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江陵之政术（一）——概说

    江陵丁明室由盛转衰之会，承嘉、隆内忧外患之余，其当前之任务，厥在转移时势，奠定邦基；而其惟一之政治主张，则系以儒者之立场，采法家之精粹，毅然以革旧维新为职志，而以综核名实信赏必罚为旨归。至其所以持此主张之理由，当以李氏岳瑞言之为最审。其言曰：

    赵宋以来，儒学愈盛而群治愈衰，道德日昌而国势日弱。一二豪杰之士，不为世运之所转移，而特立独行，放大光明于政法之历史。若宋之王荆文公，若明之江陵张文忠公，其学术治术，大都以儒为表，以名法为里。盖未有专师荀、孟、程、朱之家法，而可达致君泽民之志者也。（见本书第四编《李卫公传》）

    惟其然也，故江陵不惜殚毕生之精力，以求其政治主张之实现；其于嘉靖时所上《陈时政疏》，及隆庆时所上《陈六事疏》，固已略发其凡；及其柄政以后，更复身体力行，始终弗懈。其任劳任怨生死不渝者以此；其甘冒重嫌备遭攻击者亦以此。其生不见谅于愚昧之同侪，死复获咎于昏庸之幼主者，固由于此；而其卓然超出于众，自别于一般之纯臣良相，巍然跻于中国以至世界大政治家之列，而能当之无愧者，更莫不系于此。今试撷取集中发表政治主张之文字，次而录之，以证吾说。

    公有与李太仆渐庵《论治体书》，立言与上述两疏相表里，略云：

    明兴二百余年矣，人乐于因循，事趋于苦窳。又近年以来习尚尤靡，至使是非毁誉，纷纷无所归究，牛骥以并驾而俱疲，工拙以混吹而莫辨，议论蜂兴，实绩罔效，所谓怠则张而相之之时也。况仆以草茅孤介，拥十龄幼主，立于天下臣民之上，国威未振，人有侮心。若不稍加淬励，举祖宗故事，以觉寤迷蒙，针砭沉痼，则庶事日隳，奸宄窥间，后欲振之，不可得矣。故仆自受事以来，一切付之于大公，虚心鉴物，正己肃下。法所宜加，贵近不宥；才有可用，孤远不遗。务在强公室，杜私门，省议论，核名实，以尊主庇民，率作兴事。亦知绳墨不便于曲木，明镜见憎于丑妇；然审时度势，政固宜尔。……而庸众喜于委徇，奸宄惮其精核。……乃知庸众之人，难与论寻常之外。

    此书要点凡三：就其施政之方针言之，则所谓“法所宜加，贵迟不宥；才有可用，孤远不遗。务在强公室，杜私门，省议论，核名实，以尊主庇民，率作兴事”也；就其施政之动机言之，则所谓“人乐于因循，事趋于苦窳，又近年以来习尚尤靡……议论蜂兴，实绩罔效，所谓怠则张而相之之时也”；至就其施政之反应言之，则所谓“庸众喜于委徇，奸宄惮其精核”也。综言之，公之施政，厥惟励行法家综核名实、信赏必罚之原则而已。

    公之持此原则，因非出于偶然，而为势所必至。公之言曰：

    国势强则动罔不吉，国势弱则动罔不害。……是以君子为国，务强其根本，振其纪纲，厚集而拊循之，勿使有衅，脱有不虞，乘其微细，急扑灭之，虽厚费不惜，勿使滋蔓，蔓难图矣。（见《全集·杂著》）

    又曰：

    天下之势最患于成，成则未可以骤反。治之势成，欲变而之乱难；乱之势成，欲变而之治难。夫乱非一日之积也，上失其道，民散于下，贪吏虐政又从而驱迫之；于是不逞之徒乘间而起，堤防一决，虽有智者，无如之何矣。夫吏之被讦也，以虐政毒民，然茹其毒者恒不能讦吏，而讦吏者，皆武断乡曲素不畏官法者也。盗之起也，以迫于饥寒，然饥寒者不能为盗，而为盗者，皆探丸亡命喜乱好斗者也。彼方含毒挟刃以斗一时之衅，而为上者又以乱政驱之；借其怨愤无聊之心，以鼓其好乱不逞之气，焱至火烈，一旦遂欲扑灭之，能乎？故识其几而豫图潜消之，上也；不幸而至于是，在上者有人引咎罪己，拯罢困之民，诛贪贼之吏，使天下之人，系心于上而未睽离，则盗贼之势孤而应之者少。……故势之未成，中材可以保图；势之既成，智者不能措意。（见同上）

    公于当时之乱势，既认为由于贪吏之驱迫，则所以应付此趋势以正本而清源者，厥在不得已而用威，以惩贪而安民。故曰：

    治理之道莫要于安民。……当嘉靖中年，商贾在位，货财上流，百姓嗷嗷，莫必其命。此时景象，曾有异于汉、唐之末世乎？……隆庆间，仕路稍清，民始帖席。而纪纲不振，弊习尚存，虚文日繁，实惠益寡。……仆每思今不必复有纷更，惟仰法我高皇帝怀保小民一念，用以对越上帝，奠安国本耳。故自受事以来，……锄强戮凶，剔奸厘革，有不得已而用威者，惟欲以安民而已。奸人不便于己，猥言时政苛猛，以摇惑众听。……世儒达治者鲜，虽勉遵上令，而实未得于心。（《答福建巡抚耿楚侗言致理安民》）

    彼其用威之理论的根据，则纯粹本诸历史之教训。其言曰：

    三代至秦，浑沌之再辟者也。其创制之法，至今守之以为利，史称其得圣人之威。使始皇有贤子守其法而益振之，积至数十年，继宗世族芟夷已尽，老师宿儒闻见悉去；民之复起者，皆改心易虑以听上之令。即有刘、项百辈何能为哉？高皇帝以神武定天下，其治主于威强，前代繁文苛礼乱政弊习，刬削殆尽。其所芟除夷灭，秦法不严于此矣，又浑沌之再辟者也。虽历年二百有余，累经大故，而海内人心晏然不摇，斯用威之效也。（见《全集·杂著》）

    公之主张用威，其坚决有如此者。至其实施方法，则一面以威之名义寄于君上，俾增强其效力；一面以威之实权集于内阁，俾发挥其作用。其中经过情形已见前章，兹不复赘。特以当时之“庶事日隳，奸宄窥间”，而公乃临之以威，强所勿欲，则反动之发生，自为当然之结果。顾用威一事，实为公施政所必需。政治上之循名责实，固有待于用威；军事上之整军经武，尤非用威莫办；下至肃清反侧，画一阵容，更赖用威以资后盾。盖当专制时代，欲求政令之必行，而臣民又未能如共和国民之养成服从美德，则与其高谈仁义而鲜功，毋宁使之畏威而能收效也。夫用威之举，既在所必行，则反动之生，公自亦在所不计。故公于《上徐文贞论大政书》中曾有如左之自白：

    正自受事以来，昼作夜思，食不甘，寝不寐，以忧公家之事，四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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