣手，以皇上见托。今日之事，臣不以天下之重自任而谁任耶？羁旅微贱之臣，一旦处百僚之上，据鼎铉之任，若不得明主亲信委用，又何以能肩巨负重而得有所展布耶？况令各衙门章奏，无一不经圣览而后发票。及臣等票拟上进，亦无一不请圣裁而后发行。间有特出宸断，出于臣等智虑所不及者。今谓皇上漫不经意，一切委之于臣，何其敢于厚诬皇上耶？……缘臣赋性愚戆，不能委曲徇人，凡所措画，惟施一概之平。法所当加，亲故不宥；才有可用，疏远不遗。又务综核名实，搜剔隐奸，推毂善良，摧抑浮竞，以是大不便于小人。而倾危躁进之士，游谈失志之徒，又从而鼓煽其间，相与怂恿撺嗾，冒险钓奇，以觊幸于后日，为攫取富贵之计。蓄意积虑，有间辄发，故向者刘台为专擅之论，今者用汲造阿附之言。夫专擅阿附者，人主之所深疑也。日浸月润，铄金销骨，小则使臣冒大嫌而不自安，大则使臣中奇祸而不自保。明主左右既无亲信重臣，孤立于上，然后呼朋引类，借势秉权，恣其所欲为，纷更变乱，不至于倾覆国家不已。此孔子所以恶利口，大舜所以疾谗说也。臣日夜念之，忧心悄悄，故敢不避烦渎，一控兹圣明之前，遂以明告于天下之人，臣是顾命大臣，义当以死报国，虽赴汤蹈火，皆所不避，况于毁誉得丧之间。皇上不用臣则已，必欲用臣，臣必不能枉己以徇人，必不能违道以干誉。台省纪纲必欲振肃，朝廷法令必欲奉行。奸宄之人，必不敢姑息以挠三尺之公；险躁之士，必不敢引进以坏国家之事。如有捏造浮言，欲以荧惑上听紊乱朝政者，必举祖宗之法，请于皇上而明正其罪。此臣之所以报先帝而忠于皇上之职分也。（《乞鉴别忠邪以定国是疏》）

    疏上，奉上谕：“朕践阼之初，方在冲幼，赖卿受遗先帝，尽臣辅佐，以至于今。纪纲振肃，中外又宁，此实宗社之灵所共昭鉴。惟是奸邪小人，不得遂其徇私自便之计，假公伺隙肆为谗谮者，累累有之。览奏忠义奋激，朕心深切感动。今后如再有讹言诪张挠乱国是者，朕必遵祖宗法度，置之重典不宥。卿其勿替初心，始终辅朕，俾臻于盛治，用副虚己倚毗至怀！吏部知道！”观此谕，无论出自上意，抑系秉承母后意旨，似尚能鉴公忠诚而悉心信任之者。乃厥后公殁未久，遗疏在耳，遽信奸珰之谗，入公于罪。出乎反乎，前后判若两人，抑又何耶？用知专制淫威，喜怒不测，诚有难乎其为臣者矣！

    公自迭遭攻击，虽以内省无惭，幸获安于其位，得以尽心竭力，从事于政治主张之实现。加以神宗表面上固犹信任有加，敬礼备至，一切政治设施自可依次实行，无虞掣肘。此自专制时代政治家之立场观之，未始非千载一时之际遇。愿以群僚侧目而视，谤讟萃于一身；一令出则阳奉而阴违，一事举则面谀而腹诽。虽以公之劳怨不辞，形神固已交感疲顿。遂于万历八年三月一再上疏乞休。其第二疏言之尤切，略谓：

    今臣之乞去，亦非敢为决计长往也，但乞数年之间，暂停鞭策，少休足力。倘未即填沟壑，国家或有大事，皇上幸而召臣，朝闻命而夕就道，虽执殳荷戈，效死疆场，亦所弗避。是臣之爱身，亦所以爱国也。（《再乞休致疏》）

    其言可谓竭诚挚之忱而极哀婉之致矣。顾疏上终不报，慈圣太后并谕上曰：“张先生受先帝付托，岂忍言去？俟辅尔至三十，却再审处，让后人，非晚也。”公不获已，乃不复言去。因是积劳致疾，至万历九年九月遂卧病。上频颁敕谕问疾，大出金帛为医药资。公因上数遣中官趣召，乃力疾强起。至翌年（万历十年）二月公疾复作，四阅月不愈。上屡降手谕问安否，赐内府厨馔，并视医药。百官亦斋醮为祈祷。上命阁臣张四维等理阁中细务，大事即公家平章。及疾革，复一再上疏乞赐骸骨，俾生还乡里，上终不允。是年夏六月二十日，此一代伟人乃终于尽瘁而死矣。讣闻，上震悼辍朝。遣司礼太监张诚监护丧事，赐赙甚厚。两宫太后及中宫圴赐金币。赐祭十六坛。赠上柱国，谥文忠，归葬江陵。

    公既薨，张四维遂代为首辅。四维者，公所荐士也，方其初入直，恂恂若属吏，不敢以僚自处。辽东初奏大捷，四维未与功赏，已自不慊于心。及辽东再捷，江陵适归葬父，帝归功于公，使使驰谕，俾定爵赏，公因即条列以闻。时次辅吕调阳已与四维等议定功级，而冒滥颇多。公以赏罚明当，乃足劝惩，乖谬如此，殊为可憾，乃就浮滥者悉追夺之。调阳内不自安，随乞休去，四维因更衔恨于心，亟思报复。及继公为政，又与公所荐引王篆、曾省吾等交恶，因更迁怒于公，欲得而中伤之于身后。适奸珰张诚构公于帝前，四维察帝眷公之意已移，遂亦从而下石。于是公殁后甫年余，而奇祸作矣。据周圣楷所撰公本传，公之身后惨祸，有如左述：

    会公卒，上所幸珰张诚以保（冯保）与公交结专恣奏闻，上心动。其与四维善者泄之四维，遂嗾其门人极论保以尝上，上谪保南京而籍其家。言事者窥望风旨，益务攻公为奇，并及其党。于是夺上柱国太师，再夺谥，削其诸子官。御史羊可立者，追论公罪，因谓公以私构辽庶人宪?狱。庶人妃因讼狱，且曰：“庶人金宝万计，尽入居正府矣。”

    上心艳其事，以可立籍公家，乃命张诚及刑部右侍郎邱橓偕锦衣卫指挥给事往，并勘故构王宪?事。王宪?者，其父王薨，未立，而公之祖父为护卫卒。太妃闻公少警，且与王同岁，召而奇之。赐食，而坐王宪?于其下，且谓：“而不才，当为张生穿鼻。”王宪?以是惭而衔之。会公登第，召其祖虐之至死，而王淫酗，横暴其国，远近皆怨之，弹劾屡上，遂至削国，以幽死。所谓金宝者，仇语也。邱橓等籍其家，惧不中程，乃拘其诸子，备极榜笞。长子敬修自缢死，家人死者累累，而荆、楚之间骚然株及矣。狱成，命削公秩，夺前所赐玺书四代诰命，谪其子编修、嗣修戍。

    又据《明鉴》（卷十）载称：“时潞王婚礼所需珠宝未备，太后以为言。上曰：‘办此不难，年来廷臣无耻，尽献张、冯二家耳。’自此内中张先生称谓，绝以为讳；而籍没之举亦胎于此”。又云：“籍没其家产，其产不及严嵩二十分之一。……上曰：‘张居正诬蔑亲藩，箝制言官，蔽塞朕聪，专权乱政，罔上负恩，谋国不忠，本当斫棺戮尸。念效劳有年，姑免尽法。’”《明史》本传述其籍没时之惨状，谓：“守令先期录人口，锢其门，子女多遁避空室中。比门启，饿死者十余辈。诚（张诚）等尽发其诸子兄弟藏，得黄金万两白金十余万两。其长子礼部主事敬修不胜刑，自诬服寄三十万金于省吾（曾省吾）、篆（王篆）及傅作舟等……”（江陵本传）。而敬修所写血书，至谓：“……其当事噂沓之形与吏卒咆哮之景，皆生平所未经受者，而况体关三木首戴幪巾乎？在敬修固不足惜，独是屈坐先公以二百万银数；不知先公自历官以来，清介之声，传播海内，不惟变产竭资不能完，即粉身碎骨亦难充者。……且虑会审之时，罗织锻炼，皆不可测，人非木石，岂能堪此？今幽囚仓室，风雨萧条，青草鸣蛙，实助予之悲悼耳。故告之天地神明，决一瞑而万世不愧……先公在朝有履满之嫌，去位有忧国之虑，惟思顾命之重，以身殉国，不能先几远害，以至于斯。而其功罪与今日辽藩诬奏事，自有天下后世公论，在敬修不必辩。独其虚坐本家之银与三家之寄，皆非一时可了之案，则何敢欺天罔人以为脱祸求生之计？不得已而托之片楮，啮指以明剖心。此帖送各位当道一目，勿谓敬修为匹夫小节，而甘为沟渎之行也……”（见《全集·附录二》）呜呼，此真可谓极人世之惨变，有非天理人情所能衡度者矣！

    顾吾有不能已于言者，以江陵之忠君爱国，卓著勋劳；以神宗对江陵之信任有加，敬礼备至；而乃于其身殁未几，轻信宵小之谗间，妄借籍没以敛财，徒以一念之贪，竟背君臣之义，凉薄至此，夫复奚言！特自江陵殁后，以神宗之贪黩不君，而又不复有忠诚鲠直之臣如江陵者以匡翼之，继公为政者复鉴于公之以忠直而被奇祸，遂尽反其所为，惟知以阿附取容。于是神宗遂获师心自用，妄作威福，一意孤行，肆无忌惮，而矿税之征求苛扰，尤足以祸国而病民。究其极也，内则民变迭起，已兆闯、献祸乱之机；外则满族崛兴，竟启邦国颠危之渐；于是江陵毕生惨淡经营之中兴事业，虽能暂收转移时势挽回末运之功，而终无补于明室鼎移之局。君子于此，未尝不窃叹神宗之贻祸宗邦，咎由自取，而深惜江陵之相业中绝，继起无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