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江陵之政术（一）——概说

，四年于兹矣。中所措画，要以尊主威、定国是、振纪纲、剔瑕蠹为务，有力排群议、明犯众忌而不顾者，岂诚不知自爱而故以身为怨府哉？窃伏思之，语曰：“挈瓶之智，守不失器。”主上冲年，举天下之重而委之于孱弱之身。今不务为秉公灭私，援废起堕，而避流俗之非议，以取悦一时，有如异日者主上明习国事，亲揽庶政，或有废缺而不修，凌替而不振者，必将曰：“吾以天下事付若，而今乃至此！”则正虽伏陇亩，填沟壑，有余僇矣。故违众之罪小，负国之罪大；一时之谤轻，异日之谴重也。台谕谓人犹有不相体者，正亦且奈之何哉！惟自殚厥心而已。

    “尊主威，定国是，振纪纲，剔瑕蠹……力排群议、明犯众忌而不顾”，此公所以自矢而昭示于天下后世者。公之毅然而出此，非任意为之也，盖公固深信其具有必然之功效也。然则其功效果何如耶？公曰：

    诸葛孔明云：“法行而后知恩。”今人不达于治理，动以姑息疏纵为德，及罹于辟，然后从而罪之，是罔民也。仆秉政之初，人亦有以为严急少恩者。然今数年之间，吏斤斤奉法循职，庶务修举，贤者得以效其功能，不肖者亦免于罪戾，不蹈刑辟，其所成就者几何？安全者几何？故曰：小仁，大仁之贼也。子产铸刑书，制田里，政尚威猛，而孔子称之曰：“惠人也！”然则圣贤之意，断可识矣。（《答闽抚庞惺庵书》）

    又曰：

    夫富者怨之府，利者祸之胎。而人所以能守其富而众莫之敢攘者，恃有朝廷之法故耳。彼不以法自检，乃怙其富势而放利以敛怨，则人亦将不畏公法而挟怨以逞忿。是人也，在治世则王法之所不宥，在乱世则大盗之所先窥，乌能长有其富乎？今能奉公守法，出其百一之畜，以完积年之逋，使追呼之吏绝迹于门巷，驯良之称见旌于官府。由是秉礼以持其势，循法以守其富，虽有金粟如山，莫之敢窥，终身乘坚策肥，泽流苗裔。其为利也，不亦厚乎！……夫婴儿不剃首则腹痛，不?痤则寖疾；而慈母之于爱子，必剃且?之者，忍于其所小苦，而成其所大快也。仆窃以彼中于执法之吏，当尸而祝之，而又何谤议为哉？（《答应天巡抚胡雅斋言严治为善爱》）

    公之以小仁为大仁之贼，以严治为善爱，即其所认为法治之功效。凡持法家功利之说者，其结论大抵如此；而公所恃以应付当时之乱势者，其绰然而有余裕，固已彰彰明矣。虽然，公以儒者而行法治，固已自殚厥心，不避非议，第其所取立场，惟在援法入儒，绝非欲自弃其原有儒者之传统的地位。故其论学，仍一以尊孔为旨归，不过以法家之精神灌注于原有之儒术，使成为法治化之儒术而已。故其言曰：

    孔子周行不遇，其持论立言，亦各随根器，循循善诱，固未尝专揭一语如近时所谓话头者，概施之也。告鲁哀公，曰“政在节财”；齐景公，曰“君臣父子”；在卫，曰正名；在楚，曰近悦远来。亦未尝独揭一语，不度其势之所宜者而强聒之也。究观其经纶大略，则惟宪章文武，志服东周，以生今反古为戒，以为下不倍为准。老不行其道，犹取鲁史以存周礼，故曰：吾“志在《春秋》”。其志何志也？志在从周而已。《春秋》所载，皆《周官》之典也。“夫孔子殷人也，岂不欲行殷礼哉？《周官》之法，岂尽度越前代而不可易者哉？生周之世，为周之臣，不敢倍也。……今世谈学者，皆言遵孔氏，乃不务孔氏之所以治世立教者，而甘蹈于反古之罪，是尚谓能学孔矣乎？（《答南司成屠平石论为学书》）

    以当世所谓儒者之崇尚“反古”（复古），而公乃引孔子之言，以反古为有罪，是则与法家重法今之旨相符合矣。至其以孔子为例，以明攻儒者之罪，而阴持法家之说，则又吾所谓“援法入儒”，李氏岳瑞所谓“以儒为表，以名法为里”者也。顾公之持此立场，犹不止于对反古之一事，其于王霸之辨，亦复同以一立场出之。其言曰：

    忆昔仆初入政府，欲举行一二事。吴旺湖与人言曰：“吾辈谓张公柄用，当行帝王之道，今观其议论，不过富国强兵而已，殊使人失望！”仆闻而笑曰：“旺湖过誉我矣。吾安能使国富兵强哉？孔子论政，开口便说足食足兵；舜命十二牧，曰食哉惟时；周公立政，其克诘尔戎兵；何尝不欲国之富且强哉？后世学术不明，高谈无实。剽窃仁义，谓之王道；才涉富强，便云霸术。不知王霸之辨，义利之间，在心不在迹。奚必仁义之为王，富强之为霸也。”（《答福建巡抚耿楚侗言王霸之辨》）

    慨自子舆氏创为“以德行仁者王，以力假仁者霸”之说，后之儒者，不明其为矫正当时诸侯攘窃攻取之弊，不得已而有此偏激之言，遂致奉为一成不变之圭臬，务为仁义之迂谈，悉屏富强而不顾。充其弊之所极，坐令庙堂之上，借虚惠以粉饰升平，樽俎之间，务退让而侈夸美德；甚且武功不振，则谓为政尚无为，外患凭陵，则视为潢池小寇；至言及富国足民之术，更复视为末务闻声却走，一若食货之资，可以坐谈而致。我国之民贫国弱，积久而莫或挽回，寝假而变本加厉者，孰非呫哔小儒有以尸其咎哉？江陵揭举孔圣足食足兵之旨，义正词严，足令小儒咋舌，其阐扬圣教之功，良非浅鲜，固非仅援法入儒已也。至其所以任法以力求富强者，则又在适应当时之时势，期以富强防患于未萌，故其言曰：

    财不足则争，信不足则伪。争与伪，大奸之所资也。何以守险？曰人。何以聚人？曰财。财赡而礼义生，即有大奸盗，莫之敢乘。昔者孔子之论政，曰：“足食足兵，而民信之。”非甚不得已，不敢去一。故善为天下虑者，毋使至于不得已也。夫欲先事弭患，息民固土，惟在拊循爱养哉！唯在拊循爱养哉！（《荆门州题名记》）

    此种见解，纯系寓仁义于富强之中，几于融王霸于一炉，故谓为援法入儒也可，即谓为混儒法而一之也，亦无不可。

    公之政治主张，大略具见于此，惟公固一躬行实践之大政治家，而非徒沾沾于空泛政论之宣传。其关于政术之文字，要以右举诸篇较有系统，其他一鳞半爪，散见于集中者，殆多就事立言，未足取资参证。加以谤留身后，史有阙文，所有公生平政绩，已多无从考见。今兹所述，缺漏自所难免。所可得而言者，即公之实际的政治设施容多未经著录，但凡公之坐而言者，固莫不起而行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