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江陵之政术（二）——吏治与用人

焉。……子产曰：“政如农功，日夜以思之，思其始而图其终，行无越思，如农人之有畔。”愿公固审熟虑，集思广益，计定而后发，发必期成。至于力排众议，居中握算，则孤之责也。（《答河道司空吴自湖言任用的人任事》）

    四曰重久任 今日泰西各国于所谓事务官，类皆予以服务之保障，非有违法黩职情事，绝不随意更动，借资熟练，甚且有终身任职之规定者，其于司法官行之尤严。盖以历任既久，则消极方面固可使安于其位，无复五日京兆之心；积极方面更可使忠于所司，俾睹三年有成之效。意美法良，莫逾于此。江陵既注重吏治用人，于久任之利自早经见及。《陈六事疏》谓：“官不久任，事不责成，更调太繁，迁转太骤，……如此则真才实能之士何由得进，而百官有司之职何由得举哉？”所言可谓深中时弊。故公于一切官吏皆重久任，尤于守令为然，其言曰：

    在京各衙门佐贰官，须量其才气之所宜者授之，平居则使之讲究职业，赞佐长官；如长官有缺，即以佐贰代之，不必另索。其属官有谙练故事尽心官守者，九年任满，亦照吏部升授京职，高者即转本衙门堂上官。小九卿堂官品级相同者，不必更相调用。各处巡抚官果于地方相宜久者，或就彼加秩，不必又迁他省。布按二司官，如参议久者，即可升参政，佥事久者，即可升副使，不必互转数易，以滋劳扰。（《陈六事疏》）

    君子之政，任必久而后洽，功必久而后成。汉时守令，便于民者，辄赐玺书褒美，稍增其秩，不数易之，故世之言吏治者称两汉。然余不敢远引异代，即如国初，守令久者至十余年；而何文渊、刘德皆用太守积劳，擢拜九卿，重任而责成，故良吏辈出，治亦近古。（《赠袁太守入觐奏绩序》）

    如右所述，守令既以久任而舆情日洽，百官亦以久任而历练日深，再加以责成必专，信任必笃，如此则人以感激而乐于为用，事以熟练而易于观成。江陵柄政以还，吏治之精明卓绝，夫岂偶然也哉？

    五曰严考察 责专任久，固可使人尽其才，事尽其功；然以中国之大，内而中央，外而各省，庶政既繁，百官尤众，势难使人无不贤，事无不举。于此而欲甄别人之勤惰贤愚，判明事之废兴因革，借为进退黜陟之准绳，而生提高效能之作用，则考察尚已。考明自洪武以来，早有定期考察京内外臣工之成法。据《明史·选举志》载称：

    考满、考察二者相辅而行。考满论一身所历之俸，其目有三：曰称职，曰平常，曰不称职，为上中下三等。考察通天下内外官计之，其目有八：曰贪，曰酷，曰浮躁，曰不及，曰老，曰病，曰罢，曰不谨。考满之法：三年给由曰初考，六年曰再考，九年曰通考，依职掌事例考核升降。诸部寺所属，初止署职，必考满始实授。外官率递考以待核。杂考或一二年，或三年。郡县之繁简或不相当，则互换其官，谓之调繁调简。……考察之法：京官六年，以巳、亥之岁，四品以上，自陈以取上裁，五品以下，分别致仕降调闲住为民者有差，具册奏请，谓之京察。自弘治时，定外官三年一朝觐，以辰、戌、丑、未岁……察典随之，谓之外察。州县以月计上之府；府上下其考，以岁计上之布政司；至三岁，抚按通核其属事状，造册具报，丽以八法而处分，察例有四，与京官同。明初行之，相沿不废，谓之大计，计处者不复叙用，定为永制。（《明史》卷七十一《选举志》三）

    似此规定，以与现代科学性的考成方法相较，虽犹远逊其正确；然果使严格执行，亦未始不足为综核名实之一助。所惜历时既久，类多视同具文，敷衍将事，一暴十寒，张弛靡定，吏治之坏，此其一端矣。江陵初登枢府，即以厉行考察为首务，盖非徒实施其法治之主张，亦以应付当时之局势。结果卒使既坠之朝纲，因之而一振。由斯可知苟能执法以绳，则法纵未尽臻妥善，固犹愈于无法也。自后公遂按期举行京察外察，以为综核名实之依据。至其考察方法，则视定制尤为严厉。公于万历四年七月所上《请择有司以安民生疏》，曾述其所拟之方法如次：

    明春又当外官考察之期……伏望特敕吏部，令其预先虚心访核各有司官贤否，惟以安静宜民者为最，其沿袭旧套虚文矫饰者，虽浮誉素隆，亦列下等。抚按以此核属官之贤否，吏部以此别抚按之品流，朝廷以此观吏部之藻鉴。若抚按官不能悉心甄别，而以旧套了事，则抚按官为不称职矣，吏部宜秉公汰黜之；吏部不能悉心精核，而以旧套了事，则吏部为不称职矣，朝廷宜秉公更置之。庶有司不敢以虚伪蒙上，而实惠旁敷，元元之大幸也……

    此法以逐级考核为体，以负责连坐为用，可谓精密已极。顾公仍恐百僚乐于苟安，难免不尽不实，又实施随事考成以补其不足。关于随事考成之方法，公于《陈六事疏》“重诏令”一节已略加陈述，后于《请稽核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中，又为详细之规画，略如左述：

    请自今伊始，申明旧章，凡六部都察院遇各章奏，或题奉明旨，或覆奉钦依，转行各该衙门，俱先酌量道里远近，事情缓急，立定程期，置立文簿存照，每月终注销，除通行章奏不必查考者，照常开具手本外，其有转行覆勘、提问议处、催督查核等项，另造文册二本，各注紧关略节及原立程限，一本送科注销，一本送内阁查考。该科照册内前件逐一附簿候查，下月陆续完销，通行注簿。每于上下半年缴本，类查簿内事件有无违限未销，如有停阁稽迟，即开列具题。候旨下各衙门诘问，责令对状。次年春夏季终缴本，仍通查上年未完，如有规避重情，指实参奏；秋冬二季亦照此行。又明年仍复挨查，必俟完销乃已。若各该抚按官奏行事理有稽迟延阁者，该部举之；各部院注销文册有容隐欺蔽者，科臣举之；六科缴本具奏有容隐欺蔽者，臣等举之。如此月有考，岁有稽，不惟使声可中实，事可责成；而参验综核之法严，即建言立法者亦将虑其终之罔效，而不敢不慎其始矣。致理之要，无逾于此。

    此种随事考成之法，注重平时效率，以视定期考察之历时久而始见成效者，自属更进一步。顾公犹以为未足，则以奏报倘与事实不符，其易被察觉者无论矣，万一竟为所欺蔽，将恃何术以发其奸而纠其失乎？于此公又采用探访诰诫之法以资补救。公于京内外重要事件，辄设法详为探访，随时听取情报，一旦发觉奏报不实或隐匿不报，轻则予以私函之诰诫，重则施以朝旨之申斥，务使其不敢稍存欺罔。试举《答应天巡抚孙小溪言捕盗》一书以为例证：

    承俯询奏报贼情事，谓别处不报，而独责之江南，似以朝廷为多事烦苛者，是未细绎前旨也。夫奏之与报，事体不同，奏谓奏闻朝廷，报谓申报上司，详前旨云。抚按严督兵备等官整饬武备，时常体访，如有盗贼生发，务要即时从实申报，重大者奏闻，宽限设法缉捕。夫谓如有盗发即时申报，则不问城内外皆当申报上司矣；谓重大者奏闻，则非重大者虽城内亦不必奏闻矣。然盗发虽有远近，贼情虽有大小，抚按皆当一体严督有司设法缉捕者，此旨意也。昨镇江之事，朝廷原未责其不奏，但恶其不报，及报不以实耳。贺氏之贼发于去秋，而今岁三月间抚按始知之，是曾申报否乎？南都已获蔡朋，行该府缉捕夥盗，而该府不认，以为乌有，是曾失事否乎？范良吕、袁漳等家被盗，皆以未尝失财为解，乃其赃固获于浙中也，其所报实乎否也？江南以隐匿盗情为常事，数年之间，一发于扬州，再发于太平，今三发于镇江，至使失主被伤而不敢承，大盗公行而莫之问，则法纪荡然矣，别处曾有是乎？朝廷以四方之耳目为耳目。今地方官扶同欺罔，抚按耳目已尽为所涂；乃朝廷别有所闻，一行诘究，遂以为多事，为烦苛，是欲使欺隐之弊驯至如秦、元之末季而后已也。承问，敢直陈其愚，幸惟鉴原！

    似此厉行严格考察，既以定期考察核其实，又以随事考成责其效，复以探访诰诫戒其欺，三者备而综核名实之功毕矣。公之为此，固非以察察为明，要在整饬纪纲，责求功效，以提高行政之机能而已。但以因循怠玩之臣僚当之，自难免因其督责过严而心怀怨望。而素以宽大自命之所谓儒者，对之尤深感不满。如万历八年刑部侍郎刘一儒上书江陵，即可见若辈心理之一斑。其书云：

    窃闻论治功者贵精明，论治体者尚浑厚。自明公辅政，立省成之典，复久任之规，申考宪之条，严迟限之罚，大小臣工鳃鳃奉职，治功能精明矣。愚所过虑者，政严则苛，法密则扰。今综核既详，弊端剔尽，而督责复急，人情不堪，非所以培元气而养敦厚之体也。昔皋陶以宽简赞帝舜，姬公以敦大告成王，沦洽当代，矩矱后世，愿明公法之。（见《明史纪事本末》江陵柄政节）

    夫公之所尚者事功，所重者效率，公之异于一般儒臣者在此，公之卓然成为大政治家者亦系于此。公既自有其独到之政见，则于此等浑厚之说，宁肯降心相从耶？宜其虽身为怨府而终毅然不顾也。

    六曰明赏罚 既经严格考察以后，对于臣工之功过已有明确之认识，自须继之以公平而严峻之赏罚，始足以完成真正的法治主义之使命。公于此力本法家之严正的精神，一以信赏必罚为原则。其所着重之点凡三：曰公平，曰严峻，曰不重资格而重劳绩。其言曰：

    慎重名器，爱惜爵赏，用人必考其终，授任必求其当。有功于国家，即千金之赏，通侯之印，亦不宜吝；无功国家，虽嚬笑之微，敝裤之贱，亦勿轻予。（《陈六事疏》）

    法所当加，虽贵近不宥；事有所枉，虽疏贱必申（《与李太仆渐庵论治体书》）。

    韩信驱市人而用之，卒以成功，赏罚明信，任当其才也。（《答耿楚侗》）

    人之才具亦不甚相远，唯赏罚明而信任笃，则人皆可使也。（《答福建巡抚耿楚侗》）

    此其主张法贵公平之说也。又曰：

    但导民以行不以言。《孙子》云：“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过也；约束已明，申令已熟，而士不用命，则士之过也，杀之无赦。”故能使妇人女子皆赴汤火冒白刃而不避。今治吏亦然，科条既布，以身先之；有不如令者，姑令之申之，申令已熟，则不问官职崇卑，出身资格，一体惩之，必罪无赦。如是，即欲今之为吏者，皆龚、黄、卓、鲁可也。若徒以言语教诏之，虽口破唇焦，毕竟何益。（《答四川巡抚张澞滨》）

    旧染颓俗，久难骤变。彼顽梗玩肆之人，以为法虽如是，未必行也。今量处数人，以示大信于天下，庶几有所惮而不敢犯乎！（《答顺天张巡抚》）

    古之贤圣，所遇之时不同，而处之之道亦异。易大过栋挠，《象》曰：刚过乎中。当大过之时，为大过之事，未免有刚过之病。然不如是不足以扶倾而安国，栋挠而本末弱矣。……仆以一竖儒，拥十余龄幼主而立于天下臣民之上，威德未建，人有玩心。况自隆庆以来，议论滋多，国是靡定，纪纲倒植，名实混淆。自仆当事，始布大公，彰大信，修明祖宗法度，开众正之路，杜群枉之门，一切以尊主庇民、振举颓废为务，天下始知有君也。而疾之者，乃倡为异说，欲以抑损主威，摇乱朝政，故不得不重处一二人，以定国是，以一人心。盖所谓刚过乎中，处大过之时者也。（《答奉常陆五台论治体用刚》）

    此其主张法贵严峻之说也。又曰：

    不择难易而受任者，人臣之分也；均节劳逸而效功者，劝臣之道也。余窃见今用守令与迁转之法，不重地之难易，事之繁简，一以资格为断。太守治郡有效，满岁称职，才得拜一级为按察使副。即有卓绝异等，殚精毕力，亦不得蓦常格。而优游简僻，纵无他长，亦得积日累岁，擢升是官。如是劳逸无等也，即人心何劝？方今吏治颓靡，民俗疲瘵，意者且将少变今法，以重择守令而后可耶？夫欲重守令，则必显能治剧难有劳苦功多者，以风天下。（《赠袁太守入觐奏绩序又一首》）

    此其主张法宜不重资格而重劳绩之说也。公对于赏罚所持之主张大致如此。其见诸行事者，如万历五年慈圣太后以神宗大婚期近，谕令停刑，而公以“若弃有德而不用，释有罪而不诛，则刑赏失中，惨舒异用”，坚持不可，即其例证也。

    综上六端，盖即公法治精神之所系。亦即公整饬吏治之所归。公之所以能振废起堕，拨乱反正，蔚为一代之大政治家者，非幸也，彼固有以致之也。善夫王氏振先之言曰：

    吾国历史数千年间，其足以称大政治家者，未有不具法治之精神也。……古来崇法治者，于春秋得二人焉，曰齐管仲，曰郑子产；于战国得一人焉，曰秦公孙鞅；于汉季得一人焉，曰蜀诸葛亮；于晋得一人焉，曰前秦王猛；于宋得一人焉，曰王安石；于明得一人焉，曰张居正。之数子者，皆身当危局，排众议，出明断，持之以刚健之精神，纳民于公正之轨物，卒能易弱为强、易贫为富，措一国于泰山之安。果操何道以致此乎？曰惟真知法治故。（见王振先著《中国古代法理学·附录·古来崇法治者之功效》）

    又曰：

    大凡法治之效，在于信赏必罚，综核名实，举一国之朝野上下，无不受成于法之中，故能立儒廉顽，蒸成郅治。江陵有然，即管、商、郑侨、诸葛、二王诸贤，无不本此以善其治也。（见同上）

    明乎此义，则于江陵之政术思过半矣。